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3-04-11

修回日期：2023-05-31

终审日期：2023-06-01

网络首发：2023-06-09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进行经济活动和创造价值的经济形态，其涵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诸多领域。相较于传统经济，数字经济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和更高的增长潜力，日益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然而，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表现为数字经济人才缺口较大，尤其是缺乏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在某些领域存在技术瓶颈和依赖进口的情况，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端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主阵地，肩负着培养数字经济人才、助力数字技术研发的重任，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高等教育领域也产生着深远影响，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方式变革，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共享，加速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厘清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相互关系，实现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机理

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耦合作用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彼此协同。高等教育为数字经济注入发展动力，数字经济助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体来看，高等教育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大力培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等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能够提高学科专业设置与数字经济的匹配度，更好的满足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二是通过加大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实现数字经济领域领军人才与团队的集聚，并推动数字经济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三是通过建设数字经济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能够更好地推进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培养出更多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四是利用高校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能够充分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孵化数字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尽快转化落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

数字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实现广泛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分布不平衡性。现代数字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时空分割，以优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形式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在缩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的同时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二是有助于促进高等院校智慧校园建设。高等院校智慧校园建设对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科研水平以及综合管理能力提升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容之一。高等院校智慧校园建设显然离不开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支持，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也从促进高等院校智慧校园建设的角度影响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三是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师生的数字素养。高等教育师生的数字素养提升是高等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保障，伴随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应用数字工具进行教学以及在利用数字资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师生的数字素养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变异系数法

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多指标评价方法，其主要依据各指标观测值的变异程度进行相应赋权，指标观测值的变异程度越高，表明指标的区分度越强、代表性越好，对应的指标权重也就越大。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评价结果客观、可信等诸多优点。本文利用变异系数法分别对研究期内各省市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为接下来的相关研究奠定数据分析基础。变异系数法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④计算高等教育或数字经济综合评价结果

式中：X_ij省市i在指标j上的值，i=1,2,3,...,31，j=1,2,3,...,8或10。

3.Dagum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是一种度量要素分布不均衡性的研究方法。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中国大陆31个省市2013—2020年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地区差距并对其差异进行分解。相较于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Dagum基尼系数不仅可以度量出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差异水平，并且能够将这种差异分解为组内基尼系数（衡量组内差异）、组间基尼系数（衡量组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衡量组间重叠引致差异）三个部分，因此该方法的使用较为广泛与普遍。为了研究需要，本文将中国大陆31个省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四个组别，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组内基尼系数表示某一地区内部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的差异，组间基尼系数表示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差异，超变密度是地区之间存在交叉重叠产生的差异。Dagum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式中：i和j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n_i和n_j分别代表地区i和j所属省市数量，D_ih和D_jk分别表示i地区内第h个省市和j地区内第k个省市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D<sub>i</sub>和`D_j分别表示地区i和地区j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均值；G为所有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G_N、G_J、G_C分别对应于组内基尼系数、组间基尼系数以及超变密度，p_i表示i地区内省市个数占全部省市个数的比例，s_j表示j地区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占样本内所有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比例。B_ij表示i地区和j地区之间的相对影响力。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

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本身是两个相对较为复杂的系统，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发现，针对数字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评价，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统一的口径，大体上应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石，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推动力，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也选择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然而，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水平评价学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指标体系构建较为多样，这也为本文的研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高等教育系统总体可以分为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质量两大部分，但从宏观尺度获取高等教育质量数据往往较为困难，因此学者们更多的是选择从高等教育规模的角度去评价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水平，本文也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借鉴蔡文伯和陈念念的做法，从反映高等教育规模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三个方面构建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EPS数据平台，所涉及的年鉴主要有《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3—202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2020）、《中国统计年鉴》（2013—2020），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数据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依据变异系数法可以对2013—2020年各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其中2013年、2020年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相较于2013年，2020年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排名来看，2013年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江苏（0.617）、山东（0.525）、广东（0.489）、河南（0.428）、湖北（0.427），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江苏（0.819）、广东（0.804）、山东（0.710）、河南（0.690）、湖北（0.547），不难发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排名总体变化不大，只是广东在八年间反超了山东，由2013年的第三位晋升为2020年的第二位。这些省市中，江苏、广东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优势十分突出，多项衡量指标排名位于全国首位。山东、河南、湖北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优势则相对较为明显，财力资源优势相对较为一般。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来看，2013年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0.278）、北京（0.235）、浙江（0.163）、江苏（0.141）、广东（0.137），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0.735）、北京（0.627）、浙江（0.620）、广东（0.491）、天津（0.414），亦不难看出，除上海、北京、浙江稳坐前三名之外，广东的排名在研究期内有所上升，且天津取代江苏进入国家数字经济前五名单之中。这些省市中，上海、北京、浙江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广东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上的优势更加明显，而天津近年来凭借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方面的快速发展，其数字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绩。

