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杰　王春泉｜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主义场域

蔡华杰，法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春泉，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基于资本主义永恒性、自然性，形成一套解释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话语体系，并将其嵌入社会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形成个体对资本逻辑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其霸权地位也由此生成。然而，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实质上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其后果是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被扭曲为“杰文斯悖论”和“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不是“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而是“M型”的污染反复循环曲线，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下展开生态环境治理，走出了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道路，即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注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制度反向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加强顶层设计，持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比较的视域看，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环境中展开，与新自由主义的“生态环境治理术”存在根本性差异。新自由主义发端于经济领域，并渗透进政治、思想领域，在政界、学界、商界讨论广泛。由于经济议题、政治议题和环境议题错综复杂，新自由主义在论述经济、政治议题时，往往也涉及环境议题，并形成了应对生态危机的“生态环境治理术”，在近几十年乃至今后的长时段里掌握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如何认清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本质，揭示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主义场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就此展开探讨。

一

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意识形态霸权的生成逻辑

新自由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批判社会主义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进而无法有效配置资源，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即宣扬在私有产权基础上，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性、完美性和唯一性，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新自由主义者以“价值中立”的姿态从一系列其认为毋庸置疑的前提出发——独立个体是分析的基本单位，理性经济人是独立个体的基本特征——得出了价值并非中立的结论：自由资本主义的至上性和不可挑战性。“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就是秉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将其应用到英国政策实践中的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名言。在她看来，自由市场的经济运行原则是不可替代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选择。

作为意识形态霸权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要描述和解释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现存世界的“事实”，不仅使其自身获得合法化的地位，而且要从“霸权”的意义出发，以这些“事实”去塑造那些尚未纳入其中的事物和关系。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意识形态霸权生成逻辑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一套基于资本主义永恒性、自然性地解释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论话语体系；二是新自由主义将这套话语体系嵌入社会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形成路径依赖现象，这套话语体系也借由国际经济组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张和强行推广。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探究生态环境议题都必须面对和解释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其独特的运思路径是基于资本主义永恒性、自然性的前提框架，对自然在人类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因由以及走出生态危机的方案这三个问题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

第一，自然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资本主义以实现资本增殖为宗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前提，控制与支配自然也由此成为资本主义秉持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就曾借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控制自然”思想为其历史性兴起提供合法性证明。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同样要以此为前提，其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秉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将有利于资本增殖的自然视为“资源”，并转变成人类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例如，在哈耶克那里，对自然资源保护进行投资，与其他类型的投资并无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所谓的社会“进步”，但这种“进步”仅限于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工业增长等简单的经济指标。

第二，如何解释当前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根基，它片面强调个人的本原性地位，以及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位置，由此导致新自由主义让孤立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或者抽象意义上的全体人类背上了生态危机根源的“黑锅”，认为不分阶级性质的个人“贪婪”“浪费”“奢侈”式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伤害，同时，个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引诱”企业相应地进行无止境的生产，从而耗尽地球有限的资源。而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是一种正常的欲求，无须加以指责，这就进一步引申出“污染不可避免论”。弗里德曼就指责公众想要拥有一个无污染的世界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往往容易感情用事，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许多讨论中，好像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有而且可以有一个不存在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就不会认为完全无污染的局面是可取的，也不会认为这是可行的。我们可以杜绝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只要废弃所有的汽车即可。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拥有现有的工农业生产力，由此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许多人可能就会因此而活不下去。再有，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终止这一污染源（大家都不要呼吸），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如何走出生态危机？虽然新自由主义指责个人要对生态危机负责，并认为污染具有不可避免性，但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现实，新自由主义如果不能对此作出回应就无法捍卫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对此，新自由主义者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拯救生态环境，即将生态环境纳入资本逻辑的轨道，实现生态资本化。新自由主义将惯用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应用到生态环境领域，鼓吹对自然资源进行彻底私有化处置，将自然资源转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以绝对自由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配置自然资源，并进而将生态灾难等事件吸纳到金融领域的资本投资中，从而形成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等四个方面的典型治理手段，其中，私有化和商品化是市场化和金融化的前提，而市场化和金融化是私有化和商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所形成的“生态环境治理术”的确筑起了自洽性的逻辑闭环话语体系。它从资本增殖所需要的基本前提出发，秉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塑造成主客二分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物，既是资本增殖的“原料来源地”，也是资本增殖的“废物容纳器”。而当人对自然的支配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到资本持续不断增殖时，它一方面将责任推给原子式的个人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借此宣称自己信奉的自由资本主义核心理念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将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变成资本增殖的重要战略场域。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从资本增殖的前提出发，借由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问题，又回到了资本增殖的宗旨，资本增殖的“霸权”地位由此形成。

