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陈　爽｜恋地情结：传播媒介与地方感重塑——数字时代人与地的情感生成

曾一果

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陈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地理空间因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依恋而成为“地方”，在个体与群体的精神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媒介地理学揭示出媒介在地方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地方、地方感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视角。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媒介再一次解构了“地方”的传统意涵：一方面，“地方”不断同质化、碎片化甚至“去地方化”；另一方面，“地方感”的形成体现出新的媒介逻辑，网络世界的数字经验与现实世界的在地经验在交叠中重组。因此，在数字媒介技术重塑“地方”的同时，作为数字化、媒介化社会中回应人与地方爱欲关系的“数字地方感”也得以建立。

从2023年3月5日“大学生组团到淄博吃烧烤”话题火爆各大社交平台，到“五一”期间淄博成为山东乃至全国旅游市场的“顶流”，“政策扶持+社交平台+在地经验”，山东淄博凭借出圈“三件套”成功且快速地将“烧烤”塑造为广为人知的地方标识。作为传统的、地方的，甚至有点土气的淄博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既令人意外，也恰恰说明在数字时代一切皆有可能。短视频等社交媒介极具视觉感的地方呈现，让地方重获生机。

一直以来，地方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人们通过地方建构自己，获得能够自洽的生命感受和生活体验——包括家庭、村落、社区等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以及可追溯的集体记忆等，并由此产生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物质、情感与精神图景，人们将此感受称为“地方感”。20世纪90年代起，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推动了媒介地理学研究的诞生，媒介与空间及地方的关系由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媒介与空间”的议题下：一方面，媒介被看作影响空间生产方式的机制性因素；另一方面，空间则被视为媒介赖以操弄的结构性制约。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数字媒介逐渐成为人与社会交互的新环境，媒介地理学家开始关注数字化赛博空间中人地之间的物质、情感与精神联结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数字地方感”由此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

媒介参与下的“人地之情”

何为地方？自1974年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以来，人与地的情感联结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恋地情结》一书中，段义孚深入考察了人的感知、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的作用，认为人的差异性与主观性这些人文议题在环境研究过程中不能被忽略，每个地理位置都有与其自然属性相关的性格和精神，当环境为人类感官提供了足够的刺激，且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足够强烈时，地方便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符号。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段义孚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地方？什么造就了地方的特殊性和氛围？”通过经验性的研究，他认为“地方”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的世界。与空间不同，地方基本上是静态的、稳定的、安全的，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种“物体”，人类对某一物体或某一地方感受、体验的完整性决定了该地方具体的现实性。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在《地方与无地方》一书中借助现象学视角，阐述地方的本质是“人类不自觉的意向性”（unselfconscious intentionality），正是这种不自觉的意向阐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性关系。地方作为行为和意向的中心，既是经验的概念也是经验的现象，它将人的自我、共同体和大地三者紧密联结在一起，也将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性联结在一起。基于经验层面的观察，雷尔夫提出了“人就是地方，地方也是人”的观点。人文地理学家Tim Cresswell比较了“地方是在世存有”与“地方是社会建构”两种地方观念，并特别强调人的实践对于地方感产生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地方，并以此作为一种“观看、认识世界的方式”。上述关于人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表明，当“地方”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人的主体性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得以显现，人类通过对地方的实践和感受来理解与认识世界，并由此展开了关于人类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与探索。

（一）媒介与地方的生产

近代以来，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手段的发展，传播媒介与地方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勾连。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认为，地方意味着传播所“承载和传输的社会现象和经验”，经过传播的现象和经验包含了“媒介化经验和直接经验”，进而产生了地方意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建构性；与此同时，地方具有“表演性”，其传播行为生产着权力。媒介地理学关注的是人、观念、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因媒介而产生的多重复杂关系，既包含“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也包含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产生空间模糊性的媒介技术和文化过程等内容。

