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迁移变动趋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迁移变动趋势——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迁移是改革的标志，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成长的晴雨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人口迁移和市场转型尤其重要。学术界通常用刘易斯城乡二元模型来论述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与工业化相互促进，最终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虽然“民工荒”现象已在全国许多城市扩散，但从流动人口数量看，不能证实“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剩余劳动力已耗尽。如果从中国特色现代化角度思考，40年发展过程可以总结为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的“双部曲”。仅用刘易斯模型来解释会忽略经济转型对人口迁移和工业化的影响。严格地讲，以往研究仅用流动人口数量进行趋势分析是不够科学的。本文利用1982～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在小误差范围内推算不同年代迁移总量和结构，分析其发展趋势，并与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展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5年跨县迁移量经历了从慢速到快速增长再到近期平缓下降的转变。从1982年的2 900万缓慢增加到1987年的3 132万，1990年的4 200万。20世纪90年代开始，迁移快速增长到1995年5 700万，2000年的8 013万，2005年突破1.01亿，2010年达到顶峰（1.46亿）。2015年，快速增长趋势开始逆转，迁移量回落到1.32亿，预示未来迁移可能出现的平缓下降趋势。省际5年迁移（包括离开户籍省）从1987年的719万增加到1990年1 403万、2000年的3 879万、2005年的4 929万、2010年的6 622万，微降到2015年的6 508万。

务工迁移是离开户籍县外出务工半年以上、5年以下的临时迁移，相当于临时打工。1987年跨县的只有243万。沿海地区开放后，务工迁移数量逐步增加到1990年的 1 237万，1995年的2 062万，2000年的3 624万，2005年的5 025万，2010年7 033万，2015年回落到5 707万。跨县外出务工总数（包括外出5年以上务工人员），从1982年时的231万，上升到1990年的 1 523万、2000年的4 706万、2005年的6 826万、2010年的9 899万、2015年的9 220万。务工迁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总趋势大致相同，与城市化呈平行增长趋势。

1982～1987年，一方面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18.4%上升到22.2%；第三产业比重从13.4%增加到17.8%。另一方面人口迁移仍然增长缓慢。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就业人数从3 110万增加到8 810万，创造了5 700万个新岗位，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缓解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经济发展放缓，1987～1990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22.2%下降到21.4%，第三产业比重只微增到18.5%，而务工迁移却从243万大增到1 237万。工业（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停滞，经济放缓，临时迁移却快速增长。1989年春节后出现的第一次“民工潮”。随着海外投资进入、城市扩张和收入增长，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加。1995～2000年，出现了恶劣的经济环境，第二产业比重从23.0%下降到22.5%，而务工迁移却反增到3 624万，这与国企转制密切相关。一方面，来自外企、私企和乡镇企业的竞争，导致国有企业产品价格和利润急剧下降，迫使国企抓大放小。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私营企业保持快速增长，其就业人数从600多万增加到1 270万；外企就业人数增加到640万，私营企业的总就业规模增加到1 910万，个体经营者增加642万，总共为2 778万。沿海地区私营和外资企业始终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内陆地区农村的年轻人去沿海地区打工。私营部门的高速增长一大部分抵消了城市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的下降，同时促进了迁移的增长。

永久迁移属于计划内，而临时迁移大多属于计划外。分析永久和临时迁移的不同发展趋势并与其他市场化趋势对比，有助于深入了解迁移增长的内因和市场化的进程。除1990年的1 893万外，永久迁移量在改革前期大多保持在1987年的2 221万到2000年的2 549万范围内，2000年后开始下降，2005、2010和2015年分别降到2 231万、1 976万和1 432万。一个重要因素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由20世纪80年代的免费教育到90年代的低收费再到21世纪00年代的高收费，扩招后改变了国家分配工作制度，转向市场录用。这一转变，从21世纪0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高校学生保留原籍户籍入校学习，其迁移性质由永久转为临时。

临时迁移从1982年到2010年保持由慢到快再加速的增长趋势，从1982年估算的443万，增长到1987年的911万、1990年的2 319万、1995年的3 523万，2000年的5 464万，2005年的7 852万和2010年的1.26亿，直到2015年才缓慢降到1.18亿。相应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县半年以上）分别为1982年的766万、1987年的1 576万、1990年的2 854万、1995年的4 758万、2000年的7 172万，2005年的1.14亿、2010年的1.78亿和2015年的2.01亿。尽管2015年临时迁移数量比2010年缓慢下降，但流动人口不减反增。

临时迁移与务工迁移的发展趋势类似，但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一是为什么1977～1982年永久迁移较多，临时迁移较少。当时，除4个经济特区外，计划经济仍然在城市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当务之急是恢复高考和进行农村地区改革。永久迁移居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800万下乡知青返城，以及恢复高考后1978～1981届高校在校生和1977届高校毕业生迁移。相比之下，临时迁移微不足道，仅占总数的1/6，反映出在计划经济下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二是高等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后，高校在校生迁移性质发生了改变。扩招本来是为了应对大批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人群，延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减缓21世纪00年代中后期就业压力，招生数量由2000年的200多万逐步增到2010年的600多万，扩招后增加了2 000多万在校中专生和大学生，对相同年龄段务工迁移起到了分流作用。因此，永久迁移从2000年开始下降，而高校生临时迁移大增。

