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方廷 | 网红街区的缙绅化：媒介时代城市景观的形塑与生产

Original 金方廷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5

专栏

社会关注

作者：金方廷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导读】社交媒体的广泛介入，使城市漫步（citywalk）成为在现实与媒介中同时展开的双重实践，依托参与式的地理媒介生产，可供漫步的网红街区被诱导着呈现为表皮主义的景观形塑，由此构造出城区缙绅化在媒介时代的新模式。

【关键词】城市漫步缙绅化景观

城市漫步（citywalk）是一项近来席卷全国各个城市的新型城市文化活动。这项活动的强势崛起，使人们关注到了城市空间的多样态文化潜能，城市漫步活动由此更成为解读当今“城市与人”关系的话题引线。城市漫步首先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观看”城市的方法。城市漫游者拥有“个人化地占有城市、产生意义”并从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的能力，这种因漫游而产生的观看方式，将视觉消费和商品消费同时作为“自我认同和城市认同的重要途径”。[1]79-84也有人认为，伴随着城市漫游活动出现的城市漫游者，是“青年亚文化在城市空间场域下所呈现的视觉形象”，城市同时影响了“亚文化青年观看世界”以及“大众观看青年亚文化的方式”。[2]之后，对漫步及观看行为的解读，进而过渡到对城市恋地情结的阐释。通过调查漫步者的体验与感受，有学者指出，即便城市漫步背后难免受制于“资本推流和过度营销”的影响，但漫步行为仍旧反映了人与城之间的新型互动，从中可以挖掘出“可沟通城市”意义上的“城市的心理、社会与文化功能”[3]。

上述观察普遍侧重于探讨城市因“城市漫游”兴起而被赋予的一系列文化功能与文化意义，强调的是如何阐释“城市”对“人”的多方面影响。然而眼下透过城市漫步这种活动，更应看到的是受到媒介影响的“人”，如何深度参与了对我们生活其间的“城市”的改造。作为媒介事件的城市漫游，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对当代中国城市的媒介化阐释，这种阐释方式在事实上推动着城市街区景观的形塑与生产——当城市不断被“卷进”一整套指向炮制网红效应的媒介逻辑之中，那么城市在媒介时代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景观生产，或许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缙绅化（gentrification）进程。[4]引入彼得·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对“缙绅化”问题的深度观察[5]，便能更为清楚地看到，这种与媒介传播相辅相成的城区缙绅化，其实并未彻底篡改经典的缙绅化理论，因为缙绅化在当下城区的扩张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对街区原住居民生活空间的掠夺。不同的是，今天在网红城市和网红街区中看到的，更多是媒介逻辑对城市生活逻辑的侵蚀。这意味着，“系统”对城市生活世界的“殖民”，已然构成了解释今日城区缙绅化的另一种维度。

从作为媒介事件的城市漫步出发，透过位于上海的数个网红街区案例，本文试图观察一系列深度参与媒介活动的人类行为（包括城市漫步），如何最终助推了网红街区的缙绅化。我们相信，媒介时代不断成型的“城市”与“人”的新关系模式，正蕴含在被上述“媒介动物”改写的城市叙事语法之中。

漫步网红街区的媒介动物

今天的城市漫步既是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文化活动，也是发生在媒介场域里的文化现象。[6]造成这种变化的前提当然是飞速发展的媒介技术。过去，学者已经意识到都市的漫游者不同于媒介的漫游者，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存”与“相互指涉”的关系。[1]79-84现在，愈发丰富、多元与强势的媒介表达，全方位地改变了城市漫步的实践形态。当用户生成内容（UGC）成为网络交流的重要途径，同时短视频也日趋成为主流的媒介表达形式，在“城市漫游”或“Citywalk”这类媒介平台的标签底下，最常出现的是各种聚焦街道景观与人间烟火的碎片化传播样态。[7]在内容、渠道等方面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城市媒介表达，似乎证明了城市漫游就此与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媒介文化发生联动。

