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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主编席位”暴露职称评审漏洞

2018-01-04 问津学术

  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称评价应摒弃从前“一刀切”的方式,提出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然而,记者近日暗访发现,在久被诟病的“论文经济”视野之外,部分高校教师为评职称争相买图书专著“挂名”的风气逐渐兴盛。围绕着图书专著的“挂名”,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到代购代销,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1月2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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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专著挂名暴露职场评审的又一漏洞


  一面是职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另一面却是职场评审各种投机行径的层出不穷。由“评职称”所引发的舞弊乱象,以其他形式正轮番上演着。从论文造假到专著挂名,从中,我们既看到了相关市场的“敏锐与发达”,也看到了一部分高校教师的自我沉沦。商业社会,但凡有需求必有供给。而当这套逻辑在学术领域被完美演绎的时候,总令人深感遗憾。在某些大学中,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诚实的学术生活,好像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之所以会形成“专著卖挂名”一类的生意,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教师客观存在着以“专著”换职称的需要,一部分出版社则迫于生存压力而急于创收,两者一拍即合之下,买卖关系自然就成立了。从现实来看,不少高校仍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尤其是并未健全学术评价机制的一些院校。这种略显简单、机械的评审模式,很容易会激励一些人花小钱“买”职称。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高校在评职称的过程中,对“专著”的认定往往都是重量轻质的,诸如学术含金量、内容原创度等核心指标,并不会被严格较真。这种形式审查大于实质审查的局面,必然会引发“攒书”凑数、骗取职称的结果。


  理论上,出版行业本应对学术创作起到一定的把关、筛选功能,可事实上不少出版社已然沦为了这条造假产业链的一环。在这一背景下,若高校还对出版机构的“成果”全盘照收,势必只会招致更荒诞的后果。


  教师的着作,当然可以作为职称评审的条件,但这应有一整套前提条件作为支撑:必须强化对着作出版方的资质查验,针对专业出版社、综合性出版社,一流出版社、二三流出版社的作品加以区别“采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级化的职称计分折算;除此以外,高校自身也必须加速建立独立而完善的学术评价体制。只有找到鉴定学术能力的明确方式,对着作的内容进行更多实质审核,才有望彻底杜绝挂名着作的存在。


  在任何时候,着作评职称都不能简化为“着作换职称”。学术生产,永远不应该被附着太多功利化目的,更不该沦为少数人投机取巧的算计。治理“着作挂名”现象已然刻不容缓,这不仅是为了净化学术风气、维护竞争公平,也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职称”这一资源分配机制的应有效率。(然玉)


  市场星报:“专著挂名”盛行,更盼职称改革


  评职称,不仅是高校教师的宿命,也是很多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追求”。笔者虽不是高校教师,但是身在事业单位,“评职称”仍然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必须做的事。买一个“主编席位”?也许,这个念头会在很多人心里产生。涉及到个人的品德与职业道德等问题,但更关键的在于,如果不“挂名”,那么在评职称时就很容易“挂科”,年复一年,也会磨平你的锐气,让你不自觉地走“投机取巧”之路。


  追根溯源,“学术GDP”推高“学术腐败CPI”。长期以来,高校职称评审追求“学术GDP”,能力考核变名额竞争。职称评审的弊端折射出“学术GDP”的诟病,而“学术GDP”变本加厉,为学术腐败“添油加醋”,并且形成恶性循环。


  职称改革按下“快进键”。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称评价应摒弃从前“一刀切”的方式,提出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11月13日发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规定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与其“专著挂名”,不如专注改革;买卖“主编席位”现象,鞭策职称改革的扎实推进。职称改革贵在重塑“称职学术”,重在摆脱“学术GDP”的绑架。当下,学术、学术评价、学术载体、利益挂钩……形成一条“生态链”,且处于恶性循环状态。在职称改革顶层设计的框架之下,重构学术载体的价值,或是一个切入口。对学术载体的价值“挤水分”,让其回归承载功能,剥离开“附加值”,只有让学术GDP“皮之不存”,职称评审自然“毛将焉附”。 (李云)


  东方网:公开售卖“主编席位”搅混了道德清水


  为评职称“花钱代购”发表论文或者攒专著,早成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达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催生了“论文经济”的繁荣。由此带来的弊端在于,一是吹大了论文的泡沫。爱思唯尔发布的《灾害科学全球展望报告》提到,在过去5年(2012年到2016年),全球灾害科学领域共发表论文27000多篇,其中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所占比例最大,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引用影响力尚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二是大量的学术造假导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道德危机,并出现了“鸳鸯刊”等弄虚作假现象。


  职称改革“三不唯”原则,不失为对既有问题的正面回应,也是以改革除顽疾的对症下药。不过路径一旦形成,就有强大的惯性与冲力,很难真正摆脱既有的路径依赖。买图书专著“挂名”的做法,有没有着作者的授权,没有挂名者的参与和付出,从本质上讲属“学术造假”,是一种极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商家打擦边球的做法,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则另当别论。不过,“挂名”风气逐渐兴盛的造假行为,职称改革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简单来说,职称评定的“论文要求”并无原罪。


  论文作为学术成果最直观的表现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用论文去评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国外,职称评定中也有一定的论文指标要求,作为对被评定者综合水平的考量。相比于国内,学术造假的现象之所以相对较轻,根本原因并非利益诱发机制出现了问题,而在于惩戒和约束体系发挥了强大的限制功能,简单来说就是造假的道德成本太高,触发了个体的道德耻感并让其望而生畏。


