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开放大国”模式与制造业高级化转型 | 申万宏源宏观 · “国风”之二

“双循环”、“开放大国”模式与制造业高级化转型

 ——申万宏源宏观“国风”系列之二

秦泰 博士

申万宏源宏观

摘要

主要内容：

如何理解 7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所提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新的战略导向下， 我国经济结构会产生怎样的中长期结构优化效应？

横向比较：“双循环”开创第三条发展路径——“开放大国”模式。“双循环”勾勒出一 个区别于全球现有两大成功模式的第三条发展路径——“开放大国”模式。1）既有模式 一：大国模式——“内循环带动外循环”。这种大国发展的模式，特点是对于全球经济以 溢出效应为主，没有外部循环对于它自己的内部循环的带动作用。“以内循环来带动外循环”这种“大国经济”模式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适用，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未达到制造业技术顶端，与发达经济体还存一定差距。2）既有模式二：开放小国模式——“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而另一种小国开放的模式与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也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 说，外需的某一个细分领域，已经足够一个小型的经济体去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 所以说才会出现如韩国和新加坡这样比较成功的案例。而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体量已经达 到全球的 16.3%（2019 年），那么小国开放模式对我国来说也并不适用。3）我国独特的 开放大国模式——“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这也无疑是 更为适合我国的未来发展模式。

纵向沿革：94 年以来我国“第三次转型”——国内消费升级拉动制造业高级化。纵向比较，即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其实从 94 年开始，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型。这一次的“双循环”的提法可以认为是第三次转型未来发展路径进一步的 清晰化，所以说是第三次转型的一个 2.0 版本。1）当前处于“三大特征”共同作用阶段，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同时满足“三大目标”。2）全球经济的历史经验证明，唯有“制造 业高级化”才有可能同时实现“三大目标”,只有制造业升级能够持续提供技术进步，带动 可持续经济增长。3）制造业升级需要实体需求拉动，外需趋势性放缓背景下，唯有打开 内需消费潜力，才有望推动制造业高级化。4）而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商 品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显著偏低，加之我国居民极少依赖货币杠杆进行消费，因此第三次转型的重要中长期政策手段，即通过合理的财政扩张政策，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偏好，以刺激内需消费。

经济政策趋于长期化，经济增长波动减弱，商品消费贡献或稳步提升。1）货币政策隐于幕后，或将长期趋于中性。17 年开始主动性的压降宏观杠杆，实际上就是主动性的减少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并把基建投资从融资端，从地方政府的激励这一端去控制。因为制造业是离货币政策最远的一个部门，货币政策会从前台逐步走向幕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配 合性的政策工具。2）财政政策走向前台，扩张财政增加居民分配。财政政策事关各部门 在 GDP 中的分配，从而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发力点，导向有两个方向：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二是降低商品消费价格、保持房价稳定，从而优化居民的广义配置结构，引导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升级。3）要素市场化改革、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把地方政府从一个“经营短期区域 经济”的主体，把它转变成一个“经营长期公共服务”的主体。并且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来实现要素市场的全国一体化。4）经济周期性波动或明显趋缓，增长结构中商品消费的贡献或逐步提升。经济增速更多预计将由居民消费、特别是商品消费所驱动，投资和外需的拉动作用逐步弱化。预计未来十年我国 GDP 增长中枢在 5%-6%左右。

目录

1. 横向比较：“双循环”开创第三条发展路径——“开放大国”模式

1.1 既有模式一：大国模式——“内循环带动外循环”

1.2 既有模式二：开放小国模式——“外循环带动内循环”

1.3 我国独特的开放大国模式——“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2. 纵向沿革：94年以来我国“第三次转型”——国内消费升级拉动制造业高级化

