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声的资本主义》中，吉见俊哉借日本文学家永井荷风的经历，例证了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一种对广播的厌恶之情，后者对隔壁响起的收音机之声感到异常难耐，甚至会用火箸敲击火盆的声音来掩盖。但同时，荷风对巷尾的一般噪声不会如此厌恶，在步行时对电车和汽车的声响也感到相当惬意。不同于广播的“二维平面化展示世界的倾向”，这些声音都具有“场域性”。用吉见俊哉的话说：“交织在这些随季节、时刻，宛若潮起潮落的声浪形成的无言静寂中。”[1]虽然吉见俊哉的讨论是围绕着电气媒介展开的，但其中也提示了一种对“语境”更为广义的理解。正是因为在当代，文本的二维阅读已不再是人类唯一接受远距离信息的方式，我们才能够自然而然地重审在文本阐释中将“语境”狭义地匹配为“上下文”的定式思维。如果我们接受更广义的“环境”概念，那这也意味着必须对自身于“环境”中的处身状态进行鉴别，在感官的直接性中找到认知“配方”一般的理性因素，而非相反。正如本期作者罗易扉教授的概念梳理所示，这需要某种人类学视角的支持。而貌似符合规范逻辑的烦琐论述，如若最终无法带回那个杂多感性环境，则大概率会成为并不具备真正价值的伪分析。在诸多没有作品分析的“艺术理论”、没有视听分析的“电影理论”以及没有音乐听感分析的“音乐理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匮乏案例。在本期作者谢光鑫对《声无哀乐论》的重释中，我们能够看到哲学思辨与具体音响效果分析的结合。注释：
[1][日]吉见俊哉.声的资本主义——电话，Radio，留声机的社会史[M].李尚霖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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