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2年第4期。

科幻未来主义是中国科幻文学中出现很早且具有创作共识的一个潜在的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作者，想通过对未来的创新性展演，描绘人类更智慧地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国的科幻未来主义分成四个流派，分别是蓝图未来主义、运演未来主义、体验未来主义和混合未来主义。本文将聚焦运演未来主义这个独特的派别。

触动笔者发现运演未来主义科幻小说的事件发生于40多年前。1979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发表的甄朔南的文章《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1]，对叶永烈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改编而成的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提出批评。在文章中，甄朔南严厉批判这部作品不科学，导致了思想混乱，是“伪科学的标本”。8月2日，叶永烈在同样的专栏就此发表反驳文章《科学·幻想·合理》^[2]，为自己辩护。两篇文章所构成的第一轮争论的效力，被甄朔南在8月14日发表的第二次批评《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志》^[3]所加强。而叶永烈针对这篇批评的反驳文章被编辑认为过分专业而不予发表。中国科幻史上围绕化石蛋的这“一轮半”争论，成了发展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之后风起云涌的科幻热潮也因为这次争论和随后产生的对科幻小说的不信任被彻底破坏。这个时段活跃的多数作家随后离开了创作领域，中国科幻小说进入新的低潮。

按理说，一篇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科普评论，不会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因此，多年以来，“化石蛋事件”就成了科幻史研究中不能绕过的话题。争论的发起者坚称他们是为了维护科普作品中科学的权威性，而科幻作家则认为争论的产生是因为这些来自科学界的批评家不熟悉小说性质。这样一场话语权之争也导致了科幻小说的归属难题。“姓科还是姓文”，谁说了算？久而久之，人们不再回头认真阅读这几篇富有争议性的原始文章。这也让我们失去了一次发现全新的科幻小说亚类型的机会。

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观察“化石蛋事件”的争论能给我们很多启示。甄朔南的文章借助科学话语，借助当时的科学知识，权威性地给叶永烈的作品指出了三点“错误”。第一，小说主人公沿着恐龙脚印化石寻找恐龙蛋化石的过程违反化石埋藏学。恐龙脚印的保存需要湿润的环境，而恐龙下蛋则专门挑选干燥的环境。由于化石脚印和化石蛋保存条件的差异，两者不太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地区。第二，按照古代莲子复活的方式向前推理，认为恐龙蛋也能在七千万年的历史中得到保存是背离科学常识的。第三，小说中的所谓海生恐龙属于无稽之谈。由此他得出结论，这种伪科学作品会导致读者的思想混乱。鉴于甄朔南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看似进行过恐龙研究且出版过一些读物，因此这样的批评不可小视。

接下来再看看叶永烈的反驳。叶永烈在文章中认为，科幻小说是在今天的科学成果基础上对未来的合理推测。因此就不能局限在今天的知识之上。他就三个问题进行的解答是这样的。第一，虽然恐龙相关的化石有各自的产生条件，但事件可以把这些条件串联起来。设想在某一个下雨的阴霾日子里，有一只恐龙踩下一连串脚印后走向山坡的阳面去产卵，两类埋藏条件在一个地区就全部具备了。因此小说并不违反科学原理。第二，年代外推也没有错。是编辑为了让作品简化才去掉了推理的大量中间环节，许多更久远的生物复活例子被省略，这导致作品看起来例证不足。但这不是作者的错。第三，海中有恐龙也不是不可能的，甄朔南本人也写过这样的科普文章。叶永烈的反驳，多数采用了案例列举的方式，这种回应在科学家那里是否能被接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他采用叙事手法去回答问题，就更是让具有科学素养的学者耻笑。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意义的概化性结论，跟某个具体条件下的事件案例，不在一个科学思考层次之上。而诉诸叙事，则更是找错了方法。于是，这场“化石蛋事件”从对抗双方的工具使用上，已经奠定了作家失败的命运。

