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娟 | 德国财政学、英美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学

作 者    傅 娟

简  介

傅娟，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650504。

刊  期  《财贸经济》2022年第2期

国内财政学界在21世纪的门槛上有过一场关于界定“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概念的大讨论。为什么同样是public finance，19世纪末引进时被译为“财政学”，20世纪末引进时却被译为“公共财政学”？为什么“公共财政学”会演变为“公共经济学”？诸如此类一系列疑问，看似只是概念问题，实则属于财政学基础理论，因为概念变迁背后是理念变迁。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理念变迁背后是实践变革。因此，只有深入历史去了解和理解这些概念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财政学这门学科的本质及其特点。

本文首先研究了英国财政文献中的“财政”用法，发现public finance出现之前的英国财政文献中没有与中文“财政”相对应的固定用语。相比之下，德国17世纪之前的官方语言拉丁语、18世纪的德语，以及16世纪的法语文献，全部都有与中文“财政”相对应的单词。通过对爱尔经济学家巴斯塔布尔的教科书Public Finance进行研究，本文发现这本教材的绪论（1892年）明确显示出财政学是巴斯塔布尔当时从欧洲大陆引进到英国去的。最关键的，Public Finance这个短语就是巴斯塔布尔为对应欧洲大陆的“财政”概念所创造的英语称谓，并从此被固定下来。

接着，本文继续研究了财政学在德国诞生的整个过程。从官房学派的财政实践到尤斯蒂的《国家经济学》，再到宋能菲尔斯以《政治、商业和财政学原理》为题的国家学，直至卡尔·劳将财政学以《财政学原理》独立出来，财政学便诞生了。后经由斯坦因、瓦格纳等人进一步推动，德国财政学在19世纪后期步入巅峰，并被经济自由主义没落的英国所引进。为了深入理解财政学的本质及其特点，本文将其与经济学的诞生进行了对照分析，试图从哲学角度解释为什么经济学诞生在英国，而财政学诞生在德国的事实，以此来说明财政学与经济学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学科，从哲学基础到研究方法全都不同。

那么为什么财政学如今演变成了公共经济学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研究被一步一步地相继领进了三段历史。

第一段是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很快成为欧洲强国，而此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却在走向衰落。在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压力下，英国政府迈出了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学习德国财政实践的第一步：建立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保障的制度。英国政府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转变突破了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违背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对其“守夜人”的定位。面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落幕，经济学本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通过借用新的工具，经济学赋予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充当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将政府拉入市场体系，创建了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功利主义税收理论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拓展了原有的经济学框架，使经济学得以续命。所以，在19世纪末，欧洲存在两种“财政学”：一种是以德国财政学为代表的传统欧陆财政学，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学科，是世界范围内的正统财政学；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内的财政理论，隶属于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至今也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将这两种财政学全都掩埋在了欧洲战场上。

第二段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的社会实践发生大转变时，美国政府仍然在践行着其国父杰斐逊的话：“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1929年10月底开始的大萧条改变了一切。与19世纪末英国的福利政策旨在解决贫富差距的情况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停滞和失业问题。在现实压力下，美国政府继英国政府之后迈出了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学习德国财政实践的第二步：政府以带动经济发展的名义，直接干预经济。至此，经济自由主义正式宣告死亡。而这次，经济学再也回天无力了，因为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也纳入不了经济学框架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经济学对应的是英国自由党口号中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即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第三条道路。这种理念的特点是：借用德国国家主义的手段来保护英美自由主义的根基。于是，从20世纪30 年代起，“财政政策”“补偿性财政”等与自由放任理念格格不入的概念开始出现。稳定经济的功能性财政政策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许多宏观经济理论家开始在凯恩斯主义框架内研究财政问题。这也可以称为凯恩斯经济学中的财政理论。然而，手段与哲学基础的冲突，一方面，使得凯恩斯经济学一直饱受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另一方面，为了回避这种冲突，经济学从此只能埋头于供求技术层面。