而一旦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解释和霸权地位后，它将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掌控在自己手中，由此在社会经济关系层面形成个体对资本逻辑的依附，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层面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社会经济关系层面，一旦自然资源私有产权获得了至上的合法性地位，那么，这将重塑一个社会中个体对财产权、效率与合作等方面的认知意识。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将使得劳动者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导致个体逐渐放弃了对自然资源的习俗或共有权利，成为“理所当然”的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同时创造了新的自然资源所有者，这个所有者逐渐在资本逻辑之下，成为追求更具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个体。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借助“生态环境治理术”塑造了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中的个体，即“自愿”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雇佣劳动者，以及以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来从事各项活动。

在国际经济关系层面，当“别无选择”的口号渗透进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这意味着那些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国家要克服这个难题，就必须照搬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新自由主义俨然成了全球生态危机的救世主。不仅英美等国政要在其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有诸如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也借助生态环境问题继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教条。高举贸易自由化旗帜的世界贸易组织，在面对不断加速和规模扩大的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时，依旧声称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贸易并不构成对环境的威胁，在其看来，不断增加的贸易额和市场规模提高了人均收入，这反过来有利于遏制环境破坏。世界银行打着生态保护的名义，以提供援助为幌子，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行所谓的私有化改革，要求将那些国有的关涉自然资源的企业尽快兜售给跨国公司，将原来作为共有的土地转变成商业性的土地用于种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作物或者从事生物勘探的制药行业。2023年，气候正义活动家特蕾莎·安德森（Teresa Anderson）发表评论指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总是附带规则——国家将其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并全力以赴生产出口商品；这些“规则”和这些机构掌握的权力正在使气候危机恶化，如印度尼西亚正在偿还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上的贷款，这是其砍伐雨林、为赚钱的棕榈油种植园让路的关键因素。

二

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意识形态霸权的实质和后果

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从资本增殖出发，最后又复归资本增殖的宗旨，其实质就是借助生态环境治理而服务和服从于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意识形态霸权根源于其看待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将资本主义的一些范畴，例如个人的自利与自由、商品交换、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视为“天生”的，要么符合人的本性，要么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因此，资本主义失去了其历史性而获得了永恒性。古典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商业化模式”解释就是典型，它将资本主义的起源仅仅视为一种“量”意义上的增加，即过往已经存在的市场的扩大以及商业化经济活动在量上的增加，而忽视了资本主义本身在质意义上的巨大转型特征，即社会财产关系的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变迁。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同样未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变本加厉”地将其应用到包括生态环境治理等一切社会领域中，既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辩护，例如，宣称工业革命期间的环境问题不成问题，“死亡率的下降却能够说明，这种环境并没有糟糕到影响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的地步。其次，是工人自愿地移居到城镇地区的，这也说明，污染及城镇其他不便之处的‘机会成本’没有实际工资提高带来的收益大”，又高歌资本主义能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例如自由市场环境主义所声称的，只要实现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私有化并允许所有权人对其进行交易，个体就会在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保护好生态环境。

那么，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实质将对生态环境治理产生怎样的后果？其实，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所依赖的一些手段并不是我们完全排斥的对象，比如以市场手段对企业或个人的环境行为进行激励或者约束，但问题的关键是，新自由主义是将这些手段完全置于资本增殖的前提框架内，并完全服从于资本不断增殖的需要，其积极效用的发挥将受到抑制。这就使得生态危机一方面获得缓解，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从根本上得以破解，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所造成的后果。

