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格式：林传舜,夏美茹.大学排行榜权威性问题再审视[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4):117-127.

大学排行榜历来充满争议，不少学者都对排行榜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例如，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排行榜“污染学术空气”[1],刊登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尖锐批评排行榜的制作动机，认为其目的是盈利或提高商业杂志的声望，结果不足取信[2]。但是，大学排行榜不仅未被批倒，反而日益流行。一方面，对大学进行排名的行为属于“法无禁止”,更何况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机构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任何一方的政府都无法独立予以干预；另一方面，大学排行榜为公众尤其是为有出国(境)留学意愿的学生提供了参考信息，其市场需求巨大，这从THE、QS、US NEWS、ARWU等榜单日益受到各国(地区)重视的现象中可见一斑。总之，对排行榜的批评不会使其立刻消失，最紧迫的任务是最大可能地发挥排行榜的正向功能。这就需要厘清排行榜的生存和发展过程，理解排行榜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和总结，发现大学排行榜的发展历经了两个阶段。第一是生存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大学排行榜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其中，追求权威性的榜单成功地在公众心中树立了权威，因而得以长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第二是国际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学排行榜开始国际化，其影响力迅速提高，凭借自身权威嵌入高等教育系统中，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从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排行榜具有两项重要功能，一是对一流大学做出试探性判断，二是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参照。

一、权威性决定大学排行榜的存亡

综合而言，各类大学排行榜的诞生过程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从需求侧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排行榜面临着相似的市场需求。例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学生和高校管理者有对高等教育质量信息的需求；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学生及家长有对境外高校信息的需求。但是，从供给侧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大学排行榜的诞生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中国大学排行榜的诞生主要得益于科学计量学的迅速发展，诞生较早的大学排行榜的创始人几乎全部是计量学专家，如赵红州、蒋国华、蔡言厚、武书连、赵德国、刘念才、邱均平等[3]。而英美的大学排行榜却并非如此，英美有影响力的排行榜主要由新闻媒体或出版机构制作，他们追逐的是经济利益和声望收益。简而言之，在相似的需求因素推动下，世界主要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受到某些机缘巧合因素的影响，孕育了早期的大学排行榜。但是，各个排行榜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又最终呈现出殊途同归的态势，即唯有注重和追求权威性榜单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权威是指使人信从的影响力[4],在公众心中树立的权威是决定排行榜存亡的关键因素。事实也证明，唯有树立了权威的榜单才可以获得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机会。US NEWS等榜单通过在公众心中树立权威，扩大了其所属杂志的发行量和发行收益，使榜单得以长期维系；ARWU榜单在其宣传语中称“2003年首次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由此可见，存活下来的各种排行榜尽管宗旨不同，但都力求在公众心中树立权威。那么，应该如何判断一个榜单是否具有权威性呢?通过对大学排行榜生存史的考察，可以提炼出对排行榜的权威性有重要影响的若干原则。

(一)锚点原则起决定性作用

锚点原则要求保障部分锚定高校在排行榜中的位次，尤其是本土顶尖大学的位次，例如某国国内公认的顶尖大学的排位应高于非顶尖大学。多项研究发现，影响力较大的榜单中广泛存在锚点现象。有学者观察到，不同机构推出的大学排行榜往往呈现出“顶端一致，中低端差异巨大”的特征[5];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由于某些“潜在因素”对排名方案的影响，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在任何指标和权重下都能名列前茅[6]。相反，违背锚点原则的排名则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课题组套用“中国大学评价”的方法计算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世界名校的本科生培养得分，发现这些名校的得分均排在“2012中国大学总排名”榜单100名之外，其中加州理工学院的得分更是无法进入榜单前500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课题组据此认为此榜单的计算方法存在以“数量”代替“质量”的问题[7]。又如，在2020年US NEWS公布的中国数学学科排行榜中，曲阜师范大学的名次高于清华大学，可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曲阜师范大学实力的体现，人们反而纷纷指责大学可能“操纵数据”并质疑排行规则存在漏洞。综上所述，锚点原则对排行榜的权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严重违反此原则，相关排行榜的权威性会遭受致命打击。

