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现代性逻辑

陈仁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是理解和建构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如何对待资本，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新思路，指出了一条既能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能克服资本生产性矛盾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道路必须驾驭资本，打破“中国现代性外援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激活和提炼中华文明蕴含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理念基因，践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广阔前景。

现代性虽然缘起于西方，但并不是现代化道路的唯一蓝本。所谓“现代化”，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总体性概念，一般表现为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全方位深刻变革的实践过程。“现代性”则是对现代化实践及其所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和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虽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但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差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及其所展现的现代性特征也各不相同。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独立自主地实践探索，已经成功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昭示着一种新现代性文明的出场。“中国式现代化”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包含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蓝本，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在反思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底蕴，创造性地提出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新思路，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一新思路所解码的现代性逻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能有效避免资本代价的驾驭资本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性=西方性”的话语霸权；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人文底蕴，为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新时代“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理念方法将以中华文明现代性价值的充分激发为重要来源；三是它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性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的本质规定，这种道义力量向人民物质力量的转换，构成了开辟社会主义现代性光明前景的根本动力。

一

超越资本逻辑，摈弃西方现代性崇拜

从发源语境的层面上看，现代性首先是西方社会的创造发明。15世纪，伴随启蒙号角的吹响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发育，西方社会便步入了设计和实现现代性的历史轨辙。尽管西方现代性生成是多种因素和力量耦合的结果，但资本作为其中“普照的光”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构成了“西方现代性之最基本的支柱”。所以，由西方社会率先开辟的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的现代性。

马克思曾充分揭示了资本对于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奠基，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由资本塑造的现代世界中，资产阶级不仅“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还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不仅如此，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人类普遍交往的建立，资本更“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将一切落后民族国家都卷入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中，造成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

正是由于这种起源上的西方属性，加之资本扩张所构筑的世界秩序，使得西方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霸权，这就是西方现代性作为“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力图终结人类现代性发展的其他可能。而那些后发民族国家只要不想被现代历史抛弃，不愿被“开除球籍”，就必须无条件地依附西方，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给定的发展道路。这种话语霸权也为西方殖民主义披上了道德外衣，“似乎使殖民主义现代性历史本身成为最高的道德律令”。然而，其历史发展的巨大讽刺在于，西方现代性并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的那般完美无瑕，相反，弊端丛生才是西方现代性的现实境况。

在资本增殖逻辑的驱动下，西方现代性疯狂逐利、无视社会整体进步的单线发展观，在创造“物的世界的增值”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的世界的贬值”，贫富对抗带来的社会撕裂，工具理性僭越造成的价值失落，人与自然关系“商品化”催生的生态危机，弱肉强食霸权秩序引发的国际动乱等，成为西方现代性难以根治的顽疾。对此，西方思想界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也曾筹划了诸多拯救现代性的理论方案，但它看似喧嚣的现代性批判，仅仅止步于抽象的观念层面，不能触及将现代性引入歧途的资本根源，更无法找到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概念工具，充其量“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其实质仍是西方现代性的“隐性支持者”，其批判话语背后的潜在逻辑仍然认为，纵使资本主义现代性存在弊端，但依然是人类现代性发展唯一并且最优的方案，所以，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么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要么只能与历史发展脱轨，别无他途。

伴随资本现代性的加速扩张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冲击。但与近代中国受制于西方殖民入侵的淫威而不得已“以西为师”的被动姿态不同，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能动探索之后，已基本摆脱了以往的“学徒”身份，日益呈现出更加从容的主体姿态。由于现代性的原初规划“是由资本为其奠定世俗基础并为其制订根本方向的”，所以如何对待资本就成为当今中国现代性建构中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资本作为创造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已深度融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在为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分化加剧、消费主义肆虐、工具理性僭越、私人资本膨胀等西方现代性的病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性就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中国既然接纳了资本逻辑，就必然如西方一样承受资本失控的代价。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新思路，明确指出资本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含有市场和资本的要素，而在于“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一种既容纳资本又驾驭和引导资本的建构方式，“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可避免承受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做出的沉重代价”。

中国现代化道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信心，其一，得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支撑。与后现代主义仅从观念上批判现代性不同，马克思着眼于“现实的历史叙述”，切中了西方现代性的资本根源。他通过区分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一方面肯定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即资本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破除了“人的依赖性”的前现代社会形态，实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进步，为人类更高层次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和精神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入透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即当现代社会还处在资本主义形态时，人的主体性必然呈现为“物的依赖性”的异化形式，这种物奴役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窒息了现代社会和人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绝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所固有的增殖本性终将使资本沦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难以摆脱被社会主义现代性取代的历史命运。但这种取代并非对资本现代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通过资本现代性而扬弃资本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其“物质内容”，变革其所有制，达到“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目的。

