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扣艳 | 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批判——微博“热搜”话题的批评话语分析

2021年第4期

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批判

董扣艳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青年亚文化。近5年来，在CSSCI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篇。其中，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全文转载2篇，被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3篇。近1年来，主持浙江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1项、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项。

摘 要: 性别研究具有深厚的话语分析传统。通过收集2020年度微博“热搜”中的性别话题及其评论区留言为文本，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在剖析网络空间女性话题的公共呈现、女性形象的男性书写、女性身体的男性凝视、女性选择的价值之争、老年女性的情感缺失等多重父权叙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网络性别话语背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遵循性别由社会文化建构的逻辑理路，从社会结构和传播媒介两个层面探究了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并据此提出破解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平等社会性别秩序的实践思路。

关键词：性别冲突；父权制意识形态；微博“热搜”；性别平等

基金项目：2021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二次元’文化影响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21GXSZ002YB）;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与有效路径”（Y20204417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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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000字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舆论向来是洞察社会尖锐矛盾与突出现实问题的窗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当今的网络舆论场，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集散地、话语碰撞的大擂台”，是反映社会问题、窥探社会心态的重要窗口。在一系列与社会性别有关的时事热点问题推动下，对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成为2020年度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网络舆论中直接或间接出现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仅不利于提升女性群体的幸福生活体验，还会激化不同性别群体的矛盾、危害社会风气。本文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2020年度微博“热搜”中的性别话题及其评论区留言为文本，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多重叙事及其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由来已久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破解之道。

一

性别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传统

      批评话语分析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的研究路径是以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为基础，对各类文本中蕴含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揭示和批判。学界关于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具有深厚的话语分析传统。在性别研究领域，批判分析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取向，已有不少学者通过揭示社会性别机制中的权力关系，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展开批判。

(一）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整体而言，批评话语分析是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理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第一，语言学理论基础。在语言学视角下，以各种文本形式呈现的语言或话语中总是蕴含着权力压迫或意识形态斗争，是洞察社会生活实践中权力关系的窗口。一般而言，掌握较大话语权的一方往往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据上风。“语言不应被视为‘表现’‘反映’，或是抽象体系，而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方式，符号的物质形体在社会冲突与对话的过程中被转化成意义。”正因如此，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传统格外重视对各类文本展开具体语篇分析。“在语言研究领域，话语分析最受瞩目。话语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被看作信息、认知过程、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等，因此话语分析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从话语的哲学起源来看，语言或话语根植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据此，对于话语的分析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重视话语生成的情景语境。话语是社会生活实践在语言层面的反映，对于话语的分析要在“宏观的社会、文化或情景语境中”展开。另一方面，要重视话语阐释的互文性。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任何话语都建筑在已有话语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为了充分保证话语分析的信度和效度，首先要了解特定话语体系的演进脉络和生成背景，在历时性分析的基础上准确阐释其在当前社会生活语境中的权力关系指向。

      第二，社会学理论基础。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福柯深刻揭示了特定社会结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内在关联，为话语分析的批判性研究夯实了学理基础。他认为，权力不是单单存在于政治领域的结构性概念，而是像毛细血管一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话语总是受到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惯习”约束。在这里，“惯习”就是在特定社会权力关系影响下形成的各类社会条件的组合。福柯深入剖析了话语秩序的生成逻辑，指出：“话语中存在着一种散布系统，这种散布系统体现了对象、陈述行为、概念与主题之间某些固定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指的是次序、对应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等等，这样的规律性构成一组陈述，我们就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话语。”话语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反映出不同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所处的权力位置，规约着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权力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战术、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联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在现实生活中，话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对个体的规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话语控制得以实现的。

(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

      批评话语分析以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为基础，将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和社会学的话语理论加以整合，以批判的视角对具体话语事件中隐藏的权力关系进行揭示和批判，为以微博“热搜”话题、抖音短视频、知乎帖子等为代表的数字文本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第一，费尔克劳夫的话语三维分析框架。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劳夫认为，“话语是有着社会建构性的。它不仅是表现世界的行为，而且是说明世界，在意义上构建世界的行为”。可见，语言是由社会建构的，总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制度的影响下反映世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话语三维概念”模式，认为任何话语都是由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组成的三维概念。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进路应从以上三个维度依次展开。首先，立足于特定文本，从语言学角度对文本的内容和叙事逻辑进行剖析。其次，结合话语生成的情景语境，揭示大众传媒、资本、社会文化制度等现实因素对话语传播的影响及其表征。最后，解释清楚话语究竟是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并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规训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

