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综合媒体报道：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

▲活动现场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能多干就多干一些”，2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围绕“2024年宏观形势展望”“2024年经济社会形势展望”“2024年国际安全形势展望”等议题展开研讨。

现场超200人参会，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网、人民日报海外网、解放日报、新华财经、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中国财经报、长安街知事、第一财经、新浪财经、微博财经、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60多家中外媒体参会报道。

他强调，在考虑宏观形势问题时一定要考虑两个基本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到底什么“变”了？对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好好地思考。第二个维度，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和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是一样的吗？中国是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现代化，这是全新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和大变局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引领力量，也成为宏观形势的决定性力量。

宏观形势的好坏除了外部因素以外，还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发展和持续的稳定。今天会议主题非常贴合当下形势，“能多干就多干一些”，通过自身的发展营造宏观形势，把自己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判。

相信通过对宏观形势的研判，能够对中国未来发展、对世界变局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看清形势的格局，看清前进的方向。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以“分析形势、解剖问题，以利于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为题作年度特别演讲。

他表示，过去的2023年，就国际经济形势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复杂艰辛的一年。就经济发展而言，出现了“一高一低”的现象，即高通胀、低增长。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也可以用“一高一低”来形容，“一高一低”分别是增速较高与物价较低，这与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正好相反，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展望2024年，世界宏观形势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甚至会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各种矛盾会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各种困难和问题都会出现，也将是复杂多变的一年。

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多国政治博弈十分激烈、局部战争冲突仍将持续、全球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全球治理体系艰难调整、全球经济贸易围栏设卡、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总的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我们要分析判断形势，善于发现机遇、创造机遇、把握和用好机遇。自觉做到“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实干肯干，创新创造。

随后，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外交部原副部长乐玉成，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先后就“2024年宏观形势展望”议题发表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主题演讲环节。

去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握手言和，两国恢复中断7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国际社会纷纷点赞。有人甚至把阿拉伯谚语“求知，哪怕远在中国”改为“求和平，哪怕远在中国”。

过去一年，中方为斡旋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同有关各方频繁沟通接触，苦口婆心做劝和促谈工作。

新的一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的一边，公正的一边，对话的一边。继续穿梭斡旋，劝和促谈，为世界和平奔走努力。

周延礼表示，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加快。中国金融业开放是积极主动的、稳健有序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是正确的选择，赢得国际同行认可。

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必然选择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推动下，我国银行业发展势头稳健，保险业发展潜力巨大，资管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行稳致远，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深入推进。

特别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成效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歇，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改变。

江小涓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总体恢复向好，达到了预期目标，也有很多亮点，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因为一些长期的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济企稳向好要靠短期的政策组合，更要靠改革开放提供长期的新动能，而疫情之后，全球化再一次加速，确实是提供了新动能。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目前开放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下一步面临的摩擦、竞争会成为常态。因此不能完全退回到国内做，但依赖大口径外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也不现实。

对外资在华投资的调整，要理性看待，努力争取，不必过度解读。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到外资比重受很多重要因素的影响。除了以开放促发展之外，还要以开放促改革。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发布了《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两份智库报告。

《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指出，2024年，世界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社会等五个维度面临“Y”型路口的选择，形成“十面埋伏”布局。那些“进而分叉”的国家则面临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社会五个维度的“Y”型路口选择。

通过对2024年举行全民选举的国家和地区情况的梳理与分析，该报告指出，2024年为“超级选举年”，预计将有78个国家和地区举行总计83场全民性参与的选举，涉及人口数量达4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0%。

展望2024年全球选举，可简要归纳为：大国轮番打擂、区域强国左右顾盼、其他国家闻风而动。报告对全球宏观政策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认为2024年全球宏观政策将在“保守”“开放”之间艰难寻求平衡。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趋保守。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更趋开放。

报告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不移提倡加强国际合作和改革开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利益。

在第一轮主题研讨环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围绕“2024年经济社会形势展望”先后发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英主持这一环节。

未来几年，经济转型若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将释放未来1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

总的看，稳定预期、释放增长潜力，既要立足短期，也要着眼中长期；既要推动政策调整，也要推动体制变革；既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也要推动消费侧结构改革；既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也要推进行政体制、社会体制变革。

以经济转型为主线深化结构性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

从国内来看，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相对较弱，地产行业同样如此。疫情之后，消费有一定的复苏，但出现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复苏快，中高端反弹力度不足。

日本方面，2022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复苏性通胀，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高通胀、油价上涨带来全球发达国家CPI的上涨，导致日本出现较高的输入性通胀。未来日本货币政策仍有调整空间。

欧洲方面，欧洲央行不会跟随美联储减息，但加息步伐也已经停止。2023年，市场预期德国GDP为-0.5%或接近-1%，其他经济总体表现也较弱，但整体欧洲区的经济并没有衰退。

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美国GDP增长1.5%，中国为4.2%，德国是0.9%。他认为，2024年全球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将在“软着陆”路线上前进。

贾康认为，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要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考验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都非常适合表示当下这个阶段的特征。

中国已存在客观成长性，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主观方面的努力，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伴之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和思想进一步的解放，在二十大精神的明确表述之下，形成在人类文明主潮流下的实质性进步，来支持我们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主观上避免出现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在上坡路上的中国最好的朋友。

赵锡军认为，2024年，多数国家央行仍将在“抗通胀”和“防衰退”的政策目标中寻求艰难平衡。虽然全球通胀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长期因素依然很多。

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各国政府和央行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防范各国经济政策对外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尤其是要防范个别大国利用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对外转嫁风险和危机；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协调形成应对挑战的合力，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塑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翟东升认为，目前美国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水平给了美联储宽松或紧缩非常大的行动空间。通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政治史，可以看到货币政策一般在大选年会变得非常不正常，各派政治势力往往会或明或暗地影响货币政策。

