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冯庆，中信出版集团，2020

虽然寄身于美学专业，冯庆的《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以下简称《义气》）却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美学研究的知识图景，呈现出一种在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中汲取养分的跨学科格局。这种写法进而将文学或美学研究纳入了更宽广的现实经验世界。

《义气》一书带有鲜明的缔造中国自身美学理论话语的雄心壮志。在冯庆笔下，“江湖”指的是中国底层广大游民的生存处境，事实上也对应着现代社会中普遍个体化、原子化的一般民众的生存处境；“义气”则是这类个体彼此之间自发产生的带有传统温情，又向现实妥协的崭新伦理工具。就此而论，“江湖”和“义气”不再仅仅是文学或文化研究的主题，而更是冯庆在书中刻意想要一般化、普遍化的理论术语。“江湖”是对传统文艺理论或美学中大而化之的“世界”或“社会”等外部指涉概念的鲜活化重构，“义气”则揭示了古今中国人乃至于一切遭遇“流动的现代性”的个体必然诉诸的一种特殊的伦理态度与组织形式。

虽然冯庆的书名是“中国人的义气”，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渴望把“义气”的机制上升为一种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有机回应——这一问题意识，尤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澄清。“江湖”与“义气”纵然指向一系列特定的、真实的“中国问题”，但能够引起世界范围内普遍共鸣的江湖文艺的创作与接受，则把史学或社会学层面的中国底层游民经验转变为一种具审美光晕的艺术经验，进而，“江湖”和“义气”不单单是一种社会或政治层面的理论，还是一种美学理论。

冯庆相信，江湖文艺作品具备特殊的美学品质，能够面向游民大众进行情感上的治理与教化。关于江湖文艺的美学分析，是一系列面向中国基层游民社会情态及其伦理生活建构的理性化的情感探究和经验归纳，具有一种具体的生活世界面向，进而必须超逾纯粹学院内部的知识话语生产，成为与现实沟通的政治美学研究。

进而，《义气》似乎恢复了一种古典的文教美学的内在关怀。《文心雕龙·谐》认为，“谐”具备“会俗”性质，俗文体为正统经书衍生的诸文类之一，自然要以经书承载的道义内涵为依归。这就正如《义气》一再阐明的那样，近古以来的“小说教”，同样具有呼应传统经义的“致用”意义。

当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具有两种不同的范式取向，一种立足于文艺自律的底线，另一种则主张将文艺置入政教秩序的经营中理解。《义气》所具体实践的，就是后一种范式下的细部批评与美学概括。这也在另一个层面回应了“审美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的“自律”美学背后携带的个体主义立场，事实上也可以在政治秩序分析的理论视野中获得立足之处和价值层面的更新。《义气》看似在进行一种政治美学的建构，但从其书中的微观研究来看，作者仍然给予现代审美体验以足够显著的尊重，能够立足具体的经验史基础，透过自下而上的文化细读和符号解剖，构成隐性“传统”的“诗化江湖”的政教伦理机制得到了更加体系化的呈现，个体在其中获得审美自足和伦理救赎的心路历程也随之还原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对小说、影视和音乐进行的讨论中，《义气》把游民个体的心灵软弱之处和文艺审美机制所给予的相应安慰手段通通安置在“义—气”的身体教化策略之中。《义气》看到普通俗众在智性与自律性等方面的天然欠缺，并指出，面向底层民众直接讲解义理，往往流于抽象而无法带来直指人心的效果。通俗文艺则将“义”的节奏身体化、感性化，通过展现“结义”“就义”等崇高化叙事的魅力，兴发并动员审美受众的情绪和血气，使之遗忘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将生命投注到对义气身体的模仿之中，从而在人际交往环节彼此达成文明化、审美化的伦理默契，形成建设性的共同体意识。

显然，《义气》描述的不仅是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和社会语境之下的特殊现象，而且是中国传统在面临现代性冲击时自发分娩的一种普遍治理智慧。如果说，在西方存在着一系列以“自律”的方式躲避总体性国家制度干预的审美主义路径，并将“市民社会”的萌芽包裹在文艺的自由流通当中，那么，《义气》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如何能够在坚持大一统的古今通变秩序的同时，依然可以直面现代性危机，尤其是游民化和内卷化危机。在“江湖—义气”的路径当中，原子化的个体不再是绝对的“自我”，而是在虚拟的血缘和浑厚的情义经验中自由地凝聚为共同体，甚至与国族的总体性正义发生气脉层面的关联。可以说，西方人无法自如化解的“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矛盾，在《义气》中也作为问题意识被摆置在中国传统智慧面前。