但是，甄朔南的做法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吗？不要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和《奇异的化石蛋》都是文学或艺术作品，跟科学论文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就是他的说理本身，就那么值得信赖吗？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的第10期就刊登了赵资奎研究员的论文，题目是《河南内乡新的恐龙蛋类型和恐龙脚印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4]。这篇论文详细阐述了一个脚印化石跟恐龙蛋化石重叠的标本。原来，科研人员已经在1974—1975年间的河南内乡县夏馆后庄北东0.5公里的白垩系紫红、棕红色砂质泥岩夹薄层灰白色砂砾岩中，发现了15枚完整恐龙蛋和一枚不完整恐龙蛋，这个标本编号为V5738。在那枚不完整的恐龙蛋上有一个恐龙脚印的压痕。这篇文章在事实上颠覆了甄朔南对叶永烈的第一项指责。甄朔南对此是否知道？我们找到1983年3月26日甄朔南发表的一篇新的文章，标题是《还是应当尊重科学——补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发现了对“化石蛋事件”的一次补充争论。但在这一次，甄朔南并没有对化石脚印和化石蛋问题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补充。

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观察1979年的“化石蛋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些什么？我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放在科学家和作家之间的思维差异、科学批评跟科幻批评之间的性质差异、对世界表征方式的哲学观差异中进行分析。概化的科学结论跟具体的科学现实，在科学的范畴之内都不能被等同。更不要提用来针对文学作品进行指责了。叶永烈采用讲故事方式进行的反驳，在一个作家思维或方法论范畴内毫无错误。文学作品，无论是科幻文学作品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是时间和过程中多重因素造就的独特事件的一次展现，这种展现服从叙事原则而不是概化原则。鉴于科幻小说存在的本来意义到底是不是阐释科学原理这个问题本身还存在着争论，甄朔南的做法明显缺乏问题的适配性。

叶永烈通过叙事方式参与“化石蛋事件”的辩论，这件事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特殊的思考。这一思考就是要确认科幻小说，特别是以叙事运演为核心的科幻小说，是否跟叙事之间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叙事运演本身是否构成了一种跟科学的概括性有着本质差异的独特表征方式？以这种表征方式为主要手法的作品是否能建构一种独特的科幻小说亚类型？运演未来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和语义环境之中被发现的。这一发现为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有意义的框架。

“运”的原意有运动、转动、搬送、运送、运用等含义。“演”则有水长流、引长、延及、推演等含义。将“运”“演”两个字合并成一个新词，应该是近代以后才有的事情。但运演合并后的词义能很好地推测出来——通过运动让一个事件绵延。心理学家皮亚杰把儿童的思维发展分成前运演、运演和后运演几个不同时段，这里的运演，更多是从思维角度讨论儿童对问题的认知，含有逻辑的意味。皮亚杰所谓的运演，在英文中是operation，这个词汇含有操作、手术、运营等意思。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外来小说类型，原有的本土词汇可能无法涵盖其中的特征元素。因此笔者采用运演作为表述一类未来主义作品的核心概念。这里所说的运演，是作家对叙事操作留下的文字后果。而这种操作的结果，是使科幻作品的情节不断通过运动而绵延和展演。在《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时代表现、类型与特征》一文中，笔者给运演未来主义如下定义：“所谓运演未来主义，指的是小说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或较为宏大的外在场面之下，让叙事在交织的多重线索中蔓生发展，逐渐把时间推向未来。”^[5]这个定义已经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科幻亚类型的风貌。

运演未来主义作品又可以分为历程运演、历事运演和心理运演三种类型。历程运演主要指的是故事通过时间和空间转换进行叙事推进，许多游历型科幻小说属于历程运演类作品。历事运演指的是通过一系列人类或非人类参与的事件，以交互作用方式发生的叙事推进。具有惊险和侦探性的小说常常是历事运演类的科幻作品。心理运演指的是以一系列心理过程为核心发生的叙事运演，成长成熟类的科幻小说或心理主题性的科幻小说，都属于心理运演类作品。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作家并不会把运演方式做这么细致的区分，因此，多数运演未来主义作品是混合式的，但也不可否认有的作品更强调时空的不断改变，有的作品更强调事件的连续改变，而有的作品更强调心理或心灵过程的发生发展。

