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景龙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自1990年凭借小说《占有：一个传奇》（Possession: A Romance, 1990）斩获布克文学奖以来，当代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吸引了来自全球范围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试图通过多种视角，诸如历史、绘画艺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英国小说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或性别问题等，结合文学主题抑或批评理论解锁和阐释拜厄特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然而，拜厄特虚构作品中的“传记元小说”书写却未受到国内外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拜厄特笔下的两部长篇小说《占有：一个传奇》与《传记作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 2000）都属于虚构类的、关于传记作家（biographer）探寻传主（biographee）身份的虚构作品，同时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在质疑传记书写过程本身，探讨获得有关传记传主人生经历知识的可能性。因此这两部小说都属于“传记元小说”这一文类。 传记元小说是当代加拿大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钦（LindaHutcheon，1947—）所界定的文类“历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的一个分支[1]5，其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历史元小说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观照下探讨了本体与认识论相关的问题。正如哈钦所说：“我们如何了解过去？我们对于过去知道什么？”[1]115历史元小说这一文类揭示了文本建构历史意义的过程，并突出了“历史与小说同为人为建构的一种理论自我意识。”[1]5如同历史元小说质疑“获得历史知识的可能性”[1]106，传记元小说关注完成传主身份建构的过程。与传统传记小说不同的是，传记元小说并非重新叙述传主人物的生平历史，而是公开讨论传记写作中所依赖的选择与建构过程。因此，传记元小说探讨的是重构与叙述，以及传记中涉及本体、认知论和方法论相关的问题。西方学者昂斯伽·纽宁（Ansgar Nünning，1959—）认为“传记元小说突出美学上以及传记性的自我指涉性、密集的互文指代网络以及多样类型的文类混合”[2]154-155。 拜厄特的小说《占有：一个传奇》和《传记作家的故事》都突出纽宁所指出的这些传记元小说的特点。首先，两部小说都突出美学上的自我指涉性，以此来提醒读者小说作为虚构性文本的本质。例如，《占有：一个传奇》从题目开始便强调其“传奇”（romance）这一文类属性，这样也就突出了文本自身的虚构性及其形式上的结构特征。《传记作家的故事》通过小说主人公菲尼斯·南森自问：“我这是在写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什么目的，写给什么读者?”[3]141以此来质疑传记文本自身。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拜厄特的这两部小说强调主观性、相对性、选择性以及建构性作为传记元小说的突出特征。 其次，两部小说不仅在文本中都包含着大量互文指代性的文本，如一些高经典（highcanon）英国文学作品片段，而且混杂着多种文类。《占有：一个传奇》中混杂的文类包括侦探故事、神话故事、哥特小说、校园小说、书信体小说、史诗、抒情诗、日记、文学传记、维多利亚时期的偶像传记、文艺理论文章以及传奇，等等。《传记作家的故事》也含有几种虚构性的、非虚构性的甚至非言语的文类，如传奇、侦探故事、虚构性传记、戏剧、抒情诗、自传、讲座笔记、索引卡片笔记、报纸文章、素描、图片以及木制画作的复制品。由于其明显的互文及多文类混杂的结构特征，拜厄特的这两部小说不仅如典型的传记元小说那样模糊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而且还突出了传主人物真实生平事迹与记忆性传记文本叙述之间的差异。 在赖娜·斯蒂维卡（Lena Steveker，1980—）看来，“《占有：一个传奇》和《传记作家的故事》这两部传记元小说的书写一方面旨在表达后现代主义对于传记传主身份与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又比建构主义的书写方法更加深刻”[4]25。那么拜厄特的传记元小说书写深刻在哪里呢？除了传记元小说的典型特征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拜厄特的传记元小说书写不仅突出了对传主身份与历史的文本建构，从而强调了传主人物的真实身份和传记书写再现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作家认为理解和认识传主真实身份与历史是可能的，其方法是“直觉解释”，具体的两个有效的方式分别是“诗歌”与“符合伦理前提的想象力”。