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载 |《文史哲》2022年第3期，第10-19页
原 题 | 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三大来源
正如原创性科学和技术发明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原创型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原创性科学技术是大国重器，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也是大国重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有两大目标，一是解释世界，二是改造世界。这也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发展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实践经验。从现实来看，尽管我们有丰富的并且是举世瞩目的成功实践，但我们并没有有效地建立在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现实，大多数的概念和理论依然是对西方实践经验的抽象归纳，是从西方社会科学中“进口”而来的。这种现象导致了我们有效知识的短缺，不仅解释不了自己，而且对世界社会科学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显然，要生产原创性理论，我们必须确定其来源；在确定来源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概括总结和提炼，使之概念化和理论化。回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便不难看到这一点。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有其来源，无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无人会否认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确立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上所做的贡献，但如果我们忽视了他们的理论来源，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是如何创立理论、这些理论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到发展以及其理论与当代的相关性是怎样的。我们如果要成为理论大国和思想大国，也必须界定和确认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来源。不存在先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出自对政治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即使是倡议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对现实政治经济体系的反思。如果认为现存政治经济学体制的基础是健全的，但需要改进，那么就会出现改进型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如果认为现存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不健全，需要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加以推翻和重建，那么就会出现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在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往往会产生乌托邦。对未来的构想，一旦超出了现实限制，那么就会导向先验性理论。尽管一些先验性理论具有无限吸引力，但缺少现实操作性；如果利用人为的力量来操作，那么就会导向人类悲剧。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都是基于经验之上的，也就是“形而下”的理论，而非经济乌托邦，尽管经济乌托邦在历史上也不时出现过。如何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三大来源或者三大实践值得考虑。第一，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经济实践；第二，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三大实践，三大来源，也就是三大传统。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大传统”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影响“中传统”和“近传统”，而“中传统”又影响“近传统”。一句话，连绵不断的中国文明便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来源。
正如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嵌入，共生共存。在西方，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中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形成了“脱嵌”状态，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另一方面，中国文明从来没有演化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经济一直被视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对经济事务的管理也一直被视为政府的首要责任。这种经济哲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明对市场的看法。尽管中国文明历来接受市场，但并不认为市场可以独立于社会（及政治）而存在。西方和中国文明的不同演化过程造就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两种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
无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在于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就会发现，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与中国并无不同。在古希腊，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一致，并且，西方的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延续到罗马帝国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简单而言，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快速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事实，直接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罗马帝国是政治、经济、宗教的混合体。帝国通过政治手段（包括军事征服）得以形成和维持，但在帝国境内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帝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利用宗教得以扩张，宗教也利用帝国实现扩张。罗马帝国的解体对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到了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均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洲。马克斯·韦伯对城市有相关论述。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帝国解体了，但政治的扩张性本质是不变的。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很显然，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权力的形成的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中央化的过程。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洲的政治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要统一国家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然而，仅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这便是西方最早的“人民主权”概念的起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主导“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很长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在欧洲是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不过，政治权力“中央化”的实际过程并非如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易，还涉及其他各种力量，包括宗教、各种地方性政体和社会力量。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尤其是早期，有着极其暴力的过程。实际上，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只有当欧洲国家实现统一之后，欧洲的学者们才开始讨论起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明确地表现在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作品主题的变化中。这些哲学家生长在不同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人面临的是那个时代的情况、要解决的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当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国家统一”问题解决了，才会产生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其后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休谟、亚当·斯密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后来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而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所有这些变化，便是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源。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而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再者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个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欧洲作家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这就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运动何以起源于欧洲，而无论其初衷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开始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的过程。资本的自我变化至少有两个动机。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于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第二个变化来自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和外部。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工人阶层满足利益的过程。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的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福利社会的大发展强化了社会力量，但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起，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而言，这场运动的效果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然而在外部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而这造成了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新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作者发现，资本获利的比例远远超于劳动所得的比例。