运演未来主义跟其他几种形式的未来主义，都是中国科幻文学产生之后马上出现的创作亚类型。这一点只要我们追寻历史发展的足迹，就能清晰地定位各个时段的里程碑式作品。

晚清是中国科幻小说产生的第一个时段。1908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的碧荷馆主人作品《新纪元》，可以作为运演未来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这是一部充满了惊人预见性的作品。作者认为，经过百年努力，中国会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而强盛必定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符号的重新提取。重新提取传统文化符号不仅仅是自己民族的事，文化重建的过程也必定伴随着国际关系的紧张。小说中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中国政府准备实行以黄帝生日为起始日的所谓“黄帝纪年”替代通行的基督教纪年。让中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纪年方式改变，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多数国家政府拒绝接受中国的纪年方式，并对此进行口诛笔伐。此时，欧洲小国匈牙利通过议会选举总统，一位华裔获胜。匈牙利的华裔总统采取与中国的友好政策，决定依从中国共同改变纪年的方法。这一决定导致了欧洲国家的联合干预。匈牙利总统不得不向中国求援。中国认为，匈牙利的做法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其他国家的干涉是无理的，遂坚决支持匈牙利议会的决定。欧洲国家为此发动集体讨伐，派出他们的强大海军和刚刚组建的气球部队。小说从头到尾，讲述的就是中国政府为化解这场危机所做的努力，政治上连横合纵，军事上敢于斗争。敌我两军的对弈从南中国海开始，逐渐发展到东南亚、印度洋、红海甚至地中海。双方相互斗法，胜负难分。小说的背后至少在弘扬两个特别重要的战争价值取向：一个是要选择正义，一个是要选择先进武器。在情节上，《新纪元》采用单线程叙事历程和历事混合模式，纪年的改变和武器的不断更新是小说中两个特别重要的情节关键点，而这两个点恰好都是运演未来主义中叙事蔓生的主要生发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运演未来主义继续保持发展势头。1960年，童恩正的小说《古峡迷雾》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故事讲述了西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杨传德从一个虎族遗留的考古器物编号上发现了在川渝地区已经消亡了的古代少数民族的信息。考古学界对这个民族的存在一直有着争议。杨传德循着器物追踪到瞿塘峡，进一步发现了这个民族独创的文字和高超的青铜锻造技术。在追踪一把青铜剑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个山洞并意外地发现了一具现代人的遗体，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美联合西南考察队队员吴均。尸体解剖显示吴均是被钝器杀害。这让杨教授又发现了旧中国文物盗窃和非法出国的一段历史。小说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杀人凶手来自联合考察队内部。这位凶手竟然是考察队的美方队长史密斯。史密斯不但参与了文物走私，还通过发表论文将中华民族本有的一体化历史歪曲成另一个样式。小说的结尾回到当代，在新中国，具有正义感的科学家带头人不但查清了历史的真相，还能引领科学的进步。杨传德领导的民族学和语言学交叉团队在使用了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之后，破译了虎族象形文字。原来所谓的古代巴国，从名称上就包含着追求自由的含义。童恩正的小说属于历事模式，情节跌宕起伏，运演过程清晰明了。虽然故事中的一些想法现在看起来有些偏执，但作为运演未来主义的关键点，作品中人物围绕各种时代遗存的行动，给人深刻印象。

1979年，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中叙述的年代，中国人已经建造起世界上最先进的行星际探测飞船。这种飞船以电脑自动控制，具有足够的燃料作为能源，人机互动采用语音识别系统，有类似VR的全景电视，飞船还能进行垂直降落。小说情节开始于一次国际危机：某大国的间谍卫星降落在中国先进的航天发射场，触发飞船的意外发射，三个中学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太空。此后，故事沿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地面上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三个孩子在太空中所遭遇的困难。在全景式的战争中，人类能利用中微子通讯方式，并在战争结束后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丢失的东方号。而太空中的孩子们逃过了超新星的爆发，还利用黑洞扭转了航向。在小说的结尾，地面与太空、寻找与折返，两条主线合二为一，东方号成功返航。《飞向人马座》也是历事历程混合模式的作品。因为巧妙融入相对论导致了两条线索在物理坐标系上的差异，使极限下才能存在的相对论成为现实，这一点别具匠心。在此之外，三位少年的心理成长过程形成了小说的第三条运演主线，把这部小说看成是历程、历事、心理运演的模式混合也不为过。

