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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行动着的理想主义者

2016-03-11 陈东强 守望新教育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新教育大家谈]

我是一个行动着的理想主义者

——朱永新先生访谈 

《时代教育家》文迪| 姚曦 




        记者:朱老师您好!2000年以来,“新教育实验”这场发起于民间的教育改革,从曾经的1所学校发展到全国近3000所学校,影响数百万师生。并成为当下素质教育的一个典范。这样的成就,是无心插柳,还是您预料中的?换句话说,是否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朱永新先生(以下简称“朱”):坦率地说,既不是无心插柳,也不是预料之中。说新教育不是无心插柳,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为中国教育探路,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和扎根本土的教育学派”作为自觉的追求。说不是预料之中,我们的确没有发展如此之快的思想准备。我们原来只想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探索,成型以后再推广。没有想到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民间教育探索。

朱永新与孩子们 薛晓哲 摄影

  
        记者:我们觉得,“新教育”是相对于“旧教育”而言,朱老师您认为相对“新教育”的“旧教育”是什么?


        朱:我们认为,新教育并不纯粹是相对旧教育而言的,我们提的新教育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传承的是历史上新教育的一种精神,比如:尊重儿童,崇尚个性和自由等。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创造,新的理念,及新的课程。


        2000年11月,《我的教育理想》正式出版。我们把它作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标志。不仅因为这本书直接“催生”了新教育,还因为新教育实验最初的一些理念与思想,源自这本书中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对教育理想的追寻。


        最初,我们曾经考虑定名为“理想教育实验”。但考虑到这提法容易引起歧义,认为是关于理想问题的教育实验。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定名为“新教育实验”。这既是一种“学术认祖”,也是一种理论自觉。1889 年,英国教育家雷迪建立的阿博茨霍尔姆学校,引发了欧洲教育历史上的“新学校(教育)运动”,也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起点,并对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学校,如夏山学校、巴学园、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等,以及近百年来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从罗素到佩西·能,从蒙台梭利、皮亚杰,到怀特海、杜威,再到陶行知、陈鹤琴等,也都深受新教育思潮的影响。


        21 世纪初的中国新教育实验,可以视为“世界语境”中的新教育在当代中国的一声“回响”。因为,我们与历史上的“新教育”之间有一些共同特性:都旨在对现实的教育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构,都主张尊重儿童的个性与自由,都建立了一批实验学校,都试图对当下的教育和社会进行改良和创新,都是民间草根的自发行动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历史上“新教育”的一段新的“链接”和“延续”。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教育”,我们不妨称之为“新教育实验”。



  朱永新与奈斯比特夫妇 滕靖南摄影


        记者:2000年前后,正是社会对僵化的应试教育体系批评最厉的。“新教育”并不是回避应试,而是直面应试教育体系,这是为什么?


        朱:应该说,新教育实验本身是在中国应试教育体系背景之下产生的,当然它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批评和革新。但是,真正的好教育并不害怕考试,江苏海门新教育实验区就是一个典型。海门做新教育10年,不断地成长。与此同时,它的考试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多项指标在江苏省第一名。分数不是我们的追求,好的分数只是对好的教育的额外奖偿。


        严格来说,应试和考试是有区别的,所有的教育都要迎接考试和评价,但专门为应付考试的教育被称为应试教育。应试不是新教育追求的方向,新教育尊重教育本身内在的规律,自然会有好的品质、好的成绩。
 


        记者:对于新教育,您在一篇报告里做了凝练的概括:新教育是新的教育,同时也是幸(幸福)、信(信任、信心、信仰)、行(行动)、心(心灵)、星(擦星星,星星之火)的教育。我们理解,可能新教育从来不试图先形成一个既定的理论,然后去落实理论。新教育反而是从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而自然生长出体系。这种理解对吗?