      第二，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话语“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能够干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话语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行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批评话语分析离不开对话语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揭示和批判，研究者“寻求的答案是有关社会经验是如何被创造并赋予意义的问题”。批评话语分析与一般话语分析的区别就在于“批评”，强调通过对文本的具体语篇分析，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冲突，进而探索话语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刻影响。“批评”亦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关键环节，通过将文本语言放置于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考量，意在揭露语言背后隐藏的不平等权利关系，以及话语在维护社会特权阶层利益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即以“性别问题”这一具体的社会问题为切口，探究批评话语分析在揭示和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三）父权文化的性别权力结构

      第一，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男权制”和“父权制”都表征着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性别机制。相较而言，“父权制”概念的内涵层次更为丰富，“不仅表示着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还隐含着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批判父权制，一方面是对男性中心的自觉抵制，另一方面是对家长制的反叛，一定意义上男权中心和家长制是同构的，所以需要同时批判”。在父权制意识形态控制下，社会文化制度建构起“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命运”的“男性第一性、女性第二性”的性别秩序，使女性成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在社会结构上处于相对弱势。父权文化强调男性统治，是一个男性控制女性的性别权力结构。在男权社会里，社会主张的核心价值总是坚持男性利益优先，而女性则被社会性别机制排除在最高权力机制之外。“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社会一切通往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在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社会结构下，男性意志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尺，女性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是被男性所控制的“他者”。正如波伏娃所言，“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并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者”。

      第二，父权文化下男性亦受压迫。父权制是指“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根据这一定义，人们倾向于把父权制理解为一种男性统治女性的文化和制度形态，而忽视了作为个体的男性本身也是父权文化的被压迫者。“父权制不是简单的个体男性‘统治’女性；作为制度，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统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统治的限制。”在父权文化的思维定式中，坚强、独立和理性是男性气质的基本特征。在男孩成长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社会和学校等不断向男孩传递“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不可以玩洋娃娃”等观念。这种过于强调男性强大的社会文化使男性的情绪表达受到抑制，限制了男性从“洋娃娃”等玩具中获得成长体验的可能性，不利于男性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想改变直至推翻父权制意识形态，重新建构适合两性发展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单靠女性一方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还需要男性的支持和参与。“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为了女性，也为了男性。”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不是制造性别对立，而是使男性和女性都能摆脱男性中心文化的束缚，在彰显个体自主意识的前提下实现男女两性的全面发展。

(四）批评话语分析在性别研究中的应用

      遵循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批判取向的性别研究是强调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反思不断再生产出父权制的性别关系的知识体系”。

      第一，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父权制。父权制不仅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存在，还是一种揭示父权制的存在及其对女性压迫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父权制，即是批评取向的性别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处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至于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很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为了清楚揭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统治是如何产生的，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要揭示父权制的存在及其对女性的压迫。只有（必须）运用父权制的概念或方法。反过来讲，不运用父权制概念和框架，就看不到妇女受压迫这一事实存在。当前许多研究就是将父权制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父权制的存在形式的”。采用父权制的研究范式，离不开对性别关系中的权力、统治、等级和秩序等因素的考量。这亦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特征。