(二)稳定、公开、适切性原则起关键性作用

稳定性原则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排名的评价指标体系、数据采集渠道、计算方法、发布渠道和发布时间等应当保持相对稳定。THE、QS、US NEWS、ARWU等影响较大的榜单都选择每年公布排名，保持了信息发布的连续性。如果一个排行榜的指标体系、排名结果等经常性地、较大幅度地发生改变，那么该榜单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多位学者对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参与设计的大学排名与中国大学网大排名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拟合度”方面，即各评价主体在对同一批大学综合实力评定的一致性上，两套榜单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两套榜单2004年至2005年排名结果的相关性低于2003年至2004年，而且两套排名中均有不少高校的排名结果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况[8,9]。这类缺乏稳定性的榜单难以赢得人们的信任。公开性原则是指应当对排名过程、方法、数据来源等信息公开，以供人们了解排行榜的生成过程。有学者曾倡导注重大学排行榜形成过程中的透明性[10]。实践证明，不够透明的榜单更容易受到质疑，如Maclean排行榜在最初发布时只给出了加权总分，并未提供具体的排名方法，这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为了消除质疑，该榜单被迫从第二年起提供排名方法说明[11]。适 切性原则是指在指标设计等方面应当选择基于现实条件且具有可比性的指 标。中国大学网大排名曾将长江学者、两院院士的数量纳入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且赋予其较大的权重。但是，由于顶尖综合性大学之外的院校很少有这类高端人才，这种指标设置将会使许多大学陷入“先天”劣势之中，据此得出的排名结果很难使他们信服[12]。综上所述，稳定、公开、适切性原则对大学排行榜的权威性起关键性作用。

(三)清晰性原则起重要作用

客观而言，有许多原则对权威性大小起重要作用，本文不一一赘述，此处仅以清晰性原则为例进行说明。清晰性原则是指排行榜在结果呈现方面应当简洁、清楚。事实上，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均直接以大学为单位、按名次高低次序来呈现排名结果，这是为了向读者传递最清晰、最易于理解的信息。有学者曾注意到，在1995年以前US NEWS排行榜按照字母顺序对位列26到50名的大学排序，之后则按名次排序。基于自然实验的思路，该学者对排序方法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当按名次排序时，大学排名每提高一个名次，其接收到的大学申请的数量会增加1%,但当这些大学按字母顺序排序时，排名信息对大学申请数量的影响却消失了[13]。综上所述，清晰性原则对大学排行榜的权威性起重要作用。

榜单制作者未必能够自觉地意识到以上原则，但未遵循上述原则的榜单则会丧失其权威性，最终走向衰落并被迫退出竞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原则主要是通过指标设定，尤其是指标权重的差异化赋值来体现的。榜单不可能为了“校正”一两所大学的排位而随时调整指标，所以榜单中难免会出现个别大学的排位与人们的认知不符的现象。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于遵循以上原则的榜单是比较宽容的，允许它们出现少量的“错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2021年的US NEWS排行榜中位列中国大陆大学的第49名，南开大学也排在较为落后的位置，这与国人的认知相悖。但是由于该榜单成功锚定了各国(地区)顶尖大学，且在稳定性、公开性、适切性等方面基本符合人们的预期，公众或学者会将这种结果归因为这两所大学“体量较小”“工科指数贡献小”等因素[14],而不会据此认为该排行榜的结果不可信。

二、权威性影响大学排行榜的国际发展

大学排行榜的国际发展是指其从“本土榜”逐步发展为“国际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其权威影响的对象从公众扩展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公众、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校都受到排行榜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大学排行榜虽然与大学高度相关，却并不被高等教育系统主动接纳。事实上，它是凭借自身既有的权威生硬地嵌入高等教育系统的。对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大学排行榜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进入系统之中的，这种非自愿的进入方式曾引起某些对抗性的“排异反应”。在这些“排异反应”中，除文章开头提到的对大学排行榜的批判外，还有受影响主体对自身在某些排行榜中的位序境况的痛苦反思，如2004年法国《世界报》曾以“法国大学的巨大苦难”为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法国大学在世界排名的担忧[15]。不管受影响主体(尤其是大学)是否情愿，总之在“嵌入”过程中，大学排行榜在公众认知、政府决策和高校战略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排行榜设计者们最初的想象。