城市漫游事实上就是一种在现实与媒介端同时展开的双重实践，因为在现实城市中漫步的人，随时可以切换为在数字媒介平台分享城市资讯的用户。因而，不论人们参与城市漫步的意图如何，这种发生在城市街区空间中的现实活动，最终都会以媒介的形式被呈现和表达。作为现实事件的城市漫步，也就以各种媒介形式汇入到数字媒介平台的“流量池”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媒介事件。

作为媒介事件的城市漫步之所以会出现，本质是“网络数字媒介在城市空间的扩张”的结果。我们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看到的有关“城市漫步”的所有内容，几乎都可以视作“移动的主体和他们独特的城市日常行为”所留下的数字痕迹。[8]1,6作为一体两面的事实，“媒介的空间化”与“空间的媒介化”差不多同时发生在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当中。正如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所言，一方面，21世纪的城市是“媒介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我们包围”的城市[8]11，处于扩张状态的网络数字媒介本身就是城市经验的一部分，而城市的数字化、媒介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中各种“地点”的性质，人地联结的激活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取决于媒介技术的使用。也就是说，“数字媒介既帮助人们从‘地点’解放出来，又成为如今地点制造的重要方式”[8]5。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中的你我又何尝不是横跨虚实二界的“新物种”。对今天的人类而言，数字媒介塑造的虚拟经验同物理世界中的现实经验几乎同样重要，甚至在虚拟世界中塑造的行为逻辑，时常不断满溢并倒灌进物理世界之中，使现实世界不断遭受来自虚拟世界的无形支配与侵犯。

可以这么说，网络数字媒介在城市空间中的扩张，同时改变了今时今日的城市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城市自此成为数据丰富聚集的所在[8]70，城市中的地点被媒体带来的信息记录、归档、分析和获取能力所重构。更重要的是，作为被“抛进”数字城市中的人，即便我们不得不向软件或平台让渡部分城市生活的管理权[8]76，但真实而有意义的人类社会联系，未必在城市数字档案的层叠痕迹中被赋以新生。这是因为，身处在被数字媒介彻底改造的城市，人们通常很难抵挡附生于数字媒介之上的商业逻辑和媒介逻辑。麦奎尔曾十分精辟地谈到，“当城市生活中像在城市中漫步或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这样的根本性的方面都需要经过盈利性的数字平台的中介”，日常的社会生活似乎很难避免会落入到商品逻辑的多维重宰制。[8]72-73相比之下，媒介逻辑给生活带来的困扰更为直接。因为人们日渐认识到，媒介渠道的增加并不必然导向多元观点的展现，媒介内容的生产也不必然等于能够在注意力争夺的竞争中占优。[8]51麦奎尔指出，“在饱和的媒介环境中，关键问题不再是发出声音，而是如何在每个人同时说话的鼎沸之中被听见”，这一比喻如实表达了媒介激增、资讯饱和同注意力稀缺之间的矛盾，而媒介生产的逻辑正依附于这组矛盾展开。

正因为城市和人都经历了无可回头的媒介化改造，所以像城市漫步这类在城市中发生的文化实践，自始至终都逃脱不掉来自数字媒介的覆盖式影响。或许人们不再能单纯且直接地游荡街头，而是始终被媒介平台上提供的信息所引导，才掌握了漫步街头的行动方法，最终人们也要回到数字世界中才能界定这种漫步的行为意义。

上述关于媒介城市的讨论，进而可以用于观察城市漫步发生的场景，也就是那些易于漫步却更容易在媒体平台中人为“留痕”的网红街区。这些网红城市或网红街区，被认为是一种复合了空间想象、时间想象与社会想象的媒介建构。[9]也有学者认为，居于网红城市生产中心的是各类可以复制和具象化的“奇观”（spectacle），其价值在于注意力经济的获取，以及随之而来的数据收集和商业延展。[10]在上海，与城市漫步相伴随的网红打卡地通常位于历史风貌区，它们往往是“小尺度、高密度、功能混合的街区”，也是“文化活动频繁、多元、丰富的地区”。[11]这些分析均从不同的侧面阐明了网红城市现象背后存在着的媒介属性。可问题在于，媒介本身可能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用结构化方式加以拆解的静态装置。相反，不论是作为媒介事件的城市漫步，还是把网红城市或街区本身理解为一种地理媒介，这类媒介城市时代涌现的“新事物”，都必须还原到动态的资讯“信息流”中去观察。