1对传主身份的文本建构马丁·米德柯（Martin Middeke，1963—）在其专著《生命的书写：当代小说与戏剧中对于浪漫主义作家生平的重写》（Biofictions:The Rewriting of Romantic Liv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Drama, 1999）的绪论中指出：传记的客观性已经被否定，从本质上说对于传主人物认识上的差异是源于不同的视角。过去那种强调历史真实性的决定论已经被充满自我指涉性的、拼贴式的、反时间连续性的阐释所取代。现在盛行的传记文类，即传记元小说的主要特征包括重写、反复中的悖论、歪曲、戏仿以及拼贴等文本建构手段。[5]19米德柯的这段话旨在表明，对于传记元小说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这一文类所使用的叙事与结构技巧，并以此质疑传记的书写过程。换句话说，批评界主要聚焦于传记元小说中对于传主身份及历史的文本建构手段，用传记理论家艾拉·布鲁斯·奈德尔（Ira Bruce Nadel，1943—）的话来说就是“考察已经完成的文本是如何使用文学的手法处理传主的”[6]153。拜厄特的两部小说《占有：一个传奇》和《传记作家的故事》都是关于如何书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元小说。这两部小说都旨在展示生成传主身份与再现传主历史的文本建构过程，并揭示故事的连贯性、因果性、目的性、客观性等绝不是传记固有的特征，而是源自传记作家的文本建构手段。 小说《占有：一个传奇》是围绕当代学者人物探索与书写两位维多利亚诗人艾什与拉默特的真实身份和历史来展开叙述的。小说开始，当代学者众人物普遍认为维多利亚男诗人艾什与女诗人拉默特的生命轨迹是“完全不同的”[7]42，“他们两人之间不会有什么交集”[7]84，然而这些普遍认为的事情后来逐渐被证明是错误的，一切从当代学者人物罗兰在伦敦图书馆发现了艾什写给一位神秘女性的信件开始。紧接着，罗兰在查阅维多利亚知名人物克雷博·罗宾森的日记时读到，1858年艾什与拉默特曾在罗宾森的家中有过一次偶然的碰面，由此罗兰猜测艾什的信件指向的那位神秘女性很可能就是拉默特。但是，罗兰无法找到进一步的历史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猜测。直到小说的第五章，当代女性学者人物毛德在和罗兰一起考察维多利亚女诗人拉默特晚年生活的西尔庄园时，毛德识破了拉默特卧室里隐藏的秘密，并在床头摆放着的几只布娃娃的下面找到了拉默特与艾什的全部往来书信，由此揭开了两位维多利亚诗人之间隐秘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罗兰在伦敦图书馆发现的信件以及毛德在西尔庄园找到的信件都旨在证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关于文本构建的观念，即传记传主的身份以及历史仅仅可以通过遗留下来的文本来了解和认识。正是通过这些孤零零的文本，罗兰和毛德才揭开了一个一直被尘封着的历史爱情故事，从而确立了他们各自研究的历史人物的身份，正如拉尔夫·拉达尔（Ralph Rader，1934—）所解释的，“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纪实性研究都依附于文本，它的形式应被作为其效果的内在原因来分析”[8]38。 小说《传记作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菲尼斯也处于类似的情境。文学专业研究生菲尼斯计划为20世纪初著名的传记作家斯科勒斯·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写一部全新的传记，他试图“了解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弄清楚自己所研究传主的身份”[3]23。然而他逐渐认识到自己要应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严重地缺乏可靠的传记资料，正如传记理论家奈德尔指出：“大多数传记家发现，事实完全不足以写成一部可信的传记。”[6]13菲尼斯能收集到的关于德斯特里斯科勒斯的资料都是“二手的，甚至是三手的”[3]30，全部能供给他做调查研究的仅仅是德斯特里斯科勒斯亲手写过的、留存下来的文本。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菲尼斯就在此前刚刚放弃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放弃了对文本的研究而转向了专注于事实的传记研究。他之所以选择为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做传记，正是希望以此来满足自己“对真实事实的渴望”[3]4。换句话说，菲尼斯刚刚放弃了令他厌恶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就是决心要离开文本而去接触一些真实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但是他能获得的传记性历史资料仅仅是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写下的一些文本，因此历史事实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毫无用处。