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作者：邓晓娜，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杨敬峰，集美大学副教授；王伟，经济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教授。

来源：《金融监管研究》2019年第1期。

近年来，我国大众创业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活力之源。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居民创业仍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其中“资金约束”就是最主要的困难之一。面向社会各阶层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这一约束的有效途径。理论上，普惠金融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居民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增加其自有资本，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带动居民参与创业活动；但在实践中，受金融结构、制度、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普惠金融能否真正发挥创业提升效应？其内在作用机制怎样？则尚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阐述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普惠金融事关发展和公平，有利于促进创业、创新和就业，应深入研究普惠金融在不同维度的创业效应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居民创业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依据。

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早期的学者聚焦于金融约束与居民创业关系的研究，后来者发现仅靠金融部门的发展，并不能提升金融的可得性，而是需要构建金融规模扩张与金融服务获取的通道，即提升普惠金融水平。从现有文献来看，直接有关普惠金融创业效应的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还比较少见。

第三部分从理论上阐释了普惠金融促进居民创业的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直接机制表现在：缓解金融排斥，让创业者获得金融服务机会；降低金融服务门槛，让创业者成本可负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让创业者根据需求选择。间接机制则体现在：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创业机会和创业活力；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培育创业才能和创业精神。

第四部分为实证设计部分。构建了普惠金融创业效应模型和普惠金融创业机制模型，从金融服务渗透度、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运用熵权法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SysGMM模型估计得出，无论是整体上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参与率的提高均有显著作用；而且，普惠金融还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了居民创业。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政府部门可从普惠金融建设入手，为居民创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具体而言，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从前文可知，普惠金融的“渗透度”均值较大，对创业的贡献也比较明显，意味着从“渗透度”入手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按照《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要求，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新兴信息技术作用，通过发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移动支付、代理网点等加快对物理网点的替代，实现落后地区、偏远地区和特殊群体的乡镇层级网点的全覆盖；同时，还应升级改造助农取款服务村级覆盖网络和城市社区全方位金融服务网络，大幅提升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创业大中专学生、残疾劳动者等初始创业者的金融支持，完善对特殊群体的无障碍金融服务，提高服务总量和服务质量。

二是强化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对口支持。应以点面结合的原则加快实施创业金融专项扶持，重点推出一系列面向居民创业的特色金融服务和产品，构建区域创业金融体系。要支持金融机构改造小微企业信贷流程和服务方式，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子公司从事创新创业股权投资，鼓励民营性质的创业银行设立。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居民创业金融工程，加大对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主体的金融支持，推广并创新面向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的小额贷款和动产质押贷款业务，提高贷款覆盖率和申贷成功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健全小微企业股权、债券融资服务机制，支持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设立、专项债券发行，并开展保证保险服务等。

三是加大金融资源和创业活动跨区域整合。普惠金融与居民创业的不均衡，提出了两者跨区域整合的要求。一方面，创业活动越来越离不开人才、资金、技术、政策等的合力作用和共同推动，要让普惠金融能像“粘合剂”一样让创业者整合资源变得更容易；另一方面，鉴于普惠金融的不平衡发展，可能会加剧创业活动的地区差距，限制人们创业的范围和空间。因此，应将两者纳入公民发展权这一统一框架，强化两者的对接，将普惠金融建设与居民创新创业、地方经济发展、人才工程计划等相结合、同匹配，促进创业活动与金融资源的融合和跨区域整合，以构建开放的创业金融体系，缓解创业机会不均等和地区不平衡的问题。

本文为精编版，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思考，全文详见《金融监管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