        朱:新教育实验崇尚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说新教育实验不重视理论。新教育的理论体系不是先验的,而是从实践中探索和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们知道,最初新教育是从五大行动开始的,是围绕着理想学校、理想教师、理想校长、理想父母、理想学生、理想课堂等一系列“理想教育”这一途径展开的。从《我的教育理想》开始的理论生成,逐步有了“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的核心价值。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课程理论、课堂理论、教学理论和教师理论等。这些理论是在摸索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记者:新教育的育人目标是什么?如果说教育是将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而个人理想是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两年前,您曾说:“有必要像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讨论,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素养,形成教育改革的全民共识,为接下去的行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对此,我们很赞同。但好教育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朱:教育的目的,当然是把人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培养成社会人,但同时,教育的理想也要让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实际上,“成为自己”,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的理想,也是社会的理想。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充分地发展,最后成为自己,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和谐。而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所有人都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这不是真正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即马克思所说的“个性自由的发展”。


        新教育有一门重要的课程——生命教育。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分为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合而为一个内在的统一体。拓宽生命的长宽高,是新教育的重要使命。在充分尊重人的个性、特长、兴趣、选择、自由的基础上,个体生命还得遵循社会的价值、契约、法制。


        关于“教育大讨论”,这是我多年一直在倡导的。为什么?一个社会教育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对教育的理解,怎么理解教育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呼吁“教育大讨论”,希望通过讨论形成教育改革的共识,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只有全社会高度认同一种价值追求,比如说最简单的,认识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总体上说,我觉得许多人追求的方向是错的,大家都希望孩子有体面的职业,有好的收入。围绕着它则要考上好的大学、高中和初中……整个教育都瞄准了一个好分数、好工作。好分数、好工作这个方向就错了,好人才是对的。


        因为,教育首先是培养一个人,一个善良的人,这才是教育最高的目标。社会有分工的不同,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贵贱,把不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贴上不同的标签,会有不同的收入。这是当下教育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朱永新与雷夫,滕靖南 摄影


        记者:尼采说“一切幸福感都有两个共同之处:充溢的情感和高涨的精神。一个在幸福之中的人就像是一条在水中的鱼,觉得自己无拘无束,可以尽情跳跃。”《论语》开篇即是“不亦说乎”“不亦乐乎”,可以说,汉、宋以来,“孔颜乐处”成了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境界,“孔颜乐处”是否可理解为“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

        “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那么对于教师,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完整?


        朱:孔子所说颜回的境界“不改其乐”与“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是否一样?我觉得其中当然有相同的地方,包括尼采所讲的幸福感。对于幸福,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幸福本身也有不同的层次,从大的层面上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生活的满足,一个是精神生活的满足。


        关于幸福,《新教育》这本书里有完整的阐述。首先,这是相对于当下的教育缺乏幸福、快乐而提出的。新教育认为,教育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教育要努力地促进每一个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新教育提出这个命题,不仅仅是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考和求索,还有对当下某些教育问题的担忧和不满。为此,“新教育实验”提出理想的四重境界:一是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二是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三是成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四是成为新教育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和共同成长的“理想村落”。成长着并且快乐着,这是新教育所追求的教育境界。



        我去年出版的《致教师》,也谈到教师如何享受职业生涯的幸福。教师,是一个能够把人的创造力、想象力等全部能量与智慧发挥到极限的职业。左拉说过:“每一个人可能的最大幸福在全体人所实现的最大幸福之中。”穆尼尔纳素夫说:“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拉美特利说:“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人更加幸福。”


        从诸多名人谈到的幸福来看,幸福应该是在创造中、在服务中、在研究中的,同时也该与别人分享。同样,教师的幸福也来源于此。与学生一起成长,终身学习,努力成为有特点、有个性的教师,努力做一名让学生崇敬的人。唯有成长,才有幸福。



 朱永新作品英文版首发式 摄影 薛晓哲


        记者:记者看了《发生在教育在线的故事》,感受到老师那种激情,教师们的确被点燃了。现在,新教育渐渐从理想变成现实。从您个人角度,您是怎样被点燃的?您最开始又是如何尝试去点燃他人的?