基于这样的观察视角，便能看到，上海的某些街区之所以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维持着“网红”所需的热度和关注度，关键在于一种为特定地点“提供附加信息的能力”。[8]96位于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武康大楼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这里一直以来就是城市漫步者偏爱的“打卡”圣地。但武康大楼之所以能够周期性地掀起新的话题热点，是因为这个地点已然成为生产地理媒介的中心地带——那些漫步至此的“打卡者”，不断为这座建筑拣选出适宜传播的新“取景”。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地理媒介信息，就成了叠加于武康大楼之上的新标签。

2023年2月，武康大楼因对角街口的一盆郁金香，引发排队拍照“打卡”的热潮。络绎不绝的“楼前拍花”，一方面被认为是具有记忆点的城市“微观叙事”，能够“以小见大”地保留下深刻的城市记忆，[12]但另一方面，“正对着大楼只有一盆郁金香”的真实街道现场，被人诟病为是种摄影的“诈骗”[13]。所谓“将大楼和郁金香同框”以拍出好看的照片[14]，其本质是“对图像构图的选择”[15]34。这种媒介生产形式显然更适合数字时代的传播特性，而类似的地理媒介生产模式，最近在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反复上演。去年7月，同样在武康大楼最热的“打卡位”，一枝夏季绽放的荷花替代了春季的郁金香。之后，曾一度带动全国景点蝴蝶结风潮的武康路阳台，因在去年8月摆上了几枝向日葵，又一次成为街区内的新“网红景点”。[16]

可这种为特定城市地点不断附加信息的能力，通常要以掠夺观众视觉的方式呈现。这样一来，为了迎合人们的观看、窥探和取景，城市中的地点变成时刻处在被镜头捕捉状态下的空间素材。有评论者注意到，武康大楼前的郁金香作为具有传播效应的“机位设定”，取决于“发现美的眼睛”对镜头角度的调试。[17]当地理媒介化的城市景观总是以这种方式被“看见”，那么参与城市地理媒介生产的人，就必须化身为不断去发现并制造景观的“眼睛”，借助于摄影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形式”[18]，固执地在城区中寻求那些能够被“吸附”进媒介生产逻辑的城市景观。

在这种媒介逻辑的渗透下，城市漫步也从具有科普性质的城市建筑及街景观览，转向为兼有虚实两个维度的城市地理媒介生产。当漫步行为的本意被摄影“打卡”的目的所压倒，地理媒介就顺理成章地贯穿起网红街区与“媒介动物”的深度关联。可以想见的是，当人们选择成为游荡在网红街区的“媒介动物”，那么在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漫步和观看，也都不再服从于行为自身的意义，而只是屈从于媒介传播意义的中间环节，最终，“媒体将有效地夺走我们的眼睛、夺走我们自己看东西的能力”[19]13。

“换皮”景观与“快闪”街区

当城市漫步成为一个媒介事件，这种转变或许正隐喻着“人与城”关系的改变，因为我们生活其间的物理城市，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地理媒介的生产逻辑所改造。如前所述，漫步者在现实与媒介端的双重实践，已经开始诱导着不同的城市街区反复呈现出“迎合”媒介传播的景观特质。相似的地理媒介生产在上海可谓无处不在——并不限于武康大楼，更不只存在于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好比说，被认为在视觉上满足普通人城市审美需求的安福路[20]，其“网红性”源于涌入街区的敢于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群[21]。穿着大胆且时刻等待被街拍的人群，本身足以给“安福路”这个标签不断地增添大量具有传播效能的附加信息——没错，人也可以是数字化传播的资讯信息。

