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时代的对话 ——连台话剧《雷雨》《雷雨·后》研讨会在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成功举办
曹禺先生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卓著的剧作家，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他所创造的每一个角色，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其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自1934年以来，《雷雨》在话剧舞台上多次上演，也被改编成戏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作品。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不同的舞台演绎了不同的《雷雨》。今天，央华戏剧将曹禺先生的经典作品《雷雨》与曹禺之女万方创作的《雷雨·后》制作成连台戏，让这台演出不仅成为一场父女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两代人、两个时代的对话，是中国文化过程中的集成。
连台戏剧《雷雨》及《雷雨·后》剧照
（供图：央华戏剧）
2021年8月，中宣部、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2021年10月24日，为学习、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意见》精神，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举办“经典与时代的对话 ——连台话剧《雷雨》《雷雨·后》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理论办公室主任胡晓军主持，专家学者们围绕“经典如何与时代对话”发表观点意见。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夏萍做了总结发言。
会议嘉宾合影
徐正清（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一级编剧）：两台戏制作方邀请法国导演来导，我觉得是一个创举，导演打破了舞台界限，试图让空间限制不再成为阻碍，这种新的呈现形式给观众不同的观剧体验。
关于《雷雨·后》，看戏之前，我没有去刻意了解，我觉得或许用一种空白的状态去看一部熟悉的经典的延续是一种新鲜的体验。看了以后，很出人意料，《雷雨·后》没有按照线性结构叙事，也没有故事情节的大开大合，而是通过原著人物老年后的回忆、自省、宣泄，呈现出所有人在经历一件可怕事件和长久岁月煎熬之后的生命状态，它不是对《雷雨》的续写，而是全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丁罗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没看以前我怀疑法国导演能不能理解《雷雨》反映的那个时代。看完以后，没有失望，有新的理解，新的形式，启发我们进一步对经典作品思考。从接受角度来讲，央华做了好事。法国导演“通过两个完全相反的家庭，来研究激情。”这是他的导演阐释，剧里确实并列了周鲁两个不同的家庭，对照的点是激情，这是导演构思的核心点。激情是什么？人性中或者人的生命力的体现，人有生命力才有充沛的激情，如果人的生命力退化了，激情也消失了。周朴园、周萍、繁漪激情在消退，鲁贵精神上已被阉割，是什么造成激情的消退，生命力的退化，导演更多从国际性的视野去探讨这个问题。曹禺的这个主题是超越时代的，他从《雷雨》开始就歌颂生命力，他的《原野》《北京人》《家》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探讨中国人为什么激情消退，这个问题很深刻。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看得出该剧的导演很有想法，大理石和原木的布景我很喜欢。特别喜欢在鲁贵家的那幕戏，整体把握比较好。《雷雨·后》是对《雷雨》比较经典的理解，包括激情、人性。《雷雨·后》设置了一个旁白，但觉得旁白没用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典与时代的对话 ——连台话剧《雷雨》《雷雨·后》研讨会”现场
