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躺平到行动｜2021年三辉图书年终盘点

去年的盘点中，我们说2020年是“异乎寻常”的一年，由于种种既有和突发的困难，三辉只出版了14本书。那时候我们急切地盼望2020年赶紧过去，寄望于新的一年出版更多图书，继续推进对女性主义、动物福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的思考和讨论。那时候我们不曾想过，这种“异乎寻常”在2021年将持续发生，成为常态。其结果是，今年我们只出版了11本书。用创始人严搏非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悲剧。”

惨淡归惨淡，我们还是想以“关键词”的形式对今年的劳动做一个回顾。对于我们自己，回顾是一种证明，证明或许一年的劳动还不是如西西弗斯推石头一般的徒劳无功。对于读者，我们希望这份回顾既是一份汇报，也是一份思想索引：一些关键词是今年的热门词，它们反映的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关切和焦虑，这些问题并不随着今年的结束而终结，可能只是开始；而另一些问题是被我们忽视的，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躺平”是2021年的热门词，它同时入选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和《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躺平的流行开始于2021年4月：一位ID为“好心的旅行家”的网友以一篇题为“躺平即正义”的帖子分享了自己不工作、不消费、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他在帖子中说：“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篇帖子随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躺平”一词也受到广泛使用和追捧。

“躺平” 为什么会流行？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是因为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发现，原有的“只要努力便能成功”这样的信念，在阶级固化、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已经不再奏效，与其在“内卷”的环境下坚持奋斗、经受剥削，不如选择“躺平”。

詹姆斯·斯科特的两部著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躺平”所具有的意义。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研究了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形式，他认为，由于革命和“向权力说出真相”的代价高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小偷小摸和暗中破坏等行为就成了作为弱者的农民对抗强者的武器。而在《支配与抵抗艺术》中，斯科特则采用了“潜隐剧本”这一分析性概念来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他指出，在有权者和无权者的互动中有一份公开的剧本，在公开剧本中，无权者会假装恭敬有礼；而在有权者不在场的后台，就是潜隐剧本上演的地方，有权者会受到反对和抵抗。斯科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各种支配结构的运作是相似的，从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到性别不平等下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它们虽有不同的制度化安排，但其目的都是实现对某个从属群体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剥夺。其中的从属一方少有“翻身”或者社会流动的机会。它们所引发的反应和抵抗模式也大致相同。那么，如果借用斯科特的分析框架，“躺平”正是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又无法公开抵抗的年轻人所采用的“弱者的武器”，在“持续奋斗加油干”这份公开的剧本之外，是一份“只要躺得够平就不会被割韭菜”的潜隐剧本。这样的潜隐剧本因其迂回的方式，是可以公开表达的，未必会受到压制，它所代表的，是无权者在权力背后所进行的权力批判，是一种无权者的潜隐政治。

作者: 詹姆斯·斯科特 译者: 王佳鹏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也为“躺平”做了辩护。确切地说，作者乔纳森·克拉里所讨论的是睡眠——这是字面意义的躺平，也可以说是“躺平”定义的子集。克拉里指出，在工业化之后的世界，生产和消费都越来越趋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进行。消费者每时每刻都接受刺激，全天候地消费，享受服务；与此同时，劳动者则被期待24小时在线，投入精力，提供劳动。习惯了夜间外卖立等可取，996要求大行其道的我们，对此已然十分熟悉。“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睡眠因此遭到挤压。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失败者才睡觉。然而，“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气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如果在整个运作机制中纳入时间的维度，我们会发现，资本机器的运作是永恒的，劳动者却是遭受裹挟、缺乏保护、用后即弃的。而睡眠是对这个世界的罢工和抵抗。“纵然有所退化，睡眠依然是我们生命中等待和停顿的复现。它确证了延期的必要性，推迟恢复或重启所有被延期的事物。睡眠是从醒时牵绊我们的纷繁思绪‘持续的连续性’中获得的一次豁免，一次释放。似乎已经明显到无须再言，睡眠需要定期脱离网络和设备，以进入一种静止和无用的状态。这种时间把我们引向别处，而不是那些我们拥有或被告知需要的事物。”

作者: [美] 乔纳森·克拉里 译者: 许多 / 沈河西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一度以为这场疫病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盼着那个春天过去之后，一切都恢复如初。一些人按下手中的计划：出国旅行、学潜水、留学……以蛰伏的方式工作和生活，相信这一切都只是暂时；另一些人则在暂时中出动，探索新的可能与方向，向世界讨要我们曾经拥有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到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达成共识，疫情前的世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可以讨要，却未必能得到应答。我们将在暂时的状态中度过无限长的时间，长过人的一生也未可知。