      第二，性别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对反映社会性别问题的文本语言展开批评话语分析，有利于理解文本中的性别议题与社会文化制度之间的关联，揭示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推翻父权制意识形态在社会秩序中的统治。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舆论宣传所获得的权力”对大众造成的隐性控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根据汤普森对于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界定，在父权制意识形态控制下，男尊女卑的性别话语服务于男性统治。大众传媒生产的性别符号在社会范围内广为传播，促使社会成员在接收信息的同时接受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普及，各式各样的网络社区中生成了海量的数字文本，以这些数字文本为代表的大众传播话语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内容。近两年来，在一系列与性别问题有关的社会热点事件的推动下，广大网民在微博、知乎、B站、天涯论坛等各大网络社区展开热烈讨论。本文以微博“热搜”中的性别话题及其评论区留言为文本，对相关文本的内容和叙事逻辑展开批评话语分析，进而揭示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第三，本研究的资料搜集与使用情况。本研究的资料搜集始于2020年作者参与的中国网民思想动态调查。该调查以微博、B站、知乎等三大网络社区为田野，主要侧重对2020年度中国网民关注话题及其思想动态总体状况的了解。经过观察、调研与分析，作者发现，性别问题是近年来各大网络社区中网民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据此，作者以匿名粉丝的身份进入“话题超话——新浪微博超话社区”，着重关注该社区中的性别话题及其评论区留言。2020年1月至12月期间，作者日均有3个小时沉浸在微博“热搜”的性别话题社群中，在浏览评论区留言的同时也发布讨论话题参与互动，从中搜集、记录和保存涉及性别议题的多模态文本资料，最终形成了包括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在内的自建语料库。其中，一部分语料为女性主义行动者、知名歌手、知名作家等网络意见领袖发布的音频作品，作者对相关音频作品进行了文字转录，并将其作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多重叙事的论据，为相关论点提供有力支撑；一部分语料为微博“热搜”话题评论区中获得较高点赞率或转发率的网友留言，作者在下文中直接引用了11处相关度较高的网友留言文本，作为相关论点的补充说明材料。

二

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多重叙事批判

      性别研究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个体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文化不断建构的产物。2020年是“众多性别议题讨论爆发的一年”，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力较大的性别事件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包括：鲍某某涉嫌性侵养女案、杭州杀妻碎尸案、拉姆案、“拼多多名媛”事件、“假靳东”事件、张桂梅校长反对当“全职太太”、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谭维维“小娟”事件等。，促使性别暴力、女性生育、女性职业等更多性别议题进入公共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微博“热搜”话题通过设置性别议题引导社会公众展开性别问题大讨论，掀起声势浩大的网络性别行动，推动女性被“看见”。本文以2020年度微博“热搜”中的性别话题及网友留言为分析文本，揭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多重叙事维度，并对其展开批判。

(一）女性话题的公共呈现

      2020年度，微博“热搜”中涉及性别暴力的女性话题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家庭暴力话题的公共化。随着杭州杀妻碎尸案、拉姆遭前夫纵火烧伤去世等一系列影响恶劣的家庭暴力事件被曝光，无形之中激化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性别暴力之下女性的生存处境。一些具有高流量价值的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发声，主动设置拒绝家庭暴力的讨论议题，引导社会公众理性反思与批判性别暴力问题。2020年底，知名歌手谭维维发布新专辑《3811》，多侧面揭露了恶劣家庭暴力事件下女性受害者们的故事，迅速成为网络热搜话题。在该专辑中，歌曲《小娟》的影响力最为广泛，以这首歌为代表的社会性别大讨论也被称之为谭维维“小娟”事件。《小娟》以近几年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被迫害案件为原型，在呈现案件细节的同时，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反思为何会出现“隐去我姓名，忘记我姓名，同一出悲剧，不断上演继续”的局面，以及如何在公共政策层面着力杜绝家庭暴力事件。歌词“奻姦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娱嫌妨嫉妒”揭示了性别化造词和词形中存在的女性歧视现象，表明社会生活中依然残留着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厌女”文化。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必须纠正这些存在于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歧视修辞。

      歌词字字血泪、让人毛骨悚然，尤其18个女字旁的文字更是揭露了长久以来对女性的偏见。可现实往往比歌词更加恐怖，杀妻案频发，形形色色的家庭暴力更是屡见不鲜！我们反对各种性别歧视及暴力！感谢维维为女性弱势群体，为这个社会无数个“小娟”发声！

      第二，女性生理话题的去污名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施加精神压迫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女性生理现象的污名化，认为女性月经是“不祥”的表现。在当下中国，由于性教育力度相对不足，仍有不少人对女性月经现象缺乏正确认识。这种对月经“赋魅”的错误认识不仅存在于男性群体中，甚至就连女性自身也有这样的认识。多数女性羞于提及月经，通常把月经期隐晦地称为“大姨妈来了”“坏事儿了”“倒霉了”等。在“月经不可说”“月经羞耻”“月经不光彩”等错误观点影响下，月经成为谈“性”色变的衍生品，不能在公共场合言说和谈论。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湖北成为疫情重灾区。一些女性主义行动者关注到，卫生巾、内衣裤等女性生理用品没有被列入防疫物资清单，防疫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期需求尚未得到应有重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志愿者梁钰在微博上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公益项目，让女性生理期的卫生用品需求进入公共议题之中，推动女性生理卫生用品纳入疫情保障用品清单，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政策制定的性别视角。