媒介在地方生产中扮演着加速器的角色。一方面，它加速了地方意象的生产，由媒介投射和创造的可想象的地方促使地理景观社会性转化，地方景观在媒介的参与下与彼时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传统社会中，地方通过地区约定俗成的行为，以“系物桩”的身份拴住和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有共同的经历。而在以媒介为中介的社会中，媒介与地方合谋赋予了人类情感的在地性、物质性，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趋同化的数字行为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性，但是人们的情感却借由媒介塑造的地方意象得以表达，围绕地方产生了情感的聚合体，此时人们依然通过地方为自己定义，并产生了一种组织距离松散、情感结构稳固的共同体。当代影视剧对观众的地方感知和想象产生过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影片《五朵金花》让许多观众知道了云南大理这个地方，并让“美好的生活”“幸福浪漫之地”“一见钟情、艳遇之地”等地方认知印在观众心里。2014年的电影《心花路放》在大理取景，电影中的主人公为逃离失败的婚姻，踏上了思考幸福、追求幸福的艳遇之旅。在此次地方书写中，大理是疗愈婚姻、收获幸福的浪漫之地。而在2023年初爆火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将取景地设置在大理的沙溪古镇，主人公这次逃离的是压抑的都市生活，在剧中，大理牧歌般的地方生活与浮华的现代都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开始探索地方生活的本质，充满浪漫色彩的大理在此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从“一见钟情、艳遇之地”，到反思都市现代性和探索新生活的“未来之地”，媒介关于大理的地方书写是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相较于空间，地方本身是静止的、稳定的，带有文化和经验沉淀的意味，它在比特化的信息社会中充当了“文化资本”积累、流通的原子。而地方感则代表着注意力、选择和流量聚集，它为媒介参与的社会生产提供了可裂变的养分，也成为移动媒介模拟物理世界创造数字地方的关键。在大理的案例中，从传统媒体时代到新媒体时代，大理新地方感的生产与媒介变化紧密相连。在《去有风的地方》获得收视桂冠之后，大理相关的搜索量暴涨。“今年春节一起来云南旅游”“总要去一趟有风的地方”等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从政府推文鼓励“影视旅游”到网络红人“打卡”自创流量，不难看出媒介从自身制造的地方文化景观出发，无时无刻不参与到新的文化生产和关系再造中。

地方与媒介的深度连接体现了人作为存在的主体，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与虚拟的媒介空间中建构的关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情感在虚实空间的流转不仅产生了生产性价值，还将人与地方的关系指向了一种对经验的规划、管理和再造。在这个过程，地方开始由物质向物质性转变。一方面，围绕地方产生了“人与媒介关系的聚集”，人们通过媒介产生认同感，并与地方共存；另一方面，地方突破了其物理属性“生成”为一种“媒介物”，进而实现了关系连接的可能。这一转变的基础是地方的地理环境，当地理环境与个体之间产生了能够触发感觉的关联时，便生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平衡了物理环境、以人为主体的生物环境以及当下的某种社会环境，使得社会经验和空间秩序得以结合。地方在从物质向物质性转变的过程中释放出了某种“潜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凡自然所创造而有所成就者，我们均称之为本体——自然或人工（技术）所造一切事物都有物质；这些事物个个都可能成是或成非是，而这潜能就是每一事物中之物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布洛赫（Ernst Bloch）看来，亚里士多德把“动态存在”视为质料，第一个认识到了现实的可能性。受此启发，布洛赫提出“活力物质观”，强调物质的开放性、运动性，认为现实的可能性始于包含未来的某种萌芽，在展开自身中，素质把自身的潜能－潜在性展现为更新颖、更精确的开端。也就是说，当地方作为存在的本质时，其运动主要发生在地理环境与人的经验的交互中，由此地方将自身的潜能转化为情感、共同体、文化习俗及传统等内容。基于此，媒介借助一系列可传播载体，进一步围绕“地方”锻造以人为主体的文化景观、集体精神、情感归宿和各种社会关系。在媒介的参与下，人们接受并认同所生存的地方环境，那些关于地方的联想、记忆和情感有了新的意义，传统社会中人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边界得到了拓展。

（二）情感维度下的“地方质变”

在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互构中，人对地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何者具有主导作用？这就回到了哲学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争论。康德认为，物处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但是主体的先验的认知规律可以给物立法，自此主体的位置被抬高，物失去了自主权。而后无论是海德格尔将天地人神聚集在物中，还是拉图尔的“准客体”，都试图弥合自然与社会的对峙，与此同时主体被容纳进了物的“收容所”中。至此，人与地的认同和依恋建立在人对地的认识和改造之上，地成了相对静止的客观事物。当媒介以技术中介的形式进入人与地的关系之中时，若依然简单地将地方视为被认识、被改造的物，那么技术为人赋能无疑使得原本人与地之间的互构让位于人通过技术满足自我，地方、自然此时可以更换为任何其他形象，因为其最终只是为了能够凝聚成一个有温度的“数字自我”。