罗伯特·卡普兰的两本新书属于那个回不去的世界。《世界的尽头》是他游历西非、尼罗河谷、伊朗高原、中亚、东南亚等地之后写成的，他在这本书中试图以未来的角度探讨现在。《成败落基山》写的则是他的美国自驾之旅，尝试分析地理因素对于美国命运、国家性格和国力所造成的影响。两本书都是以行走的方式学习，借由实际旅行和经历来丈量各地之间的距离，寻找关于世界的答案。

在2021年读这两本书，与以往读罗伯特·卡普兰写世界各地的文章的感觉不太一样：曾经惊叹的是他的“游记”总能包含深入政治历史的分析，信息密实，又不乏对人与物转瞬即逝的状态的描绘，惊叹他在旅行地总能找到对的人，问出对的问题；过去读他的时候，会为巴尔干的血与火、被全球化抛下的美国白人、土耳其贫民窟里的移民生活感到怅然。如今读到他旅行的细节——《成败落基山》中自驾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坐在吧台吃饭偷听人们的生活，《世界的尽头》中在河岸边与伊斯法罕人一起露营，看河流两岸的点点灯光，听当地人以耳语安静交谈，闻水烟的烟草香——也会感到怅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我们自己。

而罗伯特·卡普兰其实早已用他冷峻的笔调提醒过读者，他说的是旅行写作，但也同样适用于正视回不去的世界。“虽然很多风景都逐渐损毁，但这并非意味着旅行写作的没落；反而，它意味着旅行写作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包括贫民窟——而不是遁入那种几经粉饰的田园式的过去。”

作者：[美]罗伯特·D. 卡普兰 译者：吴丽玫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罗伯特·D. 卡普兰 译者：贾丁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一点上，动物可能比人类更加务实。小区里的流浪猫，即使逃过人类懒政的绞杀，没有性命之虞，也能感受到人类社会的波动。作家夏佑至在《蒙尘记》中描写了疫情前后小区里猫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小区里的猫曾经有着复杂、多元的生活方式，家猫和野猫之间界限模糊：一些猫被饲主丢弃，适应野外生活，发展出领袖的气质；另一些则愿意钻进人家家里，很多就此不再出来。人类为这些猫提供食物和水，还有睡觉的垫子，猫们则心安理得地接受。而疫情时期，人们不再出门或减少了出门，不再有人顾及猫的饮食。“想到如果疫情持续更久，情况变得更差，猫的社会结构势必演化出新的形态，来适应无人之境。”

作者: 夏佑至 

出版:三辉图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疫情发生后的世界里，我们时常能够观察到吉奥乔·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所描述的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之下，法律被悬置，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条件符合，都有可能成为在社会中遭到隔绝与摒弃、只剩下赤裸生命的神圣人。

阿甘本没有停止对“神圣人”这一概念的思考和追根溯源，他大量参阅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文献，以及近代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的田野考察，发现了仪式的构成性要素“誓言”在“神圣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誓言确定了政治秩序当中的主奴关系。而要见证誓言，需要一个公正无私、高高在上、目睹我们起誓的神灵。诸神的在场随着对违背誓言行为的诅咒的需要而出现。誓言缔造了原初的排斥与分裂，违背誓言者会沦为赤裸生命，他就是原初的神圣人，最初的包含性排斥的对象。

在今年出版的《王国与荣耀》中，阿甘本探究了我们的生命状态在起誓之后的发展。通过起誓，我们缔造了一个世俗王国和一个神圣天国。“安济神学”由此诞生。如卡尔·施米特所说：“上帝统治，但不治理。”世俗王国中的代理人体现着上帝的统治意志，而上帝的绝对在场，监督着世俗世界的代理人对其意志的执行。在现代社会中，上帝被“自然规律体系、看不见的手以及隐性的内在秩序、先定和谐”等观念代替，安济神学演变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民对领导者的欢呼就是现代的荣耀神学，代替了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赞美与维护。我们需要对上帝唱赞歌，因为它的至上权力，只有通过赞美与欢呼才能获得圆满，我们的赞美也不断为他的存在提供营养，从而保证了他的统治。世俗中的统治者也是如此。

作者: 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 蓝江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阿甘本那里被归为“荣耀政治”的仪式，在《支配与抵抗艺术》中被斯科特表述为“公开剧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公开剧本因其妥协迁就的腔调，而通常为支配性价值和话语所具有的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正因为权力关系的诸多效果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得到了最为显著的体现，因而排他性地专门以公开剧本为基础的任何研究，都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属群体支持那些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的规定，他们甘愿受支配，甚至满怀激情地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充当合作者。”然而，斯科特也指出，权力关系并非那么简单直接，我们不能仅凭“公开剧本”判断，我们需要考察支配者不在场的后台发生的话语、姿态与实践，才能真正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按照阿甘本的说法，景观社会“汇集、倍增和散播”了荣耀政治，“原来限于仪式和典礼领域中的东西，已经逐渐集中于媒体领域，与此同时，通过媒体，它得到传播，并每时每刻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当代民主制就是一种彻底建立在荣耀基础上的民主，即建立在欢呼效果上的民主，并被超乎一切想象的媒体所倍增和散播。”诺姆·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幻觉》中也指出，媒体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必须制造“必要的幻觉”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极简道理”，来保证无知盲目的大众的顺从和满足。

