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公民教育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但每个人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是不一样。
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
无论你身处哪一个地方，你都需要履行一个人的公民责任。“公民”也慢慢从以前一个比较保守、封闭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概念。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亚洲谈公民教育，必须先谈人格，然后谈人际关系，然后再谈人与天的关系。“关系”是亚洲公民观的核心。
亚洲国家普遍将公民教育称之为“道德教育”，或者是“道德与公民教育”。
中国传统的公民教育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公民的首要条件，身不修，其他都不要谈了。
培养合格公民，是世界各国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培养目标。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和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正在成为超越不同阶层、民族、宗教信仰，具有最大公约数意义的培养目标。
通过开展公民教育，有助于超越城乡、地域、民族等较低层面的身份认同，形成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也就是现代国家的认同，使公民教育成为全民教育时代普适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基础文明和行为规范的教育。
公民教育事关每一个青年学生以怎样的姿态走向社会，事关共和国的未来。
学校自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公民社会，更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摇篮！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当今教育最大的不幸就是德育和智育分离——当前德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做好老师，做中国好老师，做中国立德树人的好老师》）
作者｜李荣安 滕珺 张婷婷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李荣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研究院院长，曾担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会长、香港教育学院署理校长及首席副校长；长期从事公民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首次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亚洲公民观”，获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2010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然而，究竟什么公民教育，怎么开展公民教育，中西方的公民教育又有何差异，笔者就此采访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前会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研究院院长、“亚洲公民观”的积极倡导者李荣安教授。亚洲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形式性的法律，没有接受政治性的公民教育，但是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滕珺：我们都知道，公民教育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但每个人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是不一样。您是如何理解公民教育这一概念的？李荣安：要理解什么是公民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公民。中国现代公民的定义基本是法律定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出生，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遵循国家的法律，促进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但如果我们考察“公民”这个词的词源，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公民这个词源于古希腊，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古希腊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中有1/3的人是自由民，2/3的人是奴隶。奴隶本身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动物一样残酷地对待奴隶，甚至买卖交易奴隶。因此，只有这1/3的“自由民”有资格做“公民”。而“公民”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服务大众，担任公仆的角色和职责。这与我们孟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兼济天下”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时候所说的承担“公民”责任。所以，当时的“公民”都是贵族，都有特权，他们享有社会的福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社群服务的责任。21世纪是一个大量移民的时代，现在的移民数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导致一个人不光属于一个国家，属于一个民族，属于一个民族里的小族，也属于自己的语言群体。以我自己为例，我现在讲普通话，而广东话是我的方言，方言是一个族群语言，而普通话是一个国家语言，我是一个广东人，又是一个中国人。同时我在国际上讲英语，因此我也是个国际人。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有三重身份。此外，现代人口流动的方式和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人口流动是长期移民，而现在的人口流动更多的是短期移民；以前我们担心出现人才流失的问题，现在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流动；以前的流动是单向流动，就是从发展中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现在很多人反过来从发达地区流向发展中地区，出现了双向流动。所以，现代人往往承担着多重公民身份，公民教育中也因此出现了“多重公民观”和“全球公民观”。也就是说，无论你身处哪一个地方，你都需要履行一个人的公民责任。“公民”也慢慢从以前一个比较保守、封闭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概念。滕珺：李教授，您刚才提到“无论你在哪里，都要履行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一个人的责任都包括哪些？