这个发现并无特别新奇之处，因为资本获利从来如此，所不同的只是获利的比例大小而已，自然也没有人会否认皮凯特所描述的情况。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巨大的反响。然而，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蒂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这本书也被批评为仅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做了政治解释。显然，在这一波全球化下，资本已经再次占据西方主导地位，皮凯特的设想过于理想化。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从前面提到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嵌”。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了“选票”之上。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经济表现之外的其他太多方法来获取选票。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产生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无论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互相否决，造就更多的社会分化。在此背景下，人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及民粹社会运动。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三者回归均衡？这有待继续观察。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困难重重。在东方，中国文明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确切地说，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各派之间不同点仅在于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看法相左。自汉代的《盐铁论》以后，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管子》和《盐铁论》等古典文献都指向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的核心便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通过概括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践，发现中国传统中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两种不同思路，或者“两种市场”概念，即国家主导的市场和市场主导的市场。尽管儒家和法家都认识到，国家和市场在经济中是并存的，但是他们对国家和市场作用的观点存在分歧。法家关注的是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而儒家关注的是自然市场主导的政治经济。两种市场的概念形成于秦汉时期，在不同朝代的帝制政府建立财政制度和制定经济政策时，它们产生了长期而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两种市场的概念代表了高度制度化的经济哲学和文化，为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家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都是政治经济的“理想类型”，常态则是国家和市场的共存，且国家主导着市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权力压倒一切的时期屈指可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不同的层次上存在并发挥着均衡经济的作用。虽然中国政治经济的理想一直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国家允许市场存在和发挥作用，而私营部门则接受市场的主导，但是，平衡可能会受到国家权力的破坏。因此，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关系表现为“不对称均衡”。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主导，常常导致“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statism）的兴起，国家对市场进行重度干预，甚至取而代之。这种国家垄断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造成了帝国经济生活的低效、扰乱，有时甚至是混乱。为了恢复均衡，政府往往会撤出，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帝国到近代以来建立在政党基础之上的国家形态，这种国家扩张和撤出的循环，是中国政治经济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共存）的大混合结构。顶层是国家资本；底层为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国家与民间互动（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的部分。在这个大混合结构中，有些领域主要是关系到国民经济主柱，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主要是民生经济领域，则是开放给民间自由资本的，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化，变成了人们所说的经济国家主义，即国家完全占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或者被消灭。第一个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国家与市场基本是相对平衡的。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立足于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或当代新自由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被规制，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从这个层面来看，可以说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管子》比西方经济理论更贴近于中国实际。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更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形成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今天世界上盛行的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没有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实践。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自其近代以来的实践，把实践概念化了，就变成了系统的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具有丰富的实践，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把如此丰富的实践概念化，提升成为系统的理论。《管子》和《盐铁论》等古典文献围绕着“国家”与“市场”这对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包括“生产与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分工”“货物运输与流通”“领土开发扩张与财富”“货币与信用”“剩余产品”“生产比例”“公地控制”等等。如果把这些概念梳理和系统化，我们足可以产生系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理论。应当指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被视为近代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来源便是中国古典文献，包括《易经》、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小政府”。
近代以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前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胜出，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采用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现在成为了历史，但当时有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首先，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中国必然要扮演较之先发展国家更为重要的经济角色。历史上，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较之英国，德国便是后发展中国家，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提出了“国民经济”学的概念。英国本身并没有这个概念，这并不是说在英国，政府不发挥任何作用。即使在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也被赋予了很多角色，例如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公共秩序、国防等。德国提出“国民经济”的概念只是表明政府在德国必须扮演比在英国更为重要的角色。今天的美国已经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体，但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早期也是通过“重商主义”而得以发展的，在发展起来成为最大经济体之后才开始提倡自由贸易。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是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较西方国家政府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也不例外。即使在亚洲，中国也只能算是后发展中国家。在亚洲，日本首先实现现代化，接着便是亚洲“四小龙”，再接着是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日本经济学家称之为亚洲的“雁行模式”，即日本是领头雁，“四小龙”在第二梯队，中国则处于第三梯队。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格局中的这种局面表明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计划经济模式就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体。中国的工业化发生在和西方接触之后，表明工业化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工业集中在沿海几个地区，并且很不平衡。同时，中国的内部工业化已经没有了西方和亚洲其他经济体那样的国际条件。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尽管是内生的，但帝国主义甚至殖民地主义构成了其外部条件。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为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甚至劳动力，另一方面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过程中，则因为美苏冷战等因素，西方尤其是美国为这些经济体提供了开放的技术和市场，使得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时间大大缩短。1949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没有西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当时发展的外部条件。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早已过去。中国本身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之苦，因此始终坚持反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路线，更不可能自己也去搞帝国主义那一套。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遭受外部力量的围堵和遏制，先是美国和西方，后是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的苏联。中国所能动员的仅仅只是内部的力量。