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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双翼,优秀的作品可以激发批评家的思绪,独具只眼的文学批评则可以促进作家创作、并引领文坛风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丰收、批评繁荣,与二者的有效互动是分不开的。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像期待经典作品一样,也期待出色的、既有细致文本分析又有思想高度批评文章。今天推出的文章是一篇批评家与批评家惺惺相惜之作。



弄潮儿向涛头立

 

文 | 李洁非

(载《读书》2017年8期)




S → I → S1

I → S1 →非 S

 

读者不必以为上面是什么物理学公式之类。那是批评家王干八十年代所写《透明的红萝卜——顾城诗歌的悲剧性》中,对于诗人顾城创作之精神世界所内含的悲剧性 “形式结构 ”,加以抽象的表示。如今,很难想象从事文学批评,会采取此种样式。而在我来说,见到这一串符号,则莫名地生出亲切感,嘴边油然浮出会心的笑意——作为另一个经历过相同段落的批评者,我对此再熟悉不过,甚至当年自己亦曾这么干过。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批评一度深深迷恋科学主义,所谓 “三论 ”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玻尔、海森堡等现代物理学巨擘的理论,在文学观念革新过程中被心慕手追,许多作者与文章,极力模仿科学的风度,热衷于将文学问题的讨论数理化。此种风尚,人们一时鲜能置身其外,虽然骨子里大家不过是 “文科生 ”,却纷纷企图披一件科学家的外衣。

 

对于王干来说,这是一个深深的记号,有如古玩中的鉴定依据,确凿地标明了他闯入 “评坛 ”的时间和岁月。当然,除此以外,它还有一层意义,亦即同时标明了王干身登评坛时的姿态。显而易见,那是充满了新锐和前卫精神、挺立潮头的姿态。因为即便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并非所有人都以这种姿态向评坛挺进,那些持重守成之人,会本能地与新的潮流拉开距离,坚持使用老一套的批评语言和范式。所以,在当时,一个批评者愿意如此组织和表达其批评见解,实际上是非常鲜明地亮明立场:自己将同文学的变革紧紧站在一起。

 

王干


这便是青春期的王干,在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亮相。而我以积三十年与此人相识的印象做证,这种姿态几乎从未自他身上消失。后一点,是更加令人吃惊的。“弄潮儿向涛头立 ”,遥望曩昔,此种身影还有一些别的人,然而转顾目下,存者寥寥,王干庶几就是从八十年代 “弄潮 ”至今而不倒的唯一幸存者。这个人仿佛 “驻颜有术”,能让活力与青春这样长久不衰。从朦胧诗到网络文学,他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文学热点,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变迁,在他笔下保持着全部连续性。如果试图仅借一位批评家的批评生涯,去追踪三十多年文学的缕缕丝丝,恐怕王干即是不二之选。面此,吾等曾经同路之人,难免敬愧交加。王干做到的,盖非所谓 “坚持 ”那么简单;里面着实饱含了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巨大热忱与殷殷关切,不体会这一层,无以知其心之拳拳。

  



 

然而,我意外地也对他感到一点陌生和新鲜。这次有机会去读他各时期的文章,才发现许多年前,他主要是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认识王干,约当一九八七年左右,那时他关注的对象,应该主要已置于小说。加之我本人从来是新诗门外汉,故对诗评界孤陋寡闻,王干早年那些大作也就无缘见之。跨越这么多年,突然面对作为诗评家的王干,那种感觉相当独特。

 

“文革 ”后的文学复苏和变革,诗歌是走在前头的。我后来因做文学史研究,不得不补了一些课,这才知道早在 “文革 ”晚期,北岛、多多、芒克诸人即已在白洋淀以流浪者姿态,用诗歌自由地探索超出时代政治之外的文学,而其他文学体裁,无论小说与散文,当时却都还被时代闷得死死的。这就是为什么,“新时期文学 ”肇初,朦胧诗便挣脱镣铐、翩然起舞,而小说等辈却在观念和技术上落后一大截。王干开始即致力于诗评,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文学潮流的敏感以及关系之紧密。相比之下,我那时却溺于古典,还没有被当代文学的骚动所传染。