(一)嵌入公众认知

大学排行榜不仅提供公众所需的信息，还引导公众对大学的认知。在学者看来，大学排名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全球扩张提升了公众对学术质量信息的需求[16],高等教育普及化也使公众更想知道哪些学术机构是最好的[17]。排行榜中提供的多种视角和可纵横比较的信息恰好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相互促进，公众通过排行榜获取越来越详细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大多数公众单靠个体认知能力和信息渠道无法获取和提炼的，排行榜因之得以存续和发展。现在，出国(境)留学的学生几乎都会参考各类大学排行榜，并由此确定他们留(访)学申请的目标学校。在引导公众认知方面，有学者认为排行榜将大学变成了一类商品，大学像香烟、啤酒等商品一样被包装、投入市场和售卖[18],排名劝导学生的方式与广告劝导消费者的方式大致相同[19]。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需求，高校管理者们认为“声誉是通过让别人知道(be known)而获得的——排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20]。因此，一些大学特别是正处于实力上升期的院校热衷于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中借助大学排行榜来凸显学校实力与发展态势，继而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并由此获取优质生源、雄厚经济资源、积极公共形象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实惠。与高校的互动使大学排行榜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信息渠道，它逐渐演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甚至成为信息整合与呈现机制中的一环。其基本特征是，世界各地公众需要依赖大学排行榜来获取境外大学的多元化信息，特别是借助信息的排列组合、纵横比较来实现“参谋”“智囊”的功能。

(二)嵌入政府决策

大学排行榜改变了各国(地区)政府的行动方式，其中，大学合并和制定卓越计划是最突出的两项变化。关于大学合并，由于排行榜在统计各类指标时主要是以学术机构为单位的，那些小而精的机构既受限于体量而无法进入榜单中的高位，又限于隶属关系无法为其所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排位晋升提供支持，这导致一些大学的排名被外界低估，学术声望受到影响。为提高本国大学的全球竞争力，丹麦等国家将小规模的、精英性的国家研究院所和专门学校并入大学[21]。另据ARWU排行榜官网报道，法国巴黎科研人文大学国际合作事务主席曾访问软科，当时该排行榜的负责人就曾提出：“巴黎科研人文大学所辖的巴黎高师、巴黎天文台等……如果能够实现最终的合并，加上法国政府的重点投入，(该校)将有可能和真正的欧洲顶尖大学相匹敌。”后来，法国高教部部长指出，法国政府近年来“鼓励大学、大学校(grand ecole)以及科研院所进行合并和重组，以提升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在2000年前后也曾进行大规模的院校合并，如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复旦大学等。这轮大学合并潮的原因之一是专业型大学的规模较小、类型单一，难以参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22]。这一轮大学合并潮后，中国产生了一批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使得大学办学总体实力增强，科研成果进一步聚合。虽然合并的起因往往并非单纯是为了提升大学排名，但它客观上提高了中国高校在国际相关大学排行榜中的地位。关于卓越计划，随着大学排行榜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认识到本土高校与其他世界顶尖高校之间的差距问题，且这种差距是可以被大致地衡量和观测的，甚至在某些核心指标上会以“极其刺眼”的方式将相关短板暴露在公众视野下。为培育本土的顶尖大学，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许多国家和地区出台了不同名目和不同规则的高校卓越计划，对部分精英高校、学科或学科群采用增加投资的方式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根据学者的统计，德国、韩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智利、丹麦等都出台了相关的投资性政策[23]。综上所述，大学排行榜的嵌入深刻影响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决策机制，直接影响了各国(地区)的高等教育变革。从这一宏观维度看，“与其说排行榜是一种管理工具，不如说它是管理工作的支柱”[20],大学排行榜也因此被视为政府进行教育领域战略决策和规划布局的重要依据。