当代文化批评的“情动转向”为人们重新认识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加拿大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以“运动/感觉”（sensation）为出发点探索“身体”与“变化”之间的联系，他反对以“话语-符号”为中心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对个体和社会的控制，而是探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如何通过技术激发身体的情感运作，进而达到一种对主体的情感控制。感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符号操纵为主体的意义建构指向了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即只是在强调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正如“位置性”（positionality）这一概念在主体性研究中的运用，看似将身体与“地方”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实则将身体固定在了被编码的社会网格中，而诸多社会性的网格是既合作又对立的。在《虚拟的寓言》一书中，马苏米通过分析运动的本质来接近事件，他所强调的“运动”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一种质变，就像它直接引导了自己一样，召唤出一种感觉（feeling）。运动可大可小，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领域，却常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抵抗或颠覆某种稳固的体系。“情感”伴随着运动而来，当“事件”发生改变时，“情感”是获悉“事件”质变的一种方式。

虽然人文地理学将地方看作空间意义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是完全静态、等待人们去认识的，事实上当一个地理位置转变为地方时，它已完成了一次地理上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并继续在人们的经验环境中以运动的形式围绕“地方感”产生诸如怀旧、思念、自豪、乡愁等衍生情感，这些情感可以被视为一种“即时性”情感。马苏米正是以“即时性”来强调情感的变化性，它属于地方的质量维度，涉及现在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产生了共同感受。在他看来，关于事件“现在－如何”（how-now）的质量就是其参与自身的感觉，这是它展开的自我关系感觉。通过感官可以将事件的“即时性”在运动中抽象出来，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事件的直接感知，这种抽象的体验内嵌于每一个事件之中。对于“地方感”来说，它是由流动的经验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运动形成的。当单纯的个人全感官作为媒介时，其所产生的人地关系是肉身化和个人化的。在口语传播时代，身体表演和神话想象成为塑造人地关系的关键。而在文字传播时代，当文字尝试塑造地方时，一种新的地理开始出现：一方面，文字印刷物作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可流通的文化介质，在传播过程中促进地方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文字以记录的方式将动态的地方刻画为静态的“某处”。随后，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到来，使地方的可传播性再次得到提升，人们可以在更远、更清晰、更生动的光影形象中感知地方，地方被大众传播赋能的同时走向视觉化、图像化和景观化，观看打破了人地关系的“远”与“近”。而后，数字时代到来，人地关系更为复杂地表征在一系列数字景观中。无论以何种媒介形式书写地方，这种伴随着人们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方感是地方质变的关键。这种对地方的情动，既连接着历史，又表征着当下；是远古的记忆回望，也是未来的叙事瞻望。

二

互联网对地方感的解构

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信息技术及生产技术的关系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全面渗透、修改了传统的权力关系和经验结构，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重塑了社会行为的整个领域，也包括了象征沟通。也就是说，当人们获取知识、积累经验、进行生产与劳动的方式因技术而发生改变时，人类、技术、自然、社会之间产生的关系也需要被重新对待。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技术由人们的心智所创造，其外延广阔并根植于人类社会内部，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在发展中趋向数字化的统一。在技术的推动下，人类不断扩展自己的心智，层层叠加的空间、可随时调用的时间等因素不仅时刻改变着地方呈现的样貌，也改变着人们认识、走进地方的方式。

（一）信息技术对地方感的破坏

由信息技术带来的电子空间以其全球性、虚拟性和连接性实现了用数据的形式承载各种现存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实践，并导致了社会的高速运转。网络社会中革命的变迁核心是信息技术与沟通技术，当现实社会中具体、有形的事物和关系被定位在虚拟空间时，通信技术与地方现实之间不断产生勾连，人们对事物的感知转换为对数据的感知，超视觉体验代替了全感官体验，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情感关联难以维持有序的社会互动，原本稳定的地方感、归属感在虚拟与现实中游走，加之消费主义的不断刺激，导致人们对地方的认同及自我、群体的认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全球化造成了地方感的缺失。在前现代社会，时间是可以被计算的，时空一致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鲜明特征，“‘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时间的虚化，空间也呈现出虚拟性特征。缺场经常代替在场成为主导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维度，空间从地点上分离了出来，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脱域”（discontinuist），即发生在时空分离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的完全改变，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在逐渐加强并走向全球化，个体的地方经验被重新书写。“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着千万人的生活。”具体而言，当今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增强：一方面，地方作为承载人类经验的空间切片被卷入整个全球化体系中，为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互相依赖性，原本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性不得不融入世界整体，多元的地域性逐渐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即“全球社会”（world society），地方的同质化、在地文化的空洞化随之而来；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时空的束缚而媒介化。地方的媒介化离不开地方的数据化，地方所凝聚的人文经验在进入电子空间之前必须抽离出来，不能适应全球化生产的知识、经验被抛弃在狭小的不流通的地方角落，只有能够被政治、经济、文化“认可”的具有传播价值的可数据化的经验，才能够成为展现人地关系的介质。如此一来，地方感只有在想象空间中才能找回曾经多元立体的面貌。

