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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 | 以童庆炳先生为中心，读《一个人的四十年》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师赵勇 Author 北师大赵勇

 

专题

特约书评人专栏



作者：赵勇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8年10月27日，《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给我发来这样一条微信：“赵老师，今年受三联书店委托，我负责主编一套‘一个人的四十年’随笔文丛，主要是邀请了海内外名家就40年改革进程中的某一段心路历程撰写随笔，给时代留一份思想档案。这个集子内容比较宽泛，可以怀人，可以述怀。童先生是40年中国文艺学的建设者和推动者，我们很想收录纪念他的文章，字数在8000—10000字。因为三联书店那边要得比较紧，需要今年出版。您写童先生的文章手头不少，可否给我一篇？我知道童先生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多有反省，可否这方面的？已经发表的也可。”

小叶的来信让我感动。大约10年前我与他有了交往后，就觉得他做杂志很用心，把刊物做得风生水起，而他对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也非常敬重。记得2014年5月他来京出差，特意以北师大为主场，请校内校外的一帮学界朋友吃饭。我以为他喊的都是我这个年龄上下的闲杂人等，这样便于酒至酣处，放言无忌。但没想到的是，他把童老师这种级别的人物也请来了。有童老师在场，我们怎敢“能喝八两喝一斤”？所以，那天在饭桌上，童老师成了主讲人。他讲北师大中文系老师的掌故，绘声绘色；众看官听得津津有味，苶呆呆发愣，结果忘了吃喝，省了好多酒水。

一年之后，童老师溘然长逝，我也写起了有关童老师的各种文章。叶祝弟是个有心人，他既要把关于童老师的文章收到他主编的这本书里，又记得我写过童老师的多篇文章。我除了感动，便是欣然从命。我在那些文章中翻阅一番，最终选了篇《乡愁、怀旧与物以情观——童庆炳先生散文写作的一个主题》。但发给小叶后，他马上便说：“赵老师，这篇文章发过了吗？文章本身很好。只是我们收入其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学问大家，无论是王元化还是蒋孔阳，基本是谈学问人生，而且晚年都对自己的学术有一个自觉反思甚至焦虑的心路历程。今天在澳门碰到赵宪章老师，他也提及童先生晚年也有这方面的自觉的思考，您亲历见证了这个思考，好像在编辑他的文集的时候作为后记写进去了，可否收入那篇？”他连我写的那个后记都知道，果然厉害，于是我立刻换成了《在生命的终止处——〈童庆炳文集〉后记》。此后记将近7000字，也算是对童老师的学术人生有所梳理和简单交代。小叶审阅后又说：“赵老师，因为这篇文章将和纪念其他先生的文章放在一起，为了保持风格的一致，可否请您稍微做一些修订，删去一些对出版社致谢的话，增补一些关于童先生晚年的内容。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一切听您安排。”但我一是犯懒，二是觉得增补一些东西也不太好操作，于是就跟小叶说：“就那样如何？因为是后记，加一些致谢的话也是必要的。”小叶照顾我面子，立刻就同意了。这就是我写童老师的文章为什么能收入这本书中的由来。