 

邂逅一个往昔的诗评家王干,已属意外,更使我讶异的,是他这些诗评之作的质感与质地。按照我们一般人的通俗的想法,诗或与诗有关的事物,或天马行空,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总之是极感性极灵异的,诗评之异于一般的文学批评,也应如此。八十年代中后期,诗界兴起一股 “非非主义 ”,因颇为轰动,吸引了我读过几篇他们的宣言檄文之类,印象就非常挥洒和浮嚣。依我对后来主要作为小说批评家、活动家的王干的风格之了解,是以机敏与激情见长,如果按图索骥,彼事诗评,亦当有此面目。岂知不然,这次读他几篇诗歌评论代表作,如《历史 ·瞬间 ·人——论北岛的诗》《透明的红萝卜——顾城诗歌的悲剧性》《辉煌的生命空间——论杨炼的组诗》《直觉的苏醒:思维结构的嬗变与调整——论朦胧诗的认知方式》《新的转机——第五代—新生代—后崛起的一代》等,皆皇皇大论、理路井然、密思谨识。这些论文的写作方式,我不禁想到了 “学院派”字眼,虽然那时还未曾有此说法。王干的小说评论,以鲜活的感性和 “在场 ”“直击 ”的经验形态有别于同侪,但其诗歌评论,却偏偏走着理性、思辨的路线。此人之有个性,一至于斯。照这几篇诗歌论文来看,转做小说评论后,他完全有能力亦更有理由,拉开架势去写那种高头讲章、体大虑周的作家论、作品论一类文章,然而他反而不这么干了,摇身一变,以轻骑兵方式在小说评坛冲锋陷阵,大量地写一些及物即时、随物赋形、见情见性的文章。

 

虽然我对诗评知浅闻少,难以置喙,但王干的旧作有不少地方仍带给我新鲜感。例如一九八五年十月,他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北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知道,北岛乃当代诗歌一个时代之象征,很多后起之辈,都以跨过他的身影作为自我突破的进阶,“北岛死了 ”曾经是诗坛一句极富煽动力的口号。王干上述说法,虽不像“北岛死了”那么耸人听闻,但却可能是类似意思的较早提出。他在文中下此断语时,尚未从全盘超越和扬弃朦胧诗的立场出发,而是假由朦胧诗内部诗路诗格的比较,提出 “江河、杨炼的时代即将来临(今天是创造史诗的时代)”,但无论如何,他对北岛的怀疑,都有 “春江水暖鸭先知 ”的意味,可见他的见识在当时诗评界之前卫。写于一九八七年的《新的转机——第五代—新生代—后崛起的一代》一文,应该是受到上一年末“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的激发,而就诗界大变革及未来走向予以总览、前瞻和纵论的一篇雄文,辞气之盛,在王干历来批评中无有过之者,劈头第一句:“现在需要重新开始。”我觉得是借镜于胡风一九四九年的名句 “时间开始了”。但这里我于此文,最想说的并非其行文的勃勃青春之气以及它对诗歌前景的种种展望,而是里面出现的几个崭新语词和提法。其中之一是 “新生代 ”这个字眼,文曰:

 

新生代后期出现了人类,没有新生代的巨大磨难,便没有现代文明的历史。

 

随后作者明确做出 “把北岛之后的一大群诗人比作新生代 ”的表述。如今,“新生代 ”已是针对小说创作某个群体、现象或发展阶段的通用语,而以我所知,它大约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普遍用于小说批评,而王干用此词却早至一九八七年,故我怀疑,是他将这术语首先引入了当代文学批评。又一字眼,是“后崛起的一代 ”;如果我未错记,“后 ×× ”的构词法,整个八十年代并无踪迹,也是九十年代以降,方始蔚然成风;这样看来,此文又成为另一流行词的始作俑者。稔知近数十年文坛变故者,都了解王干素有 “命名大师 ” 之才,这里他以一篇文章而催生两个流行词,即为明证。

