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冯友兰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 ——从《〈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讲起

李景林教授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下文简称《总结》）凸显了冯先生后期哲学思想的特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者的关注。蒙培元先生在《知识，还是境界？——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总结”》一文中对此作出专门讨论，特别强调《总结》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新原人》的境界说由其“新理学”体系的一部分上升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同时认为这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可以视作冯先生的“晚年定论”。蒙先生的概括，画龙点睛地揭示出了《总结》的思想要旨，对准确理解冯先生晚年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在《总结》中，冯友兰先生肯定金岳霖先生“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认为这“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这就是说，哲学的形式，表现为一个概念的逻辑系统，但哲学又不仅仅是概念的游戏。因为，哲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功用”，就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另外，冯先生认为自己与金岳霖哲学的区别之处在于能否把哲学作为一个概念的逻辑体系“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对“理智与直觉”的统一这一问题，《总结》指出，哲学家对哲学概念，不仅有“理智的理解”，而且有“直觉的感受”，是在直觉的感受上去见证道体。哲学是哲学家将他的生存直觉，用概念表出之。在此，概念与直觉、理智与体悟，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整体。《总结》强调，《新理学》由理、气、道体和大全所构成的概念系统，“看着似乎是无用，但可能是有大用”。这“大用”，就是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新原人》揭示出人类从低到高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在冯先生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概念的逻辑系统与“人类精神境界”的结合或统一，就其哲学的体系而言，表现为《新理学》与《新原人》的统一；而其思想内容，则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或统一。

这个理智与直觉的关系，也就是冯先生所说的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关系。冯先生认为，未来的世界哲学，应该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这既是冯先生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展望，其实亦是其对自己哲学使命的一种期许。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个结合是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结合。不过，冯先生在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关涉内容的形式性特征。因此，作为纯粹形式的哲学概念、命题与那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神秘内容如何能够“结合”和融通这一点，冯先生早期并没有能够给予合理的理论说明。而晚年的冯先生，却能够直截了当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这之间应当有一种思想和哲学观念上的转变。这是让我们感到饶有兴趣的一个问题。

在《论新理学在哲学中底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冯先生把正的方法称作“形式主义底方法”，把负的方法称作“直觉主义底方法”。正的方法，也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就是“讲形上学不能讲”。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又把负的方法称作一种“神秘主义的方法。”

冯先生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的正的方法的形式性意义。在《新知言》中指出，形上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对经验作逻辑底释义”。《中国哲学史·绪论》论“哲学方法”，特别强调了哲学的方法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别。在四十年代有关正负方法的阐述中，仍然延续了对哲学方法的这种“形式的”理解。不仅把正的方法称作一种“形式主义底方法”，对作为“直觉主义底方法”的负的方法，也同样作一种“形式的”解释，仍然强调“直觉主义底方法”与“直觉”之内容的严格区分。又常用“先后”、“始终”一类概念，来说明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关系。从《中国哲学简史》最后一章对此的表述来看，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之间，似乎不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这里，我们面对的理论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哲学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能够得到一些不包含内容的纯粹形式的概念和命题。同时，新理学又强调，人不仅要“知天”，而且要“事天”，不仅要“知大全”，而且要“自托于大全”；达到“天地境界”的人，不仅“知天”，而且能“事天”、“乐天”，最终甚至能“同天”即“自同于大全” 。“大全”是一个不包含任何内容的形式概念，“事天”、“乐天”、“同天”与“自托于大全”、“自同于大全”，则是包涵体证和直觉内容之实有诸己意义上的真实拥有。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断裂。其二，从“始终”、“先后”的角度看，逻辑分析或正的方法，是哲学展开其体系的基本方法，而负的方法所表现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则只构成哲学的“最后顶点”。这样，哲学之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实质上并无交集。如果说负的方法只是“讲形上学不能讲”，那么，负的方法的开始，同时也就是它的结束。哲学家在“先说很多话”之后，剩下的便只有“沉默”。如果这样的话，在哲学的展开活动中，负的方法实质上并无立身之处。与此相应，哲学的“神秘主义”一面，亦无法得到安顿。这样一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怎样实现结合，也便成了问题。

由对哲学概念之形式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分，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达成这种转变的理论契机在哪里？这便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在理论上实现这种结合的契机，来源于一种哲学观念上的转变。我们注意到，从四十年代开始，冯先生就不断地在思考如何超越“界限”的问题。冯先生提到两种“界限”的超越：对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界限的超越；对共相与殊相之分别的超越。这两个“超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界限”超越的实现，正表现了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