第三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福利国家建设时期。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在福利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公共部门活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凯恩斯经济学也因此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实践支撑。然而，凯恩斯经济学只是一种解决实践问题的指导思想，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为第三条道路建立理论体系的工作，是由萨缪尔森完成的。萨缪尔森通过整合市场失灵理论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衔接到一起构建了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为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马斯格雷夫“财政学”的诞生搭建了经济学平台。在萨缪尔森搭建好经济学平台后，马斯格雷夫和皮考克从欧洲的历史文献里刨出了被两次世界大战掩埋的新古典财政理论，并将其与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融合到一个体系内，创建了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框架，从而在技术上完成了支撑“守夜人政府”向家长制政府转变的理论整合。马斯格雷夫在序言中提到，“我一直犹豫要不要把这本书当作财政学理论研究，因为我研究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传统的财政收支问题”，“将本书的内容称为‘公共经济理论考察’更为妥当”，“如果我使用了更加传统的书名（财政学），那仅仅是为了避免读者对新概念（公共经济学）不熟悉”。于是，马斯格雷夫的公共经济学就这样为了避免读者不熟悉新概念而借用了财政学的名字。如果说萨缪尔森是经济学界用技术折衷思想的大师，那么马斯格雷夫就是公共经济学界的萨缪尔森。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国家主义哲学基础之根本矛盾，被完全回避了。这种回避注定了经济学只能沿着技术的道路走下去。从而，被公共经济学冒名顶替的“财政学”也不得不接受相同的命运。

本文的研究表明，经济学近代史上两次革命和两种财政理论的出现，与英美财政实践两次背离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是完全同步的。经济学中的财政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的还是凯恩斯的，都是为守护自由主义大旗而努力解释英美财政实践转变的产物，而非指导财政实践的普适性理论。欧洲19世纪末的福利运动不是源于斯密经济学的指导，而是源于阶级斗争的现实压力；大萧条的财政实践并非源于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的指导，而是源于现实的失业压力。因此，如果拿解释西方财政实践转变所产生的“财政学”理论来指导中国财政实践，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此外，本文的研究回答了“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概念争论问题。

首先，为什么同样是public finance，清末引进时被译为“财政”，而一百年之后却被译为“公共财政”？本文认为，这是因为19世纪后期时，英国同中国一样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引进欧陆财政学。欧陆国家有“财政”专用词，直接对应中文的“财政”。为了引进欧陆财政学，英国经济学家还创新出了“财政”的专用英语public finance。但是，当20世纪末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引进财政学时，由于缺乏财政学科史的知识，看到的便只是public finance这个短语，自然就是直译了。

其次，为什么“公共财政学”会演变为“公共经济学”？本文的第六部分已经说明，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本就是公共经济学，称为财政学是名不副实，经不起推敲。随着学科的发展深入，自然会回归其本来的名字。

最后，在明确了finance不是“财政”、public finance不是“公共财政”之后，再来看中国的“公共财政”概念，可以非常清楚地得知：中国的“公共财政”与英美财政学概念毫无关系。正如高培勇（2008）指出，“公共财政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是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非满足其他社会需要）为主旨的社会安排”。然而，尽管财政学是因国情而异的学科，但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财政学界向公共财政学转变的过程与宋能菲尔斯的财政学创新非常相似。宋能菲尔斯所处的时代是正经历启蒙运动的德意志帝国。他提出他的财政学不是为筹集财政收入，而是站 在国民也就是公共角度去计较每一笔财政支出。相应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主要职能是筹集国家建设资金，而“公共财政”概念则鲜明地反映出市场经济的“公共”特征（刘尚希，2000）。可见，20世纪之前的德国财政学远比当下的美国主流财政学更适合中国借鉴。

实际上，英美产生不了财政学，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产生不了经济学。换句话，德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它只能产生财政学，而英美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其只能产生经济学。经济学在传入德国大约一百年之后，马克思写道：“直到现在，经济学在德意志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甚至到了20世纪初，熊彼特形容德国经济学的情况时仍然说道：“理论经济学就没有在德国确立起来，也没有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就像是一棵外来植物，轻而易举就被人移植了”。这些话何尝不是中国经济学和财政学目前的写照？与此相应，德国财政学家巴克豪斯在为欧洲传统财政学辩护时指出，“财政学是欧洲（和日本）的事”，美国财政学只是20世纪30-70年代之间确立的一门“没有太大意义且无法应用于实践”的学科。由本文的研究可知，它之所以无法应用于实践，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字路口，当人类面临道路选择时，实践向左，理论向右：英美的财政实践在向德国学习，而英美的公共经济学却取代了德国财政学，成为财政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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