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做战地记者，不能只让人记得你有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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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易水寒
5岁的巴勒斯坦男孩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医生掀开白布一角，孩子血迹斑斑的上半身露了出来，都是弹片伤。
这是15年前，周轶君在加沙见到的第一次死亡。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她的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作为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当时她刚到加沙一个星期。
媒体人覃里雯记得2003年在以色列第一次见到周轶君的情景。“当时，阿拉法特发起的‘因地发打’游击运动正盛，爆炸和轰炸频繁，加沙地带只有她一个常驻的外国记者，还不会看地图。近处轰炸还好找（她刚去不久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吓到了地上），听到远处轰炸的时候，她就只能开上吉普，一脚油门踩到某个路口，向人询问：‘轰炸在哪里？’然后一路受人指点而去。”覃里雯这样写周轶君。她眼里的周轶君黑乎乎的，像个假小子，眼睛却很明亮，永远带着点儿狡黠的好奇。“她似乎从来不怯于问任何问题，不管对方是不是会被惹恼的走私商贩或者恐怖分子。”
周轶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的是阿拉伯语，“总觉得外语是通向外面世界的一个途径，也觉得海外记者的生活特别精彩。”她说，在“冲动和虚荣心的刺激下”，自己去了中东，在战火频仍的巴以地区一待就是两年。她目睹巴以双方血腥的相互报复，采访人体炸弹的母亲和妹妹，与阿拉法特共餐。在大乱的间隙，她也会品尝当地美食菲拉菲莱。
周轶君
“真正进入巴以工作以后，我慢慢抛弃掉了当初的虚荣心。”时隔多年后，周轶君如是总结。2006年，周轶君加入凤凰卫视，她的视角也由中东扩展到朝鲜半岛乃至欧洲。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世界大势，她去剑桥大学修读了国际关系硕士。2017年6月，周轶君加入现代传播集团任新闻中心总监。但无论在哪里工作，她关注的重点，一直是中东和全球的国际关系。
近日，周轶君的两本著作《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与《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简体版在大陆出版。在序言中，她这样介绍：“《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为中东拜年旧怨画像，你会看到最根本的冲突：土地、身份、杀戮和你死我活，而《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展现的则是中东全新的面貌：全球化、中产阶级、管治和你中有我。”她在书中对全球民主浪潮进行了反思。在她的笔下，国际关系不在是冷冰冰的术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表演，而是一个个身居其间的普通人的生活与故事。
围绕周轶君的新书和其记者生活，近日，腾讯文化电话采访了周轶君。以下为采访内容。
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激战过后，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被毁
因战争受到心理刺激的巴勒斯坦女孩
腾讯文化：从2001年到现在的十几年里，是中东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你，让你不断地去关注它？
周轶君：因为它一直在国际新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中东牵扯到方方面面。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从历史上，它都跟西方靠得太近了，所以它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会跟西方文明交织在一起，包括最近的难民潮。
在中东，总是不断有新的问题出来。我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时候，巴以冲突是中东问题的一个核心。但是从“9·11”开始，伊朗问题和恐怖组织问题已经盖过了所谓的巴以问题。它会让你想不断地去研究，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腾讯文化：你在中东近距离接触了很多危险和死亡，比如在你住处500米以外的房子就被炸掉了。你怎么看待战地记者面对的这些危险？
周轶君：说句心里话，我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我老是觉得，如果我的写作最后被人记住的，是我经历的东西有多危险，其实是一种失败。我希望大家把我拿开，只是借我看到一些东西。至于冒险这件事，其实有一点点勇气都可以做得到。
腾讯文化：你觉得没有去过中东的人容易对中东有哪些刻板的印象或偏见？
周轶君：其实不能怪大家，因为中东的宗教、历史等都很复杂。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也很难弄清。中东一直对外来文明都比较抗拒，这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你今天去旅游，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看到的人，穿戴都跟我们是一样的——T恤和牛仔裤。但在中东就不同。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就提到，不要穿得像外邦人。它对于外来文化的进入一直是谨慎的，所以外来的人了解它的途径也并不多。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妇女
大家对中东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危险”。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这种危险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但往往我自己在其中的时候，反倒不是特别担心。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在利比亚采访的时候，北约空袭，天天扔炸弹。我跟家人通视频，他们会看到外面爆炸了，整个电脑都在晃。我说，没事儿，都习惯了——从几点到几点会炸，大概炸什么区域，我们差不多都会知道。而且酒店住着所有的外国记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身在其中时，你对危险知道得多，担忧反而少。
