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祺韡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近年来，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希腊化时期哲学的解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自我技术（Techniquede soi）、治理( Gouvernement)，真言（Parrêsia）等晚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均得以思考以及阐释。然后，在这一古代哲学转向之前还存在着解读基督教早期思想这一不可忽视的思想阶段，福柯的思想以此阶段为跳板从19世纪转向公元前的希腊—罗马时期。这一阶段福柯思想的代表作是《活人的治理》（Du gouvernementdes vivants），福柯的哲学主题正是通过这一文本的积淀最终酝酿出了重大的改变，从专心于现代权力转变为思索真与伦理。《活人的治理》因此构成了解读福柯晚期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活人的治理》中，福柯针对基督教早期的洗礼、忏悔以及引导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在这三个主题中尤以他对引导概念的论述最值得我们的关注。

引导原本是古代哲学活动展开的一种基本形式。与现代哲学不同，古代哲学并不是一种纯粹追求思辨以及获取知识的活动。根据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定义，古代哲学作为一种精神实践（Exercice spirituel）它在追求认识世界的同时将关怀主体作为自身最重要的任务。而引导正是一种兼具知识传递以及关怀主体这两个向度的活动。引导表现为在知识以及经验上更为匮乏的学生对于导师的依赖和服从。在引导的过程中，这种依赖慢慢转变，随着后辈不断吸收长者的学识和经验，学生最终可以“出师”，也就是最终能够脱离导师的指导，成为独立的存在。这种古代哲学中以依赖关系为起点，以脱离导师获得自由自立为结果的过程被福柯称为“主体化”（Subjectivation）。引导活动因此体现两大特征。首先，引导不以获取知识作为最终目的。获取知识不仅是为了理解世界，更是为了构建自身，在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不受到来自金钱、荣誉、美色的诱惑，获得知识只是为了达到“不动心”的中间阶段。其次，服从于导师的指导是为了有朝一日脱离指导，掌控自身，成为自身的主宰，既不受到来自心灵内部冲动的奴役，也不畏惧外在强权施加的压力。古代的引导在形式上对于现代人来说不难理解，虽然现代人更加注重获得知识，将引导活动中关注自身的维度逐渐放弃，但是从依赖到自主的发展过程是与古代哲学无二的。

然而，福柯在古代哲学之外的思想资源中解读出了引导的另一种面貌，这一脉络的思想源自基督教早期。基督教早期的教父思想吸收了大量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要素，引导也在其列。在发源于4世纪的修道实践中，引导成为修行生活的核心要素。虽然基督教的引导仍然沿袭古代引导中的师徒关系，然而基督教在形式以及内容上对于服从关系的重新解读为这个古老的实践传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教的引导关系非但不以自我独立为最终目的，还反过来将服从作为最高价值。这种独特的引导概念呈现了在西方传统主体化路径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因此获得福柯的格外关注。本文也将考察基督教引导中对服从的强调，并且分析福柯在解读过程中的特色以及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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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从而服从的基督教引导

为了凸显基督教引导中对服从的特殊理解，福柯将古代哲学作为对比的参照。古代哲学中的引导是一种师生关系，作为传授知识帮助学生成长的代价，学生必须首先服从导师的意志，以便听从他的教诲。福柯认为，这种服从不同于司法和政治意义上的服从。服从导师和服从法律、服从暴力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自由自愿。而前者，引导关系中学生对导师的服从是一种自愿的，有前提条件且可自主中断的行为。学生的服从是以追求自我完善为基本目的的，虽然在引导过程中必须听从老师的指导，让渡出自身的意志，但是他的行为并不是受外在强制力约束而产生的，而是自觉自愿的。服从导师的目的是获取知识，建立自主性，并最终脱离导师。服从关系也可以随时按照学生的意愿终止，一旦无法获得自己向往收获的进步，学生能够拥有脱离服从关系的自由，重新选择和自己更为合适的导师建立新的引导关系。