我从这里谈起，一方面是向学界朋友交代情况，争取坦白从宽，因为全书只有我这个东西是篇“后记”；另一方面也是想指出，小叶能主编出这本大书，既意义非凡，也着实不易。《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分上、下两卷，将近1000页，收录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很多重量级学者。他给我派活儿，我手头又有存货，这件事情做起来便相对容易。但我看到，这本书里有许多学者应该是应小叶之约新写的，还有一些老学者已进入仗朝之年，有的甚至已卧病在床，显然无法执笔写作，这时候小叶便亲赴学者家中，做访谈，聊学问。像高放、樊锦诗、濮之珍、乐黛云等先生的文章，就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完成的。小叶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大多数同辈沦为‘化外之民’时，樊先生、濮先生、乐先生这一代学者依然不断学习，不停追赶时代潮流，靠着顽强的毅力，以及始终保持好奇心和对这块土地的痴迷，坚定走下去，及至晚年，真正达至人生的圆融之境。他们特殊的成长经历铸就了身上浓浓的家国情怀，虽为一介书生不敢忘国，世事洞明却无怨无悔，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命抱有敬意，对他人抱有爱心，恪尽职守，知人善任，提携后进，经历了世事沧桑后，依然保有风骨和通达，始终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如今这样的先生一位位离我们远去，以至于空谷足音，渐渐成为绝响。”[1]983像这样的感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的访谈。因为做访谈不但可以获得珍贵的口述资料，而且可近距离观察这些学者的言谈话语，一笑一颦，触摸其心声心画，感受其纸面温度和纸背心情。而所有这些，有时仅靠读文章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童老师，去年有段时间，我也对文艺理论界的几位资深学者做了做访谈。也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口述史是进入学者学术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另一通道。许多在中规中矩的文章中无法呈现或不打算呈现的东西，却能通过口述史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因此，当我看到小叶做的那几个访谈时，忽然就有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于是，从濮之珍先生的《比翼双飞——我和孔阳》这篇访谈说起，也就有了充分理由。濮先生说：“《德国古典美学》里面讲的都是歌德、黑格尔这些人，都是哲学的东西，不大好懂的。但蒋孔阳有个本领，这样难的东西他能够深入浅出，再难的问题，能够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这一点是蛮厉害的。所以他的这本书就很受欢迎，还得了奖。”[1]339我便想起，蒋先生的这本书是1986年9月我从太原的一家书店购得的。那时我大学刚毕业一年，正思谋着考研走出娘子关，大概这是我读此书的动因之一。而这本书我读起来顺风顺水，显然与蒋先生的深入浅出有关。“黑格尔的一生，虽然比康德多跑了几个地方，多转换过几个职业，但基本上仍然是读书、教书和写书。这差不多是资产阶级学者一般共同的经历，他们离不开书，而离得开的却是生活、实际和斗争。”——这就是蒋先生的表达。[2]206如今我打开这本书，一眼就看到这一处被我用红笔画住了。这是不是意味着30多年前，我就对“读书、教书和写书”的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

一年之后，我随李衍柱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让我惊奇的是，蒋先生的名字总是被他挂在嘴边，而他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便是由蒋先生写的序。许多年之后，李老师在他的《学术人生自述》中说：“在选择治学道路的过程中，我非常赞赏蒋孔阳先生的学术品格……蒋孔阳先生的那种孜孜不倦地在浩瀚的美学、文艺学海洋中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让真理占有我’的精神；他的那种虚怀若谷、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兼收并蓄的治学品格，令我感动。几十年我接触过的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中，最令我服膺的是宗白华和蒋孔阳先生。”[3]11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年李老师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去年夏天我做口述史时，他便是我的访谈对象之一。而这番话由李老师说出，我觉得还是蛮有分量的。

对于蒋孔阳先生，如果说李老师是服膺，那么童老师就应该是敬佩了。童老师与蒋先生的学术友情我略知一二，而后来能了解得更详细一些，还是多亏了朱立元先生的披露。小叶主编的这本书中收有朱先生的《我为什么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那是他对自己学术之路的清理；而恰好去年夏天，我也在上海对朱先生做了一个访谈。访谈中我问道：“您在怀念童老师的文章中特别谈到了童老师与您的导师蒋孔阳先生的交往，您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开始交往的吗”？童老师的说法是：他准备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1989）一书，“当时我并不认识蒋孔阳先生，我把书稿给蒋孔阳先生寄去，希望他能够给我看看，如果可能的话能给我写个序。蒋孔阳先生接到以后非常认真地阅读，然后写了一篇序。这是我的著作当中唯一的一个学者给我写的序，别的学者我都没有请过，就请蒋孔阳先生，当时你并不认识的这样一位厚道长者来写序言。他的序给我那部著作很高的评价，给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让我学习到了许许多多东西，获得了极大的教学和研究动力，至今铭刻于心”。[4]288可见这篇序言给童老师带来了极大的鼓励。朱先生告诉我，可能童老师记忆有误。实际上，蒋先生在1989年之前就去过一趟北京，应邀参加过北师大文艺学专业的一场博士答辩，可能那时童老师就认识了蒋先生，但只是一面之交，还谈不上熟悉。如果没见过面，贸然寄书稿让其写序会显得唐突。