随着菲尼斯被迫重回文本，小说《传记作家的故事》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文本建构的观念，即只能借助文本以接触与研究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历史事实；而菲尼斯最初计划为德斯特里斯科勒斯重写一部新的传记也在证明存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的文本，这些“处于同一境况中的文本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虚构矩阵中建构着不同的意义——道德的、认知的或美学的”[9]125,127,134。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小说《占有：一个传奇》与《传记作家的故事》同在质疑借助传记的手段来理解和认识历史人物身份的可能性，由此佐证了传记元小说通过文本建构这一美学手段来建构传主身份以及再现传主历史的后现代主义观念。那么除了文本建构的手段以外，拜厄特的传记元小说书写还有什么独到之处呢？2诗歌：直觉解释的一种方式上述分析围绕的是传记元小说通过文本建构传主身份的问题，然而“任何传记书写中，再现传主历史过去的前提是理解”[4]24。为了在特定的传记性情境及文化历史背景中再现传主的历史，传记故事的叙述者，即传记作家，至少要愿意理解和认识传主。伊娜·斯科勃特（Ina Schabert，1940—）在对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的传记元小说《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的分析中强调：“越过认识论上的怀疑、越过解构主义的质疑，即语言作为一张粗制滥造的网，不适合捕捉关于传主历史的事实、越过属于悲观认识论的非连贯性传记模式，一种非理性的、半宗教性的观念重新凸显——人际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认识是可能的。”[10]215斯科勃特同时认为：“传记是有关传主真实事实的知识，因此解释实践应该成为传记书写的核心。”[10]120世纪西方“新传记”的名家、英国的里顿·斯特拉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也早在1909年讲过一句后辈传记作家经常引用的名言：“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传记书写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11]15国内传记理论家杨正润先生在其论文《“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中指出：“解释不仅是20世纪西方传记的一种鲜明特征，而且对某些传记家来说，解释甚至成为传记书写的重要目标。”[12]63杨正润先生认为传记解释主要有四种方法，分别是“历史解释、直觉解释、精神分析解释和综合解释”[12]64。 拜厄特在其杂文集《心灵的激情》（Passions of theMind，1993）中评论道：“尽管我们常常把所言所视看作一种建构，这种做法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考虑事实、真实及其可能性。”[13]17小说《占有：一个传奇》与《传记作家的故事》正是包含着一种探索与认识作为传记传主的另一个个体身份的可能性；这种理解与认识传主身份的可能性直接体现在作家拜厄特所运用的“直觉解释”的方法上。直觉解释是根据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理论，试图通过直觉进入传主的个体世界，探索他行为的动因，破解他生命里的秘密，这样的传记作家主张“直觉比世界上一切资料更能了解一个人”[14]131。推崇直觉解释这一方法的传记作家往往通过体验传主个体的经历，例如重返传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重游传主生命中的重要旅程，阅读传主创作的文学作品，营造一种与传主相关的环境或氛围（例如正视传主的画像或者照片、倾听传主所喜欢的音乐、观赏传主使用过的重要物品等），这些传记作家“就如同某些诗人乞求灵感一样通过这些方法呼唤‘直觉’，挖掘关于传主的‘关键点’，然后再从史料中为他们的直觉寻找证据”[12]66。 在拜厄特的传记元小说书写中，两种具体“直觉解释”的方式凸显了，首先是诗歌阅读，这在探索传主的历史过去、理解传主的身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占有：一个传奇》特别突出地把诗歌阅读确立为传记书写中直觉解释方法的一种有效方式。小说19世纪情节中的人物、维多利亚女诗人拉默特提出创造一种“诗性真实（poetictruth）”[7]373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的心智会脱开历史与事实的羁绊脱颖而出”[7]373。拉默特的这句重要陈述揭示了小说《占有：一个传奇》将诗歌视为探索与认识传记传主真实身份与历史的重要方式。正如斯科勃特认为：“虽然在创作风格上灵活多样，诗歌却普遍适用于确立特定个体诗人的身份特质。”[10]2 小说中罗兰与毛德踏上了一场诗歌文学之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探索两位维多利亚诗人之间的关系与历史真相。首先，罗兰提出通读艾什和拉默特的诗歌，期望其中的某些诗句能够提供关于艾什与拉默特真实身份和历史的更多线索。