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小说无疑是网络文学诸多类型中的主力之一，同时它也充分体现了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特征。“穿越”作为一种情节设置，自然可以在中外的文学史中寻找得到，但作为一种小说文类，如此密集地出现，则要归功于类型化网络文学的繁荣，2007年甚至有“穿越年”之说。在此意义上，穿越小说确实可算作“网络文学的一大发明”[1]。穿越小说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基本叙事套路，一般从某个现代人因种种变故穿越到与自己原本不相干的另一个时空（或有历史依据或完全“架空”的所在）开始讲起，叙述他/她在异时空的种种带有传奇性的境遇。
如玄幻小说一样，穿越小说又分化出不少子类型。如按读者对象和叙事内容的不同，可大致分为男穿（偏建功立业）与女穿（偏言情）。按穿越者数量的差别，又有单穿与群穿。若按穿越时空的性质，则可分为架空类，即与真实的世界和历史关系不大或完全没关系，如猫腻的《庆余年》、禹岩的《极品家丁》等，以及历史类，即与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发生关联，尽量照顾历史的实际状况。在历史类中，以穿越回中国某个历史时期为主流，根据所穿越朝代和时代的差别，较早产生影响的有“清穿”“明穿”和“宋穿”，近来又遍地开花，从起点中文网上的分类可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了穿越人士，甚至民国时期也不例外，而且穿越或者“重生”（重生回到少年时期或某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到改革开放时代早期的小说也屡见不鲜，其中还不乏精品，如齐橙的《大国重工》与《工业霸主》、瑞根的《官道无疆》等。也有少量的作品让主角穿到了古代外国，如《法老的宠妃》。
如果再加细分，历史类穿越小说还有容纳历史细节多寡的区别，穿越小说的开山之作金子的《梦回大清》就没有太多历史细节可言，它的关注点在言情，而非家国，因此与正史的交集不多。这也是由其所带动的整个“清穿”（同时也是“女性向”）的基本特点之一，叙事多约束在“后宫”宫墙之内，而且，穿越女主倾向于顺应历史而不想/不敢随便做出影响与改动，把自我的张力也限定在宫墙之内。所以，她们往往“比古人还古人”，运用身为现代人的预见能力、个性魅力以及貌似更强大的理性能力，去迎合而非破坏各种古代规则，以职场精神经营各种关系，并完成自己的一步步“升职”。与之相比，男性向穿越小说尽管在“现代优势”上有共通之处，但往往有更多历史细节，有些小说如Cuslaa（哥斯拉）的《宰执天下》则细节惊人，如对宋朝异常复杂的官制就做了很好的复原，男主的行为与这些历史细节有着很好的互动。当然也不能把它当作历史小说来读，因为男主最终要通过掌控历史来改变历史走向，目标是让历史的车轮提前进入“现代”的轨辙中。这就带有“架空”的特点，只不过它又有着某种历史合理性，牢牢建立在那一整套丰富的历史细节之上。曾有研究者将这一类称作“知识考古型”[2]，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将其命名为“穿越型历史小说”。
关于穿越小说，邵燕君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她认为穿越小说（实际上也包括大多数网络小说）是在“启蒙的绝境”这一当下境遇中通过“造梦有理，YY（‘意淫’）无罪”的方式营造了某种带有“另类选择”性质的“异托邦”世界[3]。本文认可这种将网络小说与当下现实并置的解读思路，网络文学确实存在着某种可称之为“虚拟现实主义”的因子[4]，“爽”与“梦”的大量出现确实是对现代青年诸多困境的一种反讽式折射。不过，值得商榷和深入的问题是，“一穿回到启蒙前”，是不是对启蒙与现代的重新想象，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后者的重新想象？本文通过对穿越型历史小说的具体分析，试图探讨它到底呈现了怎样的意义与伦理空间。
穿越型历史小说中最早产生影响力的作品当属阿越的《新宋》，它与《梦回大清》一样，也发表在2004年。《新宋》的主角石越被描述为一名学中国古代史的在校大学生，专业冷门，毕业不过找个教职谋生，“花钱的本事比赚钱的本事多”，典型的“普通青年”。这也与《梦回大清》的主人公蔷薇相似，后者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天天面对无聊的财务报表和分析”，并且手头拮据。这几乎成了一个套路，如月关《锦衣夜行》中的夏浔（穿越后为杨旭）同样是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警校学生，而月关的成名作《回到明朝当王爷》，虽然主角郑少鹏（穿越后的名字）在穿越前为“九世善人”，而且似乎每一世都颇为风光，但实际上都逃不开“失败者”的命运。Cuslaa的《宰执天下》也不例外，主人公贺方（穿越后为韩冈）是一个毕业于二流高校的正在为生计四处奔波的采购员，连一点出差费都要精打细算，活得并不轻松……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实际上这类小说（也包括大多数穿越小说）与现实的连接首先就体现在这样的身份设定上。