媒体借助话语行使这一职能，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权力。在《必要的幻觉》中，乔姆斯基分析了媒体如何发挥 “解释的功效”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解释的技巧可以让人知道事实却无法辨认邪恶，甚至限定人们思考的界限。经过媒体的解释，为恶者可以变成正义的化身；需要追问的可以变成应该感恩的；弱势者总是被揣测有不良的动机，而权力者则可以不必做出解释并免于被讨论。我们对此并非不熟悉：失业率上涨更好的说法是“更多人选择灵活就业”；劳动者主张自身权益时可以用“恶意讨薪”指责其动机；女性医护人员在需要被征用时是“白衣天使”，作为女性被贬低时则变成“医媛”。

作者: 【美】诺姆·乔姆斯基 译者: 王燕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诺思罗普·弗莱在《培养想象》中也指出，我们常常被某些话语误导：这些话语可能是部分事实——真实性少到几乎可以归为虚假信息；可能是故意的拟人修辞，把政府和民族拟人，以引导爱戴或仇恨；可能是故意采用的含混不清和抽象的表述——它们真正的作用是欺瞒。

弗莱认为，我们并非没有夺回权力的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训练自己的语言，运用想象，识破作为欺骗手段的修辞，与别人的和自己的陈词滥调斗争，“当我们在斗争时，我们就站在了真正的、永恒的人类文明的一边”。

作者: [加]诺思罗普·弗莱 译者: 李雪菲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确立自己的叙事也是一个夺回权力的过程。《文学改编指南》的作者伊冯娜·格里格斯在书中写道，“有权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格里格斯分析了《皮普先生》对《远大前程》的改编，通过摒弃原有对成年人评述视角，采用儿童的视角，《皮普先生》的作者让主人公认识到了她的文学偶像狄更斯的缺陷与不仁，故事的最后，主人公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回应“经典”，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叙事和话语权力。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有了女性主义视角的改编或重述，其中知名的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以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的视角重述《奥德赛》，以及安吉拉·卡特对《小红帽》《蓝胡子》等童话的女性主义视角重述。作家约翰尼·桑普认为，这样的重述“将在未来保障每个声音都被听到，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

作者: [英] 伊冯娜·格里格斯 译者: 阎海英 

出版：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除了为自己发出声音，我们还有责任为那些不被听见的“他们”发出声音。他们可以是我们门外的穷困老者，可以是孟加拉的饥民，也可以是饱受政治动乱、种族冲突、传染病肆虐之苦的人。

叶礼庭在《陌生人的需要》中从门外的穷困老者开始，深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奥古斯丁的宗教思想、休谟和卢梭的哲学思考，探讨了“需要”的意涵：人类有衣食住行、教育和医疗的需要，这是我们的生存所需，也是我们的权利；此外人类还有爱与被爱，归属与团结，尊重与荣耀的需要，这些是我们发展的需要——这部分需要往往遭到忽略。正确认识这些“需要”，我们才能继而思考，如何为他们发声，以及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作者: [加]叶礼庭 译者: 陈晓静 

出版: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不同于叶礼庭的高蹈，彼得·辛格的《饥饿、富裕与道德》提供了从伦理到实践，从哲学论证走向知行合一的具体指导。辛格的观点是，对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无论距离远近，我们都负有相同的道德义务。如果在不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的情况下，我们有能力阻止不良事件发生，我们就应该有所作为，这是我们的义务，而非像我们通常所认知的，做了是慈善，不做也非不道德。辛格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贫困问题的激进方案：我们每个人应当将基本需求之外的财富盈余中的大部分捐出去，去帮助那些遭受极端贫穷以至于危及生命的人。当他统计了美国前10%的高收入阶层的确切财富之后，他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消除全球贫困会非常容易，如果没有完成目标，我们将没有任何借口为此开脱。

作者：[澳大利亚]彼得·辛格 译者：王银春 

出版: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辛格的方案是非常激进和有争议的，尤其是，如本书新书分享会中公益盒子的创始人何流所说，一般人读完辛格都会产生抵触的心理，因为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贡献或者牺牲。即使跨越了这一层，人们也依然在争论，我们对于远方的人与眼前的人是否有同样的责任，以及是否存在比捐赠更好的解决方法。但是，辛格的意义在于，他确定了我们应该秉持的道德立场，并尝试根据分析和计算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此帮助我们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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