其二，后现代性导致了地方意象的混乱。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从地方建构论的角度认为：“地方被建构和体验为物质的、生态的人造物，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地方充满了象征的和再现的意义，并且是制度化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权力的独特产物。”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地方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入侵的一种形式。除了哈维指出的地方作为政治的象征外，当地方成为一种可表征的媒介时，它也被视为人类主体性身份塑造的过程。其以经验价值的形式产生地方意象，当记忆经验、媒介经验及视觉经验汇聚在一起时，地方便被推向了符号与象征的维度，这是一种具有一定工具性的、相对静止的符号文本，以实现其社会建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功能。但是这种基于语言－符号的地方建构在后现代的数字生态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切意义都在消解，单纯以社会文化的符号系统来增强对社会网络秩序的控制难以实现。在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里，地方和风景错位，平滑短促的社交价值使得基于地方的深度认同无处可归，人与地方的关系被架空在符号意义的虚空中。正如雷尔夫将缺乏深度象征意义、不能产生认同的地方称为“无地方”，整个互联网弥漫在后现代的色彩中，似乎只有意义被打破，象征被消弭，才能产生更多的连接和流通，当人们尝试在无意义中寻找自我认同、在同质化的地方中建立人地关系时，人类也就陷入了精神家园的空虚状态。

其三，技术加速了地方的瓦解。其实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反映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巨变，这里想讨论的主要是虚拟交互技术对地方的解构。苏涛、彭兰将虚拟视为媒介的基本属性，“媒介一直以虚拟的方式构建时空感知、塑造注意力和情感、承载思想的生成和表达，并以此成为人类的认知基础和认识本身”。可以说，从互联网初期到元宇宙概念的探索，虚拟技术成为数字媒介技术的核心，它不仅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拓展，还将一切有形的、观念的、体验的物质或非物质一并放置在了一个无限连接的虚拟空间中，虚拟既是事实也是一种新的控制。对于地方来说，一方面，数字技术将地方数据化，这些数据随时可以依据平台及用户的需求进行编写，地方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成了可编写的文本，但人们对它的编写依照的并非完全是经验性的现实生活，因为生活本身也在虚拟化、数据化，进而地方与地方感之间产生了脱离。原则上，地方感作为一种具有依恋和认同的情感可以依据任何被编写的“地方数据”发酵出来，可现实是这些发酵出来的情感并非依照真实生活中的感知和体验，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堆砌，带有短暂性、瞬间性和易逝性的特征。例如短视频所制造的地方美景，虽然可以短暂地激发起人的地方情感，但往往一闪而过。另一方面，虚拟交互技术在不断创造新的地方，“人地关系”向“人机关系”转化，基于真实世界的稳固的地方感，不断让位于人机互动所带来的情感刺激。

