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香港律师会会刊《香港律师》

文章作者：Cynthia G. Clay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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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正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列显伦法官的履历：

　　列显伦生于香港，曾就读拔萃男书院、森麻实郡英皇公立中学及牛津大学墨顿学院。

• 1959年获英国大律师资格；

• 1960年取得香港大律师执业资格；

• 1970年，他获委任为御用大律师；

• 1992年，他获委任为上诉法院法官，及后成为副庭长；

• 1997年，他获委任为终审法院常任法官；

• 2000年退休后，他担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达15年；

• 2015年9月，他退任终审法院，现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荣誉教授。

他获伦敦格雷律师学院选为名誉委员，曾担任七届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亦出任多个法定委员会和审裁处主席，包括城市规划上诉委员团。

　　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列显伦先生畅谈他的职业生涯、司法理念，最近他对香港司法机构的评论（关于司法复核是否被滥用），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传媒关注。列显伦先生是这样说的：

　　获委任为终审法院法官前，他多次担任最高法院(高等法院1997年前称)暂委法官，并出任多个法定委员会和审裁处主席，包括税务上诉委员会及城市规划上诉委员团。

　　他说，担任上诉法庭副庭长期间，他能够在某程度上控制审讯进度。

　　在杰出的职业生涯当中，列显伦先生处理过很多棘手案件和复杂问题，但最困难的一宗，他说要数Bankof East Asia v Tsien Wui Marble Factory & Palmer and Turner案。

　　该案涉及1982年新落成的东亚银行大厦。建筑物外覆以混疑土铺上花岗岩石板。十几年后，银行发现外覆出现严重缺陷。专家们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出原因。最终，银行起诉花岗岩外覆供应商和建筑师。

　　审讯时，建筑师承认设计外覆时有所疏忽，但指根据《时效条例》，银行的诉讼因由已经超过时效期限。

　　此供认令双方以为再无事实争议可诉，认为唯一问题是纯粹的法律问题：根据《时效条例》第4(1)条，针对指定分判商和建筑师的诉讼因由从何时产生？原审法官裁定银行胜诉，但被上诉法庭推翻。于是银行上诉至终审法院。

　　对此列显伦先生这样解释：

　　终审法院最终以3比2大多数驳回银行的上诉，不过理据有异于上诉法庭。

　　列显伦先生相信，法官应具备的三个最重要质素是判断、谦逊和专注。

　　判断关乎“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也就是决定案件何时应“循简易程序处理”，何时需要“深入分析”。原审法官往往苦于对晦涩法律观点烦琐而冗长的讨论，而其实只需引用法律。

　　一个好的法官也要谦逊－引用诗人济慈的说话，他们要“与一般人无异地看世界”，不要“站在高地，皱着眉头、冷笑着”来作出判断。

　　最后，一个好的法官也应该专注，着眼当前真正问题，但同时保持更广阔 (即案件的整个范围)的视野。他解释，好的法官不纠缠于文字。他们对事而不对人。他们的结论符合常理，而常理是普通法的核心。他们的判决，即使一般教育程度的人也能理解。

　　“一国两制”的核心是普通法制度。多个司法管辖区采用普通法制度，包括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英语是普通法的通用语言，普通法根本不可能与英语脱钩。

　　列显伦先生解释，这里存在一个难题。八成人口未能操流利英语，普通法怎能在这个社会保持有效？列显伦先生相信，归根究柢，法律必须以“一般教育程度的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在这个多语城市，判决用英语，因为判决大多由上级法庭作出，法庭有责任令英语判决不仅易于明白，也易于翻译成中文。他说：“对我来说，这是指导原则。

　　即使在其他采用普通法而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司法管辖区，也有要求法官避免判决用字 —— 如Lord Neuberger所说：“能读的人少，能理解的人更少”。他在2011年就司法公开作演说时表示：

　　判决有时会颇为烦冗，列显伦相信问题在于普通法以寻救补救为重点，按经验、实际情况制订。这都起源于实用主义。他说，原审法官的主要功能是“找出事件的相关事实”，而非参与“法律的辩论”。“在绝大部份案件，一旦这些事实被找出，正确的法律后果就随之而来”。

　　他说，很多时判决加入大量不相关的细节和引述，而非集中于真正问题。电子媒体令问题更加复杂－它不仅是文字处理器，也令通过互联网取得几乎所有案件判决变得容易。这使得律师们提出每一个可以想象的论点，援引所有不大相关的案件，然后法官又在判决内费力地仔细解释，不论其价值如何。

　　法官要打破这种模式，撇开律师的论点，放眼更广，并非易事。另一方面，法律界可以出一分力，把重点放在案件的事实，运用常识，令整个系统更具针对性、更加有效。

　　Lord Neuberger也注意到这个趋势在英国出现，他观察到，法官有时觉得需要讲解每个争论点的方方面面，因而令判决艰深难明。

　　那么，法官撰写判决时，长短应如何取舍呢？列显伦先生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判决应该越短越好。不过，判决太过精简会带来风险，即法官没有恰当考虑问题，这个风险不应予以忽视。正如廖柏嘉勋爵解释：

　　司法复核的重点是寻求补救(例如强制令、禁止令或撤销令)去处理政府或公共机构滥用权力、行为不公等同类行为。列显伦先生说，因此司法复核是极度重要的补救。他续说：

　　相反，他举出少数例子(例如Television Broadcasts v Communication Authority及Kwok Cheuk Kin v Chief Executive & theGovernment of the HKSAR and Yvonne Leung Lai Kwok)，法官采用的程序绕过防火墙。他相信，这给予轻率或无理的申请氧气，应予以筛选。

　　他认为，公共机关对高等法院的程序有信心至关重要。法院未能维护法律的纪律，让其程序被滥用，削弱了这种信心。

　　不论如何表达观点，观点的本质都不应被抹杀或曲解。因此，列显伦先生的评论，必须看其来龙去脉。精简、有效使用法律资源和法律的纪律是关注之处。

　　司法复核的重要地位获得公认，特别是在“一国两制”的独特情况下。不是说每个不成功的申请都属滥用程序，但也不否认司法复核和方便程度有时并非最佳配对。司法复核可能导致延误和成本增加，但这些是维护法治无可避免的。

　　然而，对于本质，不少人已甚有说服力地阐述为何整个制度是健全的，为何它对巩固公众对司法和法治的信心亦同样重要。例如，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资深大律师说：

　　作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荣誉教授，列显伦先生希望未来继续为香港的法律发展作出贡献。他说：准确来说，我将继续倡导法律简洁、清晰和重点鲜明。这些是透过普通法在香港有效实施良好管治的关键，顺应时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