      ……对月经的妖魔化我不太喜欢。男性如果感冒、牙疼、胃疼、身体不适，不也会脾气暴躁，难以集中注意力吗？也希望女生遇到痛经的情况时，可以寻求安全有效的方法缓解症状，而不要因此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或是把无理取闹和推卸工作视作理所应当。

      第三，性骚扰/性侵犯话题的去羞耻化。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是性别歧视的具象表现，直接体现为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力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要求、施加性侵犯，给后者带来严重的身心创伤，反映出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性骚扰和性侵犯现象不仅存在于成年人之中，还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之中；不仅出现在异性之间，还有可能出现在同性之间。在男权社会的惯性思维影响下，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的性骚扰、成年男性对未成年女性以及成年女性的性侵犯现象。2020年度，鲍某某涉嫌性侵养女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等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网友们在微博上发起“#鲍某某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案#”“#弦子我们和你在一起#”等讨论话题，推动男性对女性施加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话题进入公众视野。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虽然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却是一个共性问题。近几年来，国外兴起的“Me Too（我也是）”运动唤醒了我国新生代女性群体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反性骚扰/性侵的行动中来，推动社会普遍关注这一问题。

      性骚扰或者性侵犯本来就取证困难，如何在没有第三人的空间里，证明自己被性骚扰了，也是现在女性维权的困境。所以不管弦子输还是赢，都很有意义。赢了，就是向历史要到了答案，输了，就是向未来提出一个问题。

(二）女性形象的男性书写

      现阶段，媒体关于女性形象的报道仍是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秩序下完成的，多数媒体报道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书写女性形象，不能客观表达出属于女性群体的真实声音。

      第一，被忽视的女性劳动者。父权文化主张，男女双方在家庭内外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劳动性别分工体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化模式，形成了“将性别不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生活经验、机会和工作场所等社会位置上的社会机制”。父权制意识形态通过强化劳动分工的性别刻板印象，不断固化公众的职业性别隔离意识。在公共生活领域，女性总是被认为从事辅助性的社会工作，而男性则从事具有职业等级的工作。2020年初，在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要关头，全国各地派出多支医疗队奔赴抗疫一线。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当年3月，援鄂医疗队员的2.86万名护士中，女性占比接近九成。尽管如此，在同一时期媒体报道中涉及抗疫英雄事迹报道的新闻配图里却鲜有女性医护人员身影。媒体对于女性医护人员的议题设置主要围绕“与丈夫孩子依依惜别”和“为了穿防护服而剃发落泪”等微观叙事展开，忽视了女性在抗疫中的社会担当。为了让公众正视各行各业里女性劳动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以“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行动者在微博上发起“#看见女性劳动者#”网络性别行动。行动发起者以 “工作的优劣完全取决于自身，完全排除了性别的差异”为目标，号召广大网友在线记录身边的女性劳动者，争取打破社会公众对女性职业形象的刻板印象。

      不是她们不在，而是你们不看不报道不记录。从古至今，一贯如此。

      第二，不可言说的女性情欲。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是由社会文化机制不断建构起来的。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男性话语写作逻辑下，形成了针对男女两性情欲表达的双重标准，即：男性的情欲表达是正常的、无关道德的，而女性的情欲表达则被认为是放纵的、不道德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认为，男性话语写作逻辑往往会忽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女性对于身体和欲望的独特体验只能由她们自己描述。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女性书写”概念，主张女性自主书写自己的身体与欲望。“诗人余秀华告白李健”事件就是女性自主书写自身形象的生动呈现。“哦，李健！赐我不会消失今生记忆的来生，第一个遇见的就是你。赐我美丽健康，赐我才华如初。赐我干净如玉，赐我没有哀伤。”然而，在余秀华的这条告白诗微博动态下，却充斥着广大网民的讥讽甚至谩骂之声。父权文化的男性话语定义了性活动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控制模式，使公众相信男性在性关系中掌握主动权，而女性则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与之不同的是，诗人余秀华却刻画了一个思想独立、个性鲜明的女性主体形象，毫不隐讳地在网络公共生活领域中展现出女性主体情欲表达的自主性。这种对情欲的女性书写打破了父权制建构起来的男尊女卑性别秩序，也使女性“谈论性成为反抗压抑的英雄行为”。