3. 经济政策趋于长期化，经济增长波动减弱，商品消费贡献或稳步提升

3.1 货币政策隐于幕后，或将长期趋于中性

3.2 财政政策走向前台，扩张财政增加居民分配

3.3 要素市场化改革、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3.4 经济周期性波动或明显趋缓，增长结构中商品消费的贡献或逐步提升

正文

如何理解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所提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新的战略导向下，我国经济结构会产生怎样的中长期结构优化效应？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表述构成未来中长期我国经济转型的清晰战略路径。如何理解这一极为精炼的描述背后所代表的发展战略选择？我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试图较为清晰地解读“双循环”发展模式的本质：

一、横向对比其他成功实现长期较快增长的经济体，“双循环”代表了怎样全新的发展模式，为何对我国而言这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二、纵向总结我国过去三十年的转型发展之路，为何“双循环”实际上是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的“第三次转型”的核心内容，这一发展模式如何实现“内需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高级化”？

三、未来我国经济政策组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经济结构会产生怎样的中长期结构优化效应？

1. 横向比较：“双循环”开创第三条发展路径——“开放大国”模式

“双循环”勾勒出一个区别于全球现有两大成功模式的第三条发展路径——“开放大国”模式。横向对比全球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它和现有能够看到的两个成功模式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建构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总量和人均意义上的发展的不匹配，以及我们所处的制造业全球存量竞争的大格局里面。“双循环”是我们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求得的一个最优解，但是确实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发展格局。从横向角度比较分析，在战后我们还没有看到有类似于我们现在规划的中长期发展路径的其他经济体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要面临很多原创性和整体性比较强的政策与规划。

1.1既有模式一：大国模式——“内循环带动外循环”

全球存在两种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一种就是发达国家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为“以内循环来带动外循环”。以美国为代表，因其制造业集中于价值链高端领域，本身就已经处于制造业生产技术的顶端和前沿位置。从而制造业的高端化程度，超过了人口结构能够支撑的最大产能。这样的一个矛盾如何解决？就是把比较偏中低端的生产环节全部外包，对新兴市场国家以投资的形式进行全球的产能布局，产成品则较多的以商品进口的形式回流美国，进行消费。考虑到美国人口数量位于发达国家中的第一位，同时因为这样的一种模式，居民消费会明显的大于本国的工业生产，从而形成连续的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特别是货物贸易的逆差。但与发展中经济体靠对外融资弥补经常账户赤字不同，美国依靠自己的美元发行来融资。那么这种融资的格局的实质，就是凭借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获取了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顶尖地位，所以能够实现攫取全球铸币税收入来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而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共同采用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大国发展的模式，特点是对于全球经济以溢出效应为主，没有外部循环对于它自己的内部循环的带动作用。

“以内循环来带动外循环”这种“大国经济”模式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适用，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未达到制造业技术顶端，与发达经济体还存一定差距。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和人均工资水平都比发达国家要低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凭借本国的制造业实体在全球的竞争力，来获取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顶尖地位，从而我们的货币体系，也缺少从全球获得大量铸币税的这种可能性。当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终极目标，但是这个终极目标我们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实现，这中间需要制造业有一个长期的持续升级的过程。在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因为主要需要依靠制造业的供给能力的不断进化，所以我们不能够也认为中国可以因为体量大，就可以做到国内需求大于国内生产，形成大量的经常账户逆差的情况。从我国的发展阶段出发，我国现阶段仍然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下金融体系的风险承担能力。所以这是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大国模式和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一个核心区别。

1.2既有模式二：开放小国模式——“外循环带动内循环”