在1948年《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一文中，冯先生讨论了如何“越过”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这个“界限”的问题。冯先生指出，像“大一”、“大全”这一类概念，都是从理智分析而来，又超越了理智分析，它似乎成了标志理智与神秘之间的一个“界线”。哲学的功用，就是要训练人“越过界线”，达到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而“成为完人”。这对界限的超越，当然须用“静默”或负的方法来达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说的这个超越界限的“静默”方式，却并非“先说很多话”以后再“保持沉默”。在这个意义上，正负方法便具有了一种相互包涵的“同时性”的意义，而不再只是一种“先后”的关系。

在《三松堂自序》的第六章，也讲到这一点。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是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建立哲学系统的一对核心的范畴。冯先生自述他对哲学的兴趣，由逻辑学开始，而懂得哲学，则是从了解“共相和殊相的分别”开始。他通过柏拉图了解了共相和殊相的“分别”，由对柏拉图和新实在论的了解，建立了《新理学》的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强调对哲学的真正了解，不仅要认识“共相和殊相的分别”，而且必须超越这个“分别”。超越了这个分别，达到对共相与殊相统一的认识，使哲学的概念成为一种“具体的共相”，它才能具有训练人、引导人越过界线，实现自同于大全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可见实现对共相和殊相之“分别”的“超过”，乃是超越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界限的思想根据。

冯先生称他自己在《新原人》中所使用的概念已经“超过了”共相与殊相的“分别”，已经是“具体的共相”。不过，“当时还没有自觉其‘超过’”，在《新原人》中运用“具体的共相”，还是不自觉的。冯先生对具体共相的自觉运用，是受到了黑格尔“具体概念”这一观念的影响。不过，其实是经由马克思主义而接受黑格尔这一观念的影响的。冯先生自述其讨论文化，第一阶段是把文化差别理解为东、西方的差异，第二阶段是把文化差别理解为古代和近代的差别，第三阶段则把文化差别理解为社会类型的差别。其中第三阶段的思想，即是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的结果。冯先生写《新事论》，就用类型的观念来解说文化问题。

1949年以后，冯先生开始发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前面，有一篇《全书绪论》（下文简称《绪论》），可以与《总结》对照来读。《绪论》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把哲学的内容看作是一种“精神现象学”，把它的方法理解为一种“理论思维”的方法，其特征是一种运用“概念的逻辑思维”。而哲学概念的性质，是“具体的共相”，而非“抽象的共相”。哲学的理论思维，既要认识共相和殊相的“分别，又要超过这个分别”。黑格尔的“‘具体的共相’，就超过了这个分别”。“自身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共相’。”可见，《绪论》与《总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绪论》所集中表述的“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作为一种贯穿《新编》的理论思维的方法，正是《总结》中表述的“理智与直觉的结合”或统一思想的理论前提。冯先生自述他自己在《新原人》中所使用的概念就是“具体的共相”，但那还只是一种不自觉的使用，在《新编》中，其对“具体的共相”观念的运用，已完全表现为一种作为“理论思维”方法的方法论自觉。

值得指出的是，《绪论》对“具体的共相”的论述，基本上是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来引述黑格尔。所以，冯先生在解放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的思考亦不无积极的意义。有人认为，冯先生后期主要是在做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比前期退步了。其实，这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冯先生后期并未停止其哲学的思考和哲学理论的探索。他的哲学思考，正运行在他对哲学史的研究和表述中。

冯先生后期思想中对“具体的共相”的自觉运用，表现了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由早期对别共殊的强调，到对共殊分别的超越；由对内在关系观念的拒斥，到对它的认同。

冯先生后期论“具体的共相”，特别凸显了黑格尔“中介”思想的意义。

《三松堂自序》说：“正的方法是一种‘媒介’，有了这种‘媒介’，那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也就更加显著了。”又引禅宗的一则故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同是一种事，经过‘媒介’与不经过‘媒介’，其意义会大不相同。黑格尔说，一个年轻人可以说与老年人相同的话，但老年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他一生的经验在里面。”这里的“媒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中介”。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中介”表现为哲学概念不断通过自身的否定以特殊化、具体化自身的创造性作用。对人的存在而言，“所谓中介性，是指发展、教育、和教养的过程而言”。老人所说出的格言，已为他的全部生活经历所“中介”，因而具体化并包涵有丰富的内容。这就是黑格“具体概念”的意义。《三松堂自序》所举禅宗的故事，其所要说明的道理也在于此。“心”、“道”作为哲学概念的引领作用，在禅宗故事里的小和尚被砍去手指的切身经历中被中介化为一“具体的共相”，因而能够为其所亲切体证和直觉领悟；在这一“中介”化的过程中，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界线”因而亦被“越过”并达到二者的内在结合和统一。这种“中介”的概念，成为《新编》分析哲学思想的一种基本的方法。