在福柯看来，建立在有限服从基础之上的古代引导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古代的引导是一种有限并且工具化的实践。学生向导师求助的内容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人生问题，例如如何克服激情，如何节制欲望，如何在面对流放的时候仍然保持心灵的宁静，等等。导师通过哲学的阐释，帮助学生看到问题的更基本方面并化解问题。古代引导因此常常被喻为一台治疗心灵疾病的手术。在解除病患的痛苦之后，导师也就随之退出视野。其次，古代引导基本上是一种教育关系，十分看重导师的能力。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智者，作为导师的一方相对于学生，必须拥有着知识或者经验上的绝对优势，才能够具有导师的资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导师的引导被理解为“授人以渔”的过程。服从于导师的终极目的是有朝一日能够获得圆满，从此脱离对于外界的依赖包括老师的指导，成为自身的主人。

然而，在解读基督教早期的教父思想时，福柯发现基督教早期的引导以及衍生出的服从关系虽然仍然保持着师生关系的基本形式，但是在内容上却与古代哲学呈现了全然不同的面貌：无条件地服从取代了自由自愿的态度；导师教育学生的方式从教学变为设置考验；而最终服从的目的也不再为了使自己独立，服从只是为了强化服从。这种根本的转变构成了引导关系的另一种可能面貌。

首先来看基督教引导的第一个特征，即无条件性。在基督教早期的语境中，一切修行者都必须接受引导，其根据“凡不接受引导者，会如枯叶般坠落”[1]的教诲。引导不是个人处于自身意志的选择，而是一种修行过程中所必须践行的行为。无论是刚刚开启修行的新手，还是修为造诣高深的老者，都必须接受他人的引导。基督教的引导关系不再如古代那样是暂时的，可中断的，而是一种终身维持的状态。而引导所带来的对导师的服从也成为一种持续的关系。福柯列举了格西安（Jean Cassien）在《修道制度》（Institutions Cénobitiques）一书中记录的一则关于终身服从的故事。相传在埃及沙漠中有一位僧侣名叫庇奴夫（Pinufius），他身为长者已经成为修道院中道行最高深的僧侣，但是为了践行终身服从的志愿，他逃离了自己的修道院，隐姓埋名，重新作为初学者进入另一所修道院，经历一切服从的训练。在那里他服从于一位年轻的僧侣的引导，任劳任怨，安于处下，抢着完成他人难以忍受的任务。直到他原先的弟子将他寻获，他的服从之旅才告一段落。在身份被揭露之后，人们纷纷感到惊讶与惭愧，如此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依然能够践行和服从他人的命令。[2]庇奴夫的故事被格西安作为终身服从的典型，提醒僧侣时刻要牢记服从他人。基督教的服从不再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工具，而是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持续状态。

引导的第二个特征是它以考验代替教导。引导不再以教育为目的，导师之为导师，其功能不再是为学生解决具体的困难，而是在于督促学生始终保持在服从他人的状态之下。这种无条件的服从本身被视为一种美德。此外，引导不再需要具备有价值的内容，其目标被还原为检查和确认学生是否保持服从，以及这种服从是否出于真心实意。福柯引述了格西安摘录的另一则逸闻。曾有一位名叫约翰的长者（Jean de Lyco），在他修行的初期遇到一位严格的长者。为了测试约翰的服从是否出于真心，长者命令他浇灌一根插在沙漠中干枯的木棍，直到这根木棍重新发芽。面对荒谬至极的命令，约翰毫不犹豫地执行，日复一日，从不中断。直到长者为他的服从动容，命令他停止浇灌为止。[2]155—157这一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故事说明，基督教的引导在本质上并非以教育为目的，它所要明确的是一种服从一切的态度。服从不再意味着尊崇老师教诲的内容，自我改善。内容不再决定服从，服从成为一种绝对的符号。