(三)嵌入高校战略

大学排行榜嵌入高校战略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好的大学或世界顶尖大学被重新定义。19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和约翰·D.洛克菲勒有过一番交谈，当被问及创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时，前者的回答是“5 000万美元和200年”[24]。艾略特的回答反映出当年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两大关键要素：资源数量和历史积累。当伯顿·克拉克谈论“高等教育系统”时，他还只是着眼于大学发展的内因，并力图避免把大学面临的问题“归罪于社会”[25]。但在今天，对于高校来说，由大学排行榜带来的声望开始成为和资源数量、历史积累同等重要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的“第三要素”,围绕声望而打造一流高校的“第三道路”成为诸多高校的共识。有学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声望成为连接内部建设和外部资源循环的重要枢纽[26]。在此基础上，我们描绘了一种典型的以声望/指标为核心的高校发展路径(如图1)。在大学排行榜盛行的时代，大学通过提高排名获取声望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因此，“提高指标水平—获取高校声望—获得办学资源和提高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指标水平”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大学建设路径。这种建设路径大致可以分为高校外部循环和高校内部循环两大系统：高校外部循环系统是指大学排名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高校声望，高校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得以增加，进而能够在自我宣传、校舍扩建、设备更新等各个方面取得进步，最终提升高校声望；高校内部循环系统是指大学在相关榜单的排位上升可以使其在吸引优质生源、延揽高层次师资、打造先进学风等方面更具优势，进而形塑更为积极的高校形象，最终提升高校声望。

图1  以声望/指标为核心的高校建设一般路径

本文以美国的东北大学和中国的成都理工大学为例，介绍大学排名影响下的高校建设路径。美国的东北大学自1996年理查德·弗里兰任校长起，该校便致力于提升在各类排行榜中的排名，其主要从内外两个维度加以推进。在外部循环方面，2002年该校投入了比过去十年年均经费多330%的资金，以期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2005年，该校又投入10亿美元进行学生宿舍建设，以此提高新生返校率。这两个比率都是当时的相关大学排行榜排名规则直接考察的指标。此后，该校校长采取多种公关策略，与参与大学排名的各位校长打好关系，并且到US NEWS排行榜的负责人处探听消息。经过各种“努力”,该校的国内排名从1996年的第162位提高到2014年的第49位。排名的提升给该校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回报：其学费从1989年的9 500美元升至2014年的42 534美元；校友捐赠也开始增多，例如2012年有两位校友向商学院捐赠了6 000万美元；据董事会主席介绍，该校还开办了一系列“非常赚钱”的项目，如线上教育项目等。在内部循环方面，该校不遗余力地雇佣新教师，以此缩减班额和提高排行榜得分。在此基础上，该校通过在线申请招生平台大搞招生宣传、降低国际学生的入学SAT成绩要求等一系列措施，增加了申请入学的学生基数，以此降低录取率。在师资不断增加、生源质量逐步提高的背景下，该校还进一步开设了两个新的研究生院，并筹建一个科学与工程综合体。这些举措都将有利于其在相关大学排行榜上排名的进一步提升[27](如图2)。

图2  美国东北大学以声望/指标为核心的高校建设路径

在国内，成都理工大学曾花费数万元请武书连“指点迷津”,此后该校开始按指标进行建设。在外部循环方面，据该校的《高教研究与评估简报》登载的信息，排名的提高将十分有利于“增加经费数额”。为此，按照武书连的建议，该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征地，并制订“争取达到人均一亩”的目标。在获取经费和增加土地的基础上，该校职工的生活待遇也将有望得到改善。总之，排名的提高带来了政府投入的增长和社会资源的融入。在内部循环方面，按照武书连的建议，该校要扩充师资队伍并进一步加强文科建设(如图3)。在此基础上，该校的生源质量也将获得提高，最终会有助于提升排名。基于这样的“努力”,该校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的国内排名从2004年的116名上升到2007年的92名[28]。事实上，这种路径主导了包括一些高水平院校在内的不少高校的战略选择，因为高校管理者们从大学排行榜的兴起中认识到，漠视以声望/指标为核心的高校建设路径很可能会损失资源和机会。然而，从另外一个维度看，更大的危险在于过分看重这条路径。例如2021年1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发表题为《开放科学：科学传播与人才培养》的演讲，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的问题，并指出其危害。但即便存在一些争议，参与并在大学排行榜中占据更高的位置仍被很多人视为大学获取声望最为重要的渠道，以致今天的大学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声望要素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定位，也不得不在漠视声望和过度重视声望两个取向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均衡点。

