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娴 | “瓦格纳事件”的端倪——从《悲剧的诞生》看尼采与瓦格纳的“合”与“分”
《悲剧的诞生》,[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专栏
重读
【关键词】尼采与瓦格纳 《悲剧的诞生》 “瓦格纳事件”
一位是哲学天才,一位是音乐家、戏剧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作为塑造德国精神的两位伟大思想家,自相遇、相识之后,二人的名字便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身为艺术家的瓦格纳试图用他的音乐和“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理想重塑德国民族精神,这让当时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尼采看到了复兴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的希望。然而,瓦格纳后期浮夸而庸俗的风格让尼采深感失望,二人的友谊宣告破裂,于是有了哲学史和音乐史上的“瓦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
瓦格纳对尼采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在尼采生命最后所写的自传《瞧,这个人》(Ecce Homo)中,他这样看待自己与瓦格纳之间的关系:“我把瓦格纳视为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我们有亲缘关系的原因,在于我们遭受到的痛苦要比本世纪其他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更深,而且我们还要遭受互动干戈的痛苦,这就将我们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1]44
《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作为尼采首部发表的作品以及早期思想的代表作,它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瓦格纳。在这部书的前言“致理查德·瓦格纳”中,尼采激动地写道:“我确信有一位男子明白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我要在这里把这部著作奉献给这位男子,奉献给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我的这位高贵的先驱者。”[2]88青年尼采视瓦格纳为德国复兴道路上的先驱,从《悲剧的诞生》中可以看到很多瓦格纳思想的影子。但同样是从《悲剧的诞生》开始,尼采的思想已经开始与瓦格纳产生分歧,这就为之后二人走向对立和决裂埋下了伏笔。
01
尼、瓦二人的“意合”之处
1872年,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在此之前,青年尼采视为先驱者的瓦格纳已经发表了众多论述当时艺术和未来艺术的文章,如《艺术与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1849)、《未来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1850)、《歌剧与戏剧》(Oper und Drama,1851)等,逐步提出了他著名的“整体艺术”理念,其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对比尼采的早期著作与瓦格纳的理论文章,不难发现二人在思想和精神追求上的重合与交叠。或许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尼采的思想除了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与瓦格纳的戏剧音乐中吸取灵感外,还直接受到瓦格纳文字的启发。前者已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而后者尚未被深入开拓,这也正是本文所致力挖掘的地方。
尼采与瓦格纳生活的19世纪后期,是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率先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彼时的德国在普鲁士的带领下,逐渐走出战争的泥潭,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统一之后,德国在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提升科学技术水平,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尼采和瓦格纳都看到了工业、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隐患。
1873年,尼采的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论文创作完成。在这篇文章中,尼采指出现代科学活动的野蛮性。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让人逐步异化,“生命换上了非人体的齿轮转动装置和机械装置的毛病”[1]88,同时文化也变得僵化、庸俗。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片面崇尚科学、理性而扼杀生命本性的现代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科学和理性实则是一种贪婪的求知欲,它让艺术被迫紧紧攀缘着辩证法的主干,艺术精神逐渐在逻辑公式中化为木偶。[2]141尼采所看到的科学、技术、理性对人性和艺术文化的压制,与瓦格纳在《艺术与革命》和《未来的艺术作品》中所讨论的情形是一致的。