        朱:前几年童喜喜老师出版的《那些新教育的花儿》《这一群有种的教师》,郭明晓老师出版的《我是大西洋来的飓风》等,这些书都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教师们的激情。这也是新教育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新教育的教师能焕发教育激情?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师变得更有理性,能吸收理论和思想的力量,自觉自为地成长。《中国教育报》每年评选推动阅读的十大人物,从2005年到现在,连续十年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到三位新教育教师名列其中。河南省最具成长性教师与团队评选,每年也都有新教育教师入围。很多人对我讲,看到新教育的教师,他们眼睛里透露出的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仅是被理想、理念点燃,同时也被理论武装。


        美国的严文蕃教授告诉我,他接触新教育有十年时间,每年参加新教育年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新教育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说:在美国,大学教授往往是象牙塔里的人,他们最大的苦恼是走不到基层的学校去,他们的话语很难被中小学教师所接收。他们也很难真正地沉下去。而一线的老师读不懂他们的著作,对他们的理论和话语也不感兴趣,两者之间是脱节的。而新教育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把教育的理想、理念、理论用老师们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样,教师通过专业阅读、专业写作、加入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找到了自己成长的路径,找到了教育的方向,对自己有了信心,对自己的职业有了认同感,有了自我的价值实现。



朱永新与佐藤学交流  滕靖南 摄

        

        记者:新教育实验之初,曾经有人质疑它能走多远。有一说法是新教育实验是乌托邦,比如在追求分数的背景下,新教育反其道而行之,搞书香校园。现在的学校经常是教育质量和奖金挂钩,资金又和分数挂钩,难;二是新教育在农村地区行不通,难;三是新教育的资金没有保障(据说当时做项目都是靠您的稿费和讲课费,对参与者不收一分钱)。面对这些质疑,新教育说只要行动就有收获,您也经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可不可以谈一下实验起步时,新教育面对的主要困难?又是怎么解决?今后要面对的最大困难是?


        朱:新教育15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资金、人才等等,但所有的困难都没有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因为,新教育是用回归教育本质的理念和理想在推动。更重要的是,它在前行中不断地推出适合学校的课程、项目。在这过程中也不断地得到帮助。


        资金的问题,新教育一开始就坚持公益性,研发者和参与的教师都没把它当成商业行为。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的思想、课程和学校、老师们分享,从来没想到赢利,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以建立基金会的方式去推动和支持。人才也是大问题,由于资金相对困难,人才的聚集也就不容易。大家一开始对新教育有疑问,觉得在农村很难推广,恰恰新教育对农村地区的贡献和改变最大。

        今后,最大的困难还是专业化,随着新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更高。因为新教育提出自己的课程理论以后,对所有的课程都要进行重新思考、研发、推动,如果没有高水准的人才是走不远的。

        记者:您是学者出身,又是一个坚定的行动派,您经常引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一句话: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改变现实,又有什么意义。随着实验区越来越多,新教育的理论建构和操作又有了怎样的发展?
 

        朱: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教育理念下,我们对新教育的理论建构和课程研发有一个总体考虑。由于研究力量的限制,从目前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每年年会主报告,打一场攻坚战,每一年攀越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高峰。比如,2015年,我们重点解决生命教育的问题;2014年,我们重点解决艺术教育的问题;2013年,我们重点解决研发卓越课程的问题;2012年,我们重点解决完美教室的问题等等。2016年,我们的重点是研究新教育“每月一事”,研究核心素养背景下“习惯养成”的问题。我们会梳理出作为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良好习惯有哪些,以及怎样帮助他去形成。