而另一种小国开放的模式与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也有很大的区别。以小国开放模式的典型——韩国和新加坡为例，这两个国家的特点是在制造业某一特定领域的生产效率非常高。韩国主要是电子产业，而新加坡则是化工产业链下游直接相关的一些先进材料以及生物医药领域。对于小型经济体来说，全球的需求可以认为是无限大的，所以它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里面集中本国的资源和人才的优势去进行研发和升级迭代。也就是说，外需的某一个细分领域，已经足够一个小型的经济体去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说才会出现如韩国和新加坡这样比较成功的案例。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这样的案例之下，我们首先要求这样的经济体，它即使成为了发达国家（甚至像新加坡，人均GDP已经达到或超过美国的水平），但是它的总量 GDP加总起来，在全球经济的占比仍然是非常小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看到这些国家能够持续地获得经常账户的顺差。最近几年，韩国经常账户差额平均能达到GDP的5%左右，而新加坡甚至可以达到2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小国开放并聚焦某一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专业化，最后能够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结果。 

而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体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6.3%（2019年），那么小国开放模式对我国来说也并不适用。为什么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小型经济体，外需相对于我们国内的供给能力来说，池子不够大，所以我们还是要给本国的供给能力重新开辟一份额外的需求，才能把本国的制造业发展能力不断迭代升级上去。全球经济现在是中国的6倍左右，外需当前只有我国5倍的总规模，而这5倍体量的增速相对来说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只能走向“求人不如求己”。同时需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工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仅处于美国的1/7略高一点的水平，所以我们未来的需求扩张、消费升级迭代的空间还很大。

1.3我国独特的开放大国模式——“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这也无疑是更为适合我国的未来发展模式。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而且也是在现在全球的主要国家里我们看不到的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也是恰恰因为中国人均GDP水平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总量上就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达到了美国的2/3，19年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6.3%这样一个现状所能够得到的最优发展路径。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另外一点——既然我们提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则意味着我们未来在整个商品领域里面会更加着重于需求端的开放。我们在94年之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供给端开放后，供给能力提升的速度非常快。那么未来我们进口方面的关税，特别是一些消费品的关税，在中长期里面是趋于持续下降的，通过这样的方法，一方面，与全球共享我们需求的未来增长所能够带给供给端的这种改善的潜力，另外一方面，也是把我们的国内企业进一步推向全球市场，去面对一个更激烈的全球竞争。通过这样的方法能活下来的企业，最后一定会活得很好，最后成长为技术领先的全球前沿企业。

2. 纵向沿革：94年以来我国“第三次转型”——国内消费升级拉动制造业高级化

纵向比较，即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其实从94年开始，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型。这一次的“双循环”的提法可以认为是第三次转型未来发展路径进一步的清晰化，所以说是第三次转型的一个2.0版本。第一次转型就是94年开始的外需拉动下的工业化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是戛然而止。从09年开始，以“四万亿”为代表性的事件，我们进入第二次转型，这个阶段形成以地产基建等内需非贸易部门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副产品、副作用，就是宏观杠杆率会提升比较快，整个经济的宏观金融风险会累积的比较多。所以从17年开始，以“资管新规”为标志，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第三次转型，这一次转型的核心特征是以国内消费需求的升级和扩张来拉动我们本国的制造业高级化。这一模式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最新发展格局表述是非常一致的，后者是第三次发展模式的一个明确化的导向。第三次转型本身就涉及到很多关于地产、财政、货币政策导向的一些中长期的转型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在近期的政策的变化里面，在“双循环”的这样一个明确的提法里面，实际上都产生了新的含义，所以我们把这一次的“双循环”提法叫做第三次转型升级，用国内的最终商品消费的需求来拉动制造业升级模式的一个2.0的版本。

1）当前处于“三大特征”共同作用阶段，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同时满足“三大目标”。我们在《求索大国转型：道、势、策——2020年宏观经济展望》（2019.12.11）中提出我国宏观经济三大特征——中等收入国家、外需增速放缓和宏观杠杆高位相互掣肘，而经济政策组合需实现“三大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结构性去杠杆和扩大内需。