早在1850年前后,瓦格纳已经意识到了工业、科技对艺术及艺术家的危害。他认为现代艺术创作者与其说是“艺术家”,不如说是有点艺术修养的“手艺人”和“工匠”。艺术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享受,而是劳动;不是快乐,而是负担;不是自发的,而是强迫的。他们已经完全沦为工业的奴隶。[3]瓦格纳对推动工业发展的科学以及科学背后的理性主义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应当是“直接诉诸感官的,在它最赤裸裸地现身的瞬间展示出来的艺术作品”[4]40。倘若科学和理性先于“赤裸裸的”艺术而存在,那么艺术自身最原始的本性和感性力量也就被遮蔽甚至不复存在了,这必然是对真正艺术和文化的巨大打击。
那么,真正的艺术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尼、瓦二人来说,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或存在过他们理想中的真正艺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艺术就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
在尼、瓦二人看来,悲剧是古希腊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鲜明地提出了这一点。而在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一文中,这一观点已经初见端倪。
瓦格纳首先给予日神阿波罗(Apollo)极高的地位。他认为,阿波罗具有明朗严肃的外表、崇高的精神气质,因此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是优美而富有力量的。对于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瓦格纳明确提到“悲剧诗人受酒神鼓舞”,也就是说,他将酒神视为悲剧产生的一大重要影响要素。紧接着,瓦格纳又强调,当受到酒神鼓舞的悲剧诗人看到日神阿波罗时,会自发地通过语言将所有丰富的艺术元素汇集到一个焦点上,从而产生出最崇高的艺术品——戏剧。[5]由此,瓦格纳隐隐地将戏剧视为酒神与日神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瓦格纳的这一思想在尼采那里得到了继承,并得以充分发挥。
尼采认为,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彼此结合,最终产生了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这种艺术作品是“酒神认识和酒神作用的日神式的感性化”[2]116的戏剧,是作为“日神和酒神这两种彼此交织的艺术本能的表现”[6]66的悲剧。可以说,尼采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二分以及悲剧的诞生方面,与瓦格纳是一脉相承的。
尼采与瓦格纳都将戏剧或悲剧看作最完美的艺术品,而对于时下流行的工业文明的产物——现代歌剧,二人则持批判态度。
瓦格纳认为,歌剧完全抛弃了艺术的灵魂。在希腊悲剧衰落之后,它被分解成了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独立的艺术门类,歌剧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这些独立的艺术门类并没有继承悲剧的核心精神。瓦格纳犀利地指出,现代剧场艺术流于表面,只是一种富有技巧性的、吸引人的表演,完全称不上是什么真正的戏剧。现下流行的歌剧已经失去了戏剧的核心和最高意图,只是各种感官刺激的大杂烩,混乱,毫无韵律可言。[7]
尼采对瓦格纳的观点表示强烈赞同,他讽刺歌剧极其肤浅而不知虔敬,夹杂了太多非艺术的倾向。歌剧致力于迎合观众的理想、想象和音乐本能而全然失去自然的艺术本性,它试图用高超的演唱技巧以掩盖自身艺术气质的天然缺乏[2]156-160,但本质上,它已经丧失了原本存在于悲剧艺术中的对美的追求和对人类自我、自然宇宙的真实展现。
透过尼、瓦二人对歌剧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思受工业、科学和理性影响而扭曲的现代艺术。瓦格纳看到,以歌剧为代表的现代剧场艺术是工业发展中机械性的产物,只会唤起人们不自然的、毫无节制的需求,从而将人带入歧途。[4]50尼采将歌剧视为科学和理性的产物,它所呈现的内容与真正的艺术相冲动,即与感性活动相冲突[2]160-164,这就不利于德国民族精神和欧洲精神文化的复兴。尼、瓦二人暗含的意思是说,现代工业的特点是重复进行机械性的劳动,它最大化地压制了人们的本性和情感。因此,工业文明下产生的歌剧,必然不会自然地表现人们的感性,也就不会激起人们内心的情感共鸣,这些恰恰是艺术的灵魂所在。而正因为这类艺术不会表现深层次的感性诉求,它们只能转而诉诸肤浅的技巧,以刺激感官的方式掩盖它自身的空虚。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因为感官刺激会产生即时的快感,所以一旦这类艺术泛滥,人们会迷恋它所带来的生理刺激。而当人沉迷于声色之时,就逐渐失去了对精神性事物的追求,这必然阻碍了个体自身的发展。同样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也不利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复兴。
由此我们看到,尼采和瓦格纳面对当时工业、科学和理性扭曲人文艺术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他们视古希腊悲剧为理想艺术,并在批判现代艺术特别是现代歌剧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一致。这些都反映出二人希望实现民族精神复兴的共同愿望。
02
超越瓦格纳与分道扬镳
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在吸收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纠正、弥补前人的不足,并拓展尚未被开发的领域。这些,23岁的尼采都做到了。