中国科幻小说中的运演未来主义形式的多元发展，也尝试在视角上变得多元和散点。在这方面宋宜昌是第一位尝试者。他在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V的贬值》和1982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祸匣打开之后》，都是这种尝试的典范之作。《V的贬值》是一部讲述易容术发明后改变人类社会的小说。主人公发明的ABS材料，能把丑陋者全部变成美人。这一发明改变了持续多年的人类等级关系，让美丽本身失去了意义，一定程度让被建构在追逐美丽概念之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V的贬值》没有采用战争模式构建作品，作者尝试表现全球化经济，故事中的运演跟ABS的发明和商业运用有着直接关系。《祸匣打开之后》故事发生在22世纪。小说的视点非常分散，日本、美国、中国、韩国、巴西甚至太平洋一些岛国，都是小说故事的生长点。故事中，人类即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的袭击。为了减轻地震对人类的危害，人们通过科技力量分散地壳内的压力，但这样的做法却意外地引发了休眠在地球的13位来自大麦哲伦贝娅塔星球的智慧生命西米的苏醒。西米对人类发动了进攻。自以为强大的人类在外来生物的重击下惨败，直到制造出终极武器才暂时挽回了败局。但是，这一看似胜利的结局其实不是结局，终极武器唤醒了休眠在石斑星上的另一些西米。于是，在后来在刘慈欣形容为“黑暗森林”的这个宇宙，各种具有敌意的外星他者仍然潜伏着等待袭击人类。《祸匣打开之后》中的散点视角和全球观察很有特色。在尝试描写多重类型的主人公方面，宋宜昌也做了许多开拓。这里有各个国籍、性向、价值取向的硬汉、科学家、管理者、小人物、病人、穷人、浪荡者和心理自由人。作品还展现了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宇宙生态链。

进入21世纪以后，大量运演未来主义作品被创作出来。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许多作家，都是这方面的好手。刘慈欣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充满了叙事运演的内容。《超新星纪元》中超新星的爆发以及孩子们对地球的管理，《球状闪电》中科学家对球状闪电的追逐和探索，《三体》中人类跟外星世界诸多生命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的技术发展，都通过运演未来主义的基本手法呈现出来。但由于这些作品通常采用的是混合未来主义的方式，故此处不再多叙。

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离不开情节的发展。因此，情节发展过程是小说的核心特质。但运演未来主义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运演大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会在叙事过程中将自身和外部自然或超自然的世界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古老传统的回归，追寻这个传统能让我们回到文学的童年。因为在人类从事初级文学活动的时候，在撰写神话、记录传说和逐渐形成的宗教文学中，这一传统已经形成。意大利内米湖畔阿里奇亚丛林中，女神狄安娜神庙外的那个关于逃亡奴隶折取树枝后能跟祭司决斗，如果击败祭司就能成为森林之王的故事，在詹姆斯·乔治·弗雷泽(Sir James Gearge Frazer)看来具有全球性。而这个故事恰好就是一种将人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自然之间连接的案例。《金枝》一书从头到尾就是对这个神话故事的心理学和人类学解读。故事中的“金枝”则代表了人类跟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了更好地梳理科幻小说跟神话之间的关系，我想先定义“叙事蔓生”这样一个概念。叙事蔓生指叙事的基本目标是将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自然世界之间有机融合并形成一种蔓生网络，在叙事推演中把人和自然共融到一个新的世界之中。在《金枝》一书中，叙事蔓生的原因是逃亡奴隶必须取得神的应允才能挑战现有君王，而“金枝”宣示了神的背书。^[6]为什么不是所有物件都能代替“金枝”充当象征物？这是因为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了族群中的人相信“金枝”传递了获取者操控交感巫术的能力。可惜的是，这个将叙事蔓生作为作品主要运演方式的神话历史，被包括现代小说在内的新文学形式的兴起所阻断。最终作品更大范围地聚焦到人的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外部世界仅仅当成一种背景，不再能跟主人公之间发生有机的交往。

