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探寻中华历史传承之“路”！
汉唐盛世的形成源于其开放的态势，而丝绸之路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体现；
古代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随着近年来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认识到从精研本土文献出发，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至关重要。
我校历史学院刘屹教授组建的“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成功入选2022年度“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团队立足历史学院学科优势，以对各类历史文献开展综合性研究为中心任务，通过原始材料整理及数字技术方法运用，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历史资料支撑，并为建立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贡献智慧。
“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成员
第一排左起：郝春文、刘屹、张萍、张金龙
第二排左起：陈晓华、游自勇、张天虹、聂溦萌
用科学方法搭建平台
勾画古丝路发展的历史图景
这条“路”，跨越古今，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它既是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也是当下的“一带一路”，二者蕴含着同样的精神内涵。
丝绸之路地图
“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的基础，是由宁可先生创立、郝春文教授发扬的首都师大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传统。敦煌学是过去几十年中，能够让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史学科不仅在国内学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能叫得响的一张名牌。郝春文教授领衔的英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我国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也是首都师大第一个国社科重大项目，迄今已经持续了十三年，是本团队的核心力量和支柱。
团队带头人刘屹教授认为，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除了继续坚持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传统，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将学术视野扩展到丝绸之路全线去。
郝春文教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1-15卷出版发布会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精装平装合照
游自勇教授任副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团队成员张萍教授立足于历史学院在中古史和敦煌吐鲁番学方面雄厚的科研实力，汇聚学界历史地理信息建设学者，运用网络技术及“WebGIS”技术，建立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勾画出“一带一路”两千年来在土地、生态、交通商贸、民族宗教、聚落城市、文化传播、考古遗存等方面的历史图景，成为辅助政府决策、开展丝路研究、传播丝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张萍教授与毕业生合影
张萍教授牵头建设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
从历史研究中汲取智慧
服务当代国家社会发展
这条“路”，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脉相承。
团队成员游自勇教授认为，“历史能够实现与现世的连接，并启迪未来。”首先，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保留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历史故事是第一要义。同时，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思考历史对当代社会能够有何启迪，也正是历史学中“以史为鉴”功用的体现。
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闪耀的时代，其之所以为“盛世”，与当时国家所实施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而对于当代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实现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反馈作用。
张金龙教授主持修订的《南史》修订本出版发布
团队成员部分科研成果
了解历史发展规律
追本溯源体悟中华文化精神
这条“路”，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欣欣向荣。讲好中国当代故事，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团队带头人刘屹教授曾长年从事敦煌学、道教历史与文献研究，近年转向佛教史与佛教艺术、丝路地理（特别是现代国境线之外的）交通路线研究。能够出入于佛道两端，在国内宗教史学界独树一帜。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探索与深耕，刘屹教授对于中古经教道教的形成、印度佛教思想的中国化等深层次命题，有着深入理解；并在中国佛教在亚洲佛教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早期佛教艺术、丝路地理交通等领域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在比较视野下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以及中华文明对周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作出了贡献。
刘屹教授带学生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我们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是要将出土文献当作一手历史资料来娴熟运用，最终目的是为解决一些认知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兴趣不是为了追求新出土资料的独特性，而是要整合一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利用一切可以解释的文字与实物资料，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切入点入手，由点及面，以小见大，最终服务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系统性理解和阐释。
发挥学科优势
走上本土化史学理论建构之“路”
这条“路”，是中国史学研究者不断接力传承走出的中国本土化史学研究之路。现代中国历史学是在近代西方学科体系传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摆脱西方理论体系，形成本土化的史学理论建构，锻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观，成为了学界所关注和呼吁的重点问题。
团队成员游自勇教授认为，要摆脱西方理论体系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束缚，必须要立足本土经验，在精研本土文献中寻找答案。针对这一问题，“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从方法与技术层面提出了对于古文献整理的实践思路：
1. 立足多重证据法，打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壁垒
在历史学研究中，基础文字材料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例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经由考古挖掘出土的文字材料，既包含书面文献，又包含带有文字的考古实物。相比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能更精细地揭示历史某一时间段社会的运转方式，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情况。
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
敦煌莫高窟所出《佛说十王经》（局部）
为了打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壁垒，历史学院研究团队在历史研究中基于多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视觉文献等其他多类型文献综合对比与考察，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力求实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通互鉴，全方位多角度勾勒出历史发展的面相。
2.基于数字技术，实现对文献的整体性梳理把握
在技术方面，历史学院科研团队计划采用电子检索技术与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对文献信息的链接与处理。
其中电子检索技术是基于对史学材料的数字化整理，形成可供查找的数据库，进而实现高效的文献检索。同时，由于出土文献的特殊性，目前在中古史研究中收集到的出土文献多为残片，且同一完整文献中不同残片归属各不相同。针对这一问题，团队通过使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借助图像处理软件实现对文献残片的缀合与复原，以实现对文献的整体研究。
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形成《礼记·坊记》缀合图
吐鲁番所出纸糊帽子
“敬畏学术，追求卓越”，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院训，也是团队师生所共同追求的治学精神。在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方晓辰看来，“在团队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观念，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为将来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注重治学精神的同时，团队教师们还致力于知识的传承。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超回忆道：“印象最深的是郝春文老师的赠书。每年敦煌文献读书班开班，不论学员是否选课，郝老师都会赠书。一日课后，天色已黑，众人散去，郝春文老师对照手机，按照姓名，逐册写上“某某君指正”，所赠的书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这部书是郝老师带领两位高足合著的一部敦煌学学术史，当时刚刚出版面世，我们有幸先睹为快。在我看来，这是播下了无数敦煌研究的种子，也是薪火相传的一种形式。”
郝春文教授为赠书题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未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将基于“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汇聚团队有关中古史的文献研究成果，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放，以实现团队科研成果的可视化，普惠于历史学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为“一带一路”发展建设提供史料支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唯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好“正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将继续勇担历史使命，敬畏学术、追求卓越、传承文化，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史学研究之“路”。
往期回顾
作者：陈巍文、王涵玉
编辑：陈巍文
责任编辑：窦玥
审核：郭圆圆
图文来源：人事处、历史学院
感谢游自勇教授对于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