如果说网络小说以提供代入式的阅读爽感为首要追求，那么如此设定人物，则说明了它主要是为现实中属于这一类的读者提供寄托幻想与欲望的想象性空间。实际上，随着网络的普及，普通青年还是阅读此类小说的主力。这些普通青年也正是青年群体的主力军，他们或者是在校大、中学生，家庭条件一般，学校水平也并非顶级；或者工薪阶层上班族，面对各种各样——如择偶、购房等——的压力，努力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他们基本上生活得平平淡淡，一切按部就班，没有什么惊喜，却常感无聊、颓丧与失落，没有多少消费能力，和财务自由更是沾不上边。在消费主义日益影响和主导着我们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当下语境中，普通青年逐渐陷入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新穷人”的境地，成为“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5]。在此情况下，他们很难有去想象“另类”世界与生活的激情以及可能，但“贫穷”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刺激了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往往与消费主义的具体形态中产阶级话语与成功话语相挂钩，深入个人欲望与“本我”层面，从而构建一个强大的主体，以弥补现实自我的虚弱与空洞。似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网络文学里所表现的那样如此一致地渴望“强个人”的出现，所谓“强个人”，是指自我成神，而不是等待外在于己的超人与神仙的拯救。这种“强个人”也不是中国网络文学一出现就有的，而是伴随着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和通俗化自觉，才快速涌现的。在世纪之交，尽管网络文学已经开始大量书写那些对现实与现状不满却无可奈何只剩下愤恨和颓丧的青年，但他们在行动力上相当微弱，往往始于调侃，终于伤感，没有给出任何“个人逆袭”的希望。而之后的“强个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网络文学开始大量制造“金手指”，就像游戏中的“开挂”，不仅把你拉入游戏当中，忘却一切现实烦恼，而且给你掌控全局战胜一切的幻觉。既然“不断进步”的启蒙许诺已经被现实的僵化甚至“热寂”状态所击碎，而多数人在现代社会这一“铁的牢笼”中变得越来越普通与平庸，那么只能想方设法制造些刺激与惊喜来自我抚慰了。而这正是大众文化想要扮演的功能，为达到目的，大众文化所采取的策略一般为两种，一是如王晓明在分析方便面广告时所指出的，劝服人们“修改惊喜的标准”，通过大幅度下移人的兴奋点来成倍增加惊喜[6]；二是借助“金手指”这个魔法，把人们拉到虚拟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人。就穿越型历史小说而言，它通过让现代个体进入启蒙前世界的方式，让在现代社会业已均质化和弥散化的现代价值重新占据制高点，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现代个体已经淹没在现代性的大旋涡之中，泯然众人，那么干脆让其彻底与其“脱钩”，去启蒙的“外部”——前现代社会——发光发热，从而体验个体的传奇与惊喜。所以我们看到，这类小说，无论在穿越前是多么失败的个体，一经穿越，就立刻一切尽在掌握。他/她已经不需要额外具备“金手指”，来自现代本身就是“金手指”。这是在启蒙之外想象另一种可能，抑或是不断在向启蒙致意？在以现代为优越的叙事中，是不是仍然承认启蒙依然是个体幸福乃至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以一种重申启蒙的方式来挣脱“启蒙的绝境”所造成的对个体的羁绊，这是对“启蒙的绝境”最好的例证，还是在其中蕴含了个体在面对社会、国家维度时的伦理性突破？对于穿越者而言，现代人身份之所以成为“金手指”，首先不在于他们掌握了多少“后见之明”，并通过强大的预见性发家致富乃至建功立业，不是说这一点不重要，但更首要的是身为现代普通青年对改变个人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自觉。事实上，多数穿越者对所穿越的历史都没有特别明晰的知识，即使是像《新宋》中的石越这个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几乎是被抛入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历史场景中，赤手空拳又身无分文，只能首先挣扎在底层，根本还谈不上立刻使用那些历史知识。而杨凌（《回到明朝当王爷》）、韩冈（《宰执天下》）、沈默（三戒大师《官居一品》）等，也皆出身寒门。把主角穿越后的人生起点都设置得比较低，是穿越型历史小说的通常做法，因此，这类小说往往首先讲述的还是关于个人奋斗的故事。只有如此设置，才能更进一步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挂钩，安放和满足现实读者对个人成功的全部幻想。而穿越者与作者笔下的真正古代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更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非常清楚他们的人生目标，也能相当理性地权衡自身与环境的利弊，且可以永不停歇地为一个个大小目标努力与规划。
