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大勇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年来拜读蒋寅先生的《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有感而发，缀成一文，题曰《诗学史的下潜、遥望与有我之境》，目的是讨论一部优秀诗学史/文学史应有的几个重要元素。在文章的余论部分，我对蒋先生之于袁枚的若干“挑剔”做了一点补白，并在其后加了几句“补白之补白”：

这一点多余的“补白”背后包含的乃是读者后学对本书乃至后续《清代诗学史》撰著的更高期待，正如前文所说，下潜、遥望、有我之境这几个要素不只是针对这部体量巨大的《清代诗学史》而言的，那更是所有诗学史/文学史撰述应该追求标举的“有境界”的“高格”。[1]

“有‘境界’的‘高格’”是从《人间词话》拈出的常用语，但也确实是我真实的阅读感受。无独有偶，近日拜读彭玉平先生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以下称“本书”者皆指此），在正文第一页就看见了这样的自述：

我关注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有年，细读相关文本亦有年，再检读诸种学术史论著，心情便很不平静，兼之读书亦时有悟得，所以发愿写一本褪去“繁华”、自悬高格、直接经典的著作。[2]

“高格”二字，赫然在目，看来这一标的实为卓异学人所共同追慕企求者。然则何所谓“高格”？“有境界”又从何而出？我以为若“褪去繁华”，朴素而言之，也不外乎前辈先贤早就开示过的两条原则：一是程千帆先生强调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渗透、协调”[3]；一是唐圭璋先生提点的“研究一人，需熟知一群人；研究一群人，需熟悉一代人”[4]。这就如同武学中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或“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作为口头禅可谓妇孺皆知，群相喧传，但真能落到实处深处，则境界自出，格调必高。

彭玉平先生近年所治的王国维研究乃是词学史/文学史/学术史的大热点，况周颐虽热度比之略有逊色，可也相差不多。为什么选择在这样几乎没有上升空间的问题上做文章呢？我注意到，在本书《绪论》的开头部分，玉平先生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对“学术界多有”的“浅尝辄止的风气”提出了峻厉的质疑。他说：在研究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的过程中，自己惊讶地发现，学术史对《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付出了太多未必有很大意义的热情，而对作为其词学底蕴的“手稿本”与作为其终极意义的“《盛京时报》本”则不屑一顾或难得一顾。“这种裁去最重要的两翼而截取中间的做法本身就欠缺充分的学理，并直接导致过分放大其阶段性词学，而漠然无视甚至浑然忘却追踪其词学发展原始本末的认知特点。”[2]2就况周颐而言，学术史的大半精力都消耗在《蕙风词话》提出的“重拙大”说、“词心词境”说的阐述上面，对于更能体现其终极、真实思考的《历代词人考略》则很少有深入讨论。即便单说《蕙风词话》，“重拙大”说真的就能覆盖整部或主体《蕙风词话》吗？为什么《蕙风词话》中有着不少与“重拙大”显然隔膜之论的存在？况周颐词学的主流和根底究竟何在？“这样（没有很好回答这些问题）的学术史不仅令人尴尬，更令人不安。”[2]2

在我看来，玉平先生这种“尴尬”“不安”正是基于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渗透协调之不足而产生的强烈感受。于是，为了解决相关的文献学问题，玉平先生亲赴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处，搜讨刘承干的《求恕斋函稿》94册、《求恕斋友朋书札》75册、《宋人词话》7册等罕秘文献，以大气力爬梳还原了况周颐在人生最后10年致力撰述《历代词人考略》这部巨著的全过程，并由此而牵出一系列重要的文艺学问题。

本书第八章谈况周颐与王国维以“清疏”为共同的审美范式，这一独具只眼、力破陈说的论断首先就是得力于对《历代词人考略》的文献学考察。况周颐晚居沪上，贫不能自存，遂应刘承干之邀，以千字四元大洋的稿费标准为其代撰该书。有意思的是，因为“代撰”不必署名，况周颐反而放下了《蕙风词话》中必须高举的“重拙大”旗帜[5]，开始“恣肆地表达着其词学本心”[2]237，那就是以“清疏”为特色的“北宋风格”，并以此“清晰而坚决的词学转向”与王国维达成了相当程度上的默契。[2]246尤具启益的是，本章不仅顺带解决了“静默”的王国维与“性气极不佳”的况周颐何以相互关注“取暖”的友情之谜，而且在结末部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由况周颐与王国维词学从异途到同向，也可见一时代之词学，固有因时代风尚强力引导而导致某些观念异常膨胀者，但文体与世界万事一样，终究会有正本清源之时……王国维与况周颐的词学相通，说到底，就是回到了词体的本原、本色而已。[2]247

