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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 | 体系的科学性何以建构——读汤哲声主编的《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

杨剑龙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汤哲声,江苏 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


专栏

学术书评

作者:杨剑龙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导读】通俗文学创作一直红火,但是学术批评始终滞后。汤哲声教授主编的《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对加强中国通俗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贡献。这部著作努力构建百年中国通俗观和批评话语体系,并依此展开了研究实践。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这部著作对中国学术体系如何具有中华性以及批评标准如何具有大众性、适应性、有效性展开了思考。

【关键词】学术批评  科学性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真正起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标志性成果是199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这部著作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被认为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增添了另一只翅膀,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并举、双翼齐飞的研究格局。2021年11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汤哲声主编的《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这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新的进展。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不再是在精英文学(这个名称并不规范,姑妄称之)的学术体系中为通俗文学争名分、争地位,而是提出了构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学术批评标准,并对百年中国通俗文学进行了学术评估。用精英文学的批评标准批评通俗文学,论述的是通俗文学具有哪些精英文学同样的价值。在精英文学的学术话语中,无论列出多少史实,通俗文学的价值都难以与精英文学相当,通俗文学这只翅膀都难以有精英文学那样强壮。提出构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学术批评标准,是在通俗文学的学术视野中评估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的价值自然就能得到体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百年中国通俗文学进行价值评估,必然会引发对百年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科学性构建的思考,这是这部著作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学术价值。

 


01

何谓通俗:百年中国

通俗文学本体属性的阐释 


通俗文学是个约定俗成的文类名称,但是如何阐释,是个学术难题。文类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名称大概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全国进行文艺形式的大讨论之中最早出现的。上海的《万象》杂志提出了“通俗文学”的口号,并推动开展通俗文学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通俗文学一般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之后又被称作民国旧派文学,等等。当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称之,它们也曾被称作封建的小市民文艺,等等。再次用通俗文学名称论之,是1986年范伯群带领的苏州大学研究团队申报获批的国家社科第一批重点项目时所使用的名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何谓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的《总序》中说道:“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在这段接近二百字的概念界定中,范伯群先生主要从都市、内容、形式、功能、读者、商品等角度,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做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不难发现,为了准确地阐释通俗文学,范伯群先生用到了一连串限定词,限定词的使用恰恰说明了通俗文学概念的复杂性。在范伯群先生的论述中,尤其强调了现代都市对于孕育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也正是从这样的认知出发,在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将以上海大都市作为叙事背景的《海上花列传》(韩邦庆著)视为“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2]。他认为在这部“海上传奇”中,摩登都市中的红男绿女、光彩夺目的大马车、妓院酒楼的花酒、纵横交织的街道,均构成了“城市的具体象征物”。[3]

  

在《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中,同样绕不开如何界定通俗文学的问题。只有名正,方可言顺。在《史学书写卷》中,汤哲声先生对通俗文学的概念做了这样的表述:“通俗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主要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类型化的世俗化阅读。”[4]15汤哲声先生主要从文学传统、大众媒体、类型特征、阅读市场等方面来界定通俗文学的属性。与范伯群先生相同的是,汤哲声提出的概念强调了传统性;略显不同的是,汤哲声先生忽略了通俗文学都市性特征,也不突出其娱乐性功能,而对通俗文学的媒体性、市场性与商品性特征给予了更多的强调。汤哲声先生认为传统性、媒体性、市场性和商品性互为关联,构成了通俗文学的本质特征。汤哲声先生提出的概念,显然是基于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历程而不仅仅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创作,基于网络文学等新的文类的出现而不仅仅是纸质的通俗文学进行的学术思考。文学概念从来就是在发展中形成和完善的,其中的不变性显示出原则,变化性显示出发展。随着创作实践不断创新,通俗文学的概念在未来肯定还会有进一步调整和更新的可能。不过,汤哲声先生提出的通俗文学的概念应该与当下时代性最为切合。

  

汤哲声先生认为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需要在通俗文学的学术批评话语体系中进行。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科学地设立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标准。根据通俗文学的概念,汤哲声先生提出了百年中国价值评估的标准的“三路径”:传统性、文化性、市场性。通俗文学的概念和通俗文学批评标准是他构建通俗文学学术批评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这部著作的理论基础。



 