图1  2013、2020年各省市高等教育、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以高等教育均值为横轴，数字经济均值为纵轴，并分别作二者的平均线，可以将各省市划分为如图2所示的四个象限。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属于高等教育强—数字经济强的第一象限，这些省市是我国的传统经济大省，不仅拥有较多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也拥有较好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基础，数字产业集聚优势明显。海南、天津、福建、重庆属于高等教育弱—数字经济强的第二象限，这些省市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一般，但凭借近年来的数字科技产业集聚以及企业数字化创新，其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对较好。青海、宁夏、甘肃、西藏、新疆、内蒙古、山西、广西、贵州、云南、黑龙江、吉林属于高等教育弱—数字经济弱的第三象限，这些省市以我国的西部地区为主，存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以及人才流失严重等诸多问题，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较弱，且整体上数字经济产业基础薄弱，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山东、河南、湖北、四川、湖南、河北、安徽、陕西、江西、辽宁属于高等教育强—数字经济弱到的第四象限，这些省市以我国的中部地区为主，凭借相对较多的重点院校分布，以及较多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受制于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不足，高层次数字人才缺乏等问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从各象限所属的省市数量对比来看，第三、第四象限的省市数量远超过第一、第二象限的省市数量，意味着数字经济弱的省市相对较多，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形成了滞后高等教育的局面。

图2  2013—2020年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分布

（二）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测度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测算出2013—2020年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全国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从2013年的0.247上升到2020年的0.396，年均增速达到6.98%，增速相对较快。目前全国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仍为中度失调等级，尚未达到濒临失调，其中，2013—2015年属于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的中度失调等级，2016—2020年属于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的轻度失调等级。

从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变化来看（表3），2013年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主要呈现出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三个等级，其中严重失调、中度失调的省市相对较多，且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轻度失调的省市相对较少，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2020年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主要呈现出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四个等级，其中属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的省市相对较多，前者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后者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分布，但以中部地区为主。除此之外，属于中度失调的只有宁夏、青海这两个省市，均分布我国的西部地区，而属于勉强协调的省市主要有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广东这五个省市，集中分布于我国的东部地区。

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差异程度及贡献率如表4所示。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0.157下降为2020年的0.110，说明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差异在逐步减小，同时组内基尼系数和组间基尼系数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各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差异也在不断缩小。通过Dagum基尼系数各组成部分的贡献度对比可以看出，研究期内的组间贡献率虽有所下降，但占比仍相对较高，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而组内贡献率和超变密度贡献率相对较低，说明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之间的组间差异，地区内部以及地区间交叉重叠引致差异相对较小。

表4  Dagum基尼系数及贡献率

进一步地从Dagum组内基尼系数差异分解结果（表5）来看，四大地区的组内基尼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意味着四大地区内部各省市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有所减小。从四大地区组内基尼系数的均值大小来看，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最高，说明东部地区内部省市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最大，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居于第二位，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略高于东北地区，居于第三位，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最小，因此东北三省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最小。从四大地区组间基尼系数的均值大小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组间基尼系数均值为0.196，远高于其他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大，而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组间基尼系数均值为0.074，低于其他地区之间的组间基尼系数，也表明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小。

表5 Dagum基尼系数差异分解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本文在对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机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指标评价体系，利用变异系数法对2013—2020年中国大陆31省市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进一步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地区差异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研究期内各省市高等教育水平与数字经济水平均有所提升，总体来看，江苏、广东、山东、河南、湖北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省市在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仍有许多省市属于高等教育弱—数字经济弱或高等教育强—数字经济弱类型，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滞后于高等教育。因此，如何弥补数字经济的短板，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迫切问题。

第二，全国尺度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正在稳步上升，但仍处于中度失调的状态，需要进一步提高。省域尺度来看，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增速表现各异，河北、广东、贵州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上升较快，而辽宁与福建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上升较慢。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明显的梯队分布特征，并以中低水平的第二、第三梯队为主，各省市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水平仍然较低。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已经从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三档过渡到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四档，省域高等教育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第三，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差异在逐步减小，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地区之间的组间差异所引起的。东部地区内部省市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最大，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最小。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大，而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小。地区因素对于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不同地区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促进各地区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建    议