孙孟晋（上海电视台纪实人文频道艺术顾问）：曹禺的《雷雨》是一部戏剧化冲突剧烈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万方的《雷雨·后》是在她的立场上的延伸，有对父辈的交织复杂的情感，又有很女性视角的表达，罪与罚的主题更当代，也是一种被恐惧笼罩的诗意。曹禺经典的爱与憎恨的较量，在法国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的处理下，盛夏的焦躁于大理石质感的灰白背景底下，变得更为压抑和有窒息感。导演显得很内敛和克制，他不希望演员的情绪饱和化，是在现实主义结构下的暗流涌动，人际关系宛如又一次被解构，但从表现上来看，它很忠实于原著，只有删减没有增量。这恰恰有着一种错觉，导演用冬天的孤寂和萧瑟来演绎那场充满欲望的人性意义上的崩溃。导演在处理《雷雨·后》时拉开了反差，当舞台上不断出现低沉的吟唱，和浸透着败落的鲜花，你难以确信最后的落幅是和解。万方的焦点在繁漪身上，她不再是一个挣扎与抗争的角色，在《雷雨·后》的疯癫中的繁漪显得更深刻，她是万方的家庭关系的缩影，同时又是社会意义的女性的缩影。我是饶有兴趣地看完《雷雨·后》的，它和《雷雨》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好比曹禺架构了一个大的结构，万方只想抽出一根骨头，赋予了自己的生命感受。
石俊（上海戏剧学院导演，副教授）：今天建立经典剧作和当下观众的审美关系，这个作品做到了，我觉得很兴奋。《雷雨·后》是对这个时代再挖掘的先声，我觉得可以把视角变一变，借繁漪把原作视角解开，让观众的获得感更强一些。
朱光（新民晚报文体中心主编）：大家进入剧场就像进入一个大型相亲现场，大家去找灵魂伴侣。我可以跟导演对话，跟编剧对话，跟演员对话，去寻找我的灵魂伴侣。这是接受美学的互动关系，有了观众才有戏剧的完整性，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寻找灵魂伴侣，双方互动的理解才完成对这个戏的理解。我个人非常喜欢《雷雨·后》，我觉得是一种灵魂伴侣。用《雷雨》的现实主义线性结构来呈现《雷雨·后》是没有必要的，不会做得比《雷雨》更好。我在北京看《雷雨·后》的首演，看到四凤满台爬起来摔倒，爬起来摔倒，在北京的版本是跑圆场，那一刹那我泪流满面，我完全懂这个戏的主题，《雷雨·后》的出发点就是人生的循环往复，它以回旋的方式告诉你青春就是激情的残酷的愚蠢的，再做一个所谓现实主义的后续没有必要，它就应该是一个感触，是个人的想法。它不是简单的序，不是简单的附加题，它是开放性的，激发个人的，你是什么人你就看到什么样的戏，你是开放的人你就能看到开放的空间，你是固守自己的人，你就看不到这个戏开放的部分。
王雪瑛（《文汇报》高级编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雷雨》首先是属于作品诞生的时代，同时又超越时代，历经时光之潮的冲刷，历经不同时代的对话，成就经典的品质。由法国导演埃里克执导的央华版《雷雨》是我们当下与经典的对话：更注重《雷雨》中超越特定时代的内涵，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注重对激情、欲望和爱情的呈现，在困境中人物与困境的对抗，人物对情感的渴望，对自我的追求。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非常简洁，给予了演员演绎角色最大的空间，关注点从戏剧意象和舞台效果转为对戏剧本质的思考，重点探索演员与演员的关系、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万方的《雷雨·后》，既是父女两代戏剧人的对话，也是代表着当代与经典的对话。《雷雨·后》的呈现更注重“写意”，对《雷雨》中人物的情感脉络和内心世界的梳理，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以悲悯之心，看时光流逝后，从人物的不同经历，人物的错综关系中，探究复杂的人性，我将这种方式理解为心理现实主义。
李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这版《雷雨》和以前版本相比有从写实到写意的变化。我看过人艺第二代《雷雨》，就是濮存昕、郑天玮分别饰演周萍、四凤的那版，完全按照写实主义的话剧精神，行云流水、严丝合缝、栩栩如生，演绎得非常经典。多少年之后，我对那一版依然印象深刻。这次看央华版《雷雨》，自然就容易和那一版作对比。如果说，人艺版是以写实为主要追求；央华版则尝试了许多写意的手法。可以肯定地说，央华版从各方面都希望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很富有时代感，整个布景非常象征化，僵硬、冰冷的大理石，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服装上从周朴园到鲁贵，他们都穿了西装，甚至是鲁大海不像以前工人的打扮，他也有比较时尚的一面。繁漪在最后一场的时候，公然挑战周朴园的权威，对周朴园的戏弄也好，蔑视也好，幅度非常大，已经完全突破了写实的表现。
《雷雨·后》的结构是散文式的、思绪式的，比一步一步推向高潮的《雷雨》的戏剧性弱了不少，所以我常常出戏。复排导演在场刊中说想表达原谅、和解与温情的主题，也许这个主题是时尚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但我以为是不切实际的，最多只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