02

如何评估:百年中国

通俗文学批评的五个维度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由五部著作组成,分别是《史学书写卷》(汤哲声著)、《社会学卷》(范伯群、张蕾、黄诚著)、《市场运作与阅读调查卷》(石娟主编)、《网络文学卷》(马季著)、《大事记卷》(黄诚著),汤哲声是总主编。这五部著作显然是经过精心思考而设置,突显的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五个维度,建构的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批评范式。


《史学书写卷》是这套著作的基础和主干。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第一,在《绪论》中提出了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概念、批评标准及其依据。这篇由总主编汤哲声撰写的绪论可以看作这套著作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了中国通俗文学具有中华传统性。这部著作虽然是以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作为主要评估对象,却将学术视野拓展到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将中国传统通俗文学与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当下中国的网络文学联系起来。这样的书写格局,就是强调中国通俗文学有着史学传统,强调百年中国通俗文学是延续着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学。第三,对百年中国通俗文学进行价值评估,这是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在百年中国通俗文学评估中最有创建的论述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系统性的史学研究与批评,除了汤哲声曾主编过一部《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之外,基本上还是学术空白。在《史学书写卷》中,汤哲声首先做了很多的学术探索。他以类型化作为标准,将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分为域外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生态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公安小说、官场小说、青春小说、婚恋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将20世纪中国“红色经典”小说也纳入了评估范围。他说:“‘红色经典’不是通俗小说,却是将通俗小说美学要素运用得极为娴熟的小说类型。‘红色经典’实际上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和传统通俗小说的文化美学的结合体。”[4]246这些小说是不是通俗小说肯定有学术研讨的空间,但它们肯定是划分当代通俗小说范畴时考量的对象。第四,将港澳台的通俗文学纳入了评估范围,其中澳门地区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是第一次被关注。第五,将网络文学视作当代通俗文学的新阶段加以评估。作者认为网络文学是发生在新媒体上的通俗文学,是从纸质通俗文学发展而来有其特殊的美学特征的网络通俗文学,显示着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在新时期的新发展。


《社会学卷》是分析通俗文学的世情性并加以评估的学术著作。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5]文心是指文人之心,是知识分子的爱好;里耳是指民间普通老百姓的耳朵。文心还是里耳是文学的雅俗之别的一个根据。通俗文学要让老百姓听到耳朵里,自然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事。老百姓最愿意听的事自然是社情,即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怎么样,未来又会怎么样。社情就会产生舆情,即老百姓有什么心声,这样的心声在通达过程中能否顺畅。舆情就会产生社风,即当下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风气,老百姓又如何评价这样的社会风气。所以说,通俗文学就是写社情、舆情、社风的世情文学,从而产生了通俗文学的社会学价值。在现当代中国,通俗文学的世情性由于大众媒体的强势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放大。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者基本上是大众媒体中人。大众媒体本身具有的社情、舆情和社风的属性及其传播形态自然会传导到通俗文学创作之中,并有了生动、形象的表现。因此,在大众媒体强势发展的现当代中国,中国通俗文学的社会学价值特别高,且有很强的时政性。在《社会学卷》中,作者围绕着鸦片战争、晚清社会、辛亥“武昌首义”、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五四青年爱国运动、民国社情、市民生态、抗日战争等话题,从文学评估的视角论述了百年中国的社情、舆情和民情。这部著作角度新颖,资料丰富,别开生面,现场感极强,可视作百年中国社会学的形象史。

  

将《市场运作与阅读调查卷》单独列卷,著作者是要强调通俗文学是市场的文学。与精英文学主要是文本创作不一样,通俗文学是个创作链,有一个文本、传播、接受的运转过程。在这个创作链中,通俗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充满着裂隙的胚胎,既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也给后来的创作者提供了改编元素的平台,并以获得阅读接受为创作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的文本创作只能称作“生命胚胎”,市场传播是“生长激素”,阅读接受才是“生命活力”。促使这三个环节运转的就是市场运作。成功的市场运作能够使得元文本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型改造,而失败的市场运作又常常使一部精彩的元文本夭折。市场的运作会带来通俗文学创作的泡沫,却又使得通俗文学创作充满了活力,通俗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市场形态中兴衰沉浮。这样的市场形态一方面说明市场是通俗文学的生命线,没有了市场运作,也就没有了通俗文学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要求对通俗文学的市场运作加以评估,引导通俗文学市场运作健康发展。《市场运作与阅读调查卷》这部著作不仅设置了健康的市场运作的标准,还用具体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市场运作的得失加以分析评估。这部著作选取的案例是《晶报》《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皇冠》《秋海棠弹词》、金庸小说、《故事会》、倪匡现象、《今古传奇·武侠版》、郭敬明现象10个案例。之所以选择这10个案例,一是因为它们贯穿于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具有史学意义;二是它们具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具有经典性;三是这些案例为人们所耳熟,读之会有获得感。与市场运作评估相呼应的是这部著作对当代阅读市场展开了数次调查,从读者中获取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当代认知。因此,这部著作不仅评估了百年中国通俗文学如何生成,还评估了哪些作家作品具有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在历史的纵深中产生出了学术研究的当代意义。