如此宏观简洁而又截断众流之议论当然属于文艺学，甚至超越了文艺学，但没有来自文献学的根基与努力，则此种眼界襟怀又从何而来呢？

本书的第十章《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综论》也是基于对新出文献的把握研究而成。在详尽论述了填词月课与陈氏《纫芳簃词》的关系、况周颐批点之方法与路径、填词月课之选调批点与况氏词学思想之关联等问题之后，玉平先生又专设了“词苑传芬：陈蒙庵的请益之勤与况周颐的提携之意”一小节，并在最后发出“在况周颐而言，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的二十年代，旧体如填词，能不被弃置，学有传人，醉心如斯，且不绝如缕，也当是老怀堪慰的吧”之唏嘘之音。这样的感慨其实又不只是“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的文艺学的范畴[6]，而且骎骎然进入文化史、思想史的界域中去了。

如作者之夫子自道，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不仅体现在“以新材料推进学术史”，也体现在“以新视野重审旧材料”。[2]1本书第一章《况周颐“重拙大”说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与暗流》、第二章《况周颐“松秀”说与词体之本色》是在《蕙风词话》的细读、深读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明流”“暗流”一章更多揭示的是况氏“重拙大”说的内在矛盾，第二章则是让“松秀”这个“被冷落的词学范畴”堂而皇之粉墨登场。[7]据玉平先生考证，《蕙风词话》中以“松秀”评词者仅见于党怀英、刘铉二例，另有以“松”字评韩疁一例，以“松俊”评贺铸词一例而已。如此少的用例，所评多非名家，且用语左右游移，那也难怪历来都“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了，但玉平先生为了进一步探析揭橥“暗流”之内蕴，硬是识良玉于珷玞，拔镆铘于铅刀，不仅从“自然”“风度”“宽松”诸角度拱立起了“松秀”说之大旗，给予它“重拙大”之“副说”的重要地位，而且特别指出，虽然以“松秀”论词始于况周颐，但在书论、画论中，“松秀”是一个颇为成熟的批评范畴，杨景曾的《二十四书品》中甚至专列“松秀”一品，抉发其“春城桃李，秋水蒹葭”之特征。[2]93况周颐于金石书画之学浸染甚深，他“善继善述”，以“异事同揆”之手眼将“松秀”移至词学是很自然的事情。[8]如此把文艺学的“第三只眼”投射到文献学的“旧材料”上，纵横捭阖，抽绎出力透纸背之创见，这诚然是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的。[9]对此，施议对先生在本书《序》中已有极精要之评价，本文不必续貂赘说。

在本书《后记》中，彭玉平先生坦陈自己“一开始想写的其实是一本叫作《况周颐词学研究》的书，但写着写着，竟然就变成现在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的书名了”[2]484。关于这一转变的原因，玉平先生自谦“说不太清楚”，但我以为下面给出的理由已经足够。

况周颐词学其实承载着整个晚清民国词学的发展源流，他当然有专属于自己的词学思想，但他同时也是那个时代词学的聚合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读王国维是读作为个体的王国维，而读况周颐，则是在读一个时代。[2]484

其实在研究“作为个体的王国维”的时候，彭先生也一直关注在王国维生命中穿梭来往的那“一群人”。以《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为例，第四编《学术因缘论（上）》的十章内容中，前三章谈庄子、屈原、龚自珍，后七章则分别谈沈曾植、罗振玉、吴昌绶、梁启超、罗振常、樊炳清、陈寅恪、胡适，那都是或明或暗对王氏生命轨迹产生过影响的同代人。借由这样一张丰满立体、经纬纵横的人文网络，我们又隐然读懂了他们背后那个纷乱而生机勃发的时代。

与《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相比，本书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思路单列出况周颐与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王国维、张尔田、刘承干等专题，但对于况氏周边的那“一群人”的关怀与观照则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本书第一章谈况氏四位词学导师的路径差异与况周颐的选择之道，第二章谈况氏的“松秀”与其高足赵尊岳的“风度”，第三章将况氏与陈廷焯、王国维结合而谈词学批评学的发生，第八章谈王国维与况周颐的交游与审美范式的相通，第十章、第十二章分别谈况氏与高足陈运彰、“金主”刘承干，第十四章谈况氏与罗庄、罗振常，这“一群人”的规模颇为完备，音容笑貌常在眼中，而他们所在的一个时代的学术与风尚也就呼之欲出了。这确乎达到了王兆鹏先生所称道的“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境界。[2]序，9