引导的第三个特征在于自我巩固，学生不应也不再能够脱离导师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服从成为一种符号，服从再也无法带来真正的知识积累用于自我完善。在不间断的服从中得到强化和巩固唯有服从自身的正当性。

综合基督教引导的三个特征我们发现，虽然基督教从古代继承了引导的概念，但是勾勒出一条与古代的主体化截然不同的路径。古代的引导中，服从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服从导师从而获得知识，其后自我完善最终独立。引导是以帮助学生主体化为目的的。相对应的，福柯解读出的基督教引导却表现为一个逆向主体化的过程。服从导师从个人修行过程中的一种中间手段一跃成为最终的目的。服从他人不再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副产品，而纯粹是为了放弃自身的意志，成为他人支配的对象。服从对于基督教而言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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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解读的重要性以及潜在的问题

福柯在《活人的治理》中对于引导的解读可以被视为一种概念的锤炼，在此期间他为20世纪80年代所展开的对古代哲学关心自身这个晚期思想的重要话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具体来说，《活人的治理》中所刻画的主体化模式成为福柯晚期解读斯多亚哲学中关于自我培育以及自我技术部分的主导线索。古代哲学就是围绕着如何将主体完善成为自由独立的存在而展开的思索。相比之下，福柯对于基督教引导概念的解读则构成了一个古代哲学的对照。基督教在福柯的解读中不仅被理解为一种宗教，而且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古代哲学思想的承续以及发展。从基督教中我们看到一种古代思想的变体。基督教的引导概念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与传统接近，但是在内容上却大相径庭，甚至走向了古代哲学的反面。在古代哲学寻求主体化，自我独立，认识自身的主流路径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逆向的发展趋势。它非但不追求自我完善，还要求主体更为服从于他人，让渡出自身的意志。福柯的分析无疑具备着洞察力。如果说基督教继承了古代哲学对于引导关系的总体形式，那么它在引导内容上则是对引导展开了颠覆性的革新：引导不再通往自由而是要求主体自愿放弃自身的意志，无条件服从他人。无论命令多么的荒诞和无意义都要加以贯彻和执行，无论自身的修为达到什么程度都要将自身置于他人之下。福柯从基督教中阅读出一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服从观念。在这种极端的服从中我们甚至能看到它与尼采描述的盲目与愚昧的畜群道德之间的共同性：盲目地服从和追捧他人的判断，直到主体性彻底的沦丧。

然而笔者认为，福柯在《活人的治理》中对于基督教引导观念的解读本身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总体而言，福柯的解读停留在描述刻画其外在特性的阶段，它将基督教文本中对于服从的描写剥离出整套教义孤立对待，它过分强调服从的“畸形”特征，而没有顾及这些特征在教义整体语境中的深层含义。笔者认为，一旦我们同时参看宗教历史和教义语境，那么基督教引导中的服从关系其实并不至于仅仅展现其极端和偏执的一面，它所描绘的人际关系所具有的合理性也会更多地得以呈现。本文试图通过一定程度上还原基督教服从的原生语境，从而对福柯从文本中提炼出的服从概念加以补充，回应其不合常理之处。

首先，基督教所追求的引导存在三个难以理解的部分：彻底放弃自身的意志，无条件尊崇他人的命令以及从服从到服从的循环。笔者认为，借助对于基督教引导概念语境的合理补充，这三点都能够获得充分的解释。放弃自身意志和修道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基督教引导主要是一种修道实践内部的行为。在基督教早期，在普通的教众之外还存在着少数舍弃世俗生活，专注修行的僧侣。他们为了追求信仰的纯洁会通过诸多极端的手段来刺激和促进自己的修行行为。他们往往离群索居，在埃及沙漠的极端环境下磨炼和考验自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在前文列举过的极端服从背后的原因。僧侣必须放弃意志，那首先是因为放弃本身是修行的一个核心主题，放弃自身的意志和摒弃一切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放弃不是一种受迫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与过去的自我割裂的符号化举动。诚如塞内拉尔（Michel Senellart）所言，割裂旧我，方能产生新我是基督教内部的一个基本认识，放弃自身因此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贬义。放弃自我，切断与世俗的联系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开启修行的第一步。[3]