正如冯庆在书中提示，纵使在中国的革命政治年代，诸如集体主义和阶级同志等社会建构仍然不乏征用和转化人际间的义气伦理资源。“兄弟”这一类话语表述的日常流行勾勒出当时新社会的情义氛围和所谓“新人”的共同体生活情态特征。“新人”固然是意识形态政治和制度自上而下予以锻造的产物，然而其内在调动和再生产着人们何种自然伦理热情与脉络，同样构成新社会团结互助机制的基础环节。“新人”政治理想的失败，直接构成新时期审美自律性主张得以崛起的历史前因，但后者也恰恰错过重建一种共同体生活想象的审美参与方式。

通过回归并发挥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气论的思想意蕴，冯庆的义气观重新激活传统哲学的伦理潜能。迥异乎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原子论传统，气论属于中国形而上学独特的本体论发明。如果说“原子”是彼此间分离而独立的实体单位，那么“气”则决然而不可分割，呈现为混沌为一且周流不息的连续存在与运动形态。人体中“气”的生发带动人之身心的融贯交通，这是“义—气”之“气”得以为人之共同体生命奠基的原理依据。“义”也并非与“气”两相分隔。古者尝以“理”训“义”，“理”的原意本为玉质的文理，指质料本身展露出来的理路。因而“义”并非一种外在于“气”的规定性，而是根源于“气”自身的内在自然秩序。“义—气”与其谓“义”对于“气”施以规训，不如谓“义”赋予“气”以合乎自然秩序的方式凝聚与运行。而《义气》所揭示的审美化进路不外乎通过激活和扩充审美个体身心的气脉运动，将个体之“气”纳入“义—气”秩序化的普遍生命通感之中。这使得审美体验不再与原子化的个体“自我”——而是与一个气化的“自我”相联系。

显然，在一个普遍无根化和流动化的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游民叙事与“江湖”意象的重新萌发有着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反映。由此，游民江湖的义气伦理叙述也才具有进行重新阐述与书写的针对性意义。在“义—气”的伦理机制中，个体间“气”的浮游与聚散始终接受着“义”的整理与连接。如果说“审美现代性”预设了个我化的审美伦理基础，那么，它显然已不适于应对一个日益游民化与原子化的当代社会处境；而《义气》透过“江湖—义气”路径下的当代审美批评，着手激活审美伦理的另一重空间——亦即“江湖”空间——的生命记忆与感觉，尝试为个体重新注入情义的气脉流行，弥合个体之间的分散与碰撞。

不同于一般美学研究中学院化和知识论化的写作倾向，《义气》具备一种既尊重审美自身的规律又回应更宏阔问题的实验性。文艺学和美学的理论探究，照理说应当不断从文艺经验中“上行”到一般规律当中。而冯庆的写法，则是让我们也已视为学界常识的诸多观念，如“身体”的模仿性、虚构语言的“以言行事”功能等，都下沉到我们日日沉浸其中却又习焉不察的粗糙地面，在和武侠小说、帮会电影等案例的结合过程中散发出新鲜的理论活力。

这种连接理论与现实的进路，改变了文艺美学的学院派知识无法有效干预现实公共社会领域的局限性。正是在介入公共社会治理关怀的实践意义上，《义气》将美学积极引向关于当代边缘游民世俗经验的伦理治理等的文化经略问题，进而引向了世界范围内的“审美现代性”困惑的解决策略问题，在体贴世俗的基础上，开展出文艺学和美学的另类范式可能。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对这部野心勃勃的著作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的游民社会问题，是否仅仅只有浪漫化的“江湖”这样一种表达？尽管冯庆在书中也暗示，浪漫化的“诗化”只是诸多“诗化”的一种，另外一些更为缄默但令人“细思恐极”的内容，未尝不构成“诗化”的另一脉络。而对“江湖”的美学开启方式，或许依然只能是“美学”，亦即“美化之学”。这也就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性”的实质的严酷把握。阅读《义气》一书，除了让人领会到作者在美学思维下拓展生存现实问题的血气，也让人感受到了这种血气本身可能具备的伦理重负。在大义凛然的古老故事背后，伴随着各式各样血淋淋的身体奇观，而我们显然不能一直在这种极端的震惊与崇高中“美好生活”。反过来说，我们又是否真正远离这种奇观和震惊，而过上纯粹审美的日子呢？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4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推荐阅读

陈星宇 | “奥斯维辛”以何入诗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与一种文学伦理

赵莹 |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诗意审美：来自《偶然与永恒》的启示

专题

就地过年 | 法兰克福学派

栏目一览

期刊导读 | 盘点 | 社会关注 | 私人阅读报告 | 读书生活 | 冷眼 | 重读 | 学术书评 | 主题书评 | 特约书评人 | 双子书话 | 著译者言 | 书界观察 | 读家有方 | 书评空间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关于中外优秀图书的评论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