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现场不断被掌声打断！”全国政协委员们点赞这些关键词

哪些着墨关键处

委员们最为关切？

委员们又对哪些工作还寄予期望？

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两高报告现场不断被掌声打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张毅向记者回忆报告现场的场景时说：“这说明两高报告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和热点，代表委员对两高的工作表示充分认可。” 

“坚决纠正把经济纠纷当犯罪处理。”在张毅看来，最高法从司法保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上，态度鲜明，这“给民营企业家们吃了一粒法治定心丸”，有利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和呼声，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振了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张毅（拍摄：记者王湧）

“我总结4个主题词，12个字，就是人民、能动、创新、数字。”谈及现场聆听两高报告的感受，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总结了4个主题词。

吕红兵告诉记者，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能动”二字几乎贯穿张军院长所作工作报告。“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全文直接用‘能动’一词达9次。”在2024年工作安排中进一步强调“坚持能动司法”。

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

从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的能动司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人民法院对658家涉案民营企业适用刑事合规程序，依法从宽处罚同时充分运用第三方监管机制，促其合规经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到，检察院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企业及其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的，督促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办理相关案件3866件，对整改合格的1875家企业、2181名责任人依法决定不起诉。

“期待下一步，法检联手做好刑事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机关推进企业合规尚未完成的，法院可以视情接力推进，同时将合规改革拓展至民商事、行政、执行等审判领域。”吕红兵同时建议，推动个案合规向行业合规延伸，针对办案发现的行业性普遍性问题，携手监管部门推动相关行业依法规范经营、防范法律风险，实现“办理一起案件、扶助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

“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里提到了多元解纷、诉源治理，以及发挥行业专业调解优势，成功调解纠纷近1200万件。”张毅告诉记者，但是报告也是求是地提出“强化诉源治理的认识和能力要进一步提升。”

张毅在调研中发现，在诉源治理过程中，不少法院挺在诉源治理的前端，将部分专业审判力量转移到了开展纠纷预防的工作上，压力并未有效减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专业性调解组织发育不完全有关，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矛盾化解需求。“

上海在这方面有了成功探索，出台了《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从地方法规层面首次提出设立市场化运作的调解组织。同时，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商事调解的独立机构——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

张毅建议大力培育市场化运行的专业调解机构参与诉前调解工作，满足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纠纷调解需求。“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将上海的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

张军院长在报告中谈到2024年工作时指出，“推进全国法院一张网建设，以数字法院助力提质增效”。

应勇检察长在报告中总结去年“制定数字检察规划”，也进一步强调今年要“深化实施数字检察战略”。

这与吕红兵委员今年递交的一份数字司法建设相关提案不谋而合。

吕红兵建议，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最高法、最高检应做好统筹协调、顶层设计。吸纳、提炼地方司法机关数字司法建设的经验、模式，在地方上各显神通、各具特色基础上，注重统一性、兼容性。

在吕红兵看来，数字司法建设的目标在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以数字法院为例，应发挥提高效率、加强管理、提升互动、司法便民，实现共享等功能。

“数字司法建设不纯粹是一个技术安排，更是一种制度和机制供给，应做好’司法便民’这篇大文章。”吕红兵说，“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聘请了律师参与案件处理。”“对数字司法建设而言，律师在诉讼活动中感受到了便利感、保障性，而这种体验也会通过律师传递给每一位案件当事人，最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便民、司法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报告都特别强调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特别强调‘办案质量’。”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说，过去一年，“两高”工作的一组组数据都彰显出法治社会的司法担当，在司法审判和司法监督的“质与效”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丁佐宏

丁佐宏表示，张军院长在报告中强调要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应勇检察长也强调，案件质量事关检察机关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事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

丁佐宏同时建议，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商事案件的审判监督。“商事案件往往会影响一个市场主体的生死存亡，检察机关是减少错案、纠正错案的一道重要‘闸门’。监督闸门得到强化，才能有效巩固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主体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