其次，服从于荒谬的目的是在于考验自己。现代世界以追求意义为导向，因此我们格外无法忍受将毫无意义，甚至损害生命的内容作为指导修行的核心内容，更无法理解僧侣不但不抵抗，甚至将这些命令作为使命，坚决完成的决心。实际上，荒谬的指令在基督教中属于考验模式的一种体现。从《圣经》中亚伯拉罕献子的例子中我们就能够看到，残酷而无意义的命令最终指向的不是有待完成的内容，而是完成一切被赋予的指令的那份坚定。基督教引导中导师担任的角色因此并不是一位指导具体内容的教育者，而是一位考官。导师所给予的考验越是残酷、荒诞，越能够体现学生对于信仰的确信。明白这层考验的僧侣自然对于严酷的指令求之不得。

最后，服从不只是带来负面的内容从而最终导致奴役。服从他人的终极目的在于服从上帝。从表面来看，作为学徒的僧侣在接受引导之后非但不能达到自立还要最终彻底沦为他人意志摆布的布偶。但实际上，基督教引导在最终效果上具有终极追求。服从他人的命令，始终处于他人之下，这些锻炼要求都具有准备性质。服从的终极对象不是服从他人，而是服从上帝。相比于古代引导，基督教引导主张的不是个人的充分自立，而是完全沐浴上帝的恩典，而这一追求的前提就是放弃个人的意志。因此，古代主体化路径所追求自我的不断完善虽然更符合现代审美，但是这并不代表与之相对的基督教修行就是不可理喻的奴役行为。从思想史的发展多样性来看，基督教在主体化模式之外所开拓的引导路径，也是构成西方文化底蕴的重要材料。

福柯在《活人的治理》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基督教对于古代哲学引导概念的发展和延伸。如舍瓦利耶（Philippe Chevallier）所说，福柯解读中的对照性视野让我们看到在传统哲学视野之外的其他思想资源对于哲学概念本身造成的影响。同时，福柯的视野也投向了在古代哲学流派之外的另一个思想中心，基督教的修行团体。正是僧侣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贯彻了古代哲学修行纲领的同时，又结合自身语境对原先的思想加以重塑。福柯由此呈现了古代哲学思想中发展迭代的一个根本机制。此外，福柯对于基督教引导观的解读也极具启发性，引导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也是思索现代主体间性的一种重要资源，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和考验模式应该如何被运用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在福柯的解读策略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需要补充和商榷之处。根本上，福柯对于基督教服从的解读存在一种本质化取向，其解读远离教义以及宗教历史自身的语境，尝试抽象出一种服从关系的根本形态，以便用来与古代的引导建立对照。虽然借助这种解读方法产生的理解忠于文本，但是当概念被从其原生语境中截取出来孤立对待时，其含义自然会失去总体性，并且变得越发“难以理喻”。笔者认为，从服从关系这一概念来看，如果我们将其还原到它原生的历史以及教义语境，这种服从关系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就可能不再是一种强化奴役，面目可憎的负面关系，而是具有成为古代主体化路径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在这种选择中，主体间的合作会成为自我培育恒久的主题。

注释

[1]FOUCAULT, MICHEL, 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Paris, Gallimard,2012, p.262.

[2]CASSIEN, JEAN, Institutions Cénobitiques,livre IV, 30, Paris, Cerf, 2002, p.169.

[3]SENELLART, MICHEL, Le christianisme dans l’optique de la gouvernementalité:

 l’inventionde l’obéissance ?, Une histoireau présent Les historiens etMichel Foucault, Paris, CNRS, 2013, pp.205-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