另外，中东其实是一个特别有风情的地方。在你去旅行、去了解当地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乐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冲淡你对很多危险的担忧。
腾讯文化：这种乐趣体现在哪些地方？
周轶君：太多了。比如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海峡上坐轮渡，可以从亚洲到欧洲，再从欧洲到亚洲，你很难想象一座城市里面有一个海洋的感觉，而且它地跨两大洲。这当中涉及很多历史，让你有很多的思考。
包括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一平方公里的围墙之内是四大宗教的圣地，紧紧挨着。你在老城区随便拐一个弯，都能触摸到几千年的历史。
阿拉法特太老练了，他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真正的东西
腾讯文化：你采访过阿拉法特、原“哈马斯”运动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等中东领导人。做这一类高端采访，要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周轶君：作为一个记者，我以前是法拉齐的迷。我一直觉得做好高端访问，需要一个蛮高的境界。但我现在挺厌恶做高端访问的，因为现在的政治家跟法拉齐那个年代不一样了：他们出现在媒体前面的频率太高，他们随时随地知道怎么对付你，给你的时间不多，讲得也都很套路。你很难捕捉到他真实的东西。
法拉齐当年冒犯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再也不想见她了。我去见阿拉法特的时候，他经历了几次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围困，处境非常艰难——你能接触到政客的时候，往往是他们不很如意的时候，这时他们说得也会比较多。此外，他们对记者相对来说都会展现比较和善的一面。阿拉法特跟人们想象中的没有太大的不一样。但如果你阅读了更多关于他的资料，知道了他的很多背景故事，你的观感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阿拉法特太老练了。他的话也不假，但是他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真正的东西，包括他的出生地等等，全都是谜。所以虽然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确实也很和善，但我不觉得我能从他身上能拿到别的媒体拿不到的东西。
其实我那次是跟中国的外交官进去的。我要求单独采访，没有成功。他周围的人在索取，无论是金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他们的价码都太高。反而是这个过程让我看到，晚年的阿拉法特其实已经被周围的人给架空了。
亚辛的采访策划了很长时间。那次对话我还算满意，但也有一些问题没有问成。还有一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问，我没有放在书里。我见内塔尼亚胡是在他两次当总理的间隔，当时他在政坛也不太如意。他也是滴水不漏的那种政客的形象，特别油滑。很好玩的是，他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丘吉尔的照片——他的政治偶像是丘吉尔。
我也采访过现在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是在他很不如意的时候。他不太喜欢电视采访，接受文字记者的采访，他就很开心，因为在采访中他可以抽烟，所以就可以聊很多。那天采访是在政府大楼，到他那一层，我觉得墙上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其他各层的墙上一定挂的是阿拉法特的照片，只有他那一层没有。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公开化的。
其实你没法跟这些人挖太深太多。但是你尽可能地去挖，这个过程也挺有趣的。
腾讯文化：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你的视角和其他国家的记者有什么不一样吗？
周轶君：我特别没觉得有不一样。比如在战争当中，你都是去看人性。
我意识到所谓“中国身份”这件事，是第一次去埃及的时候。那时我也是第一次出国。这种意识是别人投射给我的——当地人对你真的是很好奇。后来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比较多，尤其是在中东。慢慢的，我在这方面的报道和思考也会多一些。
在利比亚的时候，有外国记者告诉我，他在一个公墓里看到了中文。后来我去看，原来中国很多年以前在这边有援助项目，牺牲的翻译和司机就葬在这里。你甚至可以上网查到他们的名字。我想他们的家人应该没有来看过他们的墓，因为上面的草长得非常非常高。同为中国人，看到这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飘零场景，你确实特别特别的难受。
利比亚“非穆斯林公墓”中的中国人墓
腾讯文化：45 33834 45 15287 0 0 3689 0 0:00:09 0:00:04 0:00:05 3689ng>女记者在中东采访，会有哪些便利和不便？
周轶君：女记者在哪儿采访，其实都会有便利和不便。不便当然是我在穿着上要比男性更保守：要穿长袍，很多时候要戴头巾，很热，也跑不快。
便利当然就是可能获得别人没有的渠道。我有一次跟一个代表团见艾哈迈德·亚辛，在外面等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妻子。因为是女性，我可以跟她聊很久，还专门给她拍了照片。这样一些男性打不开的门，你可以打开。
中东让我看见了另一个“东方”
周轶君新书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长期观察和报道中东的意义在哪里？这种报道和关注，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哪里？
周轶君：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选阿拉伯语入门很偶然，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去干什么，或者说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的。甚至于在我做了多年的国际报道之后，我也在问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作为记者，如果我能在国内做一些报道，反映我们社会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更有意思？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国际报道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面镜子。你从外面拿过来的一点点东西，可以让我们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不同，而不是相同。
