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美]兰登·温纳著，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应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新技术是演化着的结构中的体制性组分，这个结构塑造了一个新政体，即我们确实日益生活于其中的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一结构仍在缺乏公众详察和辩论的情况下逐渐发展。人们确信技术是中立的、工具式的，以此为掩护，一种崭新的秩序正在得以建立……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沉默是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兰登·温纳，一九七七年时下的“技术热”再次唤醒人们对于技术伦理的关注。不同于以往的是，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3D打印”“生物识别”“可穿戴设备”“基因编辑”等技术似乎使人类此前不可撼动的现实主体地位产生了动摇。人类与技术的边界在被不断破除的同时又被进一步对立起来，技术到底是人类创造的“奴隶”还是某种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异化“主体”？人类在憧憬技术带来光明前景以及一切问题都以技术作为解决手段的同时，亦暗自陷入被技术统治的两难境地。美国政治学家、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以下简称《自主性技术》）一书是对技术社会下这种困顿的思想突围。该书于1977年即已面世，直至2014年才被译作中文出版，这反映了当下国内技术发展热潮对理论反思学术资源的渴求。在新技术快速迭代的现实背景下，对于人类与技术关系的重新审视被再一次急迫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兰登·温纳（以下简称温纳）1944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73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他曾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荷兰莱顿大学等欧美多所大学任教，从1985年开始担任伦斯勒理工大学讲座教授，曾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关于技术政治的领袖学者”。《自主性技术》是他的代表性著作，探讨了现代社会思想中关于“技术失控”的命题；他的主要著作还有《鲸和反应堆：探索高技术时代的界限》（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Technology）和《技术社会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aTechnological Society）。在论文集《鲸和反应堆：探索高技术时代的界限》所收入的颇为知名的《技术物有政治吗？》（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一文中，温纳举过这样一个关于技术政治的著名事例：位于纽约长岛横跨景观大道的桥梁，被故意设计得较为低矮，以至于大巴车无法通过，使得平时利用公交车出行的贫民和黑人被排除在大道之外，而拥有小汽车的白人则能利用景观大道自由消遣、通行，去往海边琼斯沙滩（Jones Beach）休闲度假。看似中立的桥梁建筑，却通过技术配置对社会秩序施加了系统性影响，反映出设计者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政治。[1]22-24温纳借此予以警示，包括人造空间在内的技术物本身存有政治性，它们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常常是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2]109 《自主性技术》一书虽然早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但却更为激进，将技术自身视为了一种政治现象。温纳认为诸多现存技术观念是非常可疑的，他通过引入政治理论来揭示其中的奥秘，旨在重新评价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状况，从而对被低估或不够明确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检讨。温纳汲取了埃吕尔、芒福德、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阿伦特等思想家关于技术与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和思考路径，以一种反复辩论的方式与已有思想和理论进行对话，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技术哲学体系，以获取新的、具有另类阐释力的技术政治思想。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丰富的批判理论资源给温纳提供养分之外，在其写作该书前发生、发展并衰落的民权、反战、环境保护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无疑是促成其思考这一问题最为深切的现实起点和历史语境。不同于同时期控制论中将人与机器类比所形成的人与技术之共生关系[3]114，温纳对人与技术进行了二项式对立区分，以发现、确立技术自身的政治主体性。1人类控制技术还是技术统治人类 “技术”是全书的关键词。在中文语境下，科学技术经常因被简缩成“科技”而使人混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该书最后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讨论表明，火是人类技术的起源；而科学是西方自启蒙以来逐步脱离宗教神学“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产生真理的完美知识形式的哲学”[4]27。“科学是认知方式或知识体系，而技术是实践活动。”[5]54从这种意义上说，技术对于人类的影响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进程，远比科学的影响要久远得多；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如此亲近而缠绕，以至于人类会对其熟视无睹而不曾反思，但技术在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弗朗西斯·培根所开创的“人类可以控制自然”的观念进入历史意识以来，“那种认为人类能够改天换地的想法在工业革命之后不断地、迅速地扩张”[6]2。