一切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都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持。一方面，生态环境作为“自然资源库”，为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作为“废物处置室”，承接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废物。没有生态环境这两方面的作用，任何生产都无法进行，而这两方面作用具有有限性特征，同样构成了对社会生产的限制。尽管有这样的限度，但那些能够获取并改造较多较优生态环境的社会形态，就在生产方面占据优势，生产发展就较快些。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人类在生态环境面前都有一种畏惧之心，这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始终囿于自己技术条件的能力，获取和改造生态环境资源的能力也较弱。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即资本家必须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用于下一个生产过程以便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并且这样一个过程是循环反复、永无止境的，最终，资本处于无限增殖的境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积累的最鲜明特征。资本主义以资本的无限增殖为动力这一“武器”诱导整个社会打开征服自然的大门后，人类社会在获取和改造生态环境资源上从而推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殊不知，资本主义这个曾经用来征服自然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本主义自己了，因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是绕不开生产所依赖的有限生态环境这一“铁律”。资本主义虽然凭借资本无限增殖这一诱导性“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了自然，但反过来，被征服的自然威胁到了资本无限增殖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因由是，随着自然资源不断被开采或者污染而在数量或质量上的加速耗竭和衰退，资本主义运转所需的生产资料成本势必高企不下，资本无限增殖就要被打破。由此一来，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资本主义面对的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成长的烦恼”，如果要在保全自己的条件下解决这个矛盾，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在不触动资本不断增殖的条件下克服生态危机，那么，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假借环境保护实现资本的继续扩张，把环境保护本身变成资本不断增殖的手段，要么就是在全球乃至全宇宙范围内寻找到可供其不断增殖的生态环境支撑。前一种方法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方法，后一种方法也是新自由主义所笃信的技术万能的方法。那么，二者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究竟能不能解决生态危机，从而维持资本的无限增殖？对此，新自由主义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其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即以资本无限增殖为旨归，同样能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而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即资本不断增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解决又可以使得资本持续增殖。如果这个循环成立，那么，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的命题就可以成立。正如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这如同只要资本不断增殖就能解决贫困问题一样，只要资本不断增殖，它就有如“普照的光”，能够自动解决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一切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虽然极力关注自然资源的不断消耗，但同样也表达了经济必须更快地增长的观点。1992年里约峰会上，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发布的《改变经营之道》，将基于市场力量通过开放和竞争性贸易去推动经济持续不断地增长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背后得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支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基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于1991年提出。他们指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所谓规模效应，指的是生产所投入和排放的规模对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所谓技术效应，指的是一个社会所使用的技术对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所谓结构效应，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二位学者指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生产投入和排放的规模都较大，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危害，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更加高效、更加环保的技术得到采用，经济结构逐渐由能源密集型的农业和重工业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这时，拐点出现，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就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因此，只要持续不断地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拐点就能出现，环境状况就出现好转。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拐点的出现在于一个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朝着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方向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资本无限增殖的宗旨能够实现这样的发展。就技术效应而言，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之下，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如若能减少单位资源的使用量，从而降低生产的成本，那么，这种技术就成为资本的选择，技术进步可以在资本逻辑之下实现，蒸汽机自身技术的不断改良，以及电动汽车的逐渐兴起就是例子。就结构效应而言，在资本不断增殖的逻辑之下，一国的经济结构会逐渐由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转向利润率较高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结构，从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

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似乎引导着社会的环境质量逐渐改善，但是，这样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忽视了二位学者所提出的规模效应，因为资本无限增殖作为一种牵引力，必然导致规模效应的发生，让资本主义实现“零增殖”无异于资本主义的终结。从技术效应来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新型的无污染的绿色技术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得到资本家的使用，当一种绿色技术的可营利性尚未显现出来之前，它是会遭到抵制的。先进的绿色技术的全社会采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退一步讲，等到资本家有利可图采用了更加先进的绿色技术，尽管技术的进步减少了单位资源的使用量，但只要在资本不断增殖的引导下，由于效率的改进，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消费品的廉价化，进而促进了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的扩张，由此产生“杰文斯悖论”。从结构效应来看，尽管一国的经济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但从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的经济结构调整来看，这种变革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即随着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成本的不断攀升，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势必导致发达国家放弃原有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等高污染行业，将其转移到那些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廉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发展新型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新技术和新能源行业。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将污染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生态帝国主义”。“杰文斯悖论”和“生态帝国主义”都是在资本无限增殖的牵引下产生的，资本无限增殖虽然在短期和局部范围内改善了环境，但从长远和全球范围看，又将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之下，不是产生“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而是会产生“M型”的污染反复循环曲线，环境状况会在表面好转下又趋于恶化，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并未能克服其自身产生的生态危机。

三

社会主义：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的展开场域

其实，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所笃信的个人的自利性、市场交易等范畴都不是人类所固有的，而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并不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领域，对此应有辩证认识。恩格斯说：“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特别是像生态环境治理这样的公共领域，法国学者于松指出：“如果是贪欲在激发着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那么今天许多大学和实验室将空无一人。”同样地，将生态环境治理建立在人在市场交易中的自利性这一基础之上，或许短期内能在局部地区发挥效用，但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此，并不能长久和有效。我们应该突破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这种“别无选择”路径的迷恋，打破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意识形态霸权，必须明确走出生态危机，而不是“别无选择”地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路径。

那么，摆在中国面前可选择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抛弃技术发展和市场交易，让人类重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过上浪漫主义的田园生活。显然，这种思路只会造成贫穷的普遍化，而在贫穷的普遍化之下，生态环境在不远的将来进一步遭到破坏则难以避免，这条道路是我们不能选择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超越资本主义并坚定社会主义性质的治理路径及其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为什么这样一种治理路径能够超越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对此，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从社会主义历史维度的视角