      她一方面和女权名下已然浑浊不堪的话语圈撇清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回避性爱与性话题的讨论。她有更加真诚与本质的呈现。她超越性别，保持独立。……这就是“荡妇”@余秀华最可宝贵的贞洁。

(三）女性身体的男性凝视

      对于微博“热搜”话题榜上被围观的女性而言，“看”与“被看”的关系实际上蕴含着男性统治的社会性别秩序。在男性“凝视”之下，男性是“看”的主体，而女性则沦为“被看”的客体。

      第一，加剧女性身材焦虑。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身体被社会文化所规定，是“规训力量”的“场所”。在父权文化主导的社会性别秩序之下，女性的身体成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女性对自我身材的悦纳度建立在男性审美标准之上，以男性眼光为标尺来塑造自己的身材。“身体之所以可以强有力地反映文化，并成为社会控制的中心，是因为身体可以无穷无尽地被操纵——重新塑造、设计与改建，可以灵活地变迁，以符合时下的风尚与文化价值。”在商业资本和网络流量的双重裹挟下，一些娱乐媒体把女明星的产后身材状态作为一项重要的报道题材。在这种把女体性感化的反常舆论导向下，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完美身材形象被不断强化，引起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普通女性对自己不完美身材的焦虑。在2020年微博“热搜”的性别话题中，随着“#郎朗吉娜怀孕腰没变化#”“#水果姐产后身材#”“#唐艺昕产后身材#”“#郭碧婷产后状态#”等话题的持续发酵，网友们开始关注女性的身材焦虑问题。上述“热搜”话题均站在男性视角审视女性的身体，并对女性的身体和思想产生规训。

      男人觉得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却又不许生孩子必然长胖松垮外形变化的存在。好一个春秋大梦。

      第二，加剧女性年龄焦虑。年龄增长是个体生命历程中必须经历的事件，男女两性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但是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年龄增长带来的焦虑感更为强烈。这首先是由女性的生理因素决定的，根据劳动性别分工，女性承担着社会人口再生产的任务，而只有年轻的女性才具备生育孩子的生理条件。此外，社会文化对女性“美”的评判标准也总是和年龄相互勾连。在男性视角下，年轻的女性更具有性吸引力。网络上流传的“男人至死是少年啊，甭管多大岁数，永远喜欢十八岁的！”等言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2020年度，热播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多次登上微博热搜话题榜。节目中，40、50岁的“浪姐”们以青春靓丽的造型、活泼动感的舞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竭力向观众证明：年龄不是问题，“姐姐”依然年轻漂亮、不显老。实际上，这种做法仍是在男性中心的审美逻辑下评价女性，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微博中出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初立意#”“#乘风破浪的姐姐评判标准#”等话题表明，广大网友正在对男性中心的审美逻辑进行反思。从播出效果来看，该节目不仅没有缓解甚至还加剧了一些普通女性的年龄焦虑，因为和“浪姐”们相比，她们缺乏充足的时间和金钱资本来“保养”自己。相比而言，由电视剧《三十而已》引起的微博话题“#30岁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三十而已女性角色#”等讨论更具有女性自主意识启蒙意义。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年龄不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限制因素，长远角度来看，女性作为创造主体、生产主体、消费主体的价值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因此无须用年龄来约束自己的发展潜能。

      姐姐们互相也都夸“瘦”和“美”——所以其实你们还是不能、不愿面对接受自己的真实年龄。这可不算什么打破年龄桎梏，而是把真实年龄模糊美化，扮演一个“不变老的人”，主动迎合社会对大龄女性的歧视，努力往男性审美的标准框里钻。女人并非只有年龄这种评价标准，我以为这个节目在打破这个观点，没想到它是在强化它、呼唤它，甚至谄媚它。

