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下被理想和现实挤压的读书人 | 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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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产生了一群性格被理想和现实压挤得极度紧张的读书人。他们常常表现出那种紧张性格。但是他们靠着地位所保障的财富，使得他们同时也常常是地主，保障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耕读传家”，而这种理想则是用官位来保障的。
文 | 李弘祺
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举的实行至少可以上推到隋朝，在中国施行了1300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实行得非常长久的制度之一。如果把汉代的察举或选举制度也算是一种考试制度，那么中国人用一套“任贤制度”的观念来选拔人才，时间已经超过2000年，就是把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不算进去，它也是世界史上非常灿烂的一篇诗篇。我认为西方恐怕只有天主教教皇的推举制度可以相比拟。
中国的考试制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任贤制度”。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倡这个观念的文明，就是英国人也承认他们到了19世纪才真正完全接受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明末西方学者到中国来，第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的科举。他们说中国没有学校，却能训练出很多的学者，端赖考试的制度。可见这种选举人才不分阶级的理念是中国的贡献，连带由于对这个理念的执着，中国也成了世界上对公正的考试制度最为信赖的文明。
中国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上溯到汉代的选举或察举制度，但是中国人因为非常重视考试的公正或公平，所以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之后，从隋代开始，便以笔试为重心。唐代中叶以后，由科举产生的官员渐渐多起来，虽然他们没有弥封、糊名或誊抄的办法，而且还公然致送公卷，邀引权贵品评月旦他们在学术或文学上的成就，然而，社会流动的大门就此打开，从前僵化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很多平民出生的人也开始参加科举。
宋代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特别是到北宋英宗以后，即11世纪中叶以后，差不多一切妨害公正的措施都已经立下，尤其是三年一比的制度成为定例，以后很少中断。这个制度从此成了中国读书人最大的关心，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无远弗届，这是大家接受的说法。最近西方有学者解释中国的科举制度，利用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说法，认为科举制度是社会本身不断自我“再生产”（reproduction）的重要机制。这个说法大致是对的，也间接说明这种机制的保守性格。有其他学者又说考试乃是政府、官员与考生之间一个竞争的场域（space或arena），这却又似乎间接在说考试的机制是一种多少公平乃至于民主的竞争过程。这样的说法又太美化它了，似乎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公正、公平的现代制度。事实上，科举考试在宋代时，带有大量吸收社会贤才的作用，勉强努力要创造一个比较公平的合理社会；但是这样的做法到了元代就已经开始败坏；明代的读书人又增加了很多，根本无法实现什么社会平等的理想，只能尽量维持公正，让贤才不至于被遗漏。明末到有清一代，方便之门（像买官一类的措施）打开，于是明末满街皆圣人、清朝到处是员外，这个社会已经无法继承，更无法真正体现“任贤”的理想了。
科举制度虽然在西方受到推崇，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把社会上极大的财富分配给极小的一群有功名的读书（特别是宗教的经典）人。近代西方人对社会资源的分布以及教育必须多元的想法使得他们虽然模仿中国的科举，却不因此变成一个“单线流动”的社会。无论如何，科举制度的原始理想究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人类珍贵的遗产。
科举制度另外一个特色，是塑造了中古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的性格。这个性格简单地说，就是领导社会国家的自我期许。但是由于必须经过多次的考试，这种自信也就常常和成本计算纠缠不清。《儒林外史》所描绘的读书人的景象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特别是“范进中举”那一段。挣扎在理想和成本的计算之间，这样的人格是一般的大众比较不会有的，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性格就与一般正常人有相当程度的差距。应举当官的人的性格，从三样东西表现出来。第一个是读书人，这一点不用多说。其次是对投资的回馈，尤其是对投资的人（父母、宗族或姻亲）的回馈。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常常来自庞大的、有势力的家族（宗族）或地主家庭。自己对家族的回馈也常常以购买更多的田产为方式，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也成为地主。所谓“耕读传家”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既然是科举的参与者，中举的人没有不接受任官的，因此官员是他们的身分。过去许多人讨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究竟是官员还是地主。事实上，这两种身分或阶级的确可以互相交换。但是我个人认为官员的身分及其在社会的地位，往往是最根本的势力基础，科举的功名和官位很容易转换为财富，反之则不一定。到了明末或清代以后，财富转换为地位才逐渐容易起来。