其二，得力于中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经验。自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开始，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赶超意识”，拒绝依附西方，把超越资本逻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探索的一种使命。但最初由于经验不足以及苏联模式的制约，曾经采取了一种抽象否定的“反资本现代性模式”，彰显了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的壮志雄心，却未能开拓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成功路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中国道路即使实现了“社会形态”层面的跨越，但囿于较为薄弱的物质基础，尚不具备跨越市场经济形态的发展水平，培育社会主义现代性仍需借助资本工具来解放和激发生产力。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招”，深刻反思了“反资本现代性”的冒进姿态，使中国现代性探索改变了抽象否定资本的伦理主义倾向，转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统一的维度，开启了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新探索。为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基于这一本质认识，中国道路一方面打破了把“市场”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传统认识，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实践样态，使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生产力效应，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了西方现代性花费上百年才实现的经济成就，助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对资本逻辑“非常革命”方面的展现，始终以“遮蔽、压制资本逻辑的‘邪恶性’为前提”，在彰显现代性活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显现出社会主义独特气质，即遵循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否定了“资本”宰制“劳动”的资本罪恶；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目标，规避了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的资本代价；弘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摆脱了资本驱使下“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坚持了自主探索现代性道路的独立品格，破除了资本设置的要么沦为附庸，要么脱离现代性的两极陷阱。

二

激发传统底蕴，提升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建构现代性以及建构何种现代性，必须立足本国根基，激活自身文明的特有基因，建构起与自身原生底蕴相适应的现代性话语。

长期以来，受西方话语的冲击，中华文明内在的现代性基因备受质疑，似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并无孕育现代性的可能，中国现代性只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就兴起了一股“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思潮。例如，德国学者赫德尔将古老中国描述为，“一个裹以丝绸、画以象形文字和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是在周期性的战乱中不断重复着王朝更迭的“非历史的历史”，因此“遭受欧洲人摆布是亚细亚帝国的必然命运”；马克斯·韦伯也基于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的对比分析，断言“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现代性现象只能孕育于西方新教伦理的文明形态中，而中国的儒教伦理秩序不仅与现代性“绝缘”，而且是现代性发展的文化阻滞。此后，以费正清、列文森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进一步将中国现代性建构概括为“冲击-反应”等模式，更加强调西方之“冲击”对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决定性作用，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蒙昧化和封建化的解读，认为中国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惰性”与“固执”，“大部分传统社会虽已腐朽但仍在延续”，只有经由西方的“摧毁”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所以，西方的书写决定了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历史，“共产主义时代的孔子”只能“博物馆化”而最终走向“埋葬”和“收藏”的归宿。美国汉学家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自主建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国内学界诸如“启蒙外援论”“中国现代性次生外发型”等观点，基本都是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引申和衍化。

上述观点，究其实质，无非是想论证现代性发展的单一性和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普世性”，从而为西方标准随意评判和裁剪中国现代性历史提供“合法性”依据。如若一味地遵循这一话语逻辑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性，不仅无法为中国带来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前景，而且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因“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而“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所以，尽管近代的西学东渐确实启发了中国的现代性认知，但它并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中国现代性的全部内容。近代以来从以器卫道到制度搬运再到文化重估的一系列失败经验，让国人逐渐意识到学习西方并不意味着“西化”式的盲从与照搬，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只能回到中国自身。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与西方新教伦理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发展出完全西式的现代文明，但绝不能由此来割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更不能将传统文化简单视为现代性发展的历史包袱。

事实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悠久历史孕育了很多现代性的基因。早在唐宋之际，随着“两税制”改革，加之运河沿线新兴商业都市的崛起，中国社会就已开始了“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不以自家消费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蓬勃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模式的雇佣劳动关系，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也逐步发育，“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正是对当时市场繁荣场景的真实写照。因此，史家吕振羽指出，明清之际，“中国之资本主义的因素，却已开始在孕育”。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从明末开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的具有现代性萌芽意义的新思潮，王夫之、黄宗羲、李贽、戴震、顾炎武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他们激烈抨击皇权至上主义，反对宗法伦理奴役，倡导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取得了“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这就初步证明，中华文明在近代西方冲击之前，就已具有了“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尽管这些现代性因素尚未发育成熟，甚至在封建阴影下还很难独立生长，但这些现代性萌芽的发现，不仅在事实层面缝合了被“西化”论者人为割裂的中国现代性历史，更在价值层面驳斥了中国现代性外援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为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价值开辟了广阔空间。

此外，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还具有得天独厚的内在优势，有能力弥补和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固有局限。例如，中华文明蕴含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治国理念，能有效防治“以资为本”的资本逻辑危害，为现代性建构赋以“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制人道而差上下”的均平思想，能规避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弊病，为现代性确立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正其谊以谋其利”的德性伦理，能克服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拜物逻辑，为现代性开辟出“义利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物我本一”的和谐思维，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资本所难以解决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为现代性注入了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相处之道，有助于在国际场域消解资本所构筑的霸权主义殖民秩序，为现代性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正是这些传统基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构成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强大底气，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深入发掘和激活中华文明体系中带有原生意义的现代性基因，使之成为助益现代性生长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项迫切任务。

在激活路径上，马克思始终反对将某种超历史的理论看成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万能钥匙”，而是强调“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因此，在现代性视野下重评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既不能以西方标准来评判和摒弃传统，也不能以“本位主义”立场来抽象弘扬中华传统的普遍价值，而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以新时代为方位，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一方面对传统基因取精去粕、择善明用，“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另一方面推动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近代以来“古今之争”的思维局限，立足本来，开辟未来，在辩证融合的创新发展中，充分彰显超越资本的现代性建构的价值意义，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样板。