在《宰执天下》中，当贺方借韩冈身体复活，他在思索自己这一世的人生该何去何从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坚决不能再如父母那般靠种菜过活，不然只会在底层挣扎，而无法“出头”。这种强烈想要“出头”的想法，也来自“前世”作为一个失败者和平庸者的刺激。“再活一次”，就像是一场“劫后余生”，第一就要对得起自己，就像《一品江山》（三戒大师著）主人公陈恪所说的豪言那样，“过最快意的生活，才对得起这劫后余生！”而如何过这最快意的生活呢，就是痛定思痛，抛弃前世的棱角和“冲动”（这些都被当作了成功与快意的障碍），变得实际起来。对于韩冈而言，为了摆脱平庸，首先想到的是经商，但在北宋这种“君子不言利”的“抑商”氛围下，若如前世那般继续做一个生意人，自然不妥，即使能够发家致富也要被人瞧不起，更关键的是生意人如果不依附于权力，就根本不具备保护自我和财富的抗风险能力。于是在考虑到自己“秀才”身份的情况下，他认为唯一的道路是走仕途，“要让父母脱离劳作之苦，要让自己活得轻松自在，这些都必须自己去拼搏。不过钱财不足为凭，只有权力才是保证。不论从什么角度，韩冈都有理由为自己寻个官身”，唯其如此他才能获得“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权位”。对权力的如此热切，不是本能的冲动，而是源自权势者的压迫，这几乎是穿越型历史小说的共性，被侮辱与被损害往往构成奋斗型叙事的逻辑起点。这类小说总是把“想要什么”（“积极自由”）摆放和隐藏在“免于被剥夺什么”（“消极自由”）之后，从而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防守性，而这种共性也对接了当下社会人们尤其是一般青年人对权势不放心与警惕的心态。对权力不信任，因而对与权力相关的政治也就没有好感。这一点在《宰执天下》就有所反映，比如叙事者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政治这玩意儿就是个污水坑，不论私德有多完美，一旦关联到政治上，都会脏得一塌糊涂”，书中类似的表述还有不少，如“政治上的事本就没有什么人情好讲”。但有意思的是，对权力、政治没有好感，却并不影响主人公要获取权力和政治上的地位。主人公进入权力，原初的想法自然不是去改变权力的属性，让它变得有人情味，或者施展某种“兼济天下”的理想，其核心关切还是权力对自己生命财产的保护以及其他种种好处。这里面自然又包含了对权力的崇拜。对权力既崇拜又反感，看似矛盾，却也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反映，在个人成功日益被消费主义所定义的语境之中，人们很难抵抗权力所带来的诱惑。权力的获得与展示的时刻，早已成为网络小说制造“爽点”的秘诀与套路之一。与这样的诱惑相比，恶感与批判虽然还在，但都可以妥协，甚至可以完全悬置价值判断，与“狼”共舞，才是“强人”本色。到最后实在被权力逼迫得寸步难行，还可以如杨旭（《锦衣夜行》）那样，功成身退去往还未被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遵照后来的美国制度建立新国家。总之，对于穿越强人来说，几乎不存在内在与主体的分裂与挣扎，他们在历史之中游戏，深谙游戏规则，总有办法解决困境。其主要的“法宝”就在于认准自保、实用这两条准则。《宰执天下》正是如此，自我保全与发展，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韩冈为了在官场谋一个出身，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穿越者在本书的比较优势不在于对某个具体历史大势的了解并通过预先靠拢某个将要崛起的势力以使自己能平步青云，书中一再强调“韩冈对历史不甚了了，要不然浑水摸鱼，兴风作浪的机会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给主人公安排的“金手指”主要是其前世在走南闯北中获得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而现代知识主要依附在这样的性格与智慧之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有了这样的性格与智慧，主角才会一路平步青云，从而完成再造历史的壮举。