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姝 | “三国鼎立”与《武则天研究》
《武则天研究》,孟宪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专栏
读家有方
【关键词】武则天 文献学 政治视角
01
“三国鼎立”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1],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执掌全国最高权力的不在少数,但真正得到“皇帝”名分的只此一人,这在传统社会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关于她的评价在后世褒贬不一,有关她的文献资料也遭到系统删除与改写。此外,武则天的研究不仅是专业史学领域的热点,由于人物本身与传统形象的复杂性,衍生的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
面对这样一个原始史料有限、前人研究成果丰硕的人物,孟宪实先生的《武则天研究》[2]644一书另辟蹊径,选取有关武则天研究的重要事件,以文献学分析方法与政治的观察视角,对传统文献进行辨析、祛魅,重新审视阶层、集团、性别等方法论在武则天研究上的可行性,提出以政治事件分析法解释历史的可能性。
本书在导论部分便提出了在武则天研究领域出现传统史学、新史学、公共史学“三国鼎立”的现象。传统史学的文学叙述和道德评价便于大众史学的吸收,两者形成自然的同盟,新史学则由于不利于消费的特点以及学者不愿向公众讲解历史新知而对公共史学影响有限。作者认为公共史学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传播的渠道,也是史学影响社会、实现史学价值的方式,史学界不应等闲视之。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仅限于史学界的学术著作,更力图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向大众介绍历史新知。
作为一部专业的学术著作,本书从弄清历史事实出发,探究前因后果,体会出武则天现象具有的历史文化意涵。从武则天出生到归葬乾陵,对武则天一生中重要论题均有专门讨论。这些具体论题都是传统史学重视的,直接与传统史学交锋。对以往研究中争议颇多的话题也没有回避。有些争议来自研究者对史料的不同认识,涉及个人的研究方法与史学思潮,这样的议题是有商榷价值的;有些则是研究者个人立场、争夺历史文化资源的现实需求,无关史学。此外,本书对新史学从更大范围、全面考察历史,强调武则天的社会意义的倾向也做出了回应。
本书在尝试对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重新研究时采取的是时间顺序,21章的体量构成一部武则天“小史”。主要内容如下:武则天的家乡是太原文水县,出生在长安。入宫是太宗为安抚以武士彟为代表的太原元从功臣的“统战”政策,政治原因是首位,这也决定了武则天在太宗后宫不起眼的地位。“废王立武”是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关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废后只是借口。武则天作为高宗皇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主要作为高宗的辅助者出现,受三省制运行体制制约,实际权力有限。高宗后期的皇后摄政计划、临终遗诏天后称制都是高宗的有意安排,是认可其在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层原因是继承人不够成熟。太后称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武则天在高宗去世后废立皇帝、镇压叛乱是合法行为。武则天称帝是无法预料的,前无古人,加尊号是她重要的政治发明。舆论准备不仅借助了佛教,更主要的还是利用了儒家的“祯祥”,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通过废中宗、杀李贤,镇压徐敬业叛乱,杀裴炎、程务挺,实际掌握中央最高权力才是称帝的决定性原因。皇帝制度的弹性、官场的趋利本性与武则天的政治手腕共同推动武周的建立。武周时期的祥瑞是朝野共同制造、重视的,象征武周“天命”的重要成分,也是地方与中央互动的重要途径。“内宠”问题不能简单以道德视之,不仅有政治统治需求,也有塑造君主健康形象的愿望。武周一世而亡在于传统社会女子无法突破血祭和儒教影响,武周政权社会根基薄弱。武承嗣争取太子之位的几经努力与遗憾去世最终使得皇位回到李氏手中。武则天遗诏去帝号、归葬乾陵,但后续的祔葬争议、无字碑等表明李、武两家的斗争仍未结束。中宗作为儿子面临的孝道压力决定其摇摆的政治立场。武则天的著述是由她授意编写的教导天下各个群体的历史经验总结,同时也起到教育自己、提升能力的作用。
02
新方法与新史料
以传统史书为主体的传世文献是我们研究武则天的基本史料,也是后世对武则天认识的基本来源。这些史书的影响不仅在传统社会,也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史学研究与大众认知。因此,重新解读传统文献成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本书在解读传统史料时运用文献学的方法,通过对比不同史书的书写,辨析其中的春秋笔法。以“小公主之死”事件的研究为代表,作者比较《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包括系年安排、前后事件联系、情节增减、逻辑修补、史臣议论等各个过程后发现,历史书写呈现从简至繁的记录变迁,史料层层积累,最终达到论证、强化武则天杀女的目的。《旧唐书》正文没有直接提及公主之死,第一次出现在《则天皇后本纪》“史臣曰”的含糊表达中。到了《新唐书》则变成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资治通鉴》的文字主要来源于《新唐书》,并增添了武则天杀女的动机,通过文字修补完善情节的合理性。