图3  成都理工大学以声望/指标为核心的高校建设路径

三、大学排行榜与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建设

权威性对大学排行榜来说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排行榜的存亡，影响着排行榜的国际发展。但另一方面，权威性并不能解决高等教育评价领域中的所有问题。权威性深受场域认知及舆论的影响，从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的视角看，以权威性为核心的大学排行榜可以对一流大学进行试探性刻画。在知识和信息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在提供科学且公正的信息方面，传统的大学排行榜始终未能完美契合社会期待，一些优先考虑科学性的大学排行榜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要在借鉴传统排名的基础上，着力打造科学公正的新型排名范式。

(一)对一流大学进行试探性刻画

任何一种排行榜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权威，而权威又往往是由舆论参与塑造的。正如涂尔干所言：“舆论……是权威的来源；甚至可以设想，舆论是所有权威之母。”[29]在科学尚未给出答案的领域，舆论或权威依靠现有知识对未来做出初步判断。对于一流大学，人们尚缺乏全面、精确的认识，而大学排行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对一流大学进行初步评估。正如兰小欢所指出的，“权威可以视为在各种模糊情况下的决定权”[30]。由于一流大学的含义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界定，因此学界退而求其次，对大学排名进行的探索就显得很有价值。

早期的大学排行榜是用十分简单和粗糙的方式来刻画一流大学的。例如，起初作为出版物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并没有开展任何排名活动，转折点发生在1983年，该杂志首次推出“美国大学评级”的排名报道。那次调查仅包含学校声誉一项指标，调查方法是对1 308位校长发放问卷(回收率约50%)。US NEWS排名的工作人员鲍勃·莫尔斯(Bob Morse)于1987年加入与大学排名相关的工作，在回顾美国大学排行榜产生的过程时，他也指出：“最初的调查由营销部门组织……是由大学校长选择其类别中排名前十名的学校的一项简单调查。”[31]前3次排名由于其缺乏科学的方法而受到学者和校长的激烈批评，一些拒绝回应调查的校长辩称，他们和他们的同行都没有能力评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机构的学术质量[32]。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批评，该排名还是引起了公众巨大的反响，1987年以后，US NEWS甚至将排名从每两年发布一次改为每年发布一次。这段“发迹史”说明，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一流大学”的内涵，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试探性地刻画“一流大学”的形象。此外，从舆论或权威的视角来看，大学排名不仅是一种静态的数字处理方法，更是一种不断吸收社会现有知识、不断调试自身判断的过程。仍以US NEWS排行榜的发展历程为例，该排行榜在1983年、1985年、1987年连续3次仅使用了同行评议的方法。在1988年，该榜单引入了4项客观指标，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专家意见就只是意见”“US NEWS的最新学术排名将既基于主观数据，也基于一些客观数据”。到1998年，其指标扩展到16项；到2022年，指标扩展到17项。在1999年，该排行榜还使用了标准化的计算方法，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标准化的计算方法更符合公认的统计惯例”。总之，以权威性为核心的大学排行榜不断吸收现有知识，对一流大学做出初步的判断。尽管存在局限性，但该过程仍可作为构建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参考。

(二)为科学评价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如何使大学排行榜更加科学合理，是榜单设计者们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学术层面，有学者认为“大学排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更加凸显”[33];还有学者指出，使用加权求和方法的世界大学排名“更像是中世纪的炼金术，而不是现代化学”[34]。在社会层面，各利益主体对于这个问题也十分关心。社会希望大学排名能够更加科学，2006年的“柏林原则”和2014年的“莱顿宣言”等共识性倡议都已表明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即使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改良与调试，以权威性为核心的大学排行榜仍然未能达到这些期望，并继续面临着外部对其科学性、有效性的批评。