      第三，刺激女性符号消费。身体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符号意义。当前，蓬勃发展的“美女”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与父权制合谋的产物。“一切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其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社会流动性的修辞、满足针对另一种文化外目标、或者干脆就只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在性别化消费趋势下，商品被社会性别文化赋予了特殊的符号意义。女性消费者在购买口红、包包、高跟鞋等商品时，不仅购买了它们的实用功能，还购买了它们的符号意义。2020年10月11日，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刷屏，引起人们对“拼多多名媛”这一群体的关注和热议。文中揭示，群里有大量女性通过“6人拼单魔都顶级双人下午茶”“40人团购外滩顶级酒店”，甚至“共享二手Gucci丝袜”来打造“上海名媛”人设。女性消费者通过消费高档商品的符号价值来“包装”自己，不断建构精致女性的“名媛”形象，目的是获得“高富帅”男性的青睐。在两性关系中，更在意打扮的一方往往处于性别权力交锋的下风。显然，“拼多多名媛”的符号化消费体现了她们对自身内在主体性的忽视，在追求符号消费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物化，最终陷入父权文化的圈套。

      “上海名媛群”事件打开了很多人的“新世界”。原来，有一群女孩子居然这么“拼”——用各种“拼单”包装起白富美的名媛形象，以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或利益交换的最大化。然而，名媛不应是金钱贴上的标签，欺骗换不来真正的幸福。

(四）女性选择的价值之争

      父权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性别社会化机制不断强化女性与生育、家务相关的家庭角色，而弱化其在公共领域的社会角色，使她们陷入关于生育和事业选择的价值争议。

      第一，生育自由之争。“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在父权制性别秩序中，女性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在我国封建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仪礼•丧服》中概括了男子休弃妻子的七个理由（“七出之条”），第一条即是“无子”。在这里，父权文化将女性的价值工具化、简单化了，女性的价值不应由生育来体现。2020年6月，一条关于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抖音视频评论留言写道，“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让你再年轻30年，到了100岁，你的容颜难道还能保持30岁的样子，即使你再美再优秀都逃不过岁月的摧残，而老了以后，孤身一人，也享受不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此言一出，微博“热搜”榜上多次出现“#女性必须得生孩子吗#”“#生育是否为女性必选项#”“#杨丽萍评论#”等话题。波伏娃认为，母性、母职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要经历的问题。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生育是个体的自主选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孩子等都应由女性自己决定。然而，在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下，那些自愿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却要面对“母鸡不生蛋”的话语压迫，不得不承受生理和心理双重压力。

      看了杨丽萍那个评论能有那么多赞，我才真的疑惑为什么有人会把下崽当做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当成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也不解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只能接受一种活法，还要对其他的活法抱有那么大的恶意。好像当看到一个容貌、事业各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女性，让她感到嫉恨，所以只有说出“你没有儿女，你真失败”，才能让她心里稍微得到一些自我安慰，才是真的可怜。

      第二，是否“回家”之争。根据父权制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公共领域的工作应该由男性承担，而女性则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家庭生活上。封建传统文化关于“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设定就体现了这种劳动性别分工下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附庸地位。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在整体上实现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和男性一样投身事业，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但是，由于性别秩序中约定俗成的劳动性别分工，“女性除了要和男性在工作领域竞争外，还需要担负起沉重的家务劳动，就像是抱着孩子拿着扫把和男人一起竞赛跑步，使得妇女觉得非常劳累和辛苦”。在这一背景下，“让妇女回家”的讨论再次进入公众讨论视野。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让妇女回家”的社会大讨论，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婚姻是妇女最好的职业”、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怎样分工才有最佳综合效益”。在微博“热搜”话题“#张桂梅校长反对当全职太太#”“#如何看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评论区留言中，网友们对于女性是否应该“回家”当“全职太太”进行了社会大讨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对于女性而言，成为“全职太太”意味着她们将失去在公共领域内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反映出夫妻关系中男性利益优先原则对女性全面发展的限制。和生育自由一样，“女人回家不回家（就业不就业）应当由妇女自己做决定”。

       一个女人，似乎只有依靠一个成功的男人，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才是成功的。……对一名已婚的女性来说，她所获得的幸福感既来自于家庭内部，也来自于自己的职业状况。有工作的女性，通常比无业的女性更幸福。