（二）真实与虚拟交互的地方感

信息技术的推进使我们进入网络化、数字化社会，“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的操作和结果”。对情感而言，网络之于普通用户的强参与性和强连接性使得情绪以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呈现出来，至于短暂的情绪能否产生长久稳定的情感价值则有待甄别。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将情感视为此前发生的事情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发生，而当某一情感与其他值得记忆的事件之间有更加丰富的联系，并且这种情感记忆能够在当下显得真实时，这种情感就会产生更大的价值。霍克希尔德通过剖析深层表演的情感及其价值生产，来阐释一种由自身发出的真实的情感。地方感是人们内在心灵和外在地理环境碰撞后的某种情感关联，也是人在地方生活中留下的情感记忆。若这份情感记忆所引发的想象在当下的空间中显得真实可感、有迹可循，就会使人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作为主体的人在此刻通过空间与地方的缝合获得某种一致性的身份认同，并且由地方感所产生的观念、立场作为一种文化，进一步指导人们的行动。相反，若这份情感记忆因现实的困境只能漂浮在乌托邦的幻想中，或短暂的情绪无法与现实情境产生有价值的关联，人们便找不到“家”与“地方”了。网络社会中地方感的生产建立在真实与虚拟的交互中，以虚拟作为传播介质的数字化的地方对连续性关系和深度关系的建立提出了挑战。网络空间对于日常生活逐渐从边缘性的渗透转向了全面的数字化承载，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展演即日常生活的展演，趋同化的情感与行为习惯在此产生，他者的消逝也就意味着地方的凝聚力和独特性在不断消弭。可以说，网络空间中的地方感是一种人地关系的数字化表达，其中有两个方面格外值得关注。

其一，技术感知下商品化的情绪碎片。地方感的产生过程中交织了物理环境、共同的经验、全感官的感知等多种元素，其中真实的感知来自在地生活中自身与环境、他者、社会之间产生的多元关系。然而，在网络社会中技术的存在暗含了人的存在，深度关系让位于浮于表面化的广泛连接，技术作为新的感知器官代替了全感官感知，被高度利用的视觉系统压缩了真实的时空体验，地方感生成于一连串的符号、数据或代码。与此同时，这些被制造出来的情感碎片，往往伴随着互联网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才具有价值。

其二，消弭于现代性中的力比多。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将“自我指向其性需求对象的能量贯注称为力比多”。力比多的力量是内在的、原发的动能。在后期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拓展了力比多的含义，用它来称呼包含“爱”这个词下的所有关于本能的能量。这种爱欲使身在其中的人或抽象的对象能够保持本性，并足以使自身的身份被识别。在传统社会中，人地关系必然存在某种力比多的能量，从人们自主选择栖居地的那一刻起，人与地之间的爱欲就在地方独有的时空中展开。如果说爱欲的前提是作为他者的非对称性和外部性，那么，地方作为抽象的他者是“恋地情结”产生的关键。这里的他者既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性，也暗含了作为地方的栖息地与作为地方的躯体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这种互相征服的过程让人对地方产生了难以舍弃的情感。然而，现代性的到来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的文明形态，网络社会中的“无时间之时间”压缩，打乱了传统社会的机械时间和生物时间，制度性、组织性、生产性成为区域建构的关键。地方的同质化弥散在现代都市中，各个地方充斥着相似的建筑、统一的公路，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演绎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抽离，关于地方感的力比多成了一种遥远的遐想，一种类似于乡愁的想象力的疾病。

尽管如此，在数字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寻回让我们感到心安的地方感，这是一种人与地之间再度建立深度关系的探索。数字空间便捷了生产生活，但它所模拟出的类现实环境、超现实环境因为缺乏感官差异性始终无法代替现实，可编写、可消费的数字文本无法取代人地之间真实的爱欲。这并不是说要以怀旧对抗数字化社会，相反是要在重叠交织的数字化时空里延展、重塑人地之间真挚的爱欲关系。

三

数字时代地方感的重建

尼葛洛庞帝在名作《数字化生存》中将“信息高速公路化”描述为“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如今更为真实的是作为物理环境的地方与网络世界中的“数据”已经无比接近，某种程度上数字即存在，存在也意味着再数字化。人们利用数字技术来丰富生活的意义，使技术逻辑嵌入到新的感知及经验之中，并将自己重新连接到地方。信息技术重新定位了地方，恋地情结在新的交互方式中产生，数字地方感的形成关乎个体在使用数字媒介时所建立的物质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背后反映着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技术与地方之间所产生的新的互动。不同于传统制度、领域中层级分明的互动形式，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的地方生产是一种基于网络信息分层下的具有行动者逻辑的互构性生产。