李荣安：这就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关了。在中国，我们谈公民更多是从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如家中有父子、兄弟姐妹的关系，学校里有师生关系，政府里有从属关系，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天子称自己的百姓为他的子民，也就是一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以，亚洲与西方公民观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公民观与西方的政治体系相关，而亚洲的公民观则与伦理和人际关系相关。所以，在西方就算他们谈公民的人际关系，主要谈的也是一个人与一个政体的关系，但是在亚洲，公民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处理好一个人与自己、以及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然后再推广至与群体、国家的关系。我曾做过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调查，收集了菲律宾、印度、日本、韩国，同时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民课程。我发现这些国家公民道德课程的框架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先谈我与自己，然后谈我与家庭，我与社会，我与国家、民族和世界，最后还要谈我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其中，有两个东西西方人很难理解，一个是我与自己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是他们公民教育的课程中从未涉及的领域。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就很自然，因为我们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滕珺：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天地良心“，其实指的就是要处理好天、地、自然与我自己的关系。李荣安：对，我跟西方学者讲“天人合一”，他们听不明白，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要顺应天意，顺应自然？因为我们讲究“灵性”，或者用古人所说的“心性”或是现代人说的“精神”这个概念。我们相信自然运行的法则与社会运行的法则是一直相通的，天人和谐，人与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这一点亚洲的很多国家如印度、日本，菲律宾都表示赞同。他们也说，其实人是需要灵性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灵性，不懂做人，不懂生活，不懂天意，是无法和他人和谐相处的。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亚洲谈公民教育，必须先谈人格，然后谈人际关系，然后再谈人与天的关系。“关系”是亚洲公民观的核心。滕珺：所以我们会发现，亚洲国家普遍将公民教育称之为“道德教育”，或者是“道德与公民教育”。李荣安：是的。我在亚洲很多国家开展调查时都问他们，你们的公民教育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是道德教育。如，在香港我们谈公民道德教育，你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才可以做一个好公民。我曾经和美国的一个教授一起开发了一张关于公民素质的问卷，问学生哪一条是好公民，哪一条是好人？有意思的是，美国学生都可以分辨出来，而香港的学生却分不出来，因为香港的学生认为好人就是好公民。而在西方社会，好人不等于好公民，好公民也未必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们在公民教育中有清晰的公私之分，如果你“公”做得好，“私”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会管你，就像古时的“竹林七贤”一样。但是，在中国就不同，如果你不是好人，你就根本不配做一个好公民。所以中国传统的公民教育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公民的首要条件，身不修，其他都不要谈了。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西方有公民教育，但是他们的年轻人都很道德反派，比如，四处涂鸦、破坏公物、偷车等。而我们没有开展他们这个模式的公民教育，但是北京、香港、新加坡、东京、首尔，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但又最安全的城市，而芝加哥、三藩市、纽约却不是。因此亚洲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形式性的法律，没有接受政治性的公民教育，但是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
在全球化力量增长的同时，地方化的力量也随之加强。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用担心全球化会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机。事实上，中西方公民教育正朝着越来越相似的方向发展，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塑造，我们的亚洲公民观正在影响着世界。滕珺：刚才，您提到了世界公民教育这个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怎么理解公民教育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呢？李荣安：的确,现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边倒的，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全球化越明显，人们的迷失感越强烈。就像现在讨论的“第五代”，因为他们的父母到处工作，他们也随父母到处漂流，既不属于这里，又不属于那里，他们很难形成比较明确的身份认同。因此，在全球化力量增长的同时，地方化的力量也随之加强，因为这是帮助他们明确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保留本土文化遗产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会发现，欧洲很多国家很强调方言教育，比如英国的威尔士，威尔士文、苏格兰文现在都变成了很重要的语言。中国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教育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用担心全球化会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机。比如新加坡1997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面向21世纪的新加坡”，主要强调新加坡是个小国，其唯一生存的方式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对全球开放。新加坡一定要全球化，要国际化，新加坡国民一定要理解世界，认识世界。