与此同时，受到传统大学排行榜的启发，一些以科学性为最高追求的榜单也已经建立起来，但截至目前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下文以欧洲的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简称U-Multirank)和中国的学科评估为例进行说明。U-Multirank的口号为“用你的方法来比较大学”(Universities compared, Your ways)。U-Multirank受欧盟委员会的委托对来自欧洲的15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成果展开调研，于2014年5月发布了第一次调查结果。该榜单的制作是非营利性的，由基金会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其所谓的“排名”并不是指名次信息，而是指“具体的绩效指标”。截至2022年，该排名机构收集了近100个国家或地区约2 000所大学的信息。然而，由于该榜单诞生较晚，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仅就目前看来，该榜单的实验意义或许大于结果本身，因为此榜单的数据更为复杂，公众阅读起来比较费力甚至无法理解。另外，该榜单尽管将中国的一百多所大学纳入排名，但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和公众的普遍重视。

相比而言，中国的学科评估是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起的评估活动。该评估从排名的单元入手，提高了榜单的科学性，以学科作为评估的单位。相较而言，对同一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可以得出更具可比性的结论。此外，由于该评估具有半官方性质，而且评估人员会从高校内部的各个院系采集数据，其所获资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远高于一般的排行榜。学科评估的指标也在逐轮改进，一般认为其指标体系是较为合理的。然而，在现实中没有一份榜单是完美的。由于评价结果会与高校和学科的资源分配直接挂钩，该评估依然引起了学者和高校师生的讨论和争议[35]。在中国境外，围绕中国学科评估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以“China Discipline Ranking”“China Discipline Evaluation”等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平台上只能搜到很少的学术成果，且这些成果多有中国学者参与撰写。此外，为了规避诸多非预期后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采取了不向社会公开最新的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的举措，这又难免进一步降低该评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由此可见，传统的大学排行榜始终无法解决科学性和公正性的难题，新兴的以科学性为最高追求的榜单又面临影响力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除了继续改良现有榜单之外，笔者认为应当鼓励和引导传统排行榜的制作主体另外制作新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榜单。这样既可以使榜单具有较好的国际影响力，又可以使其长期稳定地发挥影响。倘若这一设想能够实现，这将是一条既经济又有效的排行榜优化之路。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课题、委托招标等办法鼓励其他主体参与相关评价体系的研制，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逐步实现官方评价与第三方评价有机互补的局面，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总之，要创建更加科学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不仅需要继续改良和完善现有的榜单，更需要以传统排行榜为参照打造新的、更有助于大学改进的榜单，切实促进高等教育事业长期健康发展。

四、未来展望

随着时间推移，大学排行榜发生了巨大变革，大学对排行榜的态度也随之产生变化。为此，有必要简要讨论大学排行榜可能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的是，大学排行榜将在形式和程序上更加公开、公正，但也将继续忽视大学的长远利益。在大学排行榜的生存竞争中，那些数据搜集工作马虎、排名过程涉嫌暗箱操作的榜单会被公众和各大高校鄙弃，而能存活下来的榜单，其制作者必须深谙程序公正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与其说大学期待排行榜提供科学的数据分析，不如说大学与排行榜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排行榜利用大学获取相对可靠的数据以增加自身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最终向大学和社会提供一套排名结果。而对大学来说，榜单的权威性越高，对大学声望的宣传效果越好，只要排名结果无损其声誉，大学就会乐于利用排行榜来进行宣传，从而让大学事实上为相关排行榜“站台”。这方面最好的佐证是，各个大学常常会在官网显要位置展示对其最有利的排名，而当排名结果对大学不利时，大学就会考虑退出这一排名，转而寻找另外更为有利的榜单。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者似乎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公众和大学的利益主体，他们维护程序和形式的公正性首先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提供的建议或许能够短平快地提高大学在其主导的榜单中的位次，但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者没有动力更缺乏能力为大学的长远发展考虑。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者在未来很可能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在形式上使排名更显得“公正”,在实质上仍旧忽视大学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