中国通过“土改”、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国家资源动员、扫盲、全民卫生运动、妇女解放等等方法实现了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应当看到的是，尽管中国在理论上采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但在实践中已经和苏联区分开来，原因很简单，苏联模式是根据苏联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起来的，不见得适用于中国。中国采用苏联模式之后，在实践中需要不断修正苏联模式，因此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从本质上看，苏联模式为集权，而中国模式则为分权。具体来讲，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经济，但不同之处在于，苏联是中央政府主导，中国的经济权力则分散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层面。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比较，苏联和中国模式是集权的，因为两者都不承认市场的合法性。就产权制度来说，西方是私有产权，苏联和中国则是公有产权。如果忽视了苏联的内部集权和中国的内部分权的不同，苏联的中央政府产权制度和中国的各级政府产权制度的不同，那么就很难解释后来的发展。苏联毕竟属于西方文明，产权不可分割。西方实行产权私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苏联实行产权公有，并且属于政府，公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尽管产权也是公有的，但产权可以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分割，是可分割的产权。苏联模式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体从中央政府主导转变成为各个“寡头”主导；尽管有名义上的私有化，但私有化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中央政府从经济事务退出并没有导向经济活动的民营化。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因为产权的可分割性，经济活动由各级地方政府掌控。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以下的政府不仅承担政府功能，而且也承担“企业”功能，即学界所说的“法人化”（corporatization），政府演变成为企业和经济主体。学界早就认为，如果西方的经济发展动力来自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来自地方之间的竞争。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少。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初发生在县乡两级，即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因为这两个基层层面的经济基本上“靠近”民营经济，民营化比较容易，同时因为数量众多，竞争激烈，也不容易导致“寡头化”。在县乡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中国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包括大型企业集团化和民营化两大类，即“抓大放小”。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就业方面，但因为先有县乡一级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民营企业基本上消化了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改制所带来的成本，承接了大量的就业。进而，人们也不能忽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很多方面，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水利建设、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妇女解放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取得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尽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很低，但人均寿命远较其他发展中国家高。计划经济时代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是没有市场的，一旦当这些“价值”被置于市场背景下的时候，那么它们的“货币价值”就表现出来了。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中国也没有走激进极端路线，即从以前的计划经济通过“休克疗法”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从政府主导经济事务过渡到政府退出经济事务，完全让市场来主导。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计划”，只是基础和方法的不同而已。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符合事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把原来的“计划”改为“规划”，既包容了市场经济，也保留了政府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成功地解决了“国家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如果说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我们还面临着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在开放状态下发展就要求我们和西方接轨，而和西方接轨的过程也是我们成为世界经济体内在一部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即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这个陈述非常重要，表明中国既通过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融合而获得了发展，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没有产生对西方世界的依附。
为什么中国能够同时实现“发展”和“独立”两个目标？这里主要有两个要素在发生作用。第一，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早期，无论是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还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都失败了，只有在经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才取得了成功。我们接受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牢记这个教训。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实践经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自信”。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从传统看，中国的改革不是“无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这种深远的长传统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与西方区别开来，因为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作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手段的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活动；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既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也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把发展经济的责任完全交给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两者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中国也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最终成为西方经济体的一部分。在主观层面，中国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改造和修正西方理论来适用于中国实践；在客观层面，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西方很难消化和整合中国经济体。西方今天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另一方面，客观上，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历经悠久历史实践的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跟西方市场经济比较的话，中国一些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效率会差一点，同时如果没有有效制约，也会侵占私营经济的空间。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三层结构经济体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1998的亚洲经济危机，2007/2008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四十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这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国已经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经有多少人脱离贫穷。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穷。光是从十八大以来的不到10年时间里，我们通过精准扶贫帮助1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这就要从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其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去理解。今天，东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都面临重构的挑战。西方政治经济学始于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中间经历了福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现在西方普遍面临危机，西方对目前的危机如何反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如何修正和进化，这些都有待继续观察。
在经验层面，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都与内部经济问题有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关键在于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很难实现。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想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和进行中国贸易战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看也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如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再平衡也有待观察。西方面临着深刻政治经济危机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任务。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我们既要解释世界，也需要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之上改造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总结三大传统的政治经济实践经验，即数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把这三个传统所提供的经验提炼、提升成为各种概念和理论，最终形成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可以预测，这种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产生指导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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