以上问题中，我引用的便是朱先生文中的童老师发言。童老师去世后，我约朱先生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朱先生在文章说，2013年11月，他们主办了“当前中国美学文艺学理论建设暨纪念蒋孔阳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他想邀请童老师参加，又有些矛盾。他觉得童老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让他千里迢迢来复旦开会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他对蒋先生感情这么深，不邀请他又对不起他”。没想到，一打电话，童老师不仅一口应承下来，而且希望在会上做15分钟发言。而这个发言也成为开幕式上的一个高潮，不但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而且使90高龄的师母濮之珍先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使亲临大会的杨玉良校长也连连点头”。[4]288为什么童老师的发言如此出彩？因为他对蒋先生学术人生的概括精准到位。他说：“蒋先生在道德和文章这两个高台上都是站得最高的人。在道德上，我给他四个字的定义：厚道长者。……在文章方面，他的研究主要就是美学和文学理论，我给他四个字的评价：纯正学者。”[4]287-288而为了说明这个“纯正学者”，童老师总结了四点：一、他维护了学术尊严，二、他爱真理胜过一切，三、他是一个沉思型的学者，四、他是一个总结型的学者。童老师说：蒋先生不会跟人家吵吵嚷嚷，不会走后门、拉关系，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著书立说写文章。“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某些学者——不是说所有的，过分浮躁，过分看重关系。我觉得学者要拿自己的文章说话，要拿自己的书、著作来说话，这才是最重要的。而蒋孔阳先生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树立起了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4]289学者可不就是要拿自己的著作文章说话吗？有些人靠歪门邪道，虚头巴脑，虽也能在学术江湖上混得人五人六，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何况学术群众人人火眼金睛，哪个是盏省油的灯？记得我当年读到这里时很受震动，觉得童老师借助于蒋先生，已经把这个道理说透说死，说到了山穷水尽全无路的地步。又想到因蒋先生走得早，我虽无缘亲耳聆听其教诲，但我的两位老师却恰好与他交情不浅，对他的道德文章评价甚高。通过我的老师，我似乎也从蒋先生那里获得了些许学人治学的浩然之气。

小叶的这本书中还收有南帆教授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记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和杨扬教授的《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悼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这两篇文章我也读得仔细。因为童老师与钱先生、徐先生都有交往，尤其是与徐先生，在我这个能喝二两小酒的人看来，那关系简直就是“感情深，一口闷”。钱先生带着杨扬等人读书时，曾披露过一个治学经验：看书写文章之外，口头表达很重要：“只有讲清楚才能写得清楚，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要照本宣科，不要念稿子，一定要脱稿讲。”[1]234我记得童老师对我们也有类似教诲。钱先生还说：“大都市的好处是人多，茫茫人海，谁也不认识谁。他走在上海的街头，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分子。他可以放下思想包袱，带着家人，在南京路上的餐馆，一家一家地吃过去。”[1]237-238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了本雅明，想到了“人群中的人”。也就是说，当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遭到大批判，他也因此变成一个“分子”时，他就是靠隐入“人群”之中，开始自己的精神自救的。而南帆教授讲出来的一个细节，也读得我心里不是滋味。他说：“最近一次拜见徐先生是今年的5月。入室坐定，谈笑甚欢，过了一会儿，徐先生对我说，你的脸很熟悉的，但想不起来是谁，能不能把名字写一下呢？我怔了一下，连忙写出名字。徐先生呵呵一笑：刚刚电话约好了，正想着怎么还没有到，原来就是你了。于是起身，热络地握手，重新入座——这时我终于意识到，坐在面前的是一个百岁长者了。”[1]231-232

这个细节让我想起2010年9月我陪童老师去华东师大参加“‘当下文艺理论热点’学术研讨会暨《文艺理论研究》创刊30年纪念座谈会”的情景。那天坐动车去上海，到达华东师大时已临近午夜，朱国华教授便带我们到校门外的一家饭馆用餐。国华兄好客，一下子给我们要了三大海碗面条。同时他的忽悠功夫也很是了得，在他的不断逗引下，童老师上套了。于是他讲起北师大往事，甚至连我们这里两位老师当年打架谁先动手、前因后果的故事也被他讲述一遍，仿佛是讲文学概论。于是我便想到，国华给我们上三大碗面条其实是有点讲究的，他是想让童老师慢慢吃，从容讲。但那时的童老师已做过胃切除手术，他吃得不多，讲得却委实不少。第二天上午开会，我见到了徐先生和钱先生。而在开幕式开始之前，我见徐先生与童老师相谈甚欢，便赶忙取出新买的相机频频抓拍。午饭时，徐先生和钱先生比肩而坐，众学者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排着队，挨个儿与两位老寿星合影留念。两位老先生则笑呵呵地配合着，充当道具。那时的徐先生还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但没想到的是，三四年之后，他就认不出人了。