这表明，在当今中国城市中不断涌现的网红街区，早已是一种媒体与建筑的复合体。不论是武康路的偶见景观，还是安福路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本质上都与生产和传播地理媒介的目的有关。网红街区想要持续“网红”，就需要这些涌入街区的事物和人，为这些特定地理空间持续“供给”各类具有传播价值的资讯、信息与内容。

相比之下，有目的性地将街区塑造成“网红”的案例大概是愚园路。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在最近5年内经历了复杂的“阶梯式更新”。过去的愚园路是条历史底蕴深厚但特色文化不够鲜明的幽静市区小马路。自2015年开始，愚园路的更新主体企业“CREATER创邑”与区政府下属国企成立合资公司，持有了愚园路长宁区路段约30%的物业经营权。相对集中且统一管理的街区物业产权，让愚园路成为少有进行体系化规划并由民营企业在执行层面主导更新的成片街区。[22]与此同时，愚园路被认为是“在日常的生活烟火气和特色的年轻新品牌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的典范。有学者通过分析愚园路的历史文化特征和社会空间演变，指出这条街道的优势在于，“因其保持了基本历史风貌底蕴、在地文化和生活烟火气，又引入了网红潮店使其具备新开端的指引性，无疑可视作当下上海呈现街区原真性的样本”[23]。

在过去五年的阶梯式更新调整过程中，愚园路一直将商业性和“烟火气”的平衡视作街道最为突出的文化特色——这固然是街区内的物理事实与社会事实，可如果从媒介表征的角度看，完全不是这样。很清楚的一点是，经过媒介表达的愚园路，远不如人们在街道肌理层面所感受到的那样多元和丰富。因为在媒介化的愚园路标签之下，能够展现街区真实多元风貌的内容，永远被城市更新过程中引入街道的各种“网红”资讯所淹没。这说明，地理媒介很少如实再现真实的街区与城市，其实它们更擅长的是为城市空间筛选具有传播潜力的元素。于是，最容易被“取景”为地理媒介的街道素材，永远只会是些刻意迎合媒介传播的人造场景。[24]最后我们看到，地理媒介实质上“窄化”了一座城市或一个街区自身更为丰富的内涵和相对多样的生态。

眼下这条街道所涌现的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或许只能从媒介角度予以解释。在愚园路上的所有商业设施中，Ribone Café是最有意识想要去“拥抱”地理媒介生产的店铺。在过去一年间，这家咖啡馆不断更换着店铺的外观和门头，并将这种店铺外观更替称为“换皮肤”。从店铺“小红书”账号公开的信息可知，仅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期间，这家店铺就更新了4次“皮肤”——圣诞节小熊装饰（11月23日至12月5日）、米哈游“崩坏：星穹铁道”主题的“玫瑰瀑布”快闪装饰（12月8日至12月12日）、Bose品牌节日快闪装饰（12月12日至12月27日）以及元旦龙年跨年新“皮肤”（12月28日至1月12日），营造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换装”效应。那么，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疯狂的“换皮肤”现象？这一时期，通过店铺小红书运营者与其他用户的对话，可以看到，人们虽震惊于店铺更换外观装饰的速度，却都十分默契地将店铺的“皮肤”更新同游人拍照“打卡”的行为相绑定。去年的12月27日，店铺的小红书账号公示了更换跨年“皮肤”的帖子，就有一位用户评论说：“更新得太快了。”店铺运营者对此答复则是：“那你什么时候来拍？”[25]