第十一章《梅兰芳与况周颐的听歌之词：民国沪上的艺文风雅》尤为个中之典型。本书重心在于况周颐的词学，对其词创作涉笔不多，但也明确指出“其作为一个词人的形象其实更为伟岸”[2]10，那么，选取他以《秀道人修梅清课》为主的数十首“咏梅词”作为切口，则“不仅可以勘察其后期词在题材风格上面的新变”[2]10，更可以见出民国时期沪上遗民一辈的生态与心态，从而折射出时代思潮之斑斓汹涌。

况氏“咏梅词”以21首《清平乐》、11首《西江月》、5首《浣溪沙》最成统绪，《浣溪沙》之第二首又为其中翘楚。

惜起残红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人天无地著相思。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驻亦哀丝。不成消遣只成悲。

玉平先生以他精要的分析提醒我们：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首普通的听歌之词，但仔细寻思，则蕴含着浓烈的时代气息与哲思意蕴。不仅是“他生莫作有情痴。人天无地著相思”的决绝带有一种魔咒般的感觉，“花若再开非故树”尤其令人想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岁岁叶飞还有叶，年年人去更无人”（屈大均）的那口锋利的时光之刃，那么，煞拍的“悲”字就不再是短暂的波动心绪，而是向上接续了屈大均一辈明代孤臣孽子的遗孑感喟，更凝定成人生中一种永恒的哀感顽艳之底色。《蕙风词话》卷五专门称道过屈大均的词，说这首词承袭了他的《望江南》之流韵，绝非无稽之谈。[2]323-324因而，彭先生特地指出，沪上一大批诗词名家对梅兰芳的格外垂顾“别有深意者在”。这不是简单的“艺文风雅”，而是重新唤起了“况周颐及其周边群体的沉闷心境”，使这一群体“得到了在风雅底下宣泄其遗民心志的方式”，所以，“听歌”背后乃是那个特殊时代里特殊群体的共同思想情感在回响闪烁。[2]340这是一个人的悲凉，也是一群人、一代人的悲凉，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历史雨巷。

读彭先生这部大著，既常感叹于其卓绝深邃的手眼和精警细腻的文心，也常感动于他笔端所传递出的一个时代的心绪声音以及那些佝偻前行于仆仆风尘的身影。因为赞叹不已，反复披读，也偶见窃以为可“商量”处，为“加邃密”起见，姑妄陈之，就教于玉平先生及读者诸君。

首先是第七章引析况周颐“蛇灰蚓线”之说，玉平先生以为胡仔、陆辅之都曾注意到这种“虽有曲折却理脉前后连贯”的笔法之妙，并举胡、陆“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之言论以为辅证。[2]194-195我则以为，“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意在讲前后呼应，与“蛇灰蚓线”所指并非一事。

“蛇灰蚓线”一词颇不好理解，玉平先生所引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似为最早出处，而邹氏之语很可能来自对金圣叹之“草蛇灰线”的误读。金氏《读第五才子书法》提出“草蛇灰线”之说，释云：“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并举“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为例，而未言“草蛇灰线”四字之本义。[10]实则蛇行草上，无足迹可循，但观草偏倒之方向，可知蛇之去路；风吹灰烬，一去无踪，然地上自有细屑形成之隐线，详观可知风向。邹氏或未能解金圣叹之意，故将“草蛇灰线”之“蛇灰线”三字提出，又加一“蚓”字以成其语。

然而无论“草蛇灰线”或“蛇灰蚓线”，所强调的都是“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之意，简言之，即“暗线”二字。况周颐称范成大《眼儿媚·萍乡道中》“‘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细极”，其实在“困”“醉”之前，还有“酣”字、“暖”字，都在“暗暗”逗引出“春慵”的主题词。正如同武松的那条哨棒，自沧州至阳谷，一路上提及十多次，皆看似无用，可当老虎出现的时候，即“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了，此之谓“理脉”也。相比之下，“常山之蛇”则没有“暗”的这一层要求，只需“击其首则尾动，击其尾则首动。击其中则首尾俱动”、形成一条贯穿的血脉即可，与“草蛇灰线”/“蛇灰蚓线”相通而不全同。