因此，2024年美国进入大选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另外，美元指数除了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之外，世界政治和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溢价，也会对美元指数走势产生显著影响。

刘志勤认为，中国在2024年面临两大风险，第一大风险就是国内政策的风险，政策制定决定了2024年我们发展是否顺利；第二大风险就是国际形势的压力和国际形势的不稳。

同时，他认为，如果2024年中国需要取得大的发展，那么中国的股市也亟需进行提升优化。同时，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问题也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在第二轮主题研讨环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四川大学讲席教授房宁，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鼎鑫，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华围绕“2024年国际安全形势展望”议题进行发言，本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蔡彤娟主持。

吴志成表示，回归当下的全球安全形势，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地缘政治矛盾与安全危机挑战叠加，全球安全赤字进一步加重。

基于这些事实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安全发展呈现出不稳定性突出、不确定性上升、逆反性明显、全球南方崛起的声势和态势突出、竞争性加剧、矛盾多元化交织等六大新特征、新趋势。

百年大变局下，世界确实很不太平，全球安全的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国作为引领百年大变局方向的最大积极变量，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稳定确定的中流砥柱，面对可能来临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我们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多干一些就多干一些，多一些理性定力，因势利导，多一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

房宁认为，2024年的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局势可谓风起云涌。当前，世界上有两场热战和一场经济贸易战。两场热战分别是持续了近两年的俄乌战争和去年爆发的加沙战争。

经济贸易战是中美之间起始于2018年初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后逐渐发展演变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战。

这三场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是当今不平衡、不稳定的世界秩序的突出表现，其根源是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中心”与“外围”两端积累的问题与矛盾。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中国需要很好地应对当今世界上的矛盾冲突，为自身争取最好的发展机会和环境。

秦宣围绕“如何准确认识和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作了主题发言。他表示，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二，本人的长期追踪与研究。其三，当前外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存在模糊认知的问题。

从经济领域的全球经济版图变化，到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日益凸显，再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剧变，这些都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重要体现。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三变”呢？他认为，首先我们应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其次，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的回答。

李鼎鑫认为，2024年，全球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不确定性将继续深化并扩散，是否会从“破窗”发展到“破局”，或者企稳向好，取决于世界上各国特别是大国能否有“大的样子”，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向世界不断地展示了中国决心，提供了中国方案，实施了中国行动。

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日前访美时对各界表示，中国的战略目标宏伟而朴素，就是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如果相关国家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动辄制裁打压围堵中国了。

当前，全球安全形势日益恶化，从地缘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亚欧大陆，未来一段时间，地缘对抗形势会更为激烈和复杂。

欧阳康表示，当前全球安全格局是极度复杂、极为严峻、充满着动荡和不确定性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往恶性的、不健康的方向走，而且速度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应借助传统全球化，促进新兴全球化，推动全球化良性健康转型。

在应对全球和国家安全交互作用时，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稳住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国内经济政治格局，抢占战略主动，保持战略警惕，并站在国际正义的战略高地。

刘兴华表示，正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赶上了时代，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中国崛起”的奇迹。如今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必须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他向与会来宾分享了他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解：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是思想认识的充分解放和思维视野的真正开放。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第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共建全球合作创新网络的对外开放；第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的全方位开放。

在RDCY夜话环节，资深媒体人胡锡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东、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就“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发展预期”话题展开研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该环节。

胡锡进分享了他对如何看待新质生产力给个人及国家未来带来影响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

当新质生产力出现并快速发展的时候，自然也会伴生出现一些负面的、消极因素。尽管如此，对于这些负面的影响，每个人仍然必须学会积极地去面对。实际上，这也是在考验我们社会与个人的适应能力。比如ChatGPT的出现，就可能导致部分工作岗位的减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我们一路走来绝非一帆风顺，过去经历过的许多挑战与挫折，放在今天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最后我们都扛过去了。因此，面对今天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大胆一些。社会出现问题并不可怕，这恰恰是在锻炼我们的承压力。

金灿荣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特点，一是进入门槛高，二是学习曲线陡峭。门槛高意味着投资规模大，学习曲线陡峭，则代表一般国家玩不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的，从人口、工业规模方面来看，我们是有优势的，要把它用好，这也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

他认为，对传统产业加以新质化的改造也很重要，比如煤炭和5G结合可以实现地下1000米无人开采，把传统产业新质化改造也属于新质生产力。

不能窄化理解新质生产力，一提新质生产力就想到芯片、云等领域，传统产业新质化也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需要长期的培养，不能太着急，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能把老的贬低了。

杨东表示，新质生产力根本上还是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和制度优势。我们有好的制度、好的体制作用于我们新的产业 、新的业态、新的模式。

同时，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最关键、最核心的。面向未来，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要提供法治轨道，给个人创新创业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现在红灯有，黄灯有，最需要思考绿灯怎样设计，而绿灯就是规则、标准、法律。

我们要在法治轨道上要及时提供制度供给，这样个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才会有安全感，要避免过去“一刀切”的深刻教训：要么不管、野蛮生长，要么发现不对了就完全清理。

这样摇摆式的监管对国家和老百姓是有损害的。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则，推进创新创业。

张伟表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类社会真正快速发展的本质是科技推动，新质生产力核心就是科技。要继续谱写中国奇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必须的。

中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把芯片做出来，否则未来一定会形成拖累，因为所有数据的处理，人工智能，都离不开芯片，一定要比别人快。新质生产力要变成现实，离不开市场化、法治化，更加有为但有限的政府，全球化和更高水平开放，最终是以人为本。

新质生产力未来的发展会淘汰很多产业，但也会创造新的产业。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也是迎合了市场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勇敢地拥抱新变化，做好应对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