部分店铺用频繁更换“皮肤”的方式，塑造着速朽的“快闪”景观，目的不过是为漫游街区的游客提供前来拍照“打卡”的背景。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只精心打造几处适合相机构图的立面或场景”的新型城市表皮主义（Facadism）。[26]有趣的是，这种网红街区特有的表皮主义本身源于地理媒介的生产机制，但表皮主义对街区空间的改造，反过来也将继续推动着地理媒介的加速再生产。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因纵容媒介过度“侵扰”城市之后才会出现的诡异循环。一旦城市景观过于便捷地被“产出”为地理媒介，那么网红街区就会愈发走向一种景观化与表皮化的更新循环。当城市被构建为一套地理媒介的生产场域，物理的城市就会自动“在媒介的表征作用下被塑造为景观”[15]74，并且这种“快闪”式的即弃、速朽的表皮景观，更容易使城市空间进一步沦为“影楼的布景”，使街区变成“新型的迪士尼主题公园”。[26]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过程的最后一块缺环，始终要由那些积极参与地理媒介生产的“媒介动物”来完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永远安于成为“媒介动物”。当普通游客都开始抱怨某个地方“换皮肤换得太勤了”[27]，或许正说明这一切早已超出人们熟悉的商业逻辑，更与这条街道所容纳的生活逻辑无关。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些支配当下街区更新的新逻辑，因为令人陌生，所以足够让人惊奇。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过程中，身处媒介生产机制中的“人”与“城市”都发生了自我更新：一边是从网红街区“走出”的大批地理媒介的创作者，其中不乏以特定街区为阐释对象的“专业的业余创作者”[28]；另一边，追求网红效应的风貌街区逐渐学会了如何“媚俗”。不管是店铺的主理人、街区更新的主导者，还是漫游途经此处寻觅景观的游人，他们共同的选择与实践，将城市的街道空间成功转变成专供生产速朽景观的场所。

媒介与空间：两种城市权利

上述这些从网红街区中观察到的变化，正符合麦奎尔对地理媒介的预判：数字技术既可更好地帮助构建城市空间，也可以“增强使用者对空间进行修改和调整的能力”。[19]101然而数字技术的这种重构、修改与调整城市空间的能力，将把我们的城市生活带向何方？对此，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假如网红化本身也是一种空间生产方式[26]，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关乎媒介生产能力的网红化就和关乎空间生产能力的缙绅化发生了合流。

当媒介的生产能力本身映照着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权利，媒介生产同空间生产的“联姻”似乎也不能改变缙绅化的本质。如同在其他缙绅化城区中发生的那样，生活在街区中的原住居民的空间权利，连同他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权利，在“网红的缙绅化”进程中也将被逐渐剥夺。

当这一切发生时，原住居民往往是失语的。这条街道已经接纳了大批被媒介诱捕到这里的城市漫步者，他们动用传播和制造信息的能力，试图在媒介平台中成为替街区炮制声量的“大嗓门”。与此同时，同一条街道内也有着相当多的居民，他们相对沉默地在这个地方持续生活着。这种群体划分正对应于城市生活权利与媒介权利的分野。两种权利在同一条街道上同时有效，一方面正是网红街道具备复合空间功能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种事实正回应了狄更斯所洞见到的城市真相。那就是：（城市中的）每个世界拥有其自己的居民，每个都与别的世界判然有别，且几乎意识不到别的世界的存在。

但居民并非只能沉默应对。仍旧以愚园路为例，现在这个地方很像彼得·莫斯科维茨所描述的西村，新的街道看起来像是旧街道的游乐园版。[26]眼下这里的在地居民往往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走向街道“后街”或还没有经历网红化的毗邻街区，去寻求日常生活功能的替补。这条街道原本服务于周边居民的生活功能，已经被宣化路上的小店、凤岗路的马路菜场以及定西路的餐饮店铺“接手”，而便捷的网购也缓和了居民同游客对街道空间的“争夺”。除了在沉默中表达消极自由，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角落里偶尔还能看到在地居民的抱怨[29]，其中有些直指街区的网红化转变：“那些翻新的房子都透着一股浓浓的塑料感。”“然后到处都是精致无趣的连锁店和一些夸张的网红店/打卡点。”也有些评论者明确指出了这种改造背后的缙绅化问题：“没办法啊，现在房租狂涨，变相用资本逼走普通餐饮。”