同时，出于自我保全的自觉，韩冈尽管支持与同情王安石变法，却坚决不愿成为变法的急先锋。这是小说有意思的地方，作者的设想是“王安石在前面开路，主角在后面拾麦子”[7]。所以，当他的才干被王安石看中，后者想要吸纳其作为变法主干时，他却不惜用“自污”的方式与变法派保持着距离，“觉得还是做个外围成员比较安全”。讲求实际、精于计算、不尚虚文，不仅给主角带来了在历史中横行的资本，而且其中也包含了穿越类历史小说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诊断，也即在这类小说看来，中国历史缺乏尚实、崇实精神。无论是《宰执天下》《一品江山》，还是《回到明朝当王爷》，无论是看宋还是看明，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它们的重文教、抑商与轻技术革新思想，例如《一品江山》中陈恪穿越到北宋仁宗朝后，虽然称赞这是个“美好的时代”，却依然对这个“君子不言利”的社会诸多抱怨，“他完全可以预见到，未来一家五口饥寒交迫，上演萤囊映雪、凿壁偷光、割粥为食等种种励志故事了。可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而且，在他们的观察下，君子的不言利也不是真的不言利，内心其实很在乎利，但表面上却不说出来，甚至竭力贬低，这就造成了很重的“尚虚”性。所以他们改变历史走向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主张“私”的正当性，以私心看人心。如果说在这场历史穿越的游戏中，以“理性经济人”作为自己的人设的话，那么他们也试图打造一个依照“经济人假定”运转的世界。尽管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在审时度势之下几乎都跑到官场，但本质上是生意人，从生意、利益出发考虑自己与推测他人，是他们思维的主要特征。还是以韩冈为例，当他对政治的不讲人情表示反感的时候，却并没有对同样可能伤害人情的利益表示谴责。相反，书中随处可见如下的言论：“韩冈前生在社会上闯荡多年，见惯了人情世故。人心会变质……而有利益维持的关系却是坚固的。”“舍弃了利益的善行，从来就不可能长久，迟早会停止或是变质。”“一心专注于利益，当然不是件好事。但视利益为粪土，而将道德标准抬得过高，又会有几人能遵守下去？”韩冈之所以明知道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却依然选择站队变法派，正是因为变法的背后显现了一种重实利的态度与精神。这种思维方式还深刻地影响到他“治国平天下”的一系列举措，比如，他一劳永逸地控制“番人”的做法不是用军事镇压，也不是用道德感化，而是借鉴几百年后西方列强治理殖民地的办法，让“番人们”只从事单一的经济生产（种棉花），从而使其彻底丧失独立性。韩冈一力主张的“技术扩散”，也是如此，因为技术一旦扩散，就会在全社会“逐利”的驱动下，得以迅速普及与提升。非如此不能快速发展工商业，从而使宋朝走上“工业扩张与发展的道路”。与这种发展工商业同时并举的，则是大力推进科技发明与科学管理。在这类小说中，种种现代的发明和管理理念，如南丁格尔式疗养院、沙盘、热气球、热武器、放大镜、织布机、有轨马车等，全都在古代社会里争奇斗艳，从而营造出一种相当陌生而惊奇的阅读体验。在穿越者的运筹帷幄下，历史上不曾发生的工业革命都几乎轻轻松松在中国提前几个世纪就实现了。当然，与之相比，穿越者更想用科学精神、实证精神来洗涤那个时代，这与商业精神实为一体两面，都是在崇实上做文章，从而一举改变中国文化中的不良因素。而为了保卫变革的成果，最后都会将焦点集中在变革皇权制度本身上。很明显，这一套历史叙述与在近代中国屈辱史中形成的启蒙史观有着极强的相关性，其主张和实施的变革历史方案所根据的正是启蒙史观针对老中国的诊断与药方。比如崇实利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就曾由陈独秀着重提出以作为新青年应明了与具备的“六义”之一，其目的正是用来纠正传统中国的“虚文”性[8]。某种意义上，穿越者都是被“启蒙”所洗礼过的新青年/现代青年，借“穿越”这个魔法，他们让历史变成了试验田，播种了“启蒙”的种子，并且不会有“播龙种、收跳蚤”的可能。当然，这里的“启蒙”不仅来自五四，也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革命”语境下所出现的“新启蒙”。这业已成为今天的主流思潮，其整体特点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就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而反映在经济领域，这种“自主性”就表现为“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9]。尽管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启蒙”越来越不能带来“自主性”与“主体的自由”，但在小说里，穿越者依然对“启蒙”充满信心，因为舍此之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可代替的“普遍形态”，只好通过“前启蒙”来为“启蒙”创造新条件，重新赋予其活力。