上官仪之死也有类似建构。《旧唐书》大篇幅记载上官仪的经历,关于被杀的原因只提及许敬宗构陷。《新唐书》则详细介绍高宗废后原因在于武则天的专权,上官仪死后直接导致武则天全面接管政权。《资治通鉴》继承并发展了《新唐书》的写法,武则天的专权、事情的发展、高宗的怯懦、专权的结局表达得更生动具体。武则天专权是根本原因,上官仪作为武则天专制牺牲品的形象成为定论。根据其他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册府元龟》所述高宗震怒的原因是武则天“行压胜之法”。《旧唐书》《册府元龟》与《新唐书》《资治通鉴》的不同说法可能是由于史源不同。后者的说法来自《大唐新语》,《大唐新语》又渊源于国史旧闻。这种不利于武则天形象的记载不可能出现在武周的国史中,而更可能源自柳芳修订的国史。
比较不同史书的记载可以发现一个层层累积的建构过程,但即便是史书中一致的记载也不一定反映历史事实。以李君羡案件的三度解释为例,在该案件上,两《唐书》《资治通鉴》达到了一致。在叙事结构上先介绍当时的谣传“女主昌”“女武王”,太宗对李君羡一系列女性、武姓特征的厌恶,最后介绍李君羡被杀。重新审视这些记录,可以确定的是李君羡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为妖言”“谋不轨”,这是第一度解释。因这一原因被杀的类似事件中的人还有张亮、裴寂。但传统史书都将其被杀与“女主昌”“女武王”等暗示武则天称帝先兆联系起来,明显有利于体现武则天的“天命”,而塑造了太宗“滥杀”的形象。这一鲜明的倾向促使我们思考诸书的史源。结合《册府元龟》的记载和刘洎案件由于有损太宗英明形象而在高宗朝未能平反的个案可以推测,在高宗朝不可能进入国史,这一举动只能在武周时期编纂的国史中出现。李君羡案件平反是在天授二年(691),李君羡家属诉冤,首先将“女主昌”的谣言与女皇称帝的先兆联系,被武周官方接受、表彰,完成第二度解释。《资治通鉴》则完成了李淳风谏杀与李君羡之死的联结,共同构成武则天称帝的神意证明,这是第三度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的阐释过程说明文献不仅服务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本书重要方法之二是政治的观察视角。武则天进入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是以武周代唐,实现了以女身称帝的成就。因此,在后世的定位中她首先是“女皇”,其次才是高宗的“皇后”、太宗的“才人”、武士彟的“女儿”。后来者对她的认识是从后往前的,“女皇”的身份直接影响了她称帝前经历的书写。武则天历史负面形象的形成大多来自称帝过程中对政敌的血腥镇压及武周统治初期的酷吏政治。因此,本书将武则天首先视作一个政治人物,以政治原因作为考虑历史事件的出发点。
小公主之死事件的第二层解释即联系“废王立武”事件。王皇后被废的直接原因是使用“压胜”之术,根本原因是高宗与长孙无忌为代表的老臣之间最高权力的斗争。武则天冒杀死幼女的风险是否有必要值得怀疑。此外,关于武则天“内宠”问题、武周“祥瑞”问题均做了政治解释,而非简单以道德标准评判。
对李、李义府、上官仪在“废王立武”中支持高宗的立场解释,总结出“东宫旧臣”这一概念。历史人物在重大问题中的抉择往往与人际网络与现实处境有关。李、李义府、上官仪都是高宗在当太子时的东宫僚属,相较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宰相集团,高宗显然更为信赖这些旧僚。这些人在长孙无忌掌权的永徽年间明显受到排挤,仕途停滞。因此,他们不管出于僚属旧情,还是为改变现实处境的直接需求,都更容易站在支持高宗的立场。
将武周代唐视作政治事件,强调以政治的视角去考察这一历史过程。联系高宗后期的皇后摄政计划、遗诏天后称制安排,废立皇帝、镇压地方叛乱、消灭中央政治对手,最终完全控制了政治。此外,高龄登基的前景、未曾放弃以睿宗作为继承人的努力、酷吏政治的严酷环境,这些有利条件最终使得武则天成功称帝,而非性别、制度、社会史视角可以解释。武则天的称帝说明皇帝制度的弹性,帝制之下的官场唯强是从的功利主义。官场趋利的本性与官员个人为了安全而从众的生态成为关键因素。
本书重要方法之三是关注新材料,尤其是出土材料的使用与解释。传统文献提供的是历史“第二”甚至“第三”现场,掩盖事件发生时各人、各地的反应。无论这种回应是否出自本心,它们都是现实政治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志、碑铭、石刻题记、出土文书的出现使我们走进历史“第一现场”成为可能,有助于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诸如主人的籍贯、历官等生平经历。尤其在武周本朝所编纂史料大多遭唐代史官系统删除、改写后,我们无法将史臣笔下极度荒谬、残忍的武周形象与真实历史进程所联系。
《李恪墓志》体现了他被诬陷致死的政治逻辑,与后世史书一概将其视作被冤死而抱以极大同情的记载相比,我们反倒通过墓志看到了当时的“真相”。《武承嗣墓志》是极为难得的书写于武周时期,由武三思亲自撰文的官方定论。与传统史书极力书写其为武则天称帝大肆伪造祥瑞、罗织罪名屠戮大臣的斑斑劣迹相比,墓志自然是“虚美”之词,但墓志中缺失的这些对武周政权的重大“功绩”也可体现在他去世之时,武则天已经放弃传给武氏子孙的想法。
敦煌出土的《沙州图经》与《李无亏墓志》成为我们了解武周时期地方对武周政权态度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们观察武周政权下地方建设的重要个案。尤其以当地对“祥瑞”的态度为例,地方大族与官员主动、积极地发现“祥瑞”并上报的行为是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良好互动。中央合法性的天意需要地方的配合,地方在配合时也带入自己的需求,中央应该予以关照,表彰、提拔支持者。
03
立场与理论
注释:
[1]关于武则天的称呼不一,其称帝后自名“武曌”。初谥“则天大圣皇后”,后改谥“则天顺圣皇后”,本书统一称“武则天”,笔者从之。
[2]孟宪实.武则天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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