正如这些居民表述的那样，当缙绅化发生时，对此最为真切的感受是，街区内的空间与社会仿佛被撕成两个世界：“好像有两个世界在彼此推挤——一边是我和朋友会去的商店、酒吧、餐厅，另外一边是当地更早的老居民会去的店。”[5]引言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描述的纽约的缙绅化也是如此，其中“最强烈感受到士绅化街区戏剧性变化的是本地人”，因为城区3英里范围内明显被分为两个世界。[30]38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愚园路、安福路、延平路等网红街道所能看到的情形。即便这些区域的城市更新主导者仍希望求取街道商业性与“烟火气”的平衡，但落到每一家店铺头上的只有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要么这家店更新成一个网红店”，“要么它也可以服务周边社区”。[22]即便同是餐饮店铺，本地居民常去的店铺往往不够“好看”，但营造漂亮陈设和景观的网红店铺常常不够好吃。[31]在面向游客观赏和媒介生产的网红街道功能，与服务周边社区居民的日常街道功能之间，几乎不存在兼容的选项。“网红打卡”只能是一种“非日常”的行为，它在本质上背离了街区居民的生活。

缙绅化街区中出现的“两个世界”看似是不同群体的文化选择和消费偏好，实则仍映照出两种城市权利的伸张。一边是通过媒介力量强势介入空间改造的更新实践；另一边则是用自己日复一日的习惯，艰难维持着街区空间仅存的生活功能。但正如尼尔·史密斯批评的那样，真正在两种权利之间进行取舍的力量，来自支配着缙绅化进程的空间生产者，因为生产方面的盈利需求是“比消费者偏好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而中产阶级的单向度文化消费偏好，无非是从消费者角度成为缙绅化的“许许多多参与者之一”。[30]74-77彼得·莫斯科维茨则更直截了当地表示，“缙绅化不是偶然或意外”，造就缙绅化的场所，从来不是发生缙绅化的街道或城区，而是“房地产大亨的办公室和市政府的会议厅”。[5]引言

从这样的视角回看缙绅化的生产者，有趣的是，缙绅化好像从来不是街区更新“操盘者”的本意，他们如今更希望把自己定位为树立街区调性的人和帮助品牌落地孵化的人。好比说，在谈及愚园路的商业引进时，街区更新的主导企业提出：“我一直希望愚园路能够成为一个对品牌有帮助、能够孵化品牌的街区。”与此同时，除了“去挖掘一些没那么成熟，但是有网红潜质的品牌”外，它们对品牌店铺的运营也“参与得很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愚园路保持比较稳定的风格，它才会不断地往前走”。[22]可我们在街区内看到的情况是，只有先将街区塑造成炮制地理媒介的媒介化空间，随后才有可能把街区变成一个点石成金的品牌孵化器。也就是说，缙绅化时至今日仍旧是一个“重视资本需求（包括城市财务与房地产利益）甚过人民需求的系统”[5]，只不过今天在其中起到撬动各方平衡的力量，不再是曾经“驯服”了纽约东村的新表现主义艺术[30]21-25，而是变成了由媒介带来的非本真的刻奇（kitsch）效应。

这或许表明，通过“艺术品和房地产之间的便利联姻”所造就的经典缙绅化模式，今天已经被社交媒体强大的空间生产能力所篡改。媒介在今天绝对是缙绅化更强有力的“盟友”，因为网红街区确实承担着孵化品牌的商业功能。其中既有被引入街区的店铺品牌，也有不定时在街区内与商铺展开合作活动的品牌；除此之外，还有在网红街区开店的店主“个人IP”[32]，以及围绕特定街区展开探店活动的自媒体博主。正如网红街区本质是媒体与建筑的复合体，这些从网红街区中孵化出来的品牌，同样既有存在于街区空间中的本体，同时还在数字媒体平台中活跃着一个“分身”，这背后始终活跃着“媒介动物”的身影。可媒介自身的悖论性正在于此。网红街区依托于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媒介文化得以成形，但恰恰是这些活跃于街区空间内的“媒介动物”，最有可能成为彻底摧毁这种参与文化的人。因为“媒介动物”的本能是在媒体平台中用“大嗓门”来占据注意力，这必然导向对街区多元“声音”的遮蔽，其中既有来自原住居民的“发声”，当然也包括其他未能在流量和注意力竞争中胜出的“异响”。

