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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慈姗 | 交互的经验与上升的想象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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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首章主要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西部”生长出的“现代”特质，行文梳理了晚清以降西部中国战略地位的演变，在长时段视野下，历史经验的引入使得地缘政治及国民心态的变化轨迹变得更为清晰。第二章聚焦于抗战时期《黄河大合唱》中“黄河”符码的多重意涵，同时着重观察了黄河之于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物质和文化意义。从汉以来的官方祭祀到近代的水患治理，黄河在带来文明与灾难的同时一直是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象征符号。了解这一点，方能理解《黄河大合唱》中黄河形象、人河关系的变化何以经得起深度阐释。第三章以路遥作品为中心，观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表达。从路遥小说的情节模式、人物形象中，作者发现了50—60年代的诸多思想资源，而1981年《文艺报》与《文艺争鸣》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也分明显示着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呼应。当作者的观照目光逐渐移向她更为熟悉的当下，诸种经验的交织对话就更为显见。当代漂泊于都市的青年在过年回家等方面表现出的“乡怨”似乎是几十年前父辈“乡愁”的变体，近年来有繁荣趋势的中国科幻文学为我们打开了时间的未来向度，而刘慈欣等科幻作家对未来世界的勾勒实则离不开与当下的持续对话。百年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有关乡土的各种经验在上述篇章结构下不断呈现延展与互动的趋势。
尽管与长时间的积累密不可分，有关“经验”的言说还是更多地带有当下性的色彩。要使其不断丰厚、彼此联结，则需要引入记忆与想象的维度，它们在一般意义上关系着“过去”与“未来”两种时间形态，也能在文本层面建构连贯的叙事线索。然而，记忆与想象自有其“危险”性，它们都可能导向某种误认并以此遮蔽真实鲜活的经验。就记忆而言，尽管对“快乐往昔”的追念包含着改变现实的冲动[2]，但有关乡土的怀旧心态还是期待着乡村保持亘古不变的宁静形象。而某种错位的想象也许会与对“往昔好时光”的追忆一起塑造着远离大地的乡土乌托邦：范长江看到藏族女子劳动时袒露上身，认为这才是“最近代的最解放的女性”，这是急于在中国西部寻找“现代”因素产生的误认；陈学昭在延安乡村感受到“欧洲小镇”的影子，其情感根源是对西式田园生活的怀念；路遥等陕西作家的作品被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的西部片”，个中可见导演们对好莱坞话语和运作方式的有意模仿，“西部”在这里同样呈现原始、荒凉而又神秘的色彩；梁鸿等学院知识分子希望结合自身经历与社会学知识探究中国乡土的现状和未来，却将梁庄等乡村视为有别于学院生活的另一种“真正的生活”，使得乡土成为“作者不满于学院内和都市中的生活所虚构出来的对立面——一个理想世界”。[1]124凡此，都是错位的想象在不同时空中形态各异的复现。
那么，如何建立经验的连续感，而又避免使经验落入记忆与想象的陷阱？《上升的大地》提示探寻“乡愁”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与人们的情感症候，在正视现实处境的基础上寻求真正面向未来的想象能力与行动空间。从该书各章节的论述脉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立足于实际的“上升想象”的生成路径——这里的“上升”既是广义上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又是新型人际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建构，更是对个体与群体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期许。这样一种完整的上升形态，或许也是“现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升的大地》中，这样整体性的上升想象似乎总与某些“危机时刻”息息相关——有了“危机”做底色，“上升”的可能性与崇高性方能凸显。然而，由巨大危机所触发的崇高精神往往既强烈又短暂，这也为该书的上升叙事留下了诸多不无严峻性的问题：战争时代生长于中国西部的本土现代性经验是否得到了持续的发掘与发展？路遥之后的当代文艺作品还能否为大地上的农民思索上升的道路，而非只留下“平民子弟修仙飞升的白日梦”？科幻的思路又能否突破一片浓厚的“乡愁”与“乡怨”情绪，提供一种具备普适性的远景设想？也许，这些问题仍有待于我们在具体而微的生活经验与长时间的历史脉络中不断探寻。
从该书各章节的关注对象不难见出，作者对中国乡土视景的描绘、对区别于城市中心的另一种现代性模式的想象实则主要依托于文艺作品。在“上升的大地”这一意象背后，本书所要勾勒的是一条新的乡土文学／美学线索。而在文学对现实经验的加工过程中，某些变形也必然发生。那么，以文学为触角的经验互动在何种程度上真切有效？文学这只美丽的氢气球又将以怎样的形式牵引乡土大地与地之子们实现具有整体性的上升？在文学与乡土现代经验及上升想象的关系方面，《上升的大地》为读者提供了诸多思考空间。于循序渐进的论述中，作者自身对文学力量的肯定性判断也逐渐显现。
首先，该书涉及的诸种文学经验无不具备丰厚的包容性：中国西部的“现代”形象并非生成于文人的山水游记，而是在范长江、斯诺等人以记者、学者的眼光对当地社会形态的考察中不断彰显；《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得益于作品对黄河之历史文化意义的重启和激活；而科幻文学所追求的则是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糅合。社会、历史、科学、生活……凡此种种，经验形态都可以被文学吸纳，从而成为某种“上升”想象的基石。而与此同时，文学书写、阅读与传播的具体过程以及文学精神本身使得与他者互动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与急切的渴望。由此，个体得以突破自我悲欢得失建构的藩篱。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过程和精神引导着具有西方经验背景的知识者对西部中国的持续探索，也同样鼓动着流水线上的工人与漂泊都市的青年尝试打破个体间的壁垒，完成对彼此和远方的联结。大地、乡土等意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存续，既根源于我们的现实处境，也关系着我们在想象层面共同生活着的连带感，而文学便为这样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空间。
最终，文学之于上升的意义，也许不是提供某条精准的上行路径，亦非营造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王国，而是凸显一种或多种可能性，以及人们对理想生活形态的不懈追求。这也是《上升的大地》所勾勒出的乡土文学／美学线索对于中国乡土现代性想象的独特贡献。
注释
[1]罗雅琳.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2][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1.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