果然，他们在诗句中发现并找到了两位诗人的“共鸣（echo）”[7]237：拉默特的诗歌中竟然有一句与艾什诗歌中的一句完全相同。其次，根据一些重要诗句，罗兰与毛德断定两位诗人是结伴完成了北约克郡的自然之旅，拉默特就陪伴在艾什的身边，并非之前史学界与文学界所认为的诗人艾什独自一人完成了他的北约克郡之旅。接着，在重走两位诗人的北约克郡自然之旅期间，罗兰阅读了女诗人拉默特最著名的长篇史诗《仙怪梅露西娜》（The Fairy Melusina），他依据其中的一些诗句得出了另一重要结论：拉默特一定是在与艾什同游北约克郡的旅行中创作这首长诗的，“这诗里的场景一定就是在北约克郡，你还会想到哪里去呢？诗中充满了北约克郡当地的词汇……拉默特写到了‘空气犹如夏天的小雄马，玩耍在沼泽里’，这不正是北约克郡当地人的一句习语吗？”[7]264最后，罗兰与毛德来到北约克郡一个名叫“托马森凹岩”的地方，通过再读女诗人拉默特的长诗《仙怪梅露西娜》，他们断定托马森凹岩正是拉默特史诗里描绘女主人公梅露西娜出场时的所在地。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记元小说《占有：一个传奇》将诗歌确立为一种重要的、理解与认识传记传主身份的直觉解释方式，以此拜厄特强调了“诗性真实”的论断。在米德柯看来，“诗性真实是对浪漫主义想象的一种共鸣，因此《占有：一个传奇》突出了一种浪漫主义倾向。”[5]20他认为这种浪漫主义倾向乃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普遍共同点[5]20。但是值得同米德柯商榷的是，《占有：一个传奇》并不能完全归结为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因为拜厄特强调：理解与认识传记传主的个体身份是可能的，这一点已经消解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经常凸显的“不确定性”。除了诗歌作为一种理解与认识传主身份的有效方式之外，拜厄特对于传记书写中的“直觉解释”还有什么其他的贡献呢？3想象力：直觉解释的另一种方式正如奈达尔所认为的，“传记家对事实的安排组织一直是依靠想象力的”[6]157，除了诗歌之外，拜厄特将想象力确立为“直觉解释”的第二种方式以理解与认识传记传主的身份。里顿·斯特拉奇在书写《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1945）时就“贴切地遵从了想象力这种方式，书中大多是斯特拉奇自己对祖父那代人的态度与想象”[15]160。对于小说《占有：一个传奇》中19世纪情节里的人物、维多利亚诗人艾什来说，“想象力本质上是诗性的”[7]255；对于小说中20世纪情节里的人物、罗兰与毛德的竞争对手、同为从事艾什研究的学者、美国教授穆尔特莫·克罗普看来“一种生动的想象力是任何传记书写的前提条件”[7]384。艾什与克罗普的这两句引言都旨在把想象力确立为一种任何传记作家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直觉解释的方式，小说表明想象力是传记作家从事传记研究与书写的基本前提。想象力使得罗兰与毛德将他们自己摆在各自所研究的传主的位置上，罗兰提出：“想象一下艾什与拉默特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这多么有趣。”[7]254毛德也争辩说：“我们应该仔细想象一下成为艾什和拉默特会是什么样的感受。”[7]267 但是，《占有：一个传奇》并没有简单地把任何想象力都确立为获取传记传主身份与历史知识的有效方式。法国哲学家艾玛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提出：“与自我不可避免地相关联的他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他/她总是不在场，因此他/她不能够被理解成本质的存在。然而这个他者与自我相关，‘绝对的他者性’在质疑自我本身的存在，同时又迫使自我进入一种与他者共生而不能抽离出来的关系之中”[16]xii-xiii。列维纳斯进一步认为在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关系中，“自我有想要理解他者的解释欲望，但是这种解释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者的否定，是一种暴力”[16]9。换句话讲，列维纳斯认为这种共生关系存在一定的伦理前提，要求自我对他者负责，“从一开始，他者的存在就要求自我为他/她作为独特的个体而负责”[16]9。 拜厄特也在小说《占有：一个传奇》中提醒读者，利用想象力作为直觉解释来理解与认识传记传主的身份必须要满足一定的伦理前提。小说中从事艾什研究的美国学者克罗普的例子表明，想象力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传记作家对传主独特个体性的尊重程度。可以说，克罗普对艾什的传记书写是依靠其强大的想象力来支撑的，但是他的想象力仅仅是基于对传主微乎其微的研究，克罗普完全没有尊重传主艾什的独特个体性，正如毛德阅读完克罗普撰写的传记后，感慨道：“克罗普肆意地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消减他的研究对象以适应自己为其设定的尺码。”[7]250克罗普把艾什描绘成“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具有其同时代诗人的代表性特征”[7]247。按照列维纳斯的伦理理论，克罗普所做的传记完全是对其传主艾什的一种暴力行为。