在这种启蒙观的观照之下，再加上主人公深谙自保之道，因此一系列改变历史的举措看似激进，实际上却是一种严格遵循规则的游戏。首先，主角穿越的时代往往是中国历史某个即将要发生转型的关键时刻，从而给了穿越者实施改造方案的契机；其次，就像“女穿”小说中女主往往“比古人还古人”一样，穿越型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主角从可以让“历史的原住民”接受的方式入手进行变革，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与《新宋》相比，《宰执天下》在这点上要做得更好，也赢得了更多网友的肯定。例如韩冈在“发明”了凹透镜与凸透镜之后，故意不去继续“发明”望远镜，因为望远镜会使得“天象”丧失神秘感，进而破坏皇权的统治合法性。韩冈对近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引入也是通过将其嫁接到其老师、宋代的著名大儒张载的“气学”理论之上的办法进行的。再次，则是凡事尽量不冲锋在前，留下足够的余地，并且不贪功，将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视为信条。但是不管如何，从网络文学自身的行进而言，穿越型历史小说如此想象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的。如果说玄幻小说主要关心的是个人的修仙得道，那么穿越型历史小说则将个人从内在宇宙向外在宇宙拉动了一些，某种程度上又打开了个人与世界、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不是“舍己为公”式的强调“小我”对“大我”的牺牲，也不能简单视之为“犬儒”，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式的功效主义也不尽相同。个人在这类小说中被处理得比较有伸缩性与灵活性，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构成了“同心圆”的关系，彼此既有边界，又不至于完全断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所以能对接，不来自外部世界的道德召唤，而主要出于某种内在的“不忍之心”，尽管它带有很强的被动性。具体而言，在此类小说中主人公改变历史的冲动来自现实中个体对近代以来那段屈辱史的体验，所以它遵循的是压迫/反抗逻辑与情感体验，尽管压迫是外在的，但对压迫的反抗却实实在在是从内心之中升腾出来的，与外在召唤关系不大。所以我们在《新宋》《宰执天下》《回到明朝当王爷》等小说里都可以看到，主人公在已具备立身之本，可以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时，总是会适时意识到所穿越的朝代正在和将要面临的危机，尤其是其中的异族入侵危机。如韩冈（《宰执天下》）改变历史的自觉发生在他第一次来到大宋首府开封。立足街头，面对“喧闹的街市，欢腾的人群，孩子们天真的笑容，无不在述说着此地的和平幸福”，具有“后见之明”的韩冈突然就无法自制地生发了不忍之心，“只不过，在五六十年后……也许是四五十年后，眼前的太平年景，就会因为两个蠢皇帝和几个奸臣，而在来自北方的铁蹄下，被踩得粉碎。”这里的“两个蠢皇帝”指的就是靖、康二帝。对异族入侵危机如此敏感，无疑是穿越者对近代屈辱史的深层记忆与之相互重合的结果。如果说个人奋斗的动力往往来自被强者欺压后所激发的自尊与自强之心，个人对国家富强的责任也包含了同样的叙述方式，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被动性”的含义。不过，与个人奋斗的刺激/回应的直接性不同，责任感主要还是通过“不忍之心”中介，由己及人，显得更有“惰性”，更需要“忍无可忍”的强刺激。而且这种突破自我的思考与行为自始至终都带有很强的世俗性，不会往“神性”“超我”的层面升华。有论者在评论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时曾指出，该小说“实现了‘大国崛起’与‘个人圆满’的双重‘YY’”[10]，这种看法几乎也适用于所有这一类型的小说。“个人圆满”作为“执拗的低音”始终穿插在穿越叙事的多声部之中。从网络小说20年的发展史来看，穿越型历史小说的出现与风行，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对网络文学个人化叙事的一种多元化尝试。在此类小说未风行之前，我们熟悉的是玄幻小说相对极端的个人化叙事，玄幻小说的主角只相信“个人奋斗”，“坚信只有独自一人，在孤独中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他人或者是威胁的来源，或者是超越的对象，或者只是出人头地的‘踏脚石’”[11]，而穿越型历史小说则通过“不忍之心”在一定程度上撑大了个人的空间。