抗击新冠疫情，企业科学家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作者：张明扬

 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但终将结束。

很多年之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除了对逝去生命的哀叹，也不乏对人类应对瘟疫策略与模式的检审。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名著《瘟疫与人》中所说：“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

如果说1346年起夺走2500万欧洲人生命的黑死病，开始消解教会作为那个时代欧洲至高权威的威严，那么1883年德国医生科赫在显微镜中首次发现了导致霍乱的弧菌，继而推动了病菌理论的形成，则标志着现代科学成为人类社会对抗流行疾病的主导性力量。

不过，与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半叶科学家更接近单打独斗或小规模作战不同，进入二战之后，政府、基金会、大型企业、学术期刊开始携手为科学家的快速应对搭建舞台，团体协作的力量使人类总体的预期寿命不断得到延长。

2019年以来暴发的新冠疫情，检验了上述抗疫团体的协作程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经历早期的溃败之后，各方迅速集结力量，共筑新的长城。而其中，大型科技企业的表现最为耀眼，他们和学术出版商一起，快速形成应对病毒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应对突发危机中涌现的顶尖科学家群体里，他们普遍呈现出同一特征：成功融合了学术与商业的双重灵敏度。也许，我们用“企业科学家”来称呼他们，更符合实际情况。

01

一飞冲天的疫苗研发独角兽

2020年1月，德国人乌古尔·萨欣（Ugur Sahin）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第一次读到了新冠病毒的医学论文。

这位生物技术独角兽企业拜恩泰科（BioNTech）的创始人和CEO迅速意识到，新冠可能发展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而原本用于抗癌药物的公司核心技术mRNA疗法也可以用于研发新冠疫苗。

一场疫苗研发的传奇由此开启。萨欣博士在BioNTech迅速启动了“光速计划”，调派近500名员工着力研究新冠病毒疫苗；2月底，BioNTech已经确定了20个候选疫苗，并决定对其中4个进行临床前试验。

最终，BioNTech仅用了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攻克了新冠疫苗。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年内完成一个疫苗的研发。从此，“光速”成为新冠疫苗研发的代名词。

2020年12月，BioNTech新冠疫苗相继在英国和美国(FDA)通过了紧急授权许可。2021年8月，在紧急授权使用的基础上， FDA正式授予BioNTech疫苗的全面批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获得全面批准的新冠疫苗。

BioNTech的成功不仅是生物科技领域创新的成功，也是全球化供应链竞争的成功。2020年3月，BioNTech与美国医药巨头辉瑞和中国医药巨头复星医药达成全方位合作，从而得以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将安全的疫苗研发出来并带向全球市场，再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来扩大疫苗的产能，有效满足全球疫情防控的需要。

这也是BioNTech最终可以在mRNA新冠疫苗全球竞赛中胜出的关键原因之一，2021年，BioNTech新冠疫苗的产量超过30亿剂，远胜莫德纳（Moderna）的8亿剂。

从1961年人类首次发现mRNA，到2021年开始大规模制造mRNA疫苗，人类逐步完善了mRNA疫苗的理论与实验，并形成了复杂的专利网。

▲（左：Türeci教授  右：Sahin教授）

BioNTech疫苗传奇的最初缘起，是《柳叶刀》于2020年1月25日在其官网刊发的“冠状病毒”专题中的几篇文章，包括两篇最新研究论文、两篇评论及一篇述评文章，是中国医学专家们提供的对新冠病毒初步但珍贵的研究成果。借助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展示的最新研究成果，BioNTech敏锐的铺捉到并成功将mRNA技术用于新冠疫苗研发，大幅度缩短了疫苗研发周期以大规模投入生产，并解决运输储存问题以保证运输途中疫苗的有效性。

《柳叶刀》所属公司爱思唯尔大中华区总裁李琳将这定位为“一个信任的故事”：“中国科学家因为对爱思唯尔的信任，才会将文章交予我们；同样的，德国科学家因为信任，才会在看到这篇文章时果断地对所在科研领域作出转型的决定。”

BioNTech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自然是光芒万丈，令本次抗疫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科技感”的标签。事实上，此次新冠疫情可能是大型科技企业在人类抗疫史上第一次扮演如此有分量的角色。相比2003年非典疫情，2020年已经有了完备的科研—商业体系把生物表征、临床研究、药物研究和供应链结合起来。

02

全面出击的互联网巨头

众所周知，BioNTech的mRNA疗法起初是针对癌症治疗，在2020年初迅速转向新冠疫情预防。无独有偶，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腾讯旗下的AI医学团队，也经历了几乎一致的转型路径。

腾讯医学AI团队在2017年研发了“腾讯觅影”产品，主要应用于食管癌早期筛查。当时，公司创始人兼CEO马化腾还在朋友圈更新了一条：“一小步，有希望”。

▲2020年2月21日，由腾讯AI团队研发的“腾讯觅影”CT应急设备驰援武汉 | 图源新华社

2020年疫情爆发后，腾讯2月就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深度合作, 开发出“腾讯觅影新冠肺炎影像识别模型”。这套应急的AI辅助诊断新冠肺炎解决方案，为雷神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等实现了拍片后30分钟内即出具准确影像诊断报告，在两个月内累计为24000多名患者进行了肺部CT诊断。

2021年8月，腾讯觅影的肺炎AI产品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国家审批，成为互联网企业中率先拿到医疗AI三类证的厂商。