从社会主义的历史维度看，必须澄清和正确认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坚定社会主义治理路径有效性的前提。从历史上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生态环境问题面前也束手无策。资本主义无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而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糟糕的环境记录看，他们也未能避免类似的问题，难怪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同样以此为借口攻击社会主义，甚至像萨拉·萨卡（Saral Sarkar）这样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视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我国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认知上，经历了从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环境问题到直面和积极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显然，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头脑中需要解开的一个疑虑。对此，应从如下两个层面进行阐释。一是不能孤立地认识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将其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发展进程内加以分析。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扩张，全球范围内开始形成了以西北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部分组成，三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个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并获取巨额利润，半边缘区介于二者之间，对边缘区充当中心区角色，而对中心区则充当边缘区角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充当中心区角色作用的国家尽管由荷兰等西欧国家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但中心区和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世界性结构和各自承担的角色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相对低门槛的环境标准，将高污染、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这种污染产业转移的战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苏联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资本主义各国极力遏制的对象，二战后更是成为冷战格局中的一极。因此，尽管成立初期在自然保护区上有开拓性的举措，但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苏联还是走上了大力发展重工业和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而这也是一条快速耗尽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的道路。

二是要把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及其价值取向和实现这种制度和价值取向的具体运行机制区别开来，以此来分析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环境问题。根本制度及其价值取向是一个社会区别于另一个社会的重要标志，不同的国家在这个层面上有根本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取向是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区别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国家的重要标志，而在这一本质层面之下会有实现根本制度及其价值取向的具体运行机制，在这个层面上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相同的运行机制，比如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机制，经济增长方式等。不得不承认，苏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都是在经济落后的状况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在经济增长方式上都一度依赖于对自然资源进行大肆开采。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市场经济手段的运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所持有的问题。

由此可见，苏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环境问题与社会主义自身并无直接联系，不能将社会主义看成是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失效。其实，在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将他的话应用到生态环境问题上，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苏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出现生态环境问题，重要的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而是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健康的方向”蕴含着走向生态文明的方向。

（二）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规定的视角

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看，它摒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要求，转向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从根本上铲除了其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深层土壤，这是坚定社会主义治理路径有效性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有人据此误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视为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而陷入了要求推动生产力无限发展的窠臼，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替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的确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止步于此，否则，《共产党宣言》在论述了资本主义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之后就不会马上进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一个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不在于“量”意义上的增长，最终还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由此一来，“量”意义上的增长并无进一步延伸出增长的“无限性”要求，而只需“足够”即可。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到的：“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农业在目前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小块化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而在将来也同样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社会尽管将在发展规模上“十分宏伟”，但最终也是提供“足够”的而不是无限的产品，且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不以资本无限增殖为旨趣，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才铲除了其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产生矛盾的土壤。也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的拐点具备出现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摈弃了资本无限增殖的宗旨，由此消除规模效应对环境的破坏。而当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在人的需要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再加上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特征，社会不仅会主动采纳先进的绿色技术，而且会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全球化，这时技术效应对环境的积极作用就逐渐显现，同时，结构效应也将在全球层面得以实现。

（三）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融入生态环境治理

要应对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意识形态霸权，我国必须坚定地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与生态环境治理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此，必须将社会主义作为前置性条件，在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下才能走向真正的生态文明。具体说来，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做好如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人民已经在党的团结带领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幸福感，而随着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党自觉地将满足人民的这一需要纳入历史使命中，把其视为人民获取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之努力奋斗。只有坚持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发挥资本的积极效应中，不被资本增殖所裹挟，并始终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二是注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制度反向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重要“一位”。当我们在谈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时，通常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作为前置性条件去规制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要以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衡量尺度，不能突破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来谈生态文明建设，脱离了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就会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走上歧路，难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所主张的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的应对之策不同，我国必须始终坚持自然资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三是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加强顶层设计，持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新自由主义批评政府理性不足，主张基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发秩序不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显著的政治优势，必须继续坚持充分发挥。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从主要原则到重点任务再到制度保障的一套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从主要原则看，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任务看，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关涉群众生产生活的战役，以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涉生态环境空间格局的全方位治理都是我国下大力气直面和展开的重点工作。从制度保障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相继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文件，建立健全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林）长制、排污许可制度、国家公园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基本形成“四梁八柱”制度体系。

显然，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全面超越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走出了一条真正通往生态美好的中国式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同样坚持这一根本制度，旗帜鲜明反对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明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宗旨上秉持人民至上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这是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它既源自党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也是对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问题的现实回应，因此，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在根本宗旨上是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相结合，既要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紧迫性生态环境问题，又要从长远上保障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由此一来，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中国的成功并不在于执行了华盛顿共识，中国没有把目标（人民福利）混同于手段（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说，我国没有像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那样把自然变成资本积累的战略场域，没有把生态资本化的手段变成目标，而是始终以宗旨来规制手段的运用，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之路。

〔责任编辑：徐淑云　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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