如果说网络文学“表现了网络社会来临后虚拟主体的间性及其精神症候”、而脆弱与孤独则是这一精神症候的具体显形特征的话[12]，那么玄幻小说那种享受孤独以及通过自我封闭抵抗脆弱的个人叙事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逐渐不能让读者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穿越型历史小说将个人整合进历史与家国甚至“启蒙”的叙事适时而生，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实际上，近几年玄幻小说自身也在变化，强调共同体团结友爱与个人责任感的小说不断出现。尽管其中也有融入主流和求生存的考量，但对个人和自我的新看法与新写法，也不容忽视。当然，这里无意夸大穿越型历史小说在个人化叙事上的“突破”意义，实际上它并没有为处在启蒙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另类选择”，它也无意展示处在困境中的现代人在经历时空交错这一极端体验时的人性复杂面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反思与批判。主角从经历穿越起，其性格就是固定的，而对历史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是现成的。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强调历史主体的“介入”、历史的真实性与规律性以及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追求一种史诗性的宏大效果的话，而新历史小说则缩小甚至取消主体对历史的介入，将历史碎片化和偶然化，并着重以民间视角“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13]，那么穿越型历史小说则又重新强调了主体对历史的绝对“介入”以及历史的理性与规律性，但它并不依托某种外在的律令，而坚持听从来自内心的召唤。在一个启蒙逐渐失去其活力的语境下，它却重做启蒙之梦，并将之嫁接到个人的“本我”层面，其本质确实只是一场“YY”之举。在其中，可以看到它对历史的游戏化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历时性与厚重感。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亚文化”，“可以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娱乐，稍稍减轻了现实的单调意味”，同时又“可以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14]，穿越型历史小说通过对个人成功与国家富强的双重想象，无疑具备了这样的娱乐与逃避功能。不过，尽管它没有提供什么超越“启蒙”的另类想象，但那种构建个人与家国天下关联性的方式却值得引起重视。[1]邵燕君.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象空间[J].文艺研究，2012（4）：17.[2]吉云飞.《宰执天下》：“知识考古型”如何介入历史现场[N].载2016年1月7日《文学报》.[3]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8）：17.[4]董丽敏.角色分裂、代际经验与虚拟现实主义[J].文艺争鸣，2017（10）：7.[5][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85.[6]王晓明.真是只有卤蛋可以“欢呼”了么？[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333.html.[7]纵横中文网.《宰执天下》作者Cuslaa专访[OL].http://news.zongheng.com/zhuanti/zztx/.[8]陈仲甫（陈独秀）.敬告青年[J].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9]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3.[10]李强.历史穿越：“大国崛起”与“个人圆满”的双重“YY”[J].南方文坛，2011（5）：50.[11]姜悦,周敏.网络玄幻小说与当下青年“奋斗”伦理的重建[J].青年探索，2017（3）：17.[12]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65.[13]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J].钟山，1998（4）：90.[14][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5.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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