这对他们的教育政策很有影响，在他们的老师或校长培训中，国际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的校长或教师起码要在海外生活一两个月，学生也要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比如到其他国家参观公司、学校等，了解别国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公司的，别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这对提升新加坡国民的全球竞争力很有影响。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个口号叫“迈向全球，根植本土”，新加坡还是新加坡，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都很清楚。所以，即便他们在世界各国流动，但他们还是愿意忠于新加坡，而且忠于新加坡对他们也有好处。滕珺：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国际化、全球化会削弱民族性，恰恰相反，二者的力量是自然生长、齐头并进的。李荣安：是的，所以你会发现，纽约、芝加哥、三藩市等地的中国城还是60年前的中国城，他们使用的语言还有文言文的色彩，就是因为他们在海外怕失去自己，所以传统的文化保存得更加牢固。滕珺：您长期从事公民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您觉得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点呢？李荣安：其实，我们的公民教育和其他国家一样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课程体系很相似。虽然我们早期的公民道德课与政治课是一体的，比如小学开设的是思想品德课，中学是思想政治，大学就变成了政治课，公民道德课是依附于政治课来开展的。但从1993年开始，政治课与道德课就分开了。2001年中国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这个概念开始逐渐被大众所接纳。而且我发现，学校的公民教育也有微妙的变化，政治成分减少了很多，新增了社会品德方面的内容。如新课标中将我与自己、他人等的关系写得很清楚，中学也开始谈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而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前提假设是政治体系、民族体系和选举体系，主要讨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但上个世纪90年代后，西方也发现只谈权利，不谈义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因此进入21世纪后，他们十分倡导“共享价值”这一理念，不仅谈公民的权利，也讨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们会发现，中西方公民教育正朝着越来越相似的方向发展，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塑造，我们的亚洲公民观正在影响着世界。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2009年，我曾经参与了两次公民教育的国际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香港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知识在7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香港以前一直是殖民地，从来没有过选举，但香港学生对民主的理解却高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什么香港的学生对民主的认知比这些民主国家更好呢？后来台湾、韩国也加入了这个调查，排名前列。为什么亚洲国家排名都这么靠前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最好要有实际的案例，或者是刚刚发生的重大事情作为课程开展的主题。公民教育课程的开展应以学生为主体，与成人相比，学生更为理想化。如果由他们来选择题材，比如讨论如何共同建立理想的中国，那么这样的教学效果将出乎我们的意料。滕珺：如果现在有个校长来问您，我的学校要开展公民教育，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李荣安（笑）：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曾分析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公民教育国际调查的数据，先看看有哪些国家将公民教育变成了一门独立的课程，有哪些国家没有独立课程。结果两次调查数据都显示，50%的国家有独立的公民教育课，50%的国家没有。比如，中国、新加坡、韩国、日本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大纲。我们普遍认为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最好要有实际的案例，或者是刚刚发生的重大事情（如卫星升天）作为课程开展的主题。另一个经验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最好让学生主导课堂。我这20年一直在香港主编廉政公署的德育期刊，称为《托思》，主要面向一线的老师，每一期除了讨论一些道德、价值观问题外，我们还邀请老师和学生来写文章，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意思的是，越是低年级的学生越坚持自己的价值选择，越是成人，越向现实妥协。这其实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是一种理想的教育，与成人相比，学生是更为理想化的群体。我曾经跟朱小蔓教授、李萍教授一起做过一个实验，我们找了3个小学，每个学校找了100个学生写文章。文章分为3个题目，谈自己，谈他人，谈大自然。我们要求老师不要进行引导，就是让学生开放性地写。结果我们发现学生的文章都非常好，真情流露。如果这些文章能变成道德教育的素材，那比我们自己编写的公民教育素材要好得多。所以，我倡导公民道德教育应由学生来选择题材，讨论他们的理想，比如讨论如何共同建立理想的中国，那么这样的教学效果将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解决了公民教育中教师职业倦怠的问题。因为很多公民课的教师觉得自己都不一定是一个好公民，如何去教学生呢。所以，作为老师，你就告诉你的学生，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共同发现真善美。滕珺：您这个想法与顾明远先生的想法相似，他也在倡导要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要把时间和思考的权利还给学生。李荣安：所以，我现在主张将学生在课堂中的讨论内容生成为教学的素材，转变为知识创造的泉源。这当然对老师有较高的要求，教师要有能力将学生零碎的思想变得系统化。如果你有这种能力，学生一辈子都尊重你，如果没有，学生就只应付你。其实，学校中有这种能力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他们有很多教育的智慧，只是一直没有人帮他们梳理过。如果他们退休，这些智慧也就消失了，所以我现在努力将一线老师的经验提炼出来，希望能形成一套可行的有亚洲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作者滕珺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张婷婷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培养合格的公民
——重新理解教育目标（三）