传统意义上，空间因资源的汇聚和意义的赋予成为地方，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内在结构，一种单向的情感连接。正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空间的表现是感官经验材料最初达成的协调，空间会依据各个地区所具有的不同情感价值产生根本性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是使空间成为空间的关键。例如，每个地区都通过其所属的氏族图腾来确定位置。这里的图腾展现出了符号传播的价值，“位置”既代表了具体的物理属性，也表明了人们共同生活的经验和情感世界。Tim Cresswell也曾提及，命名赋予空间意义，使之成为地方的方式之一。而在数字化时代，原本分散的、远距离的空间资源因数字媒介的介入搭建起新的行动者版图，人、地点、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平面上的供给和赋能，地点若要成为地方必须在数字空间中与其他空间要素产生连接关系。这里的空间要素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数字资源，以及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他们以数字数据的形式共存于空间，并通过网络节点产生关联。地方的概念、性质是由与之产生连接的数据关系所决定的，地方感的形成源自一种数据共生，即在某个网络节点中人与作为物质的空间产生了某种可“叠写”(superscription)的情感聚合，在信息网络中它们首先汇聚在了一起，在经历个体、群体、地方之间的文化折叠之后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地方感。例如，“淄博烧烤”案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驱动下，淄博政府尝试将烧烤作为一种推动地方消费文化的手段，于是在“好客山东”的基础上，“小饼火炉加蘸料”的特色烧烤被打造为淄博城市旅游消费的新的独特符号，被赋予了“日常滋味”“平民消费”“自由快乐”“好玩恣意”等意涵。此时，许多被疫情“憋坏”的青年在校大学生也在寻找低消费的、好玩的、可“打卡”的消费新地景，其中有一些大学生曾于新冠疫情期间在淄博隔离并受到淄博市政府和人民周到热情的对待。2023年3月开学后，那些曾经被隔离的大学生们相约再去淄博吃烧烤，此时淄博成为一部分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向往之地”。青年人为何蜂拥到淄博烧烤？流量的背后是被社交媒体放大的情感事件（地方人情味）以及政通人和的地方文化，它们附着于不同的网络事件并共同书写了迅速裂变的数字地方感。可以说，此次由数字媒介参与的淄博地方性再造，建立在以某种情感聚合为元空间的文化叠写上，多重主体的参与让淄博这个地方瞬间被赋予了多样化的想象空间，而经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淄博这个地方成为数字时代聚合与连接不同情感主体的媒介。

再来看数字数据，依据海德格尔从“此在”的存在论视角提出的空间思想，数字数据可以被视为技术作为“用具”所提供的数字化的“展开方式”，引导着更多的“存在者”进入“此在”的去远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隐藏、消弭自身。作为“用具”的数字数据发挥着天然的关联性，它们既如同传统地方性中的物质对象一样从根本上支持着去远结构，又并不单纯依靠此在对切近性的需求进入某个行为过程中，其自身在被纳入信息网络时便带有了包括编码、算法在内的技术意向性，进而地方的物质对象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共同完成地方性的生产。数字数据下的地方是一种物质、精神与情感之间关系的持续互构，它不依赖于由行为主体发出的某个单一的行为，亦不存在于某个静态的、封闭的空间环境，而是在一个开放、可见、可比较、代码化的数字场中恢复人与地方之间的感性生机。这使得地方感在数字时代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下，以高密度的情感事件代替抽象的情感想象，并通过数字计算产生线上线下联动的具有脱域传播性质的特征。