2）全球经济的历史经验证明，唯有“制造业高级化”才有可能同时实现“三大目标”,只有制造业升级能够持续提供技术进步，带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回顾全球经济史，唯有持续实现“制造业高级化”，才有望成为发达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则是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的普遍标志。发达国家在实际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之前，制造业增加值/GDP>25%；而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则普遍经历“过早去工业化”——实际人均GDP在6000-10000美元，已经开始去工业化。各国“去工业化”开始时，人均GDP、制造业占比越低，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大。

3）制造业升级需要实体需求拉动，外需趋势性放缓背景下，唯有打开内需消费潜力，才有望推动制造业高级化。17年资管新规之后，地产基建拉动模式在高宏观杠杆率的约束下已难以持续；外需则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趋势性放缓，近年来更经历了全球贸易环境的动荡。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需逐步释放内需消费潜力，才有望拉动制造业再度升级，获得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相对较高增长。

4）而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商品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显著偏低，加之我国居民极少依赖货币杠杆进行消费，因此第三次转型的重要中长期政策手段，即通过合理的财政扩张政策，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偏好，以刺激内需消费。18年，我国居民商品消费在GDP中占比只有19.9%，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并不非常大。但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居民商品消费潜力更大。这一点为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国际可贸易品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驱动意义。

3. 经济政策趋于长期化，经济增长波动减弱，商品消费贡献或稳步提升

3.1货币政策隐于幕后，或将长期趋于中性

我们现在转型进入到第三阶段之后，政策整体为什么会趋于长期化，而令短期的政策周期弱化？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以地产基建激发国内需求的释放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货币政策是非常需要的。货币政策有主动宽松和主动紧缩的这种周期性特征，它对应的宏观经济结构性表现上，地产和基建投资也有这种周期性的特征。但地产和基建部门在货币刺激下，只能形成一次的GDP增长，而生产效率中期却很难提升，所以它对宏观杠杆率会形成累积效应，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持续。大家如果回顾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在美国爆发？也是因为美国的货币宽松下，刺激地产高增模式，最后在08年将累积的风险集中爆发，所以说这种模式到最后通过宏观杠杆率，通过汇率以及外汇储备以及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这些风险集中爆发，是可以给一个经济体带来很大的风险的。

17年开始主动性的压降宏观杠杆，实际上就是主动性的减少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并把基建投资从融资端，从地方政府的激励这一端去控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避免中长期发展中类似18年土耳其所经历的因地产泡沫所导致的外部金融风险集中爆发。整体来说，因为制造业是离货币政策最远的一个部门，货币政策会从前台逐步走向幕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配合性的政策工具。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再需要以货币周期的宽松——紧缩阶段性的波动，去调节地产基建投资的增速，从而整体货币政策将长期趋于中性。

3.2 财政政策走向前台，扩张财政增加居民分配

财政政策事关各部门在GDP中的分配，从而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发力点，导向有两个方向：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二是降低商品消费价格、保持房价稳定，从而优化居民的广义配置结构，引导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升级。

一、财政融资扩张，主要是给居民增收，而不是去搞基建投资，因为基建投资是财政需要货币配合，加杠杆才能拉动增长的部门。这个方面，需要财政持续对居民收入、特别是薪资收入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做一个减税的导向。我国在19年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首轮个税税率的调降，成为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轮个税减税。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从而意味着居民收入在GDP分配中的比例是有所提升的。

二、财政政策未来会更为精细化，通过对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去优化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结构。增值税税率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内销其实有一定的歧视效应，因为国内制成品销售的增值税税率明显高于服务业，未来要把这种歧视情况有一定程度上的扭转。我们看到18-19年，两轮增值税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制成品的增值税税率进行比较集中的下调，就是在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

三、接下来就是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价格的平稳水平，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一个广义的财政政策的导向，因为房价和地价是紧密联系的，这样的政策导向也是配合了我们从资管新规以来所看到的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基建投资短期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抑制效果。

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财政扩张和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下，我们会看到未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速会高于名义GDP增速并维持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在GDP里面的比重也会提升起来，在一个比较优化的相对价格体系当中，居民也会更多的倾向于去把自己的收入与财富往消费、特别是商品消费的升级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倾斜。