当然，新冠大流行两年多时间里，基于较特殊的防控模式，中国互联网公司扮演着比全球同行更为重要和深入的角色。

也因此，中国互联网企业推出了众多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是科学家在企业或产业场景下，快速结合实际需求进行的创新应对。

例如，居家和防控场景催生了很多现实需求：在线医疗、防疫小程序、在线会议、健康码、核算采样点地图、发热门诊地地图，甚至包括微信视频号所推出的从西城男孩到张国荣、崔健的在线音乐直播……

而疫情爆发这两年来，如果要找应用最广泛的防控产品，非健康码莫属。2020年2月9日和2月11日，几乎同时进入研发的腾讯健康码和支付宝健康码，也几乎在深圳和杭州同步首发，此后，健康码在上海、北京、武汉等数百个城市迅速铺开。

腾讯版本的健康码创意，来自于纸质通行证。2月1日，腾讯一位员工在工作群中分享了一张“纸质通行证”照片。这触发了相关研发团队的灵感，纸制通行证在制作、发放和核验过程中存在交叉感染风险，是否可以做一个可以替代纸质通行证的“码”出来，当时还未对这个产品命名，但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健康码开发团队基本上每天都在凌晨3、4点睡觉，第二天7、8点被电话叫醒，甚至要通宵加班，最终实现了2月9日深圳上线。

根据腾讯公布的数据，在一年时间里，腾讯防疫健康码一共亮码超过240亿次，累计访问量超过650亿次；健康码系统共出现了超过100个疫情服务小程序，接入超过10所部委、20+座省级行政单位以及超过400个市县，累计服务全国超过10亿用户。

从腾讯觅影的“即刻转型”，到健康码、腾讯会议、发热门诊地图等疫情防控应用的涌现，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可谓高效发挥了善于回应社会需求的组织特点，成为以技术方式应对疫情的重要力量。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爱思唯尔公布的“中国高被引企业科学家”排行榜前50位中，腾讯和阿里两家公司分别有4位和3位学者登榜，成为中国所有企业中入选榜单最多的两家企业。而主导“腾讯觅影”项目的腾讯第一位17级科学家张正友，也位列其中。

张正友在加入腾讯之前，是微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世界知名的人工智能学者，加入腾讯5年里，他主持的腾讯AI Lab发表论文超过460篇，拥有AI全球专利超过6500个。

03

迎接属于企业科学家的时代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在悠远曲折的历史长河里，人类曾以多种组织形态、技术方式来应对瘟疫。而人类取得质的突破的时期，则发生在科技革命，尤其是医学革命之后。

今天，切除病灶、预防疾病和确保生活正常本身，正在越来越倚赖科学家、政府和企业三方的通力协作。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与科学家的联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企业科学家。

与以往科学家主要供职于大学、科研单位不同，企业科学家主要服务于企业。相对于传统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企业科学家必须更加贴近社会需求，拥有更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服务意识，并依赖团队协作能力和知识转化运用能力，去推动社会创新。

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0 年的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全国研发投入的 76% 以上，并以年增 10% 的速度在增加。可以说，企业已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1期刊发的《全球互联网头部企业科研产出》（点击查看报告）一文中，作者借助 Scopus 文摘库及 SciVal 分析平台和律商联讯（LexisNexis）PatentSight 数据库，对中美两国的全球互联网头部企业（表 1）进行深度分析，探讨过去 6 年（2016—2021 年）中国和美国互联网企业基础科研产出情况对比及趋势，结果发现，尽管美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在论文产出方面占据了明显优势，但从追赶趋势上来看，阿里、腾讯、百度、小米等4家中国企业，已经与美国头部互联网企业看齐。

甚至，从学术合作情况来看，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合作率更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互联网企业紧跟国际和学术潮流发展的局面。基于目前的趋势进行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公司科研实力将超过美国同行。

企业科学家身上承受着多重压力，研发需要兼顾前沿科学、社会价值、国家意志、市场化等多种需求。之所以可以兼顾，其根本原因是企业和科研团队构建了有广度和交叉度的创新知识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觅影与BioNTech的mRNA疗法“转型路径”几乎完全一致，都是起始于癌症治疗，在2020年初转向新冠疫情防控，而后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取得相应的科研及产业化突破。

这种以快制快的科研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长期主动学习的企业创新环境，在此基础上大型科技企业搭建出有广度和交叉度的创新知识框架。

广度与交叉度从何而来？BioNTech的创始人萨欣博士是一个范例。如果萨欣博士没有长期关注前沿的学术期刊，没有长期关注交叉领域的科研信息，他又怎么可能在第一时间“福至心灵”，果断判断出新冠疫苗之于BioNTech，之于人类的巨大意义？毕竟，癌症疫苗和新冠疫苗，本身已经构成了知识的跨界。

根据爱思唯尔对全球Top20高科技企业的调查分析，高科技企业的知识需求面相当广泛，此种知识的广度可能是企业快速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

说到底，企业科学家应当将自身置于更大的历史视野之中：他们不仅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也是全球科研共同体的一部分。科研共同体的形成的基础之一是，全球科研工作者基于爱思唯尔这样的全球性学术信息库，共享着不断更新，有着广度和交叉度的前沿科研信息，应时而动。

客观而言，新冠疫情为大型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证明其创新潜力和社会价值的机会，从一飞冲天的BioNTech，到稳扎稳打的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矩阵，企业科学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在越来越重要。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时，无论是大型科技企业还是供职其中的企业科学家，历史都应该会记住一些他们：他们因快而留名。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