第一，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重要抓手，补齐数字经济短板，促进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针对我国目前总体上呈现出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高等教育的这一事实，要通过以下手段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是要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税收、用地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降低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本；二是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数字网络覆盖率和数据传输速度；三是要加强数字人才培养，提高数字技能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四是要加强数字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链的整合和创新，提高数字经济的综合实力。

第三，着重加强缩小东部地区内部省市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针对东部地区内部省市在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上的差异，要以海南、天津、福建（高等教育弱—数字经济强型）和河北、山东（高等教育强—数字经济弱型）为着力点，前者要依托数字经济优势，通过建立数字化教育平台、推广数字化教育资源、加强数字化教学管理等方式，以数字化技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后者要借助高等教育优势，利用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等渠道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针对东、西部地区之间在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上的差异，可以采用师生互访、联合招生、教育培训等多种手段加强西部地区高校与东部地区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实现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并依托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帮助西部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1]赵卉心,孟煜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J].中国软科学,2022,No.381(09):97-107.

[2]姜晓艳,吴相利,张守忠.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J].经济地理,2022,42(06):22-32.

[3]徐国祥,张静昕.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22,41(04):703-718.

三是研究结论可以需要重大修改，一是有点结论的结果好像有误，比如第一条结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在论文中“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0.735）、北京（0.627）、浙江（0.620）、广东（0.491）、天津（0.414）”，作者的结论与数据结果有一些矛盾。另外几条结论也需要好好修改，特别需要好好提炼，把研究中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发现提炼成研究结论，这样读者一看才知道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作者回应：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是上海（0.735）、北京（0.627）、浙江（0.620）、广东（0.491）、天津（0.414），这是基于2020当年的截面数据，而结论中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是基于2013-2020年共8年的均值数据（图2所示的结果），因此研究结论与数据结果并无矛盾，下面给出天津与江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测算结果，予以佐证。

此外，针对外审专家关于研究结论的修改建议，作者虚心接受，目前已经对研究结论进行了重新归纳总结。

四是研究建议，作者从四个类型来提出建议，感觉只是围绕某一个研究发现来展开，其实这一发现论文都没有写进研究结论中。建议作者结合数据分析的结果，从更高的视角来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研究结论与建议部分是需要重大修改的部分，建议作者好好思考一下。

作者回应：作者的本意是想参照方叶林等[4]的做法，针对四类象限提出有对应的政策建议，但效果可能不是太好，目前已经依据重新归纳总结的研究结论，修改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4]方叶林,黄震方,段忠贤等.中国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12):195-201.

最后，感谢外审专家花费宝贵的时间指出文章的不足，帮助作者提高写作水平，这个过程让作者受益匪浅，也感谢编辑老师的幸苦付出！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1.摘要表述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扩充要点，500字以上；英文翻译需同步。
2.结论与建议过于单薄，既缺乏必要的对话，也缺乏针对性，目前而言依然比较宽泛，建议需要落地、可操作，而非如此的务虚，请作者继续完善。
3.文中尽可能不出现地图，请作者更换另一种形式呈现，图4 各省市耦合协调等级变化。
4.所有的图表请替换为可编辑的原图，不要截图。

作者已做了详细的修改，可刊用。

作者回应：

尊敬的编辑老师与外审专家：

 您们好！现把文章《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的修改说明及修改稿发于您们，请批评指正。

详细修改说明内容如下：

关于“对作者在指标选择上，即Dagum基尼系数这一指标时所提供的参考文献，我们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更换高质量的期刊文献作为佐证，增强指标选择的理论依据或许会更好。”的回复：

感谢外审专家的这一建议，现已将文献替换如下，新文献发表于地理类的顶刊《地理学报》（复合影响因子：9.697，综合影响因子：6.95），再次感谢编辑老师对稿件的认真审阅与指导！

[33]刘长生,陈昀,简玉峰等.中国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测算及其时空差异[J].地理学报,2022,77(04):918-935.

按照《重庆高教研究》的既有格式做调整，同时建议摘要改写为600-1000字左右的长摘要，修改后可以考虑录用。

作者回应：现已参照贵刊投稿模板对论文格式进行了调整，并将论文摘要扩充至699字，英文摘要进行了同步翻译。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审稿结论：修改后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