迁移的市场化趋势可以从永久迁移比重下降（或临时迁移比重的增加）来反映。永久迁移比重从1982年的84.5%下降到1987年的70.9%，反映20世纪80年代经济有转变但计划性仍然很强。之后，这一比重迅速下降到1990年的44.9%、1995年的38.7%、2000年的31.8%，说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开放和90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以及私营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产权结构，使大部分迁移转向市场。21世纪00年代之后，永久迁移比重继续下降到2005年的22.1%、2010年的13.5%、2015年的10.8%。另外，城镇就业的市场化转型可以用国企就业比重的变化来反映。1982～2015年，国有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保持在1亿左右，而私营企业从0增长到1.4亿，个体从147万增加到7 800万。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由1982年的75.5%、1987年的70%下降到1990年的60.7%、2000年的41.3%、2008年的25.6%、2013年的28.1%和2015年的24.9%，私营部门从0增长到2015年的75.1%，这一转变反映了就业市场转型的实现。而临时迁移的民工占据了私营企业就业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迁移和就业市场化是并存且相互促进。在这个转型大趋势之外，国有部门2013年相对于2008年的比重反弹了2.5个百分点，证实了21世纪10年代初出现逆转型。

从分年龄总迁移率看，2000年，0～14岁处于极低水平，从0～1岁的0.90%左右下降到14岁的0.34%。然后是以18～27岁为“底部”的劳动力高峰，迁移率从16岁开始上升，19岁达到最高峰值（5.90%），然后快速下降到27岁的2.07%。随后在低水平区间缓慢下降，直到69岁的最低值0.28%。2010年，0～2岁从2.89%快速下降到1.14%，4岁缓慢下降到11岁达到极低的0.63%，再快速回升到14岁的2.76%，整个0～14岁曲线构成一个U形，而不是标准迁移模式中的由高到低的下降斜线（与24～38岁的父母斜线平行），反映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与2000年相比，2010年整体迁移水平提高了，每个年龄的迁移率均在增长，青壮年迁移率增长最快。18～19岁的高校在校生，2010最高峰值是2000的1.6倍，反映了高教产业化（扩招）的影响。2000年劳动力迁移率高于2%的年龄段为18～27岁，2010年两端延长到15～35岁，底部大大加宽了，即便在36～39岁迁移率也不低于1.70%。

从务工迁移模式看，2000年务工迁移率在23～25岁下降较快，30岁以后进入低水平，小于1%。但2010年务工迁移率30岁以前保持较高水平（2%），30～35岁不低于1.50%，直到42岁以后才进入低水平。由此可见，2000年迁移主流集中在未婚和部分新婚年轻人群体，而2010年24～39岁已婚青壮年也加入迁移主流。2010年，24～45岁的累积率比是2000年（34.90%）的1.72倍。24～36岁与0～12岁累积率之差除以24～36岁累积率（儿童留守率）为0.6279，说明有62.8%（大约3/5）的儿童留守。24～45岁男性累积率（66.87%）与女性累积率（52.43%）之差除以男性累积率得到妻子净留守率为0.2172（21.72%），说明大约有1/5的妻子没有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考虑到部分妻子单独外出打工，丈夫留守的情况，则夫妻因打工而暂时分居的比例高于1/5，大约在1/4左右。以上数据分析证实了21世纪00年代迁移从个人到家庭行为的转变，经济学者常常强调迁移对家庭的汇款效应和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但忽略了大量家庭因分离所产生的巨大代价。

21世纪10年代，内地许多省份作为迁出地出现了劳动力回流。返回户籍县的总人数是外省返县和本省返县人数的总和，2000年为550万，2010年增到1 088万，2015年继续增到1 400万。而外省回乡人数从2000年的195万增到2010年的253万，2015年增加到492万。2015年返县、返市、返省的总数为1 536万，其中36.6%返回到城市街道，23.2%回到镇，30.1%回到乡村。由此可见，大部分回流迁移返乡不返村，对小城镇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

本文利用1982～2015年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在小误差范围内推算不同年代5年跨县迁移数量和结构，分析其发展趋势，并与经济转型过程紧密结合。本文发现，中国人口迁移的性质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的根本转变，以及从个人行为到家庭行为的转变。

1970年以后，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经历了流动性下降，并持续到现在。面对同样的情形，中国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出现人口迁移持续下降的趋势。“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术语是否适用于这一转变，值得商榷。中国的经济转型有许多独特之处，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务工”的劳动力越来越缺乏，但极度扩张的高等教育又为新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知识型劳动力”，在新产业层面又进入刘易斯古典假设。未来儿童和老人的迁移率会随着户籍政策的放宽而提高；青壮年迁移率也有望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而继续提高。但是，迁移率的提高否能抵消年轻人口下降的负影响还有待观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户籍政策的放宽，经济改革的深入，未来人口迁移会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层次结构的变化会显得比量的变化更重要。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预期未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以及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迁移率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政府应尽早制定新的人口迁移政策，尽可能减少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使未来人口迁移更有效率，更家庭化、完整化和长期化。

原文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3期，有删减，转载请注明

《“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征文》

《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1期目录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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