        2017年,我们会讨论“家校合作共育”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家庭教育的问题,研究父母如何更好地参与教育、理解教育,怎样提升父母的素质。2018年,我们会研究科学教育的问题,接着是人文教育、公民教育等。我们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是很清晰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逐步把新教育过去所提出来的课程、项目,更好地变成可以操作的行动。比如今年我们要推出“新教育晨诵”,这是新教育儿童课程的特色项目,这些年一直没有形成操作手册和课本,今年会正式推出,让它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扎实。



新教育实验第十四届年会 薛晓哲 摄影


        记者:新教育的道德人格图谱,既有来自西方的“道德人格发展的三境界六阶段”学说,也有中国传统的内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那么,我们理解的新教育之“新”,其实也是《大学》里在新民之新。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朱:整个新教育与“大学之道”也好,与科尔伯格的道德人格理论也好,都是有内在的联系。新教育的“新”,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你说《大学》里的“新民”是新教育的“新”,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但新教育培养的“新民”,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通过新教育实验培养出的孩子们,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政治,是有理想的;科学,是有人性的;财富,是有汗水的;享乐,是有道德的。这是新教育实验中培养“新民”的目标。
 
        记者:2011年,新教育年会的主题即是“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您说“把中国文化作为新教育的根基和创造之源,已成为新教育人的文化自觉。”同时,2013年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在当下,新教育如何看待国学复兴?


        朱:2014年我在两会上的一个发言,2011年在鄂尔多斯年会上的讲话,包括前年在宁波的国际论坛,都讨论了新教育的文化自觉。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选编,是对于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这个传承不是全盘的,而是有选择的,是面向未来的。


        当前,人类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看似是物质层面上的问题,大气污染、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乃至金融风暴,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出路遇到了困境。对此,我们必须来一次精神的重塑,以教育为手段,对自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文明”进行深刻反省,为人类寻求真正的出路。


        中国有悠久而丰富的教育传统。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教育体系塑造了具有鲜明文化个性、文明属性的中国人。过去十年,包括新教育人在内的中国教育界,对于现行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已有清醒认识,并纷纷采取行动,予以矫正、补救。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努力是在为中国教育史上即将到来的一个伟大时刻做准备,那就是,在飘荡了百年之后,回向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教育传统,从而形成为一个更为健全的现代教育体系:以人的精神发展为主轴的,开放的、创新的、健康的教育体系。我们在酝酿成立新教育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发乡土教材和中国文化课程。

 



        《朱永新新教育作品》新书首发式  薛晓哲 摄


        美国严文蕃教授评价:新教育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把教育的理想、理念、理论用老师们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



        记者:2007年,您在太湖庙港拜见了南怀瑾先生。2008年春,您在博客里写有《读南怀瑾讲演录》。并引用了南先生的话:“二十世纪初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二十世纪是癌症,二十一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可能就是精神病了。许多孩子精神有问题的背后,就是教育的问题。”

        不得不说,部分知识分子对南先生很排斥,前些年有学者在媒体上撰文称“南老骗”。另外,南先生提倡儿童读经,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南先生的教育观念?


        朱:南怀瑾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有很多的交往。我博客上有与南老师交往的许多故事,也有记录南先生谈教育的文章。其实,并不是南先生真正在提倡儿童读经,他只是提出中国传统经典教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并影响到大陆。


        实际上,新教育的晨诵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给儿童最美丽的诗歌、最美丽的经典。
 
        记者:新教育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架构:以生命课程为基础,以公民课程(善)、艺术课程(美)、智识课程(真)作为主干,并以“特色课程”(个性)作为必要补充。我们很关注这样的课程研发,特别是健康课程,新教育提出舒展、健壮和规则三原则,目前新教育的课程建设,在体育和德育上有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朱:关于课程,新教育的生命课程就包括了健康课程。体育教育的问题,可以参考2015年新教育年会上我做的《拓宽生命的长宽高》。新教育把人的生命分为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明确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体育教育理论。我们主张让学生更健康,更阳光,更善于与人合作,更有信仰和追求。

        德育课程则是包含在公民教育的课程体系里。我们将研发基于契约精神和法制意识的公民教育课程。
 
        记者:的确,正如你在博客里所说的:有一种意识在新教育共同体中越来越明晰:教育必须有根、有魂。是否可以说,这也是新教育的幸福之道?