  在对待学术造假上,简单的个例处理就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差异。比如2014年,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世友涉嫌抄袭论文10篇,学校作出了解除张世友教授岗位的聘任,撤销其校内所有学术职务和学术称号并调离教学工作岗位的处理;而同年,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案曝光后,除了她本人被开除并退还研究经费、人工费以及验证实验的费用,她的导师笹井芳树也不堪忍受舆论压力自杀身亡。


  调查发现,“辞去行政职务”或者“暂停招生资格”是国内高校处理学术造假的通行做法,比如重庆大学教授刘洪彪论文剽窃,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作出深刻检讨并被免去相应的行政职务,复旦大学对三起学术论文抄袭的处理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法,而在美国等国家,造假者将会被开除并被纳入“黑名单”,面临长期禁止从事教师业务甚至终身禁教的风险。


  公开售卖“主编席位”搅混了道德清水,对此不能迁就纵容,对始作俑者也不能轻易放过,棒子高举而轻轻放下。乱象用重典。对于泛滥成灾的论文抄袭、剽窃等造假行为,加大道德的惩戒力度显得尤为必要,利益天平失衡则无以起到反向抑制的效果。对于学术造假的不道德行为,可以效仿国外的经验,采取零容忍的原则,对造假者直接开除并纳入黑名单,同时发挥诚信体系的惩罚作用,使之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再辅以舆论谴责与经济惩戒性赔偿,才能真正触及人心的道德耻感,达到“不敢、不愿、不能”的地步。  (堂吉伟德)


  南方网:网售“主编席位”倒逼职称评审改革提速


  上百网店明码标价售卖“主编席位”,最贵2.6万,最便宜5500元,令人触目惊心。由此可见,图书出版领域是鱼目混珠、乱象丛生。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出版社见利忘义之外,更缘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特别是,网店公开售卖“主编席位”的背后,折射出了学术造假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同时,也暴露出了我国在职称评定上还存在诸多弊端。


  对很多从事科研、教学等职业的人来说,评职称是件大事,它与工资、福利待遇等密切挂钩。但长期以来,我国的职称评定有“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导致大家对职称评定颇有微词,有人形容“职称就如同鸡肋”,但又不敢轻言放弃,甚至要挖空心思去骗、打破头去争。网店公开售卖“主编席位”,使一些人炮制出编书、出书的假业绩,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再看高校职称评审。因教学成果短期内无法出数字政绩,而在考核中被弱化、甚至忽略;代之以学术GDP“唱主角”,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等,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比如,有的青年教师,虽然获得“名师”等称号,但因工作经历短、发表论文少,而在讲师、副教授评定中落榜。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教师变成科研的“打工仔”,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更为严重的是,量化的数字指标所带来的焦虑,使一些教师冒险在学术上造假,甚至剽窃学术论文,不惜恶化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


  可见,百家网店售卖“主编席位”,倒逼职称评审制度改革提速。事实上,早在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称评价应摒弃从前“一刀切”的方式,提出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因此,职称评审制度改革,须加快实施。高校首先应摒弃对“学术GDP”的盲目崇拜,改进考核方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比如,学术和教学,只是考核的一个方面,不再具备决定一个教师职称晋升的压倒性重要性。德才兼备是理想的晋升标准,且“德”应在“才”之先。“君子不器”,为师者不必是“学术专家”,但必须厚德载物,授业解惑。特别是,在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教育改革方向的当下,只有让教学的归教学,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才能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并重的本位。(汪昌莲)

  售卖“主编”拷问职称评审“透明度”


  从论文造假到“主编挂名”,都是为了迎合职称的需求,换言之,职称需要什么,就给你造假什么,由于有市场有需求,自然也就会有售卖“主编席位”。


  售卖“主编席位”是一种造假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双方互惠互利,写作者得利,中介者得利,而买者更得利,付出的虽然是不低的代价,却是一劳永逸。确切地说,评上职称,一年就能挣回来,还终身受益,划算,况且周边的人都这么做,恐怕也得一起“黑”,不然会受到排挤。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能够造假的职评制度显然存在漏洞,能够花钱买到的“学术”只能是“垃圾”。现在职称评价制度已经在改革了。去年10月20日,教育部、人社部联合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指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操作方案等,明确职称评审责任、评审标准、评审程序。职称论文不再“一刀切”,为高校“松绑”了,却换成了“挂名主编”泛滥,称职称评审究竟如何改革,才不会让弄虚作假者受益?称职评审制度的确需要改革,也应该进行改革,但无论怎样改革,均需要有人把关。这种买来的“主编席位”,书只印一二本的,难道真的看不出来?一本书是否具有学术含量,作为专家,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可为何却让这种“学术垃圾”顺利过关?其根因就在于职称评审的评委们缺乏责任心,或受到利益的牵制,或受到人情关系的羁绊,这使得那些评委们睁一只眼开一只眼,明知道对方提供的“主编”是假的,是买来的,明知道出版的书没有学术含量,却仍然放行,并且纵容其得逞,如此,再好的职评制度也仍然无法阻挡住“学术垃圾”。


  职评存在“不透明”,这是职评最大的问题。职评能否顺利通过,固然要看参评者的条件,比如一些硬杠,但也与一些“暗箱操作”有一定的关联。如果参评者所编写的书能够在网上公开,经受考量,而评委的评审同样也可以公开。比如某个评委给某个参评者打分,他打的分数也可以公开,如果评审过程是在阳光下操作,是受到“第三方”监管的,那么评委会就会体现公平公正,如果仍然是“关起门来”来评审,自然会让这些“学术垃圾”过关并得利。


  售卖“主编席位”拷问职称评审的“透明度”,唯有提高职评的“透明度”才有望回归职评的本义。(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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