程辉（文艺评论家，艺术节展策划人）：央华版的《雷雨》是我看到的这么多版本里最好的一版，因为我终于看到了《雷雨》中的人物不再刻板，不再受各种政治解读的影响，不再受文化标签的影响，而变得富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特别认可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在都在讲中国的戏剧如何走向世界的舞台，以及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戏剧用世界的眼光、用世界的语言来解读我们自己的经典作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央华版邀请法国导演的用意——试图用一种更加具有世界性的角度，让更多的戏剧人看到中国的经典作品。
看完《雷雨·后》，我不同意和解的说法，我也不认为万方是在解读《雷雨》，我认为这个作品是万方在试图通过《雷雨》这样的平台重新思考生与死。繁漪的“疯”、侍萍的“缝”（不停地缝制手上的东西）、周朴园的“赎”、还有“恕”——真真假假，“悲欣交集”，是在用一种空的禅意，用东方哲学的东西考虑生和死，考虑西方宗教里经常讲的救赎和宽恕。
与会专家现场发言
翟月琴（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不少观众一看到“连台”和“后”，对《雷雨·后》就产生了一种预设，以为它是演《雷雨》之后发生的故事。我的理解是，“后”指的是《雷雨》背后隐藏的意义：一是序幕与尾声的呈现，实现了曹禺先生寄望的“看有否有一位了解的导演精巧地搬到台上”；二是主观的意象、诗化的语言，呈现了《雷雨》剧本作为经典的一个方面；三是对每一个活着或死去的人的灵魂拷问，暗含了《雷雨》剧本不断被戏剧艺术工作者、戏剧文学研究者阐释的声音。从这个角度上讲，《雷雨·后》达到了我的期待。
相比较而言，这一版《雷雨》的演出叙事上不太够。与鲁贵一家逼仄、阴暗、贫寒的房间形成对比，周公馆的大理石岩板墙壁上波纹闪动，摆放着几件崭新的家具，整个舞台显得空旷、明净、宽绰。在如此“空”的舞台上演出，对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在细节上，演员还可以再改进。这倒不是要求演出一定要与原剧本吻合，《雷雨》的情节是通过人物性格推进的，人物行动不够容易导致观众出戏。
与会专家现场发言
张雅欣（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先，今天的主题是经典与时代的对话，在对话的时候，作为经典剧本的复排或者重排、重做、解构，是给谁看的？我们以为今天的观众会对经典版《雷雨》印象深刻，以至于难以接受今天呈现在舞台上的一切，但当我看到前排观众不停地用手机百度《雷雨》人物之间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不再怀疑经典作品在今天的观众接受度。
第二点，这个剧伴随疫情的发生发展而成长起来，《雷雨》和《雷雨·后》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和疫情很多事几乎重叠在一起，它有没有可能把经典舞台的这一幕，不管来自于激情也好，爱情也好，家庭也好，呈现出和今天的社会现实融合、并列、解构这样的相关关系？今天有了多种艺术的表达和表达方式，对经典艺术的呈现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界限、艺术门类的界限，甚至也突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线，王可然和埃里克的合作，证明这些界限逐渐被模糊、被超越。在这个过程中，《雷雨》和《雷雨·后》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在戏剧舞台上的对话，它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对话空间：中国如何看世界和从世界如何看中国。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1993年王晓鹰老师重排《雷雨》时删掉了鲁大海，当时惹起轩然大波，后来王晓鹰老师讲，他跟曹禺老师交流过，曹禺表示过鲁大海是他心中的一个疙瘩——当然，是不是曹禺老师的本意，很难考证了。从1993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了，过去的三十年来，我们看《雷雨》，很熟悉繁漪那个角度的激情，包括周朴园的激情，我们都很熟悉。《雷雨》和《雷雨·后》作为连台戏，基本上是以繁漪为第一主角，当然非常好。但有一个补充，过去了三十年，剧本中还有两种激情我们并不熟悉，一种是周冲的激情，一种是鲁大海的激情，这两种激情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呈现出来。