 

北岛


但我们不可据以认为,王干诗歌评论一味以观念、创想为先,缺少对诗人作品的灼见与发微。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所说,诗评家王干相当 “学院派 ”,相当注重文本解读。有时候,此种工夫或功力,近乎达到洞穿对象的地步。在他对顾城的批评中,我读到一段令人惊艳的话:

 

顾城老是想回避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而企图回归大自然的明朗与亲切之中,但人与自然也并不是能够全部和谐地相处,人与自然之间时时发生着悲剧,当顾城把整个交付给自然的过程中,自然也以另一种内在的强大力量制约着人。

 

称之 “惊艳 ”,可能有些残忍;但作为一位批评者,以卓越的预见,早早做出这样的论断,吾人不得不为之击节。顾城隐居激流岛,犹在本文发表一年后;其杀妻自戕,更是有待五年之后。然而王干上述诸语,何啻直指其悲剧,从根因到结局,字字不爽,断可谓不刊之论。知人论事,无过此矣。

 



 

九十年代初,王干达于其批评生涯最夺目的时刻,他所发明与首倡的 “新写实小说 ”,引领了那时文坛的潮流。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钟山》杂志在无锡举行了 “现实主义与先锋派 ”研讨会(文学研究所似乎也是发起单位之一),我本人亦得与涉此会,记得王干在会上做了主旨性的发言,翌年,《钟山》随即辟设了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不久,王干于《北京文学》发表《新写实: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一文,就“新写实 ”的概念及创作表现,做出全面完整的论述。

 

正如他文中所谈及的,当时小说创作陆续出现了像刘恒《伏羲伏羲》、朱晓平《桑树坪纪事》、方方《风景》、刘震云《塔铺》《新兵连》、池莉《烦恼人生》等一批作品。但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散落的,孤立的,起初并未结束为一个方阵。是王干从中抽取出来某种属性,并以 “新写实 ”名称为之命名,然后通过《钟山》挑旗推动,把它变成当代小说继先锋主义之后一个新的潮流和重要阶段。其中,当时的刘恒、刘震云、池莉诸人,或者乃是新人,或者虽非初登文坛但声名犹未鹊起,他们一跃而至小说翘楚,王干确实功不可没。当代文学批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全非后来那种自说自话、温温吞吞、言不及义的样子,而是指点江山,对创作实践时有再造之力,以致足令作家惟批评之马首是瞻。“新写实 ”正是这一批评强势时代最后一个范本,文学批评引领并推进整个时代文学步伐的历史,以后似乎就画上了句号。又数年,因“新写实 ”之成功而在文坛已有 “命名大师 ”地位的王干,复曾撰其 “新状态 ”之词,并为作家出版社编 “新状态小说文库 ”,推朱文、鲁羊等人,亦获一定反响,然时势已非当初可比,批评家的华彩乐章渐渐有了曲终之态。

 

新状态小说文库:《我爱美元》《佳人相见一千年》《树杈间的月亮》《自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95)


返棹而寻,王干命名 “新写实 ”的傲人之功,一方面有乘乎势运的可遇不可求的天时地利,另一方面,终归是他作为优秀文学批评家的创 45 39668 45 17880 0 0 6653 0 0:00:05 0:00:02 0:00:03 6651力的体现。重读《新写实: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当能了解这种创造力在时代的激发下,是如何不可阻遏地被尽情释放。文章伊始,便精准地陈明了 “新写实 ”口号的提出依据及内涵: “开拓了新的文学空间,代表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虽然目前未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但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同审美意向和阅读指向,已值得我们进行阐释和解析。”亦即,“新写实 ”将能把文学路径拓得更宽、对过往的文学价值有所更新和改易,并且所影响到的对象除了创作自身,亦将同时施诸读者的趣味。寥寥数语,理路明磊,充分显示论者对所论之事成竹在胸、洞如观火。不知别人怎样,我在读这样简简单单几句话时,深感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锐气以及立言的明晰。彼时批评家既言能有据,亦知其所言抵于何物,故而中鹄中的,切实地发明和激活创作。反观现在,批评文章大多不知所云,绕行在连作者都未必明了的各种浮论之间,徒然令人昏昏欲睡而已,而创作与批评于是便日益阴阳两隔,异途而行。