海德格尔就此区分了前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认为前者包括对于自然的照护，而后者是对自然的重新制作。[7]15现代技术在这一“线性进步”历史扩张过程中变得越加繁复，其含义也变得越来越混杂。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技术议题，温纳将技术区分为三种形式：装置（apparatus）、技法（technique）、组织（organization）。对技术概念范围的如此界定和全书诸多其他部分一样，是深受雅克·埃吕尔《技术社会》的启迪与影响[8]13，只是技术的复杂性使得仅将其区分为装置、技法和组织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技术自身。受刘易斯·芒福德将技术区分为专制的大规模巨机器和小规模手艺技巧论述的影响[9]332-338，温纳还将技术区分为高和低，并对高技术（hightechnology）所造成的集中化感到深深的担忧。他赞同环保主义者们的提法，即对于核能不断增长的使用将导致集权国家，而分散的太阳能才会迎来平等、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1]19-20和芒福德一样，温纳认为选择高技术而不是民主的分散技术，在本质上等于选择了恶而不是善。[5]93虽然技术的工具论、中立论仍然很有市场，但对于高技术已不再成立，能“彻底掌控”技术的想法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技术事实面前已显得捉襟见肘。人们甚至怀疑所谓人类通过发达技术控制自然的阔论实际上只是一些自认为是主宰的被奴役者们的奢谈。[10]5正是通过对高技术的历史性反思，温纳借用埃吕尔提出的“技术的自主性”概念，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和方法论，去论辩关于人类社会与技术关系的种种观点，进而尝试获取一种新的技术批判路径和理论。 “自主性技术”因此而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也是温纳从已有技术思想史脉络中不断进行理论推演并加以批判而生成的一种技术政治理论。自主是与控制相对的概念，技术自主就是人不能控制技术，或者说人丧失了对技术的控制。[11]47埃吕尔认为，技术自身是独立的、自成系统的、不受约束的，甚至连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道德准则对其也无能为力，技术遵从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则。[8]133-134温纳在全书一开始就指出“自主性技术”这一术语涵盖所有关于人类已失去控制技术之意的观念和评论[5]12，并在书中给出了确切的定义：自我生成、自我维持和自我规划的机制之统治。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类通过主观目的来实施统治已不可能。[5]203那么，为何会出现人类无法控制驾驭技术这一危险状况呢？2以技术观念史作为思考路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温纳对技术思想史进行了清晰的论辩与梳理。毫无疑问，人类现代文明与技术演进息息相关，技术自身的动力与人类意志同时构建了不同的技术观念。“技术动力观念”将技术演进看成如同热力学第二定律一般，是宇宙、世界、人类历史进程不可阻挡的必然动力。但“唯意志论者”却并不认同这种单一模式的发展过程，认为技术变革的背后是人类动机和有意识的决策，如同飞机出现之前人类就想要像鸟儿在空中翱翔一般。[12]18“技术进化论者”的观念则又对此形成了反驳，他们继承涂尔干所创立的社会学传统，认为技术像生物进化一样，有其内在的规律，不受人类所控制；人类特定的发明或技术变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甚至与那些伟大的技术发明者也毫无干系。与此相比，“技术决定论者”显得没有那么激进，他们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影响，认为技术导致社会变革，但很容易遭到“多因素论者”和“唯意志论者”的质疑，前者认为技术受复杂社会文化影响，而后者声称技术是经过选择的，受制于社会结构。作为一种修正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漂迁论”想要表达的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和无法限制的技术发展常会带来“非故意的后果”，人类只能置身于这一漂流过程，随波逐流。[5]39-86通过辨明诸多技术观念，温纳想要找寻的是技术自身及背后更为隐蔽、细微的条件、力量、手段和道德伦理。 技术给人类带来困扰之时恰恰是其为人类带来巨变之际。吊诡之处正在于，技术成为问题是因为人类建立了高度的技术文明。“正是那些延伸了人类对世界的控制力的技术，其自身却难以被控制。”[5]24于是，技术到底是“善”还是“恶”？其根源又是什么？为什么西方文明产生了技术激进主义？便成了人们反复追问的问题。温纳在对西方文明中对控制自然的种种观念源起进行梳理之后，又从古希腊、希伯来、中世纪宗教哲学思想中去寻求这些观念的起源。他借鉴了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中的观点，反驳了技术发展内在于西方文明的必然性，认为古希腊和中世纪是反技术的，也不同意基督教的世俗化导致了开发物质世界的欲望；技术影响是晚近时期才发生的事情，是18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技术经验成果、人口增长、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可塑性为技术创新的爆发提供了条件，使得技术成了“撒旦”。[5]101-104 对于技术“魔鬼”的批判自此便成为思考技术与社会关系之重要思想源流。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阐释了技术增长的动力[13]，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反思与技术相伴的工具理性进而对启蒙提出质疑[14]，海德格尔对人类在技术逻辑中征服失控技术表露出无法救渡的可能[7]29-31。这些悲观近乎绝望的态度，同时也不断印证着技术如脱缰野马、纵横驰骋的社会现实，温纳因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现代西方一直沿着技术道路前进而几乎没有关于限制的意识？