三

践行公平正义，开拓社会主义现代性广阔前景

从价值的维度上看，新时代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公平正义的本质规定。资本现代性也标榜正义，并将它解读为对平等、自由等个体权利的守护。但这种建立在平等交换原则上的抽象正义，一旦深入到资本剥削工人的生产领域，就暴露出它“伪善”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正义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更是一个历史和实践范畴，其关键不在于“什么是正义”，而在于“如何实现正义”。所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揭露资本制度非正义，并不纯粹地诉诸道德批判，或以某种“应然”的正义来取代资本的正义，而是强调正义既要“在不断变动的历史实在关系中得到说明”，更要在无产阶级“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不断获得历史性的呈现，并以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终极目标，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南。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践行者，始终把践行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本质要求，并依据时代变化和人民需要，不断设置公平正义的主题与内容。在民族蒙辱、人民蒙难的民主革命时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人民备受剥削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现代性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大多数被压迫民众打倒压迫者的奋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实现现代性确立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现代性虽历经“穷过渡”的曲折，但三大改造的胜利，为推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构筑了坚实的制度根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消灭剥削”的辩证统一。在物质基础薄弱，人民生活尚且囚困于温饱的改革初期，空谈公平正义无疑是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只有集中力量搞建设，先解决人民吃饱穿暖的基础问题，才是其时“最大的政治”，才真正“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在中国从“站起来”挺进“富起来”的历史节点上，中国道路的正义内涵历史性地呈现为“发展的正义”，即把“发展”视为硬道理，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致力于发挥资本和市场创造物质财富的显著优势，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要务。

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持续的改革发展在利用资本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的“增量单向度”，引发了公平正义问题的日益凸显。尽管剥削作为一种制度已被消灭，但近年来，随着资本逻辑在某些领域的野蛮生长，已经造成劳资矛盾激化、两极分化扩大、私人资本膨胀等“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可见，资本固然是促进经济“增量”的利器，但绝不是引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催化剂。相反，一旦放任资本的无序扩张，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必将遭受严重反噬。因此，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如果继续强调“经济增长是一切”的“发展正义”已不合时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实践主题。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强化正义的社会属性和人本关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根基，也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指出了一条既充分激发资本效能又能避免陷入资本逻辑的正义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其自然属性表现为资本参与生产过程创造财富的逐利性、增殖性、竞争性，“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并由此带来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其社会属性就是马克思所大力批判和超越的私有制基础，这正是资本主义难以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根源。只有抛弃狭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资本和市场的积极效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创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够激活“资本的文明面”，释放资本的生产动能，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扬弃资本的社会属性，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从而在生产关系的根源上遏制资本逻辑的泛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之所以创造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

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正义力量，还必须协调以下两个环节。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公平正义要根植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并受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任何脱离物质实践和生产力水平的正义呼吁，都只是“吊高胃口”的“空头支票”。新时代暴露出的公平正义问题，其背后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虽已极大发展但又不充分不平衡所决定的，实质上公平正义仍离不开物质生产的基础支撑。由此，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正如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所说，“如果放弃公有制，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将只是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将只是共同贫穷”。继续发挥资本效能，做大做强发展成果的“蛋糕”，才能“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公平正义必须同步推进，“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同富裕之所以能够超越“可欲”而不“可求”的“大同妄想”，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正义标识，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只是在终极理想层面上的“解释的正义”，更是落实于现实推进中的“实践的正义”，是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协调统一的同步正义，集中体现为从解决温饱到初步小康，从精准扶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的逐步落实以及人民生活面貌的根本改观。当前，中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的历史征程，现代化建设必须综合考量资本的时代价值，既要设置资本作用发挥的“效果界限”，引导资本“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正向效果；又要划清资本运行的“范围边界”，防止资本逻辑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渗透，“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确保共同富裕不仅是前瞻性的价值“写意”，更是落实于现实实践、普惠于广大群众的行动“写实”。

事实上，就价值导向而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人本体现。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市场配置和资本运行，而在于现代性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资为本”的资本现代性由于把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其谈论的公平正义，实质上是以资本增殖的“正义”掩盖了资本剥削劳动的“不正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遵循的是“人本逻辑”，即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现代化维度上，赋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归宿，将“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作为检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标准”。在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下，资本运行只有在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层面才能开“绿灯”，而在侵害人民利益的层面应及时亮出“红灯”。这就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基。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从而实现了公平正义的道义力量向人民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现实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超越资本逻辑提供了根本保障。

结　语

21世纪，当资本的现代性因其固有的内在矛盾而日趋“迟暮”之际，由“中国式现代化”谱写的新型现代性版本正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它的出场，破除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乱象及其“普世”伪装，创造了一种以人本逻辑驾驭资本运行的文明新形态。这一新形态，既是对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引领世界历史的现实表达，是中国化与时代化的统一，为人类现代性的未来发展优化了文明路基，贡献了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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