 

王干有很强的理论创新能力,但这种创新断非对时髦的盲从或对洋文的袭抄。《新写实: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一文,使用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一是 “还原 ”说,一是 “零度写作 ”。依我的印象,如果这两种表述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常用语,即始于该文。关于 “还原 ”,王干这样说:

 

现实主义和后现实主义都强调表现生活的真实性,但采取了相异的方式。后现实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通过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来表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它反对这种理念概括与归纳的 “典型 ”方式,而注重对生活原始面貌和原发生态的 “还原 ”。

 

关于 “零度写作 ”,则说:

 

只有将主体人格的思想、观念、情绪、意识冷冻处理,进入一种透明无瑕的真实状态,才能保持生活本态在小说中绝对的客观呈现。所以称后现实主义为客观主义并非贬义,骂它的小说叙述者是冷血动物也许正是褒词。

 

随着他讲 “还原 ”,另一个词 “原生态 ”也流行起来,以至于今天走出文学批评,成为很日常的用语。在“还原 ”的概念中,王干力图重塑 “现实主义 ”的出发点。其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观念革新的主要方向,是对 “现实主义 ”的根本怀疑,尤其是假由结构语言学能指大于所指的理论,推导出 “再现真实 ”在文学上既不可能亦根本有违文学的艺术特性和天性,从而普遍地推崇 “叙述形式”。王干的思路是对上述先锋派文学的修正,他不像后者那样完全视“生活的真实性 ”为无稽之谈,打算重新承认它的存在,因而主张变革和废弃古典现实主义的 “典型化 ”方式,走另一条 “对生活原始面貌和原发生态的 ‘还原 ’”的路子。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思路对于修复被先锋文学破坏了的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同时又避免回到老路上去,是很有效的方案。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恣肆的艺术颠覆,文学与普通经验世界以及读者审美认知,裂隙过大,已经反过来造成文学生存的惨淡和寂寞。“新写实 ”能够重新建立文学与生活的通道,它之获得作家与读者的双向认可,原因在此。至于 “新写实 ”的那个 “新”字,则着重体现在 “情感零度 ”的理论中。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教化,注重以人道主义伦理输入社会,此为其 “旧”;而“新写实 ”提出叙述层面上的 “客观还原的要求,自然需要作家冷却感情的热度,进行一种无调性、无色彩的冷面叙述”,是为其 “新”。

 

除上述两点,王干的 “新写实 ”概念,还特别讲求 “作家和读者的 ‘共同作业 ’”。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作家单方面主导的文学过程,作家乃给予者,阅读者则完全处于被给予的位置,这就是古典现实主义说教感的由来。而经过 “新写实 ”调整之后的秩序,“由单向的灌输到双向的沟通,后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阅读关系进行了根本的调整。在这种调整的背后,暗示着支撑以往小说的那种中心的崩塌。因为作家在通过作品对读者进行种种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审美的灌输时,灌输者,始终处于一种高人一等的讲坛上,他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世界按照他的意志构成。而强调读者的阅读机制则无疑取消了灌输者,迫使作家从讲坛上走下来,与读者持同样平等的态度进行 ‘对话 ’”。

 

借此粗略梳理,不难看出王干构想与提出 “新写实 ”,认知之透辟,理路之明澈。当时,彼年龄未届而立,正是头脑最锐、闯劲最足的光景,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见时代造人的因素。换成当下,很多人三十来岁还自视为 “孩子 ”,但王干在这样的年龄,却写出了足令文坛改弦易辙的文章。八十年代中国,有诸多缺陷,将其神奇化大可不必,然而有时回首当时某些往事,则确乎不能不慨然于它在精神上的砥砺与进取。

 



 