中东让我看见了另一个“东方”。曾经我们以为东亚就是东方，实际上东亚还有一个兄弟，就是中东（包括被纳入“远东”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留下的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到现在仍在不断敲打我们的生活和思考。东方欢迎的是西方的什么？抗拒的是西方的什么？对自己灿烂的过去，东方要留下什么？要去除什么？这些都是大家共同的问题。普遍来说，中东跟中国对现代化双手拥抱，对现代性争议不断。中东人对使用现代的产品完全没有异议，但是碰到现代性——如果“男女平等”算一条的话，就很难跨过门槛，更不用说其他政治理念了。
腾讯文化：很多人也在讨论国际新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方面可能是与全球视野有关，一方面，可能中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周轶君：对。就我书中土耳其那部分，周濂给我写过一个评语。周濂说，它的好在于土耳其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好也就在于它为什么跟中国那么相似——难道就真的那么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需要比较谨慎的一点是，其实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比的。我们拿别人的事情来浇我们自己的块垒，但实际上那件事情可能并不是那样的，有的时候里面是满满的误会。
我现在也觉得，最好不要孤立地来看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跟人家什么都不一样。你综合来看，哪有那么多不一样？或者说，如果有，你应该去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看多了、比较多了，你才会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你从来都是在历史的大潮当中的。所以国际新闻报道是打破我们思维僵化模式的好工具，就是说，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里面，纵横都有可比性，而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
腾讯文化：我们在观察世界，世界也在观察我们。同为中国的观察者，欧逸文和何伟的采访对象和选题有很大的区别。欧逸文是高端采访，何伟的观察更日常、时段更长，有点像人类学的考察。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写作？
周轶君：我在埃及碰到过何伟，他有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他说，无论写一个人还是一件事，他都会反反复复去采访。所以现在对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我一定是跟着，从头到尾。只要是能去的现场，我都会去。当然，做这个功课很辛苦。但你投入的时间越多，你交谈的人越多，你的收获肯定越大，你文章中的某些元素肯定更充足。我也带过一些新闻团队，看更年轻的一些记者写回来的东西。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某些场合你没有去，或者是在那里没有跟更多人交谈，那你获得的东西一定是单薄的。
另外，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眼光、角度，其实跟他自己的生活有关系。何伟自己也写到，他自己是一个美国的小地方来的人，所以他的视角总是比较平民化，对大城市有一种眩目感。欧逸文是从大城市来的，他一出生就是那种精英家庭的感觉，所以他们两个的视角会不太一样。这是我个人的解读，未必准确。
何伟跟我说，他认为那些大人物都把自己保护得特别好，所以他会避开太聪明的人物。欧逸文也有自己的角度，他反而认为那些人才代表了今日中国的弄潮儿。但是我觉得何伟说的特别对的一点，是小人物也很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浪潮，而且他们的不设防会让你看到更多东西，你获得的信息量会非常多，采访过程中的成就感也会很大。
中东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011年，穆巴拉克在埃及的统治结束后，这几个年轻人兴奋地在广场上合影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持续动荡。图为上图最右的青年瓦利德在抗议中受伤
腾讯文化：根据你的观察，接下来中东发展的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周轶君：要看这个“接下来”是指多少年，是最近这两三年，还是说十年、二十年。
短期来看，上一轮民主浪潮给中东带来的冲击和变化现在慢慢消失，但是它也为人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和思考。比如说突尼斯，它比较成功地走出了暴力怪圈。这是因为它的各方势力比较平衡，所以才能走向一种协商机制。你也可以去看其他地方为什么成功，或者为什么不成功。在这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把矛头转向了伊朗。伊朗问题其实在奥巴马的年代基本是画上了一个中断号的——核谈判之后，国际制裁慢慢取消，伊朗也承诺放弃核计划。但这个结果让以色列总理非常不满意。所以他正好借特朗普上台，重新建构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还破天荒地把沙特给拉了进来。沙特和以色列应该是死对头，结果在反伊朗的大旗下，沙特和以色列站在了一起。这一局势会对中东造成很大影响，巴以问题有可能会被渐渐忘记。而前阵子伊朗方面也开始有一些动作——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向来是伊朗的代言人。所以会有一些地区重新动荡起来。
再长远地来看，比如看十年或二十年，最让人焦虑的是能源的问题。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及全世界新能源的开发，终有一天，石油的地位会降下来的，那中东这些国家能不能在新技术发展的层面上做好准备？他们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有没有能力去应对这样的转变？
不光是能源问题，还有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的科技革命。中东似乎还陷在一些旧的问题当中，对新科技准备是非常欠缺的。在这一轮竞争中，以色列仍然是占上风的，如果将来以色列在科技上就像过去在军事上一样领先，整个中东的格局又会变了。
我想，中东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我第一本书的后记里面说的，可能一方面可以送人上火星，另一方面还在地面上用石头在打架。这种反差它都会存在。中东能走多远，最后真的是取决于它在科技上能走多远。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周轶君《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和覃里雯《当20世纪的世界坍塌》，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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