另一看法不同处在第十四章《〈初日楼稿〉与民国沪上词坛》。以一介女遗民罗庄撬动况周颐、王国维、朱祖谋、郑孝胥等一班诗词巨擘是非常精巧的安排，也是从“一个人”遥望“一群人”“一代人”的典范案例，然而玉平先生对罗庄诗/词艺颇多赞赏之词，隐然推其为民国女性词坛一重镇，这样的定位我以为还值得考量。

因为拙著《近百年词史》专设《近百年女性词坛》一编，我对晚清以来女性词大都寓目且有所评估，平心而论，罗庄词在晚清民国女性词坛实仅处“弱二流”之地位而已。我并不否认其词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如我心目中的最佳之作《菩萨蛮》：

春风乍起春云展，寻春只道春犹浅。倚槛漫低回，飞花入领围。愿栽千顷树，遮断春归路。还向绿阴中，留他一点红。

词连用诸多的“春”字，过片两句气魄甚大，皆所谓“立意新颖”处。然而这样的作品置诸晚清民国女性词坛也只平平无奇，不消说难比吕碧城、陈小翠、沈祖棻、丁宁、周炼霞等大家，即便比之刘蘅、吕凤、冯沅君、汤国梨、张默君、陈家庆等同时代女性词手也远所不逮。我以为，罗庄在当时赢获一定程度的美誉，大抵因“名父”“名伯”“名夫”之人脉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罗庄赠别从弟君楚的《金缕曲》煞拍云：“异日壮游探远域，遂乘风、破浪宗生志。凭一语，祝吾弟。”此乃极庸常励志语耳，大似当今之“毕业留言”，而王国维竟推为“有力，不似闺阁手笔”，这里显然大有磨不开情面的夸饰成分在。况、朱、郑几位的褒语或表态也可作如是观，而罗振常出于慈护，周子美出于爱怜，罗继祖出于亲厚，乃有“摹《花间》即酷似《花间》，甚奇”“运笔空灵，含思温婉，深得词家正宗”“纵不能凌驾古人，亦复分庭抗礼”等赞语，尤其不能当真。[11]

其实，罗庄本人反而是比较清醒的，她写在《初日楼续稿》后的这一段自记不能全视为谦退语：“余……续稿所作强半与人赠答……境虽较熟，然熟则易流，难得绵密坚凝之作。大人自作，于此等词汰之务尽，而顾于余作过而存之，殆以闺帏弄墨，选之不必过苛欤。”[12]说得很真诚恳切。“闺帏弄墨，选之不必过苛”更是点出了世人对才女们“宽容”的另类眼光、别样标准。我在一定程度上更同意陆蓓容的大判断——“罗庄：被男人们宽容出来的才女”[13]。所以，尽管意识到玉平先生对罗庄的全方位探研（尤其对罗庄删订《历代词人考略》一事的发掘）别具眼光和幽怀，我还是以为对其词史地位应该再进一步衡估。

野人絮语，不敢自是，仅供斟酌而已。如同开头所云，那些真诚的赞叹和这些鲁莽的异见其实乃是出于同一个汇合点，那就是对诗学史“有境界”之“高格”的殷切期待。正如玉平先生在本书中描绘况、王交谊时所说：“时光不仅会消耗激情与率性，也同样会耗去蒙昧与尘埃，并沉淀为智者的清澈与纯净。这样的时光，无论如何，都是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的。”[2]8我们当然期待着玉平先生以他特有的“智者的清澈与纯净”，带给我们更多诗歌的、诗学的、人生的启益与收获。

注释：

[1]文章载《学术界》2021年第6期。

[2]彭玉平.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M].北京：中华书局，2021.以下正文所引有关文字皆出此本，不另注版本信息。

[3]程千帆.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A].程千帆沈祖棻学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32.

[4]参见王兆鹏《〈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序》（第9页）。

[5]本书第232页云：“对况周颐来说，‘重拙大’这面旗帜必须举着，而且一直要高举，因为这一脉师承的源流，至少在很多人看来，十分珍贵而且荣耀。至于‘重拙大’与况周颐词心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就基本不受关注了。”

[6]程千帆先生语。程千帆.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A].程千帆沈祖棻学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32.

[7]本书第二章第一小节标题《“松秀”：一个被冷落的词学范畴》。

[8]“善继善述”“异事同揆”皆况周颐《州山吴氏词萃序》中语，见本书第92页。

[9]借王兆鹏先生本书《序》中语。

[10]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20.

[11]振常评《菩萨蛮》《更漏子》，继祖评《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周氏语见《〈初日楼遗稿〉序》。

[12]罗庄.初日楼稿[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49.

[13]陆蓓容.罗庄：被男人们宽容出来的才女[N].新京报,201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