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学生，老师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关注 |《自然》长文
本篇《自然》长文共3801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时间不够建议可以先“浮窗”或者收藏哦。
原文作者：Amanda Heidt
团队负责人公开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希望能消除对此的污名，获得机构的更多支持。
吸引Christine Le进入学术圈的原因有很多：弹性的工作时间，研究人员能自由选择感兴趣的项目，与同道合作，指导学生。Le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化学家，她对于能成为下一代科学家倍感自豪。但她还要同时平衡数十项其他任务，无论是管理预算，还是参加委员会、备课等，这些任务有时会压得她喘不过气。虽然Le很享受从三年前开始的助理教授和实验室负责人的工作，但她表示，成功有时候是以她自己的心理健康为代价。“你最后会把自己放在次要位置，虽然这其实是不对的，但当大家都指望你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这么做了。”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很熟悉，可能是因为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学术人士的这种经历：虽然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有大量报道，但人们对首席研究员（PI）的心理健康却很少关注，PI们需要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保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压力和疲惫席卷着全球的教职人员，他们只能牺牲自己的精神健康，而这个对学者要求很高的职业却很少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Kathryn Hess Bellwald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心理健康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来源：Adrien Buttier/EPFL
为了消除大家对心理问题的负面印象，很多PI现在开始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并推动与大学和机构开启如何提高对教职工支持这场迟到的对话。作为回应，学校机构也在收集数据，制定能营造健康科研环境的新政策——不仅为了学生，也为了它们的老师和员工。
有些学术领域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他们认为对研究人员身心健康的投入会影响他们的生产力，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的神经科学家Hilal Lashuel说，“但如果你状态不好，你的表现也达不到最好，自然也无法教好学生。”在两年里突发三次心脏病后，Lashuel公开呼吁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做PI的压力不小，Lashuel说，许多PI都愿意做出牺牲，包括长时间工作，不能陪家人等。“机构在招人时总是期待你能全身心投入，为了机构的发展竭尽所能，”他说，“但我希望这是双向的，机构和大学也能开始顾及员工的健康。”
职业过山车
对于新招募的教师，入职的第一天宣告他们结束了不稳定的博士后生涯，成为了职业科学家，而这背后是多年的辛勤耕耘。而新的阶段可能会与博士生或博士后时期全然不同。
Hilal Lashuel（左二）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心理健康与适应力讲座上发言。来源：Mark Henley/IMD
Le在谈及从博士后到教师的过渡时表示，“这是我到现在经历过的最艰难的转变。”虽然她不是他们系唯一的新晋PI，但最明显的变化是她的身边突然少了很多和她处于差不多职业阶段、能给她勇气走出低谷的同龄人。“就在你成为PI的那一刻，那个圈子基本就消失了。虽然周围还是有同事，但他们所处的职业阶段和你不一样，可能无法理解你正在经历的困难，也给不了建议。”
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教职人员还必须应付大量新职责，而其中许多都与他们的科研课题无关。Le说：“一路以来，你都在训练自己如何保持严谨，开展高质量研究，写文章，做所有能让你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事。”但是，从她 2020年开始在约克大学任职以来，她没想到这份职业还包括了很多她从来没有学过的工作，包括管理性格各异的实验室成员，追赶课题组的进度，保证实验工作和实验用品源源不断，安装新设备等。她说，边学边做实在太难了。
优先安排工作之余的个人生活来缓冲工作压力也很难。英国爱丁堡大学解剖学家和组织工程师Jennifer Paxton担任教职已经第八年了，但她总是摆脱不了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这种自我怀疑的声音总是在她耳边嗡嗡作响，侵蚀她的成就感。她有一个年纪还很小的女儿，有时候她觉得别人会对她的个人生活和工作评头论足，比如，当她推掉一些工作机会时，会被看成是二流科学家，而当她把工作放在首位时，又会被人说不是个好妈妈。
2018年，她休完产假回到岗位后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虽然总是感觉自己不称职，但她不愿意寻求同事的帮助。“我不想去茶水间聊天；我什么都不想谈，因为我很怕别人‘发现我的问题’。”
后来多亏了一名高年资同事对Paxton说的话表达了担忧，比如她说觉得自己不属于学术圈，这让Paxton开始注意自己的感受（见“互助技巧”）。这名同事坦言了自己的经历，这让Paxton决定接受产后心理咨询。“多和前辈敞开心扉聊聊真的很有帮助，他们会告诉你‘这很正常，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互助技巧
随着科研机构开始注意系统性的心理问题，研究人员也应该用实际行动保护自己和同事的身心健康。
接受基本训练。如果你的大学没有关于心理健康策略的员工援助或职工培训，你可以去找找别的机会。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Hilal Lashuel就参加了一场心理健康急救课程，最近还与人共同举办了关于学术界心理健康的网络培训班。
建立适度的人际关系。虽然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并不利于你的心理健康，但你可以利用网络组建后援团。搜索#NewPI，在短信App Slack上加入某个channel，或是读读其他学者的心路历程。