虽然瓦格纳已经初步提出了日神、酒神与悲剧诞生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尼采并没有止步于此。首先,在日神精神方面,尼采创造性地从德语词源的角度将“日神”与“外观”联系在一起,从而引出了日神代表静穆、素朴的造型艺术的观点。在德语中,schein兼有光明和外观的含义,因此“日神”在德语“der Scheinende”中也可以翻译为“制造外观者”。[2]89-90尼采将“光明”和“外观”联系起来并指出,制造出美的外观以美化世界,这正是日神的智慧。其次,尼采洞察到,日神精神之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酒神精神。日神艺术所反映出来的古希腊世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美好,在美丽外观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和生存艰难的痛苦。而酒神精神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痛苦经验的揭露。尼采认为日神的“整个生存及其全部的美和适度,都建立在某种隐蔽的痛苦和知识根基之上,酒神冲动向他揭露了这种根基”[2]101。如此一来,尼采便将酒神置于日神之上,赋予了酒神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高度,从而颠覆了前人(包括瓦格纳)普遍以日神为大的传统。
而瓦格纳在行文中依旧遵循以日神为尊的希腊文化传统。在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作为主神宙斯(Zeus)所宠爱的儿子,其诞生地提洛思(Delos)被确立为希腊的中心。同时,阿波罗还被视为希腊的开国之神,其神殿位于希腊宗教的中心德尔菲(Delphi)。因此,日神阿波罗在希腊文化中处于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瓦格纳多次强调,阿波罗是希腊民族真正的主神,人所有的苦难和哀乐都在阿波罗身上体现出来。[8]相比之下,酒神虽然也是奥林匹斯(Olympus)众神的一员,但是他入祠奥林匹斯神山是在荷马(Homer)之后很久的事情了。[6]23与日神阿波罗比起来,他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然而尼采敏锐地发现了酒神所代表的人类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以及酒神精神所象征的对个体化痛苦的超脱——这是一条通向存在之母和万物核心的道路。正是这一发现让尼采对酒神格外青睐,并极具颠覆性地将其与日神并尊,甚至凌驾于日神之上。借助酒神,尼采也显示出了他对“正统文化”的反叛和对瓦格纳的超越。
正因为尼采对酒神精神格外重视,所以他对瓦格纳所代表的新酒神艺术抱有极大的期望。他认为瓦格纳是欧洲文化复兴的领路人,他的音乐和戏剧中隐藏着古希腊文化中的酒神精神,能够引领德国重新走向辉煌。然而,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尼采和瓦格纳的友谊最终宣告结束。
众多研究“瓦格纳事件”的专家认为,尼、瓦二人决裂的重要原因在于,尼采向来摒弃的基督教精神竟然在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戏剧《帕西法尔》(Parsifal)中有着浓重的体现[9],这令尼采十分愤怒。尼采认为自己一贯是基督教的敌手,从《悲剧的诞生》开始,他就对基督教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基督教既不是日神阿波罗,也不是酒神狄奥尼索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基督教是一种虚无主义,它也否定一切美学价值,而这种美学价值恰恰是《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承认的唯一价值。[1]80对基督教如此摒弃的尼采,不会允许所谓的基督教精神沾染他心目中的希腊世界与理想艺术。因此,他对瓦格纳所显露出的对基督教道德意识的臣服自然十分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早期的理论著作透露出他其实也是一个反基督教者。在《艺术与革命》中,瓦格纳总体上是站在反基督教的立场上探讨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复兴的。瓦格纳认为古希腊悲剧衰落之后,艺术就被基督教所俘虏,而基督教的本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伪善。这种恶劣的品质与艺术纠缠在一起,并且越来越深,严重阻碍了艺术展现其自律性的、纯洁的美。虽然瓦格纳对基督教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从他在《艺术与革命》文末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的批判并不彻底,认为其中依旧存在某些积极的因素。[10]他提道:“耶稣向我们表明,我们大家都是长相相似的人类,我们亲如兄弟。……因此,让我们在生活中和生机勃勃的艺术中建立祭坛,以此献给并长久地纪念人类最重要的两位导师。耶稣,他为全人类受苦;阿波罗,他把人类提高到充满欢乐和尊严的地位!”[11]这里,瓦格纳显然对耶稣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认为耶稣具有拯救性,并将耶稣与阿波罗并举为人类的导师。也正是因为瓦格纳批判基督教的不彻底,为他晚年屈从于基督教的道德精神埋下了伏笔。