当媒介声量被有效兑换为街区商业价值的一部分，为地点持续附加传播信息的地理媒介生产，就直接导向了街区地点商业价值的叠加。在这一意义上，街区空间变得像是人类与平台展开“交互play”的一个环节，而就在围绕媒介平台展开的这种从媒介到行动再从行动到媒介的循环中，网红街区充分利用发达的城市媒介完成着自身的缙绅化改造。

结语：媒介时代的城与人

本文是一项关乎“附近”的研究。为了描述因网络数字媒介扩张而正在经历媒介化改造的城市和人，我们透过当下流行的城市漫步（citywalk）话题，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近些年出现在城市中的网红街区，由此注意到了城市地理媒介生产的运作机制对城市和人带来的深刻影响。

从原住居民的身份出发，这种关于“附近”的发现并不令人欣喜。因为在网红街区内，那种在媒体中设置议题和炮制声量的能力，已经过度凌驾于居民的生活权利之上。可以看到，媒介权利正在与城市更新企业对街区特质的定义权发生“结盟”，共同塑造出一种媒介时代的新型缙绅化模式。尽管我们始终相信，生活与游览的功能并非不能叠加于同一个街区空间之中，但这种“平衡”如今过于脆弱。媒介对街区空间的筛选式表达与改造，终将对街区空间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和有深度的地方态度造成损害。

雷尔夫很早就谈及媒体逻辑对“地方”的侵蚀：“大众传媒随随便便就将一种简化了的、经过筛选了的认同提供给某个地方，完全不管受众真切而直接的地方体验是如何，由此常常制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和虚假的地方。”[33]当街区成为容纳景观与流量标签的符号化地点，我们将在城市中塑造一个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商品的世界”。[34]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种更新背后存在着的惊人的浪费，也很少有人在意城市在失去些什么。但最大的危机始终关乎人与城市的关系，一旦“地方”与“人”发生彻底的疏离，街区的意义和价值便不再能够自我定义，而“完全通过肤浅的价格、颜色与形状来衡量”。[34]132

注释：

[1]严亚,董小玉,谢峰.从漫游者到媒介漫游者——城市的观看之道[J].城市规划,2014,38(4).

[2]韩晓玲,刘迎迎.青年亚文化“城市漫游者”观看实践与视觉政治[J].当代青年研究,2019(3):78-83.

[3]孙玉珠.“City Walk”：“可沟通性”视角下青年城市漫步实践的透视[J].东南传播,2024(3):74-79.

[4]此处使用了“缙绅化”作为“gentrification”这个概念的译名。众所周知，这一概念在国内还有“士绅化”“绅士化”等译法。此处采用这一译法是为了与引证的《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一书保持一致。

[5][美]彼得·莫斯科维茨.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M].吴比娜，赖彦如译.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

[6]必须指出的是，至少在上海，一直存在着两种形式截然不同的“城市漫步”活动。一种偏重知识的趣味，也即在“建筑可阅读”理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聚焦城市建筑观察和城市地理考古的citywalk；另一种则更加商业化，表现为对网红街区景观的文艺“打卡”和时髦消费。这种区分参见梁捷在一次会上的报告《城市漫步的想象力》，报告梗概参见《会议综述|谁的city，如何walk：解读城市漫游的千百种套路》，微信公众号“斯文在线”，2024年4月12日，https://mp.weixin.qq.com/s/8LJf27SMlYC85H2dLQunEw。

[7]黄骏.以城为媒：社交媒体时代的城市形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184-187.

[8][澳]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M].潘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9]金圣钧,李江梅,李宇皓等.空间漫游与想象生产：在线影像中“网红城市”的媒介化建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5):53-74+127.