大声说出来。承认每个人都有过困顿挣扎，能消除围绕在心理健康周围的污名，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量子计算机科学家Peter Rohde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Rohde有双相障碍，他会在感到过不去的时候告诉学生和同事，让周围的人调整他们的预期。
走出办公室。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精神科医生Sagar Parikh专门研究工作场所的抑郁，他认为学者很容易把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搞混。他说，在工作之余有个人生活绝对是迈向成功的基石”。
积累手头资源。虽然教职工本来就不是心理健康专家，但他们应当在必要时为自己和他人获得帮助。主动了解你所在机构或社群的相关资源。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务必采取行动。这里有全球防自杀热线：https://blog.opencounseling.com/suicide-hotlines
即使拿到了终身教职和随之而来的稳定保障，也不意味着往后就一劳永逸了。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研究工作场所抑郁的精神科医生Sagar Parikh说，走上教师岗位几十年后，成功的定义会越来越模糊，如果研究人员所在领域必须追赶‘新潮流’，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他还表示，资深研究员也可能因为缺乏上升通道而感到灰心和巨大的失落感。为了保持新鲜感，Parikh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作了20年后进入了密歇根医学院，以寻求新的挑战和存在感。但他表示，大学有条件也有义务更多地关注各年龄段职工的健康和幸福感。比如，学系可以为资深教员创造能发挥他们经验的岗位或挑战，或是让他们得到持续的职业发展。
关注心理健康
虽然挑战重重，但许多研究人员还是相信，学术生涯与长期幸福感并非不能兼容。随着越来越多人抵制污名化并站了出来，关心教职工心理健康的趋势正引得机构高层管理者的关注。事实上，美国教育理事会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学生和老师的心理健康摆在大学校长面前最紧迫的任务。Lashuel说，这太重要了，因为这些主任、院长和校长决定了大学的研究经费。他说，他们的支持需要超出对敏感问题的口头承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小野三太（Santa Ono）曾试过自杀，后来公开分享了他与双相障碍的搏斗，他在去年10月成为了密歇根大学的校长。该校发言人表示，自小野三太成为校长以来，学校成立了一个幸福感社群，有专门的顾问委员会追踪新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来对学校问责。
2021年末和2022年初，Parikh和他的同事还开设了如何发现他人困境并采取行动的两门试点课程，分别面向职工和管理者，他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义务课程。课程大纲与职工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联合设计，针对他们学校的特殊需求，并考虑到了向他人伸出援手的困难，Parikh说。比如，该课程可能会教你如何在交谈中接近醉着酒来开会的同事。“现实是，我们经常能遇到闷闷不乐的同事或学生，”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受过急救训练，如果有人流血，知道要用力按住伤口，但教职人员学过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吗？”
Lashuel还在和他的大学合作，设法提升学校的心理健康资源，并表示他的公开表达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大学是一个高度互联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人状态很好，整个群体都会受到正面影响，”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负责学生事务和外联的副校长Kathryn Hess Bellwald说，“一定要想办法提升这个群体所有人的幸福感。”去年11月在全校举行的心理健康周上，Lashuel和Bellwald共同发起了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调查。调查结果将在今年夏天发布，用来帮助制定针对学生和职工心理健康的支持政策。Lashuel说：“看到数据后，没有人能对这种程度的问题视而不见。”
在更小的群体中，团队负责人建议培养支持性的社群。这类社群的形式有很多，但Le呼吁创建一个“宽泛而多样”的支持系统。虽然她的大学给她安排了两位资深导师，但她后来也找过其他学术人员，包括在短信App Slack上的一个化学系新人职工群，这些学术人员给了她很多建议，从申请经费到教学生的问题。她还会从家人和伴侣那里获得宝贵的空闲时间。她在听到一名同事分享了心理咨询的帮助后也开始看咨询师。Le说：“我尝试不避讳这个话题，特别是面对同样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心理咨询的帮助真的很大。”
学术人员享受的弹性工作制常常对处理心理问题很有帮助。悉尼科技大学的量子计算机科学家Peter Rohde在博士就读期间曾被诊断患有双相障碍，导致他经常在躁狂与抑郁之间快速切换。他说，“我今天的感觉与我明天或后天的感觉没有关系”，这让他很难提前规划时间安排。他采取了一种“随波逐流”策略，利用躁狂阶段抓紧工作，无论是什么时间，这样他就能在状态不佳时稍微缓缓。
和Le一样，Rohde也对学生和同事推心置腹，这么做不仅能让他们了解他的工作安排，还能通过分享应对策略，积累对抗心理问题的工具，无论对方是否被诊断患有心理疾病。他也指出，公开谈论自己心理问题的团队领导能破除污名花，释放科研人员的全部潜力。
Rohde说：“一定要让遇到这些问题的人大声说出来，无论这个话题有多私密。”有些时候，他也会遇到对方对他的分享完全无感，令他很是震惊。“但是，只要展开这类对话就能帮助人们自己去找到办法。”
原文以Heeding the happiness call: why academia needs to take faculty mental health more seriously标题发表在2023年2月13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3-00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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