尼、瓦二人决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他们的艺术目标并不一致。尼采将悲剧视为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完美艺术作品,他希望通过希腊悲剧和瓦格纳的艺术实践看到新的人类尊严的兴起。但事实上,瓦格纳的戏剧音乐在发展中已经逐步脱离了尼采心中真正的悲剧形式。瓦格纳在《未来的艺术作品》中明确提出,他要创造的是一种名叫“整体艺术”的新的艺术形式,它是音乐戏剧的新的统一。在这种艺术形式中,歌词、戏剧人物与音乐似乎都融化在了一起,留给观众的是发展到极限的感官刺激。然而,倘若一直处在感官享受的精神状态中,其后果必然是筋疲力尽、意志丧失。尼采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鄙弃瓦格纳的言行不一——瓦格纳一面批评歌剧等现代艺术追求感官刺激,一面却在他的“整体艺术”实践中将这一刺激推向极致。因此,尼采在《尼采反对瓦格纳》(Nietzsche contra Wagner)中激烈地抨击瓦格纳,指责他的音乐毒害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二人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比较尼、瓦二人的理想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瓦格纳似乎对世界抱有“建设”性的乐观态度。他提倡日神精神,提倡“整体艺术”,本质上是想要借助这两者构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他期待“耶稣”的拯救,也是因为他希望耶稣能够帮他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尼采虽然也有着民族复兴的理想,但他更多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冲突、矛盾与没落,尤其是晚年的尼采,对世界怀着深深的绝望。因此,二人之间巨大的精神鸿沟,也许是造成他们走向分歧的深层原因。
03
抽象的瓦格纳
——“瓦格纳事件”背后
在“瓦格纳事件”发生之后,瓦格纳依旧占据了尼采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位置。对于尼采来说,瓦格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极为特殊,“瓦格纳”这个名字俨然成为德国精神的象征和代名词。因此,尼采与瓦格纳的分道扬镳不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冲突,也是尼采与他心目中的寄托的决裂。
瓦格纳之所以能够成为某种象征,是因为他具有某种代表性和典型意义。首先,瓦格纳致力于德国民族复兴的理想,代表了当时一批有志之士的集体愿望。这些人包括与瓦格纳一起参加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起义者,也包括大力支持和宣传瓦格纳音乐、理想的“瓦格纳派”。其次,瓦格纳的音乐及其“整体艺术”的艺术实践代表了一次德国民族复兴的具体尝试。“整体艺术”其实是以集音乐、舞蹈、戏剧等因素于一身的古希腊艺术为原型而进行的一次再创造。瓦格纳试图通过这种综合性艺术创造一种日耳曼式的古希腊文化,把德国打造成继古希腊、罗马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强国,从而实现德国的复兴。而他的戏剧音乐所展现出来的宏大气魄也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成为德国精神的外在显现。瓦格纳的这种尝试在当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尤其是在拜罗伊特(Bayreuth)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之时,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William I)及多国政要和各界代表都出席了该演出,这部戏剧也在欧洲文化界引起了轰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瓦格纳从艺术领域进行德国复兴的尝试无疑是一次突破。可以说,瓦格纳的名字与德国复兴和德国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因为瓦格纳与德国精神联系得如此密切,在尼采眼中,瓦格纳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体、一个特别的音乐家。他褪去了个人身份,成为德国精神的符号和象征。或许可以这样说,尼采并不迷信瓦格纳,他心中牵挂的一直是瓦格纳所代表的德国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尼采对瓦格纳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早期尼采推崇瓦格纳,是因为他仿佛看到了德国精神的复兴,而之后他批判瓦格纳,其实就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德国精神的衰落。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认为瓦格纳集中体现了一种现代特性,这种特性的背后实际上是日渐堕落的德国精神,而它透过瓦格纳“蛮横、做作又‘清白无辜’”的戏剧音乐显露出来。尼采在自传中常常写道:“我这样攻击过瓦格纳,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我们文化的虚伪和杂种文化的本性。”“瓦格纳被德国化了。”[1]14,94此时的“瓦格纳”就是德国精神堕落的象征。
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合”与“分”,实则暗示了尼采对德国精神从一开始抱有希望到不断失望甚至绝望的变化过程。尼采会对瓦格纳迎合大众和基督教的转变感到无比愤怒,其背后是对德国精神的“怒其不争”。
结语
作为19世纪末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尼采以其颠覆传统的思想著称。而这样一位人物的一生中,瓦格纳的名字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悲剧的诞生》中,我们看到了二人之间思想的“合”与“分”。从“瓦格纳事件”中,又看到了尼采对瓦格纳“言行不一”的愤怒,以及对“瓦格纳”所象征的德国精神堕落的痛苦和悲哀。但不可否认的是,二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复兴德国精神和欧洲文化的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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