        朱:新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出有中国心、民族魂,同时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当然,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记者:您从1995年开始组建团队研制书目,从2005年开始推出“新教育文库”丛书,这可以说是新教育理论建设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新教育的蓬勃发展是通过教师阅读来完成的。这些书目的选定标准是什么?它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作为总编辑,如何去审定这些书目?


        朱:我在《我的阅读观》里讲,“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人的阅读高度决定了他的精神高度。阅读的最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解决读什么的问题。我们最早做的是《新世纪教育文库》,是为了推动学生和老师的阅读,我们专门研究了小学生、中学生、教师的阅读书目。


        为此新教育研究院专门成立了新阅读研究所,已经做了多年的研究,推出了面向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基础阅读书目,面向教师、父母的书目会在今年出版。每个书目都有专门的研讨委员会,有非常严格的程序,每两年还会修订一次。关于《中国人阅读书目》,我是书目的总负责人,每个书目我都会参与讨论,参与研究。


        新出版的《新教育文库》主要是系统梳理新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总结优秀实验教师的成长经验,这与阅读书目不是一个概念,是另外一个系列。 关于《新教育文库》,我们也有一个委员会,将每本书与出版社来共同审定、推荐和出版。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老师在具体负责这个项目。



 
        记者:我们从李镇西老师的文章中了解到,您最开始是抵触网络的,还监督您儿子和学生不要在网络上浪费生命?之所以问,因为梳理新教育15年的发展,网络后来也成为载体。


        互联网的实质是人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周链接、创造、分享,这和新教育理念同构: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可不可以说,信息变革也是促成新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朱: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毫无疑问它也会改变教育的方式。最近我一篇文章是关于未来学校的设想《创新教育才能创造未来》,未来的教育,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应该从三个层面进行变革。


        第一,要建立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社区。现在整个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主张以知识传播为主要目的,这个东西不变,教育的“淘宝”无法登场。


        第二,我们要建立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首先要建立国家教育标准,因为学习方式的变革,对学习内容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要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未来的评价主要不是为了鉴别,而是为了改进。




        在飘荡了百年之后,回向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教育传统,从而形成为一个更为健全的现代教育体系:以人的精神发展为主轴的,开放的、创新的、健康的教育体系。2011年,新教育年会的主题即是“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记者: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教育在线论坛似乎有些衰落,这一方面可能跟微博微信等新媒介崛起有关,另一方面,网络和教育的关系也在起变化,比如慕课的产生,维基百科、果壳这类网站的兴起。面对这样的变化?新教育团体做了哪些调整?


        朱:的确是这样,现代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应该不断适应。我们不仅要重视课程研发,也要重视信息技术手段。新教育提出未来学校这样一个理念,正是基于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新的学习方式。


        未来学校的竞争将不是学校品牌的竞争,而是课程品牌的竞争。互联网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一个课程可以100万人同时来学习,学校的优劣集中体现在课程的优劣。


        前不久,扎克伯格夫妇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把475亿美元捐出来,希望能够为未来的社会,特别是教育做一些贡献。这封信的主题是教育,他对未来教育提出四个设想。第一个就是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第二是学习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三是学习将成为一种探索,是一种主动探索的过程。第四,教师不再是一个全职的职业,而是自由的职业。


        新的学校形态,正在进行悄无声息的布局,未来的学习中心会很快产生。前不久有一个企业家问我,这个中心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们能不能来做?我说:你想做,现在就可以实现。关键是我们是否努力,是否敢于创新。明天的中国将会怎么样,取决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努力。



 
        记者:为什么成立新父母研究所?