近些年来，社会成员、青少年在公民素质养成、基础文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日益令人关注。例如在公共生活中缺乏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官本位价值、利己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的接纳与社会融合问题；国际事务中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叫嚣，和打砸烧杀等严重违法的“暴民”行为；在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普适价值、多元文化的认识和尊重，损害了国民形象和国家利益，等等。显而易见，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培养更多的专家、提升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能力；首先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营造较高的社会文明水平，造就一代身心健康、有道德、有责任感，能够自强自立的现代社会的公民。这就是现代教育承当的人格养成、人的社会化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我国学校对德育的重视程度、时间和投入之巨，恐怕是世界领先的，但育人的实效为人诟病，有许多社会性的原因，也有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原因。我国目前实行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是在上世纪强调阶级斗争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从领导人的语录中提炼形成的。“接班人”的表述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按照宪法和教育法，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全民教育，是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的，是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将“接班人”定为党校的目标，可能没有异议，也更为准确。而将劳动者、建设者作为教育目标，不仅存在片面强调教育功利价值的偏颇，而且也过于简单粗陋，作为理论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谁不是建设者呢，文盲能不能成为建设者？建设者能不能接班、接班人能不能建设？这一在过去年代形成的教育目标急需升级换代。2010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在延续了“建设者和接班人”表述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加入了新的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事实上，早在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学德育大纲》，就规定“中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2002年，中共中央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道德规范。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教育规划纲要》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列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目标，是我国教育指导思想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培养合格公民，是世界各国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培养目标。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和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正在成为超越不同阶层、民族、宗教信仰，具有最大公约数意义的培养目标。通过开展公民教育，有助于超越城乡、地域、民族等较低层面的身份认同，形成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也就是现代国家的认同，使公民教育成为全民教育时代普适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基础文明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具体说，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价值、公民道德、公民参与技能等内容。通过开展公民教育，可以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主素质、公民道德、法治意识，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了解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运作过程，积极参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公民教育也有利于培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共同价值观和生存能力的世界公民。同时，公民教育还可以帮助青少年远离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止毒品、艾滋病等社会疾病的侵害。近年来，德育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德育理论界正在形成这样的共识：传统德育的转型就是走向现代公民教育。中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课程融合公民教育的理念进行了大幅度的更新，取得了许多实效。教育主管部门在郑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公民教育研究中心。2000年以来，我国江苏、山西、云南等省教育部门与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合作，在数百所中小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公民教育实践，不少学校的公民教育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亮点。一些地方在城市社区、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中开展公民教育，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公民教育事关每一个青年学生以怎样的姿态走向社会，事关共和国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相一致，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全面开展公民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来源｜《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4月16日 02 版）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曾说，世界上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教育；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答案，也在教育。然而，应试教育下，大众判断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分数；教师把满堂灌当作提高分数的不二法门，即便一些所谓的优质课也不例外，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默不作声地记，鲜有互动。