但是在个转型过程中，财政平衡也面临一个更大的融资压力问题，而这就需要由土地财政和国有企业利润对一般公共预算的腾挪关系来解决。土地财政，这两年以来已经更大程度上被一般公共预算在盘活，而未来可能会看到国有企业利润对于作为大股东的国家财政的更大支持力度。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拥有获得其分红的权利，这一部分收入未来补充到财政中的比例也会逐步提升。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也是一个要协调好企业的投资、还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政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问题，预计后续会出台更为具体的政策去推动。

3.3 要素市场化改革、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第三方面，我们建议大家关注的是近期的一些长周期的政策不可忽视，因为它未来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比如5年到10年的时间里面，对中国经济的格局形成比较大的改变。

最重要的长期政策就是在于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原先因为户籍制度和地方财政的分割性，令企业和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成本极高。因为原先我们知道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有地方政府的财政地方化分割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导致我们的企业想要流动，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去配置资源面临很大的困难。然后人员人才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成本也很高。

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把地方政府从一个“经营短期区域经济”的主体，把它转变成一个“经营长期公共服务”的主体。并且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实现要素市场的全国一体化。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内企业，特别是工商企业，在国内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市场上的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一个中国企业的身份能够更好的、以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形式，去参与到全球的供给端的竞争中去。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关注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中长期的意义。它其实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循环的格局是非常匹配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专门的专题报告进行分析，欢迎大家关注：《要素市场一体化：财政央地关系的战略性重构——申万宏源宏观“国风”系列之一》（2020.4.10）。

3.4 经济周期性波动或明显趋缓，增长结构中商品消费的贡献或逐步提升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或将明显趋缓，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更多呈现长期化特征。实际上经济的周期性起伏仅在两种情形下比较明显：一种是发达经济体，因增长中枢水平趋于收敛，经济结构已经相对固化，因此货币政策的波动以及外部环境和汇率的对应变化，可能导致某种弱形式的“经济周期”。第二种是新兴经济体以地产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因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外大，加之对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有较强的政策动机，从而往往出现货币政策周期性波动驱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这种情况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型”阶段的09-16年较为明显。而进入第三次转型之后，随着货币政策逐渐转身幕后长期趋于中性，财政扩张又从主要支持基建投资转为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分配，而居民广义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升级过程又并非短期内可以看到，更多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过程。此外，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逐步弱化，未来行将更加稳定。总结起来，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将明显趋缓，经济增速更多预计将由居民消费、特别是商品消费所驱动，投资和外需的拉动作用逐步弱化。

预计未来十年我国GDP增长中枢在5%-6%左右，最终消费的贡献率稳步提升。1）随着“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确立，内需将成为未来5-1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商品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服务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财政扩张下预计政府消费增速也维持相对较高的贡献。初步分析，预计未来十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年均或将保持在4个百分点左右。2）为了控制政府杠杆和整体宏观杠杆率，基建投资增速将趋于平缓，未来五年增长中枢预计在3%左右，而房地产未来仍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导向，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下预计每年房价上涨幅度不会超过3%，地产竣工和地产销售预计维持在0%的增速附近，地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回落。但因为国内居民商品消费的升级拉动，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将在未来5-10年中有所提升，并逐渐成为固定资本形成中最主要的贡献。但整体上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是趋于回落的，预计未来对GDP的贡献在1.5%-2.0%左右。3）自09年第二次转型以来，“外循环”已经不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而随着未来我国居民商品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进口消费品关税水平的下降，预计进口消费品的占比有所提升，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在中长期都将在0%左右浮动。整体上，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在总量上呈现平缓趋势，而在结构上则凸显出居民商品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占比将持续稳步提升，固定资本形成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且结构向制造业投资倾斜，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均值在零附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开放基础上的国际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