        朱:新父母研究所也是新教育理念下的一个组织,因为,新教育特别注重阅读和家庭这两个要素在教育中的作用。中国有4亿家庭,太需要也太欠缺好的教育了。


        在孩子的一生成长中,从母亲的子宫,到家庭,再到教室、职场,这四个阶段中,家庭始终陪伴左右。实际上,父母不仅是第一任老师,也是儿童终身的老师、最长久的老师。人生是从家庭开始的,最后还要回到家庭,所以家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我们对它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童年是人生最神奇的阶段。在人类的历史上,相当长的阶段没有把儿童当作人看。从文艺复兴以后开始看到儿童,尊重儿童。特别是有了联合国的《儿童宪章》以后。有了一种对孩子当下生活的尊重,对孩子本身作为人的尊重,我们很多教育方式自然就会变化。


        但是有了《儿童宪章》,就真的把儿童当作儿童了吗?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是一种信仰,一些基本理念的建立,对儿童的基本认识,或者正确的儿童观,是我们教育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整个家庭教育的起点。 


        把家庭教育做好,首先面临的就是称谓:父母还是家长?我们提出用“父母”去正式取代“家长”的称谓。家长的含义是家庭的统治者,是孩子命运的掌管者,与爱心无缘,与现代教育相悖,不适应现代社会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提出把家长这个词变成父母,把家长学校变成父母学校。在国际交流中,“家长”这个词翻译成英文是the head of family,直译就是一个家的头。可以看出,英文和我们一般意义上使用的“父母”是不对应的。 


        “家长”这个词变成父母以后,有利于我们树立新的家庭教育理念。正是基于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成立了“新父母研究所”。


        在中国的家庭,父母的素养还有待提高。大部分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训练、科学的育儿知识的培训。司机要经过培训才能上路。做父母的技术要求比当司机要高得多。我们的父母亲往往就用一个标准——上清华北大哈佛的标准——来培养孩子。实际上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我一直说最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  



       新教育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 薛晓哲 摄影


        记者:新教育教育评价机构的成立,对于新教育实验来说有什么意义?


        朱:关于教育评价,评价是教育改革的龙头,是指挥棒,是牛鼻子。什么算好的教育?什么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体系?怎样才算是真正有用的人?这需要用评价去推动改革。评价和考试是我们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现在我们评价的技术太落后了。我曾经问谢维和校长一个问题,完全给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权,你敢不敢?我认为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准备好。这就是我们没有好的评价机制。

        对新教育实验进行评价,首先要回归教育本质。其次,要回归人的教育。最终,更是要回归教育常识。真做新教育,就是要把新教育的行动逻辑贯彻到底,像农夫一样守护教育的田野。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

        未来的考试评价会更加重视实际能力,而淡化文凭学历,未来很可能会出现用人单位不需要你北京大学、牛津大学的文凭,只需要你课程的证书。可汗的《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讲了一段话,他这样假设:不要限制上大学的地点,也不要管你在什么地方上大学,只要你能够通过严谨而且经过国际认证的评估,来证明你自己对某一理论的精通和理解,就可以进入社会找到工作。


        记者:新教育如何看待“华德福”教育?


        朱:关于华德福,新教育与华德福一直有非常友好的合作,它作为发端于欧洲的教育改革,它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内在规律,注重儿童生命与生活的共鸣。无论是华德福的艺术教育,还是它对儿童的理解,对新教育都有一些启发。

        我也给成都华德福学校李校长的书写过序言,阐述我对华德福的认识和理解。我觉得,一种好的教育必然是吸收了全世界优秀的教育思想,也吸收了自己国家民族的优秀教育遗产,然后去丰富和发展。
 
        记者:最后,感谢朱老师接受我们采访!



新教育:为中国教育探路

——《时代教育家》新教育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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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什么是新教育?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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