长期以来,作为 “新写实 ”“新状态 ”等潮流的始作俑者,王干被定格为一种文坛活动家的形象,抑或说,与某些一味勤奋笔耕的同行不同,他更多地以擅长宣传与鼓动的批评家形象示人。这有时会伴随一种印象,亦即,他的批评特色在于 “制造 ”说法,为文坛增添一个又一个热点,而文本细读则非所长。

 

以前我如果想起王干,多半也是这样。这次集中读他的文章,印象竟然为之改观。虽然是老相识,但彼此难说读过对方所有文章,是很自然的。所以王干若干旧作,我其实还是初次见到,尤其是他的一些作家作品评论。而此类篇什,颇能带给我新的体验。

 

比如写高晓声的《苦涩的 “陈奂生质 ”——高晓声新论之一》。文章劈头第一句写道:“高晓声的小说主体形象是农民,即令那些以知识分子出现的人物,形象也是按照农民的思维习性和心理方式完成性格历程的。”前半句 “卑之无甚高论 ”,后半句却令人眼前一亮;以我过去读过的有关高晓声的评论而言,点出这一现象的句子,似为仅见,显出了王干对于作家作品的观察之细。后面又有一句:“对阿Q们,鲁迅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高晓声对陈奂生们的态度则是:‘怒其不幸,哀其不争 ’。”两个词稍移换位,一举揭示现代和当代两位不同作家笔下人物的基本形态。这种评点,幅度至小,小到有些令人恍惚,但是,时代的况味却绵久不断,需要一点一滴地品咂。读这样的片断,我真的不禁对王干感到了一点陌生,发现他做批评不止一副笔墨,而也有闲花幽草的细腻。俞文豹《吹剑录》记:“东坡在雪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比于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以往只知王干评论颇具 “大江东去 ”旷放风,其实,他也能唱 “杨柳岸晓风残月 ”。

 

同样体现着细腻的,亦如《苏童意象》里的这句:“我对苏童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略作考察,发现他们的名字居然大多是与 ‘红’的韵母 ‘ong’相同或相近的词。”这样的考察,已近乎细琐,有点日本人做学问的风味了。文中还提到:“苏童对文学的理解可以用一个‘光’字来概括,他把自己的创作活动称为 ‘寻找灯绳 ’的过程,这种温馨而又不免有些惶惑的感受表明苏童对光影的特殊感情。他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文学作为一种 ‘光’自然不会有契诃夫那样解剖刀式的深刻与冷静,它追求的是一种影的效果,尤其作为 ‘逆光 ’那种 ‘影’的意识就更为突出,而‘影’在其美学意义上是与‘意象 ’一致的。它们都是艺术视知觉复合在作家灵魂空间的产物,都是凭借主观情绪摄取的人生现象,都是人性之光折射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既是分析,同时何尝不是诗意的捕捉?其实,我在读《苏童意象》时,甚至觉得王干的笔调亦因对象而一变,毫无高头讲章的格局,而变得随笔化、散文化,隐隐贪恋着笔墨情趣。

 

王干:《夜读汪曾祺》(广陵书社第1版,2016)


近年,他为已故汪曾祺先生写了几篇文章,除开汪老文坛耆宿、本地郡望的缘故,我以为还因他对汪氏 “文学趣味 ”于心戚戚然焉。汪一生为文,非常注重 “挖掘、分享日常生活的诗意 ”,从内心深处沁出一种使小说散文化的意趣。王干还写过一篇《寻找一种南方文体》,里面自称:“直到如今,我的评论文字仍含有大量的描述成分,有时描述甚至大于说理。我对描述有种特殊的喜爱,因为我在描述时感到笔端有种说不清的滋润和灵动。”这与他对汪氏小说的仰慕,应当流出同源。我也由此想起,晚近王干在写作上,爱散文犹胜于爱评论,连他所获鲁迅文学奖,也是其中的散文奖而非评论奖。把这些迹象归拢在一起考虑,或许会让我们对多年来主要以批评家鸣世的王干君的研究,找到更多的维度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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