数字地方与传统意义上的地方一样，依然围绕着人的经验和精神与物质世界的联系而展开，只不过信息技术的连接性和多维性突破了海德格尔将居住视为存在的本质的思想。数字时代的“居住”是带有虚拟特征的“居住”，“爱护”和“保养”在这里体现为对某一个数字节点可能形成的或已经形成的流量聚集的生产与维护，这些流量的聚集为新的聚合和实地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数字资源。不可否认的是，由数字数据形成的地方感增强了地方的线上参与性，数字媒介不仅延伸着人的感官，也在平台与算法的规则下重新建构人的感官感觉。这种重构首先体现在数字数据、算法以中介的形式参与身体知觉与外界物质连接的过程，人们通过浏览、关注、分享等行为学习他人经验，地方感在信息裂变中由个体向集体汇聚。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平台、载体的经验汇聚成了不同风格和特色的“地方”，这主要是由技术、算法、细分化的平台用户所决定的，这也说明了数字时代地方感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数字时代的地方感既包括现有人地关系的数字化，也包括由信息硬件、软件所产生的媒介化的地方。例如，在人们利用数字滤镜对“地方修图”的过程中，地方的符号意义、符号价值都在发生变化，数字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边界也在发生变化。地方作为人们进行日常生产生活、将生活习性与生活意义相结合，以及阐释情感和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场所，在这场数字化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感，它传达着修图者的感官意识及当下的情绪意图，构建了人们理想中的地方感受和爱欲之情。此时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被改变、被征服的他者，也被算法、资本、平台等利用，成为可以被展示、被看见的地方，引发更多的受众以短视频打卡的方式介入到地方与媒介的生产之中。近年来，博物馆作为一种展示媒介，以数字叙事的方式拓展了地方文化、地方历史的展示脉络。在数字化展示中，文物以数据的形式被编入网络，不仅拓展了传播渠道，也能够适应更多场景，满足还原历史样貌的需要，VR等虚拟技术的运用更是将参观者带入全真虚拟的情景中，它虽然不同于真实物理世界的全感官感知，但其在利用超视觉感官的同时尽可能地启动了身体本身，“穿梭”“触摸”这些行为在身体维度上实现了物质、虚拟、情感、认知之间的融合，体验中的身体成了一个承载地方文化历史的新“平台”。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通过集结社群、云端交流，不仅加速了地方感的形成，也在新的数字空间中建立“传统的地方”。例如，人们通过微信朋友圈建立以传统地方为核心的“老乡群”“家族群”，在这些新的社交模式下，地方是去实在性的，是“无地方的地方”。一旦群成员在聊天互动中涉及家乡，就会立刻形成基于地域的共同体，数字地方的共同感也就形成了。与此同时，技术拓展了群体成员之间的连接，“家族群”可能从亲密关系的成员走向了亲属关系，基于地理环境的“老乡群”因数字便捷性得以让更多成员加入。由于基于互联网的沟通是在无权威中心的平等的网络中展开的，数字连接借助平等交流和信息共享取代了原来通过血缘和地点产生的现实勾连，人们得以在数字空间中以“地方之名”聚集到一起。

尽管如此，数字时代的地方性依然不同于传统的在地性。首先，从形态上来说，数字时代的地方性带有明显的表演性和传播性。其表演属性指的是人们在参与地方生产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某种自我展示，地方也在这种表演和展示中具有了更高的传播价值，而当这种表演和展示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可以借助地方完成社群的结合，推进社交与网络议事，地方就成为网络中的某个节点，并由此连接流动在网络中的人、事、物。其次，从地方性的生产机制来说，传统社会下的在地性是人和地方之间的互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而数字时代的地方性则是人、地方和技术之间的有机结合，技术逻辑贯穿地方生产的全过程。数字媒介不仅在重新书写地方的人文景观，更在构建新的媒介地图，以虚拟技术激活那些被历史、文化遮蔽的角落，并以连接性将地方从稳固的形态推向流动的、灵活的、节点性的舞台。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改变了时间呈现的线性特征，遗忘虽然变得“无迹可寻”，却陷入了“计算”与“可见”的选择性中，选择权以一种弥散的方式存在于公众（网民）、权力机关、平台机构三者之间。最后，从传播渠道来说，传统社会的地方性传播渠道较为狭窄，除了传统媒体的参与，更多是通过在地经验的汇集凝聚成区域共同体，赋予地方一定表征，以提升在地人群的认同。在数字时代，这些在地经验让位于分享经验，实际的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传播中被算法识别、被更多的受众看到，其传播渠道较为广泛，受制于算法和平台规则。还应注意的是，数字时代地方感的凝聚呈现出一种草根的、自下而上的价值体系，而草根的广泛性也使得地方有了更加多元的表达和显现。

结　论

从最初人们通过全感官感知地方，到如今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媒介感知地方，甚至创造新的地方，媒介化的地方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技术逻辑下，物质、情感与精神共同构建起地方，但技术始终无法主导人与地方之间的爱欲，因为地方是关于人的存在，是从人的身体这一最基本的单元出发去连接他者，从而产生复杂情感的过程。长久以来，这种情感支撑着人的主体性，使人在生活中寻求到一种自身与外界连接的平衡感。而在时空异化的当下，地方感能够还原人们内在的时空感，以抵抗加速社会下被吞噬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当技术逻辑参与了地方生产，数字时代的可见性与透明感建构了新的地方图景，人们如何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叠加中重组数字经验与在地经验，进而在媒介、社会、地理的关系建构中塑造自我、融入集体、建构社会。“重回地方”不是以怀旧的眼光守住那份传统社会中的在地性，而是在数字化社会进程中探寻地方与身体、社会之间的连接和互构，建构以人为主体的时空感，回到那份人与地之间的爱欲之中。

　　　〔责任编辑：廖先慧〕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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