总之，科举产生了一群性格被理想和现实压挤得极度紧张的读书人。他们常常表现出那种紧张性格。但是他们靠着地位所保障的财富，使得他们同时也常常是地主，保障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耕读传家”，而这种理想则是用官位来保障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地方上的统治阶层，是一种官员、读书人和地主的三位一体。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与西方比较，西方的统治阶级（贵族及僧侣）从中古末期就开始受到中产阶级的挑战，而中产阶级则依赖贸易和商业的拓展来作为兴起的基础。虽然英国从16世纪以后，中产阶级也大量投资土地，但总的来说，对外和对内工商贸易的活动、技术的开展以及利伯维尔（charteredcities）的兴起，才是近世以来欧洲资本社会形成的主因。相对之下，审视中国的科举制度，会发现一种内在的、读书清高的性格，以及报酬或回馈的资源必须取自本身是封闭的经济体制，所以中国没有能在明末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社会。明代宦官与文臣之间对海外扩张以及应否打破重金主义的经济看法相当不同，孰是孰非，现在看来应该已经十分清楚。
“耕读传家”经常被作为家训
无论如何，中国的统治阶层或上层社会的文化，特别是表现在当官人的身上的，受到了科举压力的深刻影响，而他们的生活态度因此也有非常明显的特色，这就是“官宦人家、琴棋书画”的所谓悠闲、不务正业的活动。我用“不务正业”来翻译列文森（JosephLevenson）所创造出来的所谓“业余的”活动。他说中国文人的生活是从事这种“业余的”活动。这不是不务正业是什么？中国读书人的生活境界，可能真的体现了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想，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上面说到读书人中举必须对投资在他身上的人有所回馈，其方式主要是以增加自己宗族（家族）对土地的拥有，由此可见宗族对科举的参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宗族组织，按照《礼记》的构想，本来完全以血缘为基础，所谓五世而终——过了五世，就是大家同住在一个乡村，理论上也已经没有“族”的关系，可以形同路人。但是实际的宗亲关系并非如此。到了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就被打破，大家虽然依赖的还是血缘的关系，但是没有“五世”的规定，所以一个人即使搬离开自己的家乡，只要有家谱来证明他和他的先祖有血缘的关系，他就能被定位是从哪里的哪一个家族出身，并被评定是不是可以当官，与相同阶层的人来往。所以魏晋南北朝时，大家非常重视修谱。
学以为己 : 传统中国的教育 李弘祺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7年4月
唐代中叶以后，这种贵胄社会的组织已经崩坏，社会变动很激烈，很多人逃难到南方，与南方的士人来往，谱牒之学不修，加上科举兴起，于是造成了科举影响家族结构的现象。由于参加科举先要在地方上考试，而能考中的人数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地方的“地缘关系”渐渐变得重要，因为族里的人应举出官，他要回馈的当然是与自己接近的、曾经投资在他身上的族人。住在外地的族人，就是关系是在五等亲（五服）之内，恐怕也无法来要求“分猪肉”，所以宗族组织开始受到地域的影响。能考试出身的人，虽然在宋代还算容易，但毕竟还是有限，所以族人常常希望同宗的子弟尽量可以考试及第、出去当官。于是地方上以家族为中心的宗学、义学就开始了。他们常常是以族内的子弟为教育的对象，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会继续参加科举、光宗耀祖，保护地方及宗族的利益或势力。中国的宗族，就这样从宋代以后渐渐变成了兼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组织。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动。朱熹注意到这样的发展，所以他把家庙或宗庙的祭祀重加解释，让老百姓也可以在家中立家庙，祭祀自己的祖先。
宗族组织因此从宋代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重视家庭或家族，因此要了解中国近世的社会，一定不可以忽视家族的组织。一个地方上同族的人因为科举而重视家族的关系，并因此发展出系统的族产与祭祀活动。这种宗族组织的发达，与应举有密切的关系；而前述义学、族学正反映了宗族对地方教育的贡献。
对宗族组织的影响，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一大特色，这明确地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经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方法。一般的百姓相对无法对自己的宗族组织作相似的安排，更谈不上通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升为地主，来支配地方的社会及其重要活动。这就是说，中国的养士教育显然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应付科举，中国的家族组织更因此演变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成元素。教育、科举考试以及宗族组织，就这么规定了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形态。而传统中国的教育就在这样的参数或规范之下发展，并呈现出它的各样特色。
本文摘自《学以为己 : 传统中国的教育》 李弘祺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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