是科幻小说重新拾回神话、民间故事、宗教文学中已经具备的叙事蔓生的传统。当然，这种拾回是在全新意义上的一种构建。换言之，科幻中的叙事蔓生跟神话等古典类型的叙事蔓生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神话、民间故事、宗教文学通常包罗万象，喜欢用相似律和接触律或某种神秘的上天力量编织内外两个世界。而科幻作品则有着时代特征明显的生活场景，用现代自然科学或心理学中的愿望、干预、动力性或反应编织内外两个世界。此外，神话、民间故事、宗教文学等作品通常具有收敛性，不会被向外拓展和无边界地变形，这使它的内容相对稳定，进而能形成一定的母题。母题的内容封闭性导致神话可以充当某种工具模块，被后人微调后反复使用。科幻则没有这种收敛性。多数故事都是“一过性”的，具有非经典的、开放性的意义，类似某种启发式的模块，因为科幻小说处理未来或未知世界跟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探索性。这些探索未经检验，所以没有太多重复的价值。在价值观方面，神话是回归道德律令的。普罗普(Vladimir Propp)提出的神话功能链在我看来是展现神话回归的有效证据。^[7]回归道德的好处在于人们熟悉这些被以往的经验反复投注的教条，重归它们能缓解生活的矛盾。与此相反，科幻作品的功能链，假如有这种东西，则一定是嫁接在人与自然之间朝向外展的，这种外展不会被道德律令所限制，反而将人类带到新的境界。神话跟科幻小说之间的时代差异还包括叙述的主体是否缺乏。神话基本上没有叙述主体或刻意隐藏叙述主体，这样做可以让神话更具有教化性和普适性；但科幻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叙述主体，这是彻底摒除了神的外在视角之后的重要改变。

对神话、民间故事、宗教文学在叙事方式上的继承和叙事方法上的革新，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独特文学形式能跨越古今，接续历史的一个最好例证。以往人们当说到科幻是“今天的神话”或“当代神话”的时候，很少从这个层次上进行描述。多数人认为神话跟科幻的类似之处是两者都很神奇。这样的看法在今天，需要更有深度的解释才能说服大家。我个人的解释就是，通过对叙事蔓生方式的更新，科幻小说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对神话传统进行了拓展和发扬。

理解叙事蔓生作为科幻未来主义的一个重要运演方式之后，再来看看前面提供的里程碑式案例。其中一些特别的要点就很容易凸显出来。《新纪元》的故事起源于什么？是纪年改变。而纪年问题本身恰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认知。之所以西方国家跟中国之间围绕纪年问题大动干戈，跟匈牙利的追随有关，更跟这种关系的改变可能撼动以往以宗教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认知、会打破许多现行的生活方式有关。《新纪元》的第二个突出特征就是对新武器的重视。武器是什么？是人类创造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又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物。一旦我们对叙事蔓生有充分的重视，研究这部运演未来主义作品的重点就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还有《古峡迷雾》中的青铜剑、人类死亡后的遗骸也值得更多的关注。多年以来，对《飞向人马座》的评价常常是“理想和青春的赞歌”^[8]，但这部小说真正重要的除了那些人物，更应该是神奇的东方号。今天我们对东方号的研究还远远不足。《V的贬值》中的ABS塑料、《祸匣打开之后》中的西米，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的外在事物。如果我们对这些重要的物件进行分析，会发现它们和主人公共享着一个具有同一物理规律的大自然，这个自然没有《金枝》中枝条所具有的天人感应能力。这就是科幻小说联系着神话又超越了神话的特征所在。

文艺复兴、启蒙和科学时代的到来，将神话、民间故事、宗教文学推向了古典的一边。现代小说对人的主体性、人与人关系重要性的强调，让叙事蔓生更多被叙事内卷的方式所取代。所谓叙事内卷，指的是叙事活动紧密围绕人类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进行。如果说运演未来主义中最重要的是叙事蔓生，那么叙事内卷对这样的作品是否也有重要的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文学对世界的认知和其他类型的人类活动对世界的认知的比较问题上来。