观摩过一次市级优质课评选。比赛现场氛围紧张。深秋的天气有些凉，但讲课教师依然是汗珠涔涔，等候室里，下一位授课教师坐立不安，一会儿瞅瞅教案，一会儿看看手表。参赛选手表情不自然，甚至有点拧巴。为何如此紧张？怕成绩不好评不上？怕把握不住这次机会？其实，打磨了几星期的教学设计顺利走下来基本就算心安了，至于教学设计，那是团队的智慧。通过上述现象不难发现，很多教师绝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教上，对教学目标关注得都不多，至于学生如何学，关注就更少了。
再看学生，多少课堂，任教师口若悬河地讲解、发问，木然处之，偶有响应，响应的又是什么？是对问题的独立见解还是顺着教师设计问题的答案随声附和？苏教版五年级上册有篇课文《钱学森》，描写了钱学森抛开美国优厚报酬，历经重重艰辛回国。有的教师上这一课直白地告诉学生，这是因为主人公出于爱国之情，课件上也打着“爱国情，报国志！”还有一位教师居然这样问学生：“这对祖国是一份浓浓的什么呢？”同学们齐声高呼“爱！”这种课堂让学生思维定势了，慢慢走向盲从了，孩子自己的想法、创意消失殆尽了。这还是优质课，传统意义上的好课。
教师上课，面对的是学生，学生乐学、会学、学好是教师追求的目标。从“灌输和服从”到“唤醒和发现”，我们用四年时间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在潍坊金马公学，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接纳每一个人，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张扬个性。整个学校的氛围恰如一首诗表达的：
我就是张开双手也一点儿在空中飞不起来但会飞的小鸟也不能像我一样在地面上快快地跑
我就是使劲儿地摇晃着身体也发不出好听的声音但叮当响着的小铃铛也不能像我一样知道唱许许多多的歌谣
铃铛和小鸟，还有我大家都不同，但大家都很棒
学校里最重要的地方是教室。我们借鉴北京十一学校，有了语文、数学、地理、生物等 30 多个学科教室。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学习环境，使孩子的自主性、互动性、创造性充分发展。同时，还与北京云校联合，学科教室打破了物理疆界，有了云课堂。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也注定了每个人的学习节奏和学习方式的不同，课程安排更加灵活，更具有回应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课表。每个课间，学生穿梭在去往下一个学科教室的路上，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我们倡导自我引导的教育。学生的学习自主而高效。原有的备课被教师与学生签订学习合约取而代之，将培养孩子计划力、学习力、思维力纳入其中。上课铃响了，不管在哪间教室，进入主动学习状态的孩子会心无旁骛地学习，按照自己的规划安排学习。学生碰到疑问举手，教师过去悄悄帮助。学校不赞成统一讲解，讲究个别化帮助，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一对一解决。老师们明白，每个孩子都不同，都有自己明晰的计划，都奔跑在属于自己的成长跑道上。教育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工作，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生成。和十一学校一样，选课走班以后，所有教师办公室全部取消，教师们走进学科教室，和学生在一起。时刻处在教育教学的环境中，教师的学习合约和反思才能贴近学生，才能走进学生心里，才能更具生命力。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是协商式对话。“你说呢？”“你认为呢？”“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把问题抛出来，让孩子自己判断、自己选择。课堂上往往有两位教师，一位教师上课，另一位教师要么当起了助教，要么在静静观察、发现、记录。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动机、状态随手记录下来，课后，针对发现和学生、教师、家长交流。正如李希贵校长所言：“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学生在教师面前不会装假，真现象、真问题一一迸发。教师越贴近学生，越能敏锐地捕捉教育时机。哪些学生进入了最佳的学习状态；哪些学生始终保持着这种状态；哪些孩子到了最佳状态的临界点。对于一直对学习状态没有感觉的孩子，找准机会，适时地推一把，促使其反省，进而做出选择。除了制定学习合约，教师们还常常写教育反思。这些反思一切都指向学生，反思课堂观察、学生状态。每周教研的话题，基本上也是这方面的内容，时时刻刻围绕孩子。
好的教育是不着痕迹的。有时候，找准时机点评一下已经进入状态的学生，也会激励周边未进入状态的孩子。有些孩子进入状态慢，有的是被以前的学习经历已经挫伤本真的主动学习状态。我们要做的是创造环境、抓住时机，帮助孩子平稳而快速地度过课堂厌倦的复原期，回复他们本来的生命状态和主动意识。一个人内心的成长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和发现自我。让内力成长起来，教师、学生有了独立的价值判断，做他们内心真正需要的、喜欢的。所以，这里的笑脸是灿烂的，这里的心灵是透明的，这里的师生是幸福的。
陶行知有言：“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以学生全人、全校、全天的生活为中心的，才算是学校。
在这里，学生实行学长制管理。学校打破班级界限，让不同年级的孩子组成一个个“家族”。最高年级的做学长，依次往后排，学长毕业了老二递补。很像兄弟姊妹多的家庭，但与真实的家庭又有很大的不同，真正的家庭中兄弟姊妹的角色是一成不变的，这里，随着年级的增长，每个人都能够体验不同的角色和责任——当老小的时候可以撒撒娇，当了老大就得学会体贴人、帮助人。经过实践我们发现，这对于孩子健康心理的发育和成熟很有好处。
除了课堂，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家族”成员协商完成的。“家族”的一切事务，学生高度参与、高度自治。连“家规”也是他们自己商定的。每个“家族”配一位教师担任“史官”，负责记录“家族”的活动，负责外出活动的安全，但没有指挥和决定权。学生自治，在每个孩子的心里播下一颗民主的种子。学校重视学生宿舍生活。生活教师懂孩子，会教育孩子，能发现孩子。以其中一周的生活教育主题课程为例：第 12 周，我是自己的主人。① 要自信，相信自己就是一道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视。不随波逐流，不刻意曲意逢迎，做独特的自己。
② 生活中无论什么闪失，都有自己的错，从错误中学习改过，同一错误不犯第二次，不把过失推诿给别人。
③ 正确面对外界的评价，有的放矢、扬长避短。
④ 每天早上醒来告诉自己：我今天做我自己，听从自己的心声，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环境的营造，机会的创设，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体验、感受，潜移默化中生成尽责、宽容、关爱、鼓励、自省等品质……像英国著名的夏山学校那样，注重培养自主、诚信、稳健、合群、进取等品质而非考试成绩。这些不正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自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公民社会，更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