因此，小说借由故事最终并非克罗普成功地发现并揭开了维多利亚两位诗人的真实身份与历史，以此来谴责克罗普式的传记想象力是违背伦理前提的。艾什与拉默特的真实身份与历史最终是由罗兰和毛德发现并揭开的，他们的想象力与克罗普的截然不同，作者拜厄特描述罗兰和毛德的想象力是“真实的”和“有趣的”[7]267，他们的想象力在本质上是积极的，他们尊重传主的独特个体性和绝对他者性。罗兰和毛德利用这种符合伦理前提的想象力，使得他们自我能够切身体验传主的独特个体性，从而有效地理解与认识了传主的身份。 类似的，小说《传记作家的故事》也强调了符合伦理前提的想象力作为一种有效的直觉解释方式在探索传记传主独特个体性中的重要作用。主人公菲尼斯·南森意识到必须逐步和传主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建立联系并且认同他。菲尼斯把“认同”定义为“并非用眼睛，而是用想象力去看”[3]23，这样小说在暗示想象力可以使传记作家有可能与其传主建立联系，从而有可能理解传主的独特个体性，因此想象力是任何传记书写都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为了认同德斯特里斯科勒斯，菲尼斯觉得“有必要获得一些德斯特里斯科勒斯的意象，即便是暂时的”[3]27，因此他再一次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唤起了一个德斯特里斯科勒斯的意象以弥补自我与传主之间的距离，“我不知道他的臀部是什么形状的，我猜测他很纤瘦；也不知道他穿的裤子是什么面料的，我想象是带斑点的粗花呢”[3]27。菲尼斯甚至凭借想象力唤起了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出生地的意象。但是正如上述引文中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所表现出来的，菲尼斯对德斯特里斯科勒斯的这些意象完全是出自个人视角，他把传主拘囿在传记作家自我的偏见之中。当他走访德斯特里斯科勒斯的出生地时，菲尼斯发现那所房子和自己之前唤出的意象大相径庭。因此，作为传记作家的菲尼斯忽视并且破坏了其传主德斯特里斯科勒斯的独特个体性，他的想象力显然是不符合伦理要求的，他的传记研究与书写以失败而告终。菲尼斯对自己失败的反思尤其发人深省：“我无法亲身找到德斯特里斯科勒斯，我不得不尊重他的不在场”[3]214，菲尼斯最终接受了传主的不在场，也就是最终接受并尊重了传主的独特个体性和绝对他者性，小说也以此返回到伦理前提的起点。 A.S.拜厄特的传记元小说书写首先突出了对于传主身份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建构，揭示了传记书写过程本身及其虚构本质；同时又强调对于传主身份与历史的理解与认识是可能的，作家使用的方法是直觉解释，其中两种具体的方式分别是诗歌阅读和想象力。小说《占有：一个传奇》把诗歌和符合伦理前提的想象力确立为理解与认识传记传主身份的两种有效方式，而小说《传记作家的故事》的主人公菲尼斯·南森凭借着不符合伦理要求的想象力唤起对传主德斯特里—斯科勒斯及其出生地的意象与事实完全不同，因为他忽视并且破坏了传主作为绝对他者的独特个体性。菲尼斯的传记研究与书写以失败而告终，小说也以此摆脱了传记研究与书写的伦理困境。 注释[1]Hutcheon, Linda.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1988.[2]Nünning, Ansgar. “‘How Do We Seize the Past?’ Julian Barnes’ Fictional Metabiography Flaubert’s Parrotas Paradigm Histor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Metafiction”. LWU, 31 (1998): 145—171.[3]Byatt, A.S.The Biographer’s Tale. London:Chatto & Windus, 2000.[4]Steveker, Lena.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the Fiction ofA.S.Byat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5]Middeke, Martin. “Introduction”. Biofictions: The Rewriting of Romantic Lives in ContemporaryFiction and Drama. Eds. Martin Middeke and Werner Huber. Rochester, NY: CamdenHouse. 1999: 1—25.[6]Nadel, Ira Bruce. Biography: Fiction, Fact and Form. London: TheMacmillan Press Ltd., 1984.[7]Byatt, A.S.Possession: A Romance. London: Chatto & Windus,1990.[8]Rader, Ralph. “Literary Form in FactualNarrative: The Example of Boswell’s Johnson”. Essays in Eighteenth Century Biography. Ed. Phili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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