(五）老年女性的情感缺失

      除了常见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之外，在2020年度的微博“热搜”话题中还出现了一个聚焦老年女性群体的性别议题。由“假靳东”事件暴露出来的老年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父权制建构的劳动性别分工，女性被要求向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滋养，而她们自己的情感需求和生活起居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心，“步入老年后缺乏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伙伴与对象”。与此同时，相较于男性在职场上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价值，女性的家庭劳动价值经常被低估。“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男性将妻子在家庭中的劳动视为“不就是在家休息带孩子，有什么累的”，无视女性家务劳动付出给整个家庭和社会创造的重要价值。在情感生活的缺失、对家庭的付出被无视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老年女性逐渐对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劳动性别分工产生不满，试图从家庭以外的其他渠道获得情感慰藉。有学者对女性观看韩国偶像剧的心理需求进行解读，认为韩剧满足了女性观众的精神释压和情感共鸣需求，“韩剧中所体现的日常生活中的爱情、亲情、友情就是观众获得内心共鸣的核心，受到生活所迫的受众希望能在韩剧中获得心理安慰”。与之类似，“假靳东”事件中的老年女性群体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与假想“意中人”进行情感交流，也是一种从外界获得情感补偿的“幻想性”策略。然而，由于网络社交的匿名性和流动性，这种虚拟的社交关系是不稳定且有风险的。一旦参与其中的老年女性和假想“意中人”失去社交联系，她们将再次失去精神慰藉和情感寄托。

      追星族群中，最让人心疼的就是这批底层妈妈粉。婚姻没温暖，生活又太苦，假象营造出的一点点甜，是她们生活的全部美好动力！最容易被各类骗子盯上的也是她们，给两句好话就能让她引为知己，偶尔给个关心她就能奋不顾身。请注意，她们不是愚蠢，她们是缺爱！女人啊，只有不缺钱不缺爱才能够活得清醒又明白！

三

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

(一）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

      性别是由社会不断建构起来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在“制造性别”的社会文化逻辑下，网络空间中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是在现代性、资本以及媒介等多种因素合谋下生成的。

      第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影响网络空间性别秩序建构的结构性因素。

      国家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决定着性别秩序的建构逻辑，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秩序建构与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关联。社会结构对社会关系和个体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指出，“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做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困扰是私人事务，论题则是件公共事务，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文化研究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也指出，“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这些观点都充分表明，个体的寻常生活经验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相互勾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构成性元素”，内嵌于国家的各项社会制度之中。社会性别秩序的建构受到社会结构形塑，因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社会性别秩序调整。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是表征特定历史时期现代性的风向标，更是社会文明程度发展水平的一项测量标准。从20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讨论，到毛泽东同志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再到近年来微博“热搜”中各项性别议题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充分显示出性别问题自始至终都与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紧密相关。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推动社会结构向文明程度更高的现代化水平过渡。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这些现代性权力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如后现代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消失，相反，它潜在却有力地生产了现代中国的性别传播”。此外，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唤醒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在造就新的社会生活主体的同时，也重塑了国家、用人单位、劳动力市场以及女性主体之间的权力与抗争关系。