周佳（上海开放大学讲师）：法国导演把整个连台戏的制作都用了跨时空、跨文化的方式，来重新诠释和创造经典的戏剧空间，这就是经典与时代的对话。《雷雨》中，除了舞台形式的新颖、人文内核的把握，跨文化、跨时空的视听，以及形式感非常强的先锋戏剧的舞台设置、空间设置之外，我还看到导演对中国经典的跨文化解读和创造，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表现，比如四凤喝完酒躺在桌上，借鉴了西方画面中祭台上爱与死的祭品意象，又比如巴赫音乐作品的运用、爱情戏的表现等等。但其中也有一些断裂的地方，比如四凤当着周冲的面洗脚，感觉有点突兀，类似这样的细节也蛮多的。
《雷雨·后》是万方在再解释《雷雨》原作当中的生命力和激情，以及她对《雷雨》的理解，通过回忆赋予个体生命感知的形式，重新探索一种伦理重建的可能性。在今天家庭伦理匮乏的状态下，伦理重建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在《雷雨·后》里看到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探索和重建肯定会有争议。
诸位专家发言后，著名编剧、《雷雨》文学责编、《雷雨·后》编剧万方回应其写作初衷：真正的创作者在创作时绝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主义，只想着一件事对人类的天性、禁欲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索，怀着热切的渴望，寻找一条道路，一条能表达自己内心最酣暢淋漓的道路。因此，《雷雨》就是《雷雨》，永远的《雷雨》，当《雷雨》中发生的一切已经过去几十年，该死的都早已死去，活着的人度过了漫漫人生，这时候岁月和时间赋予《雷雨》以另一幅面目，复杂的人性，无常的人生，一切经过时间的海浪，日复一日的冲刷洗涤，那些埋藏很深的真相将显露出来，这是我创作《雷雨·后》的依据。
编剧万方女士发言
连台戏监制、北京央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雷雨·后》复排导演王可然解释：关于《雷雨·后》的“和解”主题，是我强烈主导的，不是万方本意。我见过很多尖锐的人生故事，到老了大家都在放下，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也和命运本身的规则有关。如果我们永远带着仇恨，人类也许就灭亡了。我希望《雷雨》呈现的人的惨痛的命运，最终能在最后给大家一点慰籍的光亮，这也是我观察人生的结果。第二，关于演员的语言，我认为语言一定要符合生命本身的逻辑。当大家都用一种发声方式表达的时候，会在舞台上形成一种奇妙的催眠的共振，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发声方式破坏了舞台艺术的民族化表达，所有的声音都是一个腔调。语言一定要符合生命本身的逻辑。周朴园的家庭是从南方搬到北方，在构建演员队伍的时候，我们找的是立足于偏南方的普通话为主，而扮演鲁贵的必然选一个北方演员。另外，我希望艺术要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救人，救脑子，救灵魂。
在研讨会之外，还有一些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发表观后体会，摘录如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雷雨》是中国话剧的标尺，经典中的经典。此次重温曹禺先生的全本，有一种原汁原味的快感。上半场最为出彩，每句台词，字字珠玑，节奏之紧凑，无松懈余地。后半场如果再浓缩紧凑，将为碧玉无瑕。法国导演所展示的《雷雨》，是一个视觉的盛宴。其仪式感、象征性之美，非传统话剧可比肩。周萍与四凤对戏的场景，亦戏亦舞，无声胜有声。更重要的是，导演以普世主义的视野，揭示了超越国界与民族的人类困境：情欲、挣扎与无助。最好的戏剧，必定是与人性中的自我冲突有关，这一版本的《雷雨》，已经抵达人性中的最幽深之处。
《雷雨.后》可视为对《雷雨》的细读版，抒情、独白、象征，将《雷雨》未曾展示的人物内心世界直白表现出来。这种风格的戏剧，和者盖寡，也易引起画蛇添足的误会。不管如何，经典是经得起再三玩味与多元诠释的，《雷雨.后》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表达。
姜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典就是经典！《雷雨》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然与当下相关，发人深思。我想这是因为五四以后的现代性发展几经波折，在中国社会和民众意识里仍然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仍然困扰着当代人。《雷雨》涉及的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女人的情欲和爱如何安放、普遍父权及其反叛等等，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存在。