  

网络文学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的增长点。《网络文学卷》体现的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的当下性。作者马季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每年的网络文学文情报告的撰写者。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的起承转合分析得相当细致,也相当完整。值得一提的是,与那些网络文学的评论论著不一样,这部著作对中国网络文学价值评估具有高起点、大格局的特色。在评估中,作者并没有将网络文学仅仅看作一种文学现象,而是将其视作一种文化的生成,视作一种新媒体、新政策和新的社会时尚的文化综合体加以分析。因此,这部著作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历史评估、美学评估,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政策评估和对策评估。


《大事记卷》具有填补百年中国文学史料研究空白的价值。百年中国精英文学的史料相当丰富,但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史料基本缺失。20世纪80年代,魏绍昌先生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和苏州大学主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对现代通俗文学资料做了最初的收集。由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这两部资料集不仅在材料的收集上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还将通俗文学的很多资料放置于新文学批判文章之后,作为一种被批判的参考资料存之。所以,这两本资料只能说是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资料研究开了一扇窗。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资料真正的收集和整理是这部《大事记卷》。这部著作记载了1892年2月28日韩邦庆在《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一直到2018年12月中国通俗文学的大事记。大事记主要类型有重要作家生平、重要作品出版、社团流派生成脉络、文学论争、重要报纸杂志、重要出版书局、主要研究著述等相关情况,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了百年中国通俗文学基本状态。很多资料是第一次披露,极具研究价值。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通俗文学的史料观。不再是用精英文学的观念编选通俗文学的史料,而是用通俗文学的观念评估通俗文学史料的价值。因此,这部《大事记卷》是一部具有通俗文学本体特征的史料评估著作。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学术目标应该是打造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学术批评格局。这五部著作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03

重构可能:百年中国

文学批评体系的思考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图书。其中,《社会学卷》列为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规划项目,《网络文学卷》被列为2022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已经得到多方面的肯定。但是,更为深远的影响还是在于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学术思考。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一直很强劲,并始终拥有大量的读者。然而,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明显薄弱,脱节于通俗文学的创作状态和阅读状态。习近平总书记说:“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6]中国通俗文学也许谈不上顶天立地,但一定是铺天盖地。这些铺天盖地的作品中究竟有哪些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从中发现总结创作规律,等等,这部著作提示着学界不能偏重于那些顶天立地的作品,还要关注那些铺天盖地的作品。在当下文化建设中,后者也许更为重要。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建立在适合性上。《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提出构建通俗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并付诸实践,体现出用通俗文学的批评观批评通俗文学的有效性。文学批评的标准有其终结性,但是不同的文类有着不同的创作机制和不同的美学呈现,就如围棋、象棋各有规则,虽然它们都是棋。用围棋的标准衡量象棋就不适合。同样,用精英文学的批评标准衡量通俗文学就会出现误差。布用尺度,米用斗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沿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思考,必然要考量百年中国的学术体系的科学性。对百年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的不及或不达,至少说明百年中国文学的学术体系有所偏颇。百年中国的学术体系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以精英文学作为研究和批评的对象而构建的。百年中国的学术体系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对通俗文学的创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都被历史所证明。但是也应该看到,百年中国文学的学术体系对西方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有着更多的接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缺少必要的甄别和传承。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中,具有传统性的通俗文学的价值和品质就难以得到重视,通俗文学的创作规律、传播规律就难以得到总结。如何重构中国的学术体系,使之既能够评估精英文学,也能够评估通俗文学,使之既不形于一态,也不定于一尊,这应该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这部著作给予我们的更深刻的思考。

 

注释:

[1]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包天笑[M].栾梅健编校.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1-2.

[2]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

[3]张福萍.套路——叙述与大众文化经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35.

[4]汤哲声.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史学书写卷[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1.

[5]绿天馆主人(冯梦龙).古今小说序[A].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217.

[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5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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