去年我去上海做访谈，第一站便是徐先生那里，但那时的他已住医院达一年之久，每日处于昏睡状态。于是第二站到张德林先生家中，我便问起童老师与徐、钱二先生交往的细节。而从上海回来不久，徐先生便仙逝了。童老师如何评价徐先生，我本来不甚了了，但徐先生辞世不久，国华兄就传来一份珍贵的打印稿，那是童老师在徐先生百岁华诞庆祝会上的发言。谈及徐先生的为人时，童老师说：“徐先生为人朴实、诚恳、友善、谦虚、谨慎、大度、包容。他是一位学者，但他是学者中的组织者、活动家，在这组织、活动过程中，徐先生为人的修养、境界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最后他说：“百岁老人的徐中玉，在为人上站住了，在为学上也站住了。他有三个高台:生命，为人，治学。三个高台都那么平稳、那样美好。”[5]我不知道童老师的这个发言是不是像他在蒋先生90诞辰纪念会上那样，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但我能感觉到他对徐先生的深情绵邈，对其为人治学概括时的高屋建瓴和切中肯綮。这正是童老师的厉害之处。国华兄单选童老师这篇作为特稿刊发，可谓独具慧眼，亦可见其主编已当出了风格，当出了水平。作为童老师的学生，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他郑重致谢！

兰云女士的那篇《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元化先生》，也读得我感慨颇多，它让我知道了王元化先生的另一面。兰云说：本来她喜欢李白的浪漫，但先生却让她多读杜甫，因为杜甫的诗作更为深刻。“他带着我一起读‘三吏’‘三别’，还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是杜甫写诸葛亮的那首悼亡诗：‘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司号令，麟台惟显著勋名。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1]329于是我便想到，童老师喜欢杜甫亦胜过李白。他晚年经常举的例子是杜甫的《羌村三首·其三》——“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而童老师与王先生，也有一个非常值得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场著名的博士论文答辩。童老师在世时，我曾劝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把王先生写给他的那封重要回信保管好。然而，估计他还没来得及写，就突然去世了。而据我所知，因几次搬家，王先生的那封信也终于不知所终，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那就别讲了，说点别的吧。在小叶主编的这本书中，虽然我还读了乐黛云的《理想、热情与全民文化诉求：忆中国文化书院》、刘东的《沿着80年代的心力所向》、杨迎平的《与施蛰存先生相遇》、葛红兵的《好老师，是学生的精神故乡——怀念我的导师许志英先生》、吴福辉的《我怎样开始研究海派文学》、郑克鲁的《我与法国诗歌的姻缘》、王宁的《四十周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张法的《哈佛大学：人生偶感与学路变点》、张福贵的《改革开放就是人的解放》等，但一方面，这些文章与我这篇小文的选题有些错位；另一方面，我已用超了给我的篇幅。我就借助张福贵教授的话，发点感慨，草草收尾。张教授的《改革开放就是人的解放》情真意切，气盛言宜，确实是篇好文章。记得当时《探索与争鸣》的公众号推出此文时，我就读过一遍。如今再读，依然读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可以说，通过此文，福贵教授已把50后学者40年的学术追求和精神向往呈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回想起80年代让我们双泪长流。”[1]709作为60后学人，我又何尝不是如此？也就是说，若要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说，在这改革开放的40年中，20世纪80年代依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福贵教授还说：“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不会言说；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不能言说。鲁迅给我们深刻，鲁迅给我们热度。我们需要疾恶如仇的鲁迅荡涤社会的污泥浊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不再需要‘活着’的鲁迅了，或者鲁迅只是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知识修养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趋于完善了。”[1]714

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活着”的鲁迅了吗？非也。我怎么觉得，今天我们更需要鲁迅“活着”？这是怎么回事？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盘点一下，王元化、徐中玉、蒋孔阳、钱谷融这代学者已经作古，童庆炳、王富仁这代学者也在逐渐向我们挥手告别。我在想，当我们这代人也活到七老八十之时，该怎样追忆自己的逝水年华？该如何总结自己的学术之旅？如果那时候已成老叶的小叶再来主编一套《一个人的五十年》或《一个人的六十年》，我们是否能不再像童老师说的那样“总觉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遗憾太多”（第397页）？而不留遗憾有许多前提，但大前提首先应该是，我们不再需要“活着”的鲁迅了。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且我相信，这也是小叶的期待。这样，他再来编这种书，就有了更充足的动力，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注释
[1]叶祝弟.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李衍柱.文学典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朱立元.回忆童庆炳先生.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童庆炳.徐中玉先生的“三个高台”[J].文艺理论研究.2019（6）.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7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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