这一现代性超越了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在人性和人性的条件层面上具有一般性意义，而这部剧的法国导演和独特的音乐设计很好地理解和阐释了曹禺原作的这一精神关怀，整个舞台美术和音乐歌唱强调人物的精神追求和压抑。特别要提到音乐，太棒了，给曹禺经典一个全新的舞台呈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陈恬(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对于当代剧场导演来说，《雷雨》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经典地位，《雷雨》的难啃则是因为曹禺的文本构成了一个封闭、原生、自足的世界，它自身即包含全部意义，而拒绝来自外部的刺探。央华版《雷雨》显示了突破这种封闭性的创作野心。它最显明的特征是模糊了时代性和地域性，而试图将之演绎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场景设计不追求历史精确性，白色大理石铺设的空旷而冰冷的周家，和原木结构的逼仄压抑的鲁家，都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现代风格，其尺寸、材质和色彩的区别凸显了阶级的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并不仅仅属于1930年代的中国。除了对鲁大海的强调，尤其是让鲁大海在观众席中发表罢工演说之外，直指阶级议题还有一个拼贴文本，即第四幕开场周朴园独自在家时，大理石墙面投影出阿方索·卡隆的电影《罗马》。1970年代墨西哥城的白人资产阶级家庭和印第安裔女佣的故事，与《雷雨》有一种浅层的互文，不过，我不太确定现场观众是否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实际上，这个略显突兀的拼贴文本使我感到，要突破《雷雨》的封闭性，仅仅做局部的穿凿很可能收效甚微，只有更坚硬的榔头才能锤破它的物质外壳，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加彻底的当代立场和方法。
连台戏剧《雷雨》及《雷雨·后》剧照
（供图：央华戏剧）
在本次研讨会的策划者和召集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子看来，以制作高端严肃戏剧，在品质保证和主流价值观的双重加持下，央华戏剧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引领社会潮流，用剧场抚慰世道人心，也赢得市场最广泛的支持。我们从央华戏剧制作团队身上看到了中国戏剧人的情怀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央华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目光去关注，用更丰富的语言去讨论，这也是今天组织这场研讨会的目的所在。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艺术评论》主编夏萍认为，“时间”是对“经典性”意义和价值进行判断的主要标准之一，而“时代”又是人类精神作用于时间的结果。研讨会在“回顾经典、对话时代”的主题下，不仅拓展了曹禺戏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必将在“时间之流”中丰富我们的审美经验，对当下戏剧创作和演出产生启示意义。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理论办公室主任胡晓军认为，《雷雨》问世至今，艺术呈现上有不断的修改、增删（包括曹禺本人在内）；研讨上有不停的发现、争鸣；欣赏上有不同的感受、见解，这都是一部经典应有的品相和品质。究竟怎样的文艺作品才算是一部经典？胡晓军总结指出，从《雷雨》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得起任何的审美反馈，只要反馈是真诚的；经得起任何的文化批评，只要批评是真诚的；经得起任何的学术研究，只要研究是科学的。
此次的连台话剧只是其中的一次呈现、研讨和欣赏，从“这一次”看，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中西交流、今昔碰撞、哲理思辨的特征，所有的意见都是有益的、可喜的、值得欣慰的，甚至个别是带有创新色彩的。胡晓军指出，此次研讨会的个性言论和正面争鸣，既站在了既有的文艺共识之上，又指向了更高的人文共识，至于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则是中间必不可少的内容和过程。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艺术评论》主编夏萍（左）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