黑格尔的具体概念思想，表现了一种整体论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哲学的概念并非可以用来填充感性内容的某种空洞的形式或容器，它具有自身的“特殊内容”。这个特殊内容，表征着一种思想创造的活动及其方式。概念范畴及其逻辑理念，其本身即表现为一个自身中介着和展开着的思想运动。在这个展开活动中，概念的每一环节既包涵着概念的整体，同时又形成为一个逻辑的整体。这个理念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又可以把握为一个“直观”的整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理性的真理均可以同时成为神秘的”。这个理性与神秘内在统一性的观念，就表现了一种整体论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冯先生早年由柏拉图和新实在论而认识共殊之“分别”，但还没有能够“超过”这个“分别”，因而特别注重共相的形式与直觉内容之分别，拒斥内在关系论的观念。冯先生特别强调哲学概念不关涉实际的“空灵”和形式的特性，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内在关系论观念亦提出质疑。到了晚年，冯先生通过马克思主义接受黑格尔的思想,能够“超过”共殊之“分别”，达到对哲学概念之“具体的共相”的理解，因而亦修正了其前期外在关系论的哲学观念。

“共相”的存在方式问题，一直是冯先生早期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早年，冯先生处理“真际”与“实际”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共相”存在的方式）问题，一方面用新实在论的说法，讲共相的存在是“潜存”；另一方面又认可金岳霖先生共相是“不存在而有”的说法。冯先生后期觉得自己这个说法存在矛盾，用“具体的共相”这个观念，分别从“存在”和“认识”两面来作分析和考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就存在来说，“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二者本无先后、上下的分别。另一方面，从人的认识一面来说，“‘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出来的，是有‘天地境界’的人的精神境界的一部分”。哲学的概念，标志着一个人对他自身的存在及其周围世界的“觉解”，由此把握到宇宙人生的意义。依照冯先生后期的理解，这个哲学的概念，是被人生的历程“中介”了的“具体的共相”，因而才具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在《新编》第五十二章，冯先生举上蔡见伊川的一段轶事来说明这种“中介”性的意义。强调“同归”和“一致”，必须经过“殊途”和“百虑”的“中介”作用，才能具有自身的内容，标识出人生的意义，从而“有助于精神境界的提高”。

可见，冯先生对“具体的共相”的思考，与他对共相“存在方式”的解决有关。这包括统一的两个方面。就存在一面而言，冯先生由早年主张“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转而肯定“理在事中”。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先生自述其思想转变历程，讲得很清楚。早年主张“理在事先”、“理在事上”，是“从具体到抽象”；其所相应的是经过柏拉图和新实在论而“分别”共殊的阶段；在哲学观念上，则表现了一种对“内在关系论”观念的拒斥。“理在事中”的观点，是“从抽象到具体”；其所相应的，则是经由马克思主义到黑格尔而“超过”共殊的阶段；而肯定“理在事中”，则表现了一种内在关系论的哲学观念。就认识的一面而言，冯先生由早年对形上学概念之不包涵内容的形式性理解，转而将形上学的概念理解为一种意义揭示而不仅是分析的活动，进而由“中介性”的观念肯定了理性概念与神秘内容的内在关联性。这同样表现了一种内在关系论的哲学观念。当然，冯先生特别强调，形上学概念所包涵的神秘内容，是黑格尔所说的“人工的创造”而非“自然的礼物”，是“后得的”而非“原来的”。不经过理性的“觉解”，人只能停留在自然的境界，无法达到道德境界乃至天人境界。不过，从冯先生后期所持“中介”之否定性创造作用的观念可见，天人境界中大全概念与直觉的统一，应具有对“原来的”、“自然的礼物”之升华和否定性的包涵。这也表现了前述“存在”与“认识”两个方面的统一而不可分的关系。

冯先生从早年对“形式性”观念的凸显，到后期对“内在关系论”哲学观念的肯定，其内在的机理，是由“分别”共殊到“超过”共殊，而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从西方哲学的影响来看，冯先生晚年思想之转变，是经由黑格尔而超越柏拉图、新实在论为思想契机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亦有助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