由于本文针对的是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一种亚类型，所以必须把研究的场域放置在文学和中国本土进行。从1840年之后中国遭遇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知识分子眼中，科学成为把中国从苦难深渊拯救出来的优秀且伟大的认知方式。这种观点从中国科幻小说产生的开始就已经深深埋下了种子，无论是梁启超、周树人，还是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肖建亨，甚至今天的刘慈欣、王晋康和何夕，科学所具有的认知优势一直被认为是人类进化中最重要的成果。科幻小说中如果能探测未来或预言未来，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战无不胜的科学。然而，这样的观念至少在“化石蛋事件”中出现了裂痕。叶永烈的运演未来主义叙事论证，让我们看到了似乎还有某种新的推演世界发展的方法尚未被我们所重视。

一旦我们动摇那种只有科学能展现未来发展面貌的观点，其他可能的观点就会不断地从周围涌现出来。例如，马一波和钟华在《叙事心理学》中转述萨宾（Theodore R. Sarbin）于1986年发表的文章。其中认为，叙事已经成为人们对经验的基本组织原则。^[9]这是一个有趣的阐述。但由这个观点向上追溯，还能找到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一整套理论。曾经在西方教育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布鲁纳，在他的著作《真实的大脑，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中已经发现，我们思考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第一种称为范式思维（paradigmatic mode of thought），即人们依靠演进的理性分析、逻辑证明、实证观察来探索这个世界。第二种称为叙事思维（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指人们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自身的经验。两种思维对应的认知方式就是范式认知与叙事认知（paradigmatic and narrative cognition）^[10]。我们再向时间深处继续寻找，还能有更多发现。就连1979年那部让所谓后现代理论被人广泛知晓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观察范围。在这部由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撰写的报告中，他区分了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scientific and narrative knowledge）。叙事知识是自足的，叙事者通常本人就具有叙事权力，这种权力也决定了内容，并且在不求助外在权威的状况下就可以传达。但后起的科学知识则没有这种权威，这种知识标榜自己属于某种客观知识，不需要叙述者而采取中立的态度进行传播。但由于没有权威性，因此采用的策略就是不断通过实验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即便如此，这类知识还是无法从根源上获得认证。但这种知识的传递又不能求助权威，因为这样做更脱离科学知识的本意。此外，科学知识认定自身是包容一切的，这种包容当然也包括自身，这就陷入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陷阱。利奥塔描述的，是在宏大叙事解体状态下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危机。^[11]上述观点都告诉我们，至少在面对科学作为可靠认知方式的状态下，我们还需要对叙事认知进行重新审定。

本文希望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结束——把运演未来主义文学作品当成一种认知世界的有效方式。但这导致了本文的一个缺陷，那就是脱离文学的场域，去探讨文学之外的问题。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至少一篇有关文学亚类型的论文，这样的论述转向是误入歧途。但这种误入歧途的状况，也并非从我这篇文章开始。2012年夏天，笔者应邀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幻大会。会上，由全球33位作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公报。该公报最终用英、日、法、中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公开发表。早在这份公报中作家们就曾经联合提出了如下的宣示：

本文在这样的语境中结束对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亚类型运演未来主义的论述。笔者强调，运演未来主义是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小说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亚类型。叙事蔓生作为延续神话等古典文学形式的一种运演方法，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复苏，且在新的含义下发扬光大。而运演作为一种人类的认知方式，可能在科学方法之外构建起新的世界描述和建构途径。这种途径对科学作为压倒性认知方式的当代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系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文与创新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科技时代的想象力与科幻未来主义研究”阶段性成果。

[1]  甄朔南：《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中国青年报》1979年7月19日。

[2]  叶永烈：《科学·幻想·合理——答甄朔南同志》，《中国青年报》1979年8月2日。

[3]  甄朔南：《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志》，《中国青年报》1979年9月14日。

[4]  赵资奎：《河南内乡新的恐龙蛋类型和恐龙脚印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4期。

[5]  吴岩：《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时代表现、类型与特征》，《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3期。

[6]  参见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13页。

[7]  参见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77页。

[8]  叶冰如：《理想与青春的赞歌——喜读〈飞向人马座〉》，《光明日报》1979年8月8日。

[9]  马一波、钟华：《叙事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10]  Jerome Bruner,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43.

[11]  Jean-Franç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8–26.

[12]  《第二届日本国际科幻研讨会公报》，孟庆枢主编：《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2013》，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258—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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