      第二，蓬勃兴起的数字化传播是影响网络空间性别秩序建构的技术性因素。

      大众传媒在性别制造和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宰着社会公众对于性别关系模式和性别气质模式的认识。“对传媒的性别研究表明，传媒中的主体参与、内容和受众都有性别特性。……国家、男性主流社会和两性主体都加到性别知识的叙述中，互联网更给叙述带来了丰富的特性。”在我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比例约为33%，进入新闻工作高级决策层的女性占4.4%。这意味着，男性把持着媒介管理的领导权、文化符号体系的操纵权和内容生产的话语权，媒介的叙事以男性思维为标准，由此形成了代表男性利益的“性别的文化霸权”。在这种男权中心的性别话语主导下，女性在媒介呈现中经常容易被“忽视”，或者被贴上某类带有性别歧视的标签。正因如此，近年来的女性主义行动者才会持续发出“看见”女性、去除对女性的污名化等呼声。纵观2020年度微博“热搜”中的性别话题及其评论区留言的话语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跳出男性统治的思维框架，依旧延续着父权制意识形态色彩。那些被公众奉为圭臬的性别话语，正是由媒体所制造、被媒体所建构出来的。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媒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抗争手段。但是，我们在看到媒介对推动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事业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深刻反思它对性别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在个体生命体验层面，媒介既可以激发个体的性别自主意识，也精心设置了男性中心的话语陷阱。“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之间的交谈。”进入全媒体时代，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广泛普及，新媒体社交平台成为性别传播的重要媒介载体。以微博“热搜”话题、抖音短视频、知乎帖子等为代表的数字社区文本呈指数级增长，参与制造着社会公众对性别的想象、理解与接受。“传统上主流话语通过主流媒体得以传递的现实受到了网络话语的挑战，多种利益群体正在凭借网络而使其话语得到言说，在这些话语的竞争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家庭利益、男性利益、妇女群体利益以及妇女个人利益之间的竞争。”因此，要理性认识网络新媒体对性别制造和性别传播的“双刃剑”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发挥出互联网在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事业中的舆论“急先锋”作用。

(二）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破解之道

      父权制意识形态阻碍男女两性全面发展，不利于构建平等的社会性别秩序。基于前文对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生成机制的探讨，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寻求破解之道。

      第一，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宏图。

      探讨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是打破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秩序，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由于性别秩序由社会结构所形塑，因此，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探究破解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路。这种试图从国家层面将社会性别观念纳入主流视野的实践进路也被称为“社会性别主流化”。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发展方向。2020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专门举办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高级别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发展。会上，习近平发出促进性别平等的“中国声音”，强调“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暴力，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要认识到“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这表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宏图，是当前和今后中国性别平等和妇女事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每个方面均与性别公平密切关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促进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鼓励女性从家庭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生活领域。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宏图，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更加重视性别因素，从社会结构上改变性别权力的运作模式。同时，社会各领域的公共政策制定也应树立性别视角，竭力规避因性别视角缺失而造成的政策制定不公。在实践层面，社会性别主流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有效结合路径就是开展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性别反映预算作为政策工具，能够“正视性别差异的存在，针对男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加以特殊的安排与规定，避免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导致社会发展上的不同，从而纠正原有政府预算中的社会性别盲视”。

      第二，强化媒介治理，建构与传播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大众传媒应该摒弃男性统治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主动设置与平等性别关系和新时代女性形象相关的议题，客观公正地建构与传播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针对“在性别意识形态变革、性别权利的变迁中，网络舆论的作用呈现出正、反两方面，甚至更多层面的效应。这使得女性与网络空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这一问题，大众传媒还要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与反思性别不平等现象，为实现男女两性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从媒介治理视角出发，明确提出“禁止在媒体中出现贬抑、否定妇女独立人格等性别歧视现象”，为大众传媒建构与传播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在媒介文化和传媒政策层面，要“对文化和传媒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评估，反映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和需求，制定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文化和传媒政策，禁止性别歧视”；在大众传媒宣传报道的舆论导向层面，要“大力宣传妇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充分展示妇女参与和推动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贡献。大力宣传妇女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引导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在媒体行业的队伍建设与组织管理层面，要“提高媒体决策和管理者及从业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等。

      为了更好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与传播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还需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导，将性别意识纳入媒介治理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主流媒体和其他一切媒体都要坚持弘扬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自觉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关于女性形象媒介呈现的要求作为指导行动指南，积极建构性别平等的媒体议题，生产倡导性别平等的文化产品，为新时代妇女解放与性别平等事业提供舆论支持。另一方面，提高网民的媒介性别意识素养。网民的媒介性别意识素养决定着他们对大众媒介传播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和批判的能力。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受到资本裹挟，因此媒体建构的性别话语总是夹杂着性别不平等色彩。必须使广大网民认识到，“在男女合作的世界里，我们对正义、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我们对知识和精神启示的渴望，以及我们对爱和美的向往，最终都将获得满足。而且在走完男性统治的血腥的历史弯路之后，妇女和男人最终都将发现人类潜在的意义”。因此，个体在接触媒介信息时，不能毫无思考地全盘接受，而要在理性审视的基础上批判接受，避免落入大众传媒制造的性别秩序“圈套”之中。

（责任编辑：徐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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