在对上述技术文化批判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他指出了自己的研究路径：政治理论。3作为政治理论的自主性技术温纳针对上述问题另辟蹊径，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展开讨论：一种是沿袭正统的技术专家统治论，另一种是从技术对自然和人类文化总体性影响的角度入手。传统的技术专家统治思想认为现代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是那些技术专家，这是现代社会条件的要求；但其所代表的精英理论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产生了矛盾，因为技术专家力量本身很分散且未形成有凝聚力的统一阶层，所以政治参与度并不是那么高。修正的技术专家统治论则将技术统治力量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层，以提供更可靠的解释力；但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组织协调会导致一种“技术结构”，而“技术结构”的基本目标是获得自主性，其自身价值成为社会唯一重要价值，而不在为社会目标或人的意愿服务。[5]140-142温纳就此将政治理论视野下的问题“谁在统治？”转换为“什么在统治？” 涉及大量社会资源的决策并不一定建立在有意识选择或独立目的的内在要求上，而是与技术现存结构的需要或与这一需要的必然性有关。技术以技术规范和反向适应的方式制约了政治选择。某些条件、限制、需求、要求或规则在发挥支配性作用。例如，人类选择核能发电技术，就必须去选择适应核能发电背后一整套的专家治理体制，而这一套技术精英治理体制恰又反向统治了人类。技术本身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5]148温纳从人工性、延伸、合理性、规模和集中、拆分、复杂的相互联系、依赖和互相依赖等诸多涉及技术自身的条件、需求、规则来详细阐明一种新的、独特的“技术政治”理论：现代技术条件的统治，事实上取代了传统的被认为是政治范畴的其他的构建、维持、选择、行动和执行方式。[5]202至此，温纳清晰地确立了“自主性技术”这一技术政治理论。 技术政治理论的假设是：随着大规模系统开始对现代生活的多个领域进行统治，反向适应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方式，决定人类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换言之，人类在利用技术实现想象和诉求的同时，亦被塑造和限定会产生何种想象与诉求。[15]153与此同时，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专业分工瓦解了人们从整体上认知技术和世界的可能。人类控制技术的前提是对其了如指掌，技术统治下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他们所身处的人造环境？这是非常可疑的。知识在激增，专业在不断分化，每个人只能领会一个很小领域的技术事实；并且一项项大规模技术还正在被整合至一个个“黑箱”之中，人类“无知”的程度不降反增。技术“巴别塔”和技术“暗箱”使得人们缺乏对于人造技术环境中人造物的理解，过着一种“城市中的野蛮人”生活。[5]241-242这最终导致人们对技术产生了一种极为冷漠和顺从的态度，而技术之“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可能就再也无法更改。 温纳在全书最后以英国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所著《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来隐喻这一技术演进态势，通过“弗兰肯斯坦难题”呈现本书主题的内容实质：“已经被创造出来但并未受到足够关注的事物的困境”[5]268，“一个再现我们自身生命的怪异的、自主的力量，残缺不全，并没有完全受到我们的控制”[5]271。作者反对人类社会对技术袖手旁观的政治态度，除非那些建立和维护技术秩序的人愿意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否则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综观全书，作者通过剖解各类技术观念，在梳理技术思想史的同时不断与其对话、辩论，层层推进，提出“自主性技术”并分析其内在的力量和结构，以一种总体阐述的方式来发掘潜藏其中的历史动力。虽然该书最初出版距今已有四十余年，但丝毫不显过时落伍，反而呈现一种别样的生命力。全新的技术革命力量已然再次矗立在我们面前，采取悲观主义或者乐观主义的二元划分丝毫没有意义，只有在真正意义上重视、正视和反思它，才有可能获取新的洞见和力量。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曾经说过，在我们经历的这场漫长的革命中，“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我们关于社会的艰难思考当中最核心的问题”[6]3，这一漫长的革命仍在继续，如果能重新剖解反思技术，严肃对待技术与社会之关系，人类才会拥有不为技术所困、自由解放的革命前景。注释[1]Langdon Winner,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A Search for Limits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2]施畅.隔离与混杂：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空间[J].中国文艺评论，2018（4）.[3]应武.“新媒体”技术文化的前世今生——评《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J].中国图书评论，2020（9）.[4]Stuart Hall,Bram Gieben,Formation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5][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修订译本）[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lated byJ.Wi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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