[10]Zhang,Amy Y.,Asa Roast,and Carwyn Morris.“Wanghong Urbanism:Towards a New Urban-Digital Spectacle.”Mediapolis:A Journal of Cities and Culture 7,No.4(November 2022).此处参考了周艺娴的翻译，参见UCRC.当我们在谈论“网红化”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J/OL].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2024年4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PtmUr0A71l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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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锦江.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徐锦江：网红打卡地靠什么持续“发声”[J/OL].上观新闻，2024年7月5日，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768682.

[12]徐剑.从城市文旅“破圈”看人文经济发展[N].学习日报，2024年1月27日，https://paper.cntheory.com/html/2024-01/24/nw.D110000xxsb_20240124_3-A2.htm.

[13]郁文艳.上海又排起长队，几百人等着和网红合影！看到现场的人都气笑了[J/OL].公众号“新闻晨报”，2023年2月17日，https://mp.weixin.qq.com/s/ZKE6fyvTPqD4C9y3M8k5JA.

[14]木子.武康大楼的郁金香，可真有你的！[J/OL].公众号“周到徐汇”，2023年2月14日，https://mp.weixin.qq.com/s/W7dsm0Q4_wEivwn7qZbZYw.

[15]王彤彤.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网红打卡地的生产研究[D].吉林大学,2024.

[16]又火了！武康路向日葵阳台成新网红打卡点[N].新闻晨报，2023年8月17日，https://www.shxwcb.com/1077115.html.

[17]徐佳和.武康路上的郁金香——“观念摄影”的大众生活版不好吗？[N].新民晚报，2023年2月23日，https://wap.xinmin.cn/content/32324067.html.

[18][英]格雷汉姆·克拉克（Graham Clarke）.照片的历史[M].易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7.

[19][澳]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媒介城市：媒介、建筑与都市空间[M].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20]丁慧.街拍，为什么喜欢这些地方？[N].“光明日报”公众号，2022年1月8日，https://mp.weixin.qq.com/s/FifVKjrsQqZBCYzHudE4NQ.

[21]许海峰.细分哪五类人在超级网红点武康大楼和安福路之间打卡[J/OL].澎湃新闻，2024年2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60461.

[22]对话CREATER创邑|操盘愚园路更新8年，特色街区的现状和未来如何？[J/OL].公众号“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2023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uUc8jIPjfvZ_oiVvpTwgGQ.

[23]徐锦江.理论视域下的愚园路空间生产研究[J].上海文化,2022(08):71-82+126.

[24]具体而言，当地理媒介生产的逻辑日益凌驾于真实街道之上，在媒介中被表达的“愚园路”很可能就只剩下那几家网红店铺，以及这些店铺周边为“打卡”所刻意打造的花样陈设。

[25]元旦跨年新皮肤[J/OL].小红书账号“Ribone Café”，2023年12月27日，http://xhslink.com/zsiREO.

[26]曾有分析文章指出，更好地打造“拍照基地”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表皮主义策略。参见崔国.城市更新“网红化”[J/OL].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2022年1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Lqsf6hl_AY_n1dS7L73Q_A.

[27]愚园路换皮肤换得太勤了[J/OL].小红书账号“叮当猫猫猫”，2024年3月17日，http://xhslink.com/tXkSEO.

[28]潘霁，周海晏，徐笛，李薇.跳动空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84-186.

[29]上海愚园路今非昔比[J/OL].小红书账号“沙拉女王”，2024年2月20日，http://xhslink.com/OSAxTO.

[30][英]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M].李晔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31]有趣的是，在《对话CREATER创邑 | 操盘愚园路更新8年，特色街区的现状和未来如何？》这篇文章的公众号评论里，就能看到愚园路本地居民的回复，说的就是“愚园路好吃的不多”的问题。见同注[22]。

[32]最典型的是小红书平台上的“店主Vivian”（小红书号4226787425），自我介绍便是“上海7家网红店主”，记录自己创业和生活的日常，就已经成为颇有流量的自媒体。

[33][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M].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96.

[34][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9.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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