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养老困局】【 如何面对老年、疾病与死亡】

2018年2月16日，大年初一。一大早，放完开门炮，父亲就醒了。于是帮他穿衣洗漱。突然想到，蹦出一句：爸，今天，你八十岁了！

父亲怔了一下，笑了，难得，笑得像孩子。老家论虚岁。记得5年前的今天，他说，希望可以活到80岁。15年前，目标是70岁。这一次，他没有表达自己的新年愿望……

2002年夏，我拄着拐杖参加了人大新闻学院毕业典礼。之前不久，一场篮球赛伤致左脚跖骨骨折。离开校园之后，借住了亲戚房子。父亲从老家温州乐清赶到北京，照顾我的生活。那年，父亲64岁。

当时偶然发现，父亲端着碗碟时，右手会微微地抖。问过他两次，他说没事，可能休息不好。等到我可以双脚直立行走时，父亲便回了老家。

几天之后，姐来电话：父亲病危。中风。正在抢救。

所幸的是，父亲倒地昏迷时被发现及时，哥火速赶到，背上他奔赴医院抢救。之后迅疾转到温州附一医：浙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嫂子便是该院神经内科的骨干医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一番惊心动魄抢救，终于将父亲从死神那里拖了回来。

中风导致父亲右侧偏瘫。说话含混不清，音量渐弱。一开始叫不出家人亲友的名字，但可以听懂亲友的话。见到熟悉的人，会有兴奋的反应，表示自己认识，而且知道是什么关系。后来慢慢地发明出一些称谓表述。比如，管我母亲叫“老老娘”。温州话“老老娘”是老婆的意思。管我叫“小的”。我是他的小儿子，算被对上号了。半年之后还被叫出名字，待遇不一般，荣幸。可能因为无聊，脱离病危之后，父亲也爱翻翻报纸。问他这是什么字，摇摇头，表示自己原来是知道的。

自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中风病人生涯。今年，是第16年。

出院之后，在医生和家人的鼓励下，一度悲观的父亲鼓起勇气，开始艰难的康复训练。每天苦练伸臂屈腿、蹒跚走路等等。在母亲、姐与哥嫂的悉心指导监督下，进步明显。一年之后的夏天，可以自己拄着拐杖，在小区里慢悠悠地独立行走了。

其间，得益于亲戚介绍的一款藏药，服用几个月后，父亲语言功能显著改善，可以叫出越来越多人的“代号”。而且，声音日渐清晰洪亮，不再渐弱。

还有一点惊喜：原来父亲有点耳背，病后居然好了许多。不知该归功于药、康复训练，还是病本身。说他坏话时，通常是听不见的。远远地夸他两句，他却都能听得见。比如客人夸他帅，他会叫家人把相册拿过来，咿咿呀呀指指点点。还一如既往地喜欢别人夸他聪明。以前提到他的同学路甬祥，他的评语总会归结一句：学习不如他。两年前外甥考上剑桥博士，亲友来祝贺，他开心得像小朋友，并猛夸宝贝外孙，说比他还聪明，开心。

更加神奇的是，康复训练这一年，父亲还会下象棋。而且功力不减当年，一般人还是下不过他。尽管，他叫不出任何一个棋子的名字。父亲智商可以，青年时曾是家乡小镇上罕见的大学生。喜欢棋牌，象棋水平最高，在县城很有名气。

病后一年间，如浴火重生，充满希望。

2003年秋某日。接母亲电话：父亲重伤。

父亲前一天夜里上卫生间，未开灯，未叫醒母亲，自己独立摸索。结果衣服绊到门把手，身体失衡摔倒。母亲说，当时摔倒时先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听到父亲一声惨叫。医院诊断：右侧肩关节、大腿股骨骨折。植入钢板，现在还未取出。想必，这块钢板会一直陪伴着他，直至终老。

2002年，我经历过下肢骨折，深知寸步难移的艰辛。去年夏天，又经历过右肩锁骨骨折，深知无力抬手的痛楚。现在仍在康复中，右臂无法高举。父亲上下肢同时骨折，而且，摔伤的，正是偏瘫的一侧。可以想象当时的痛苦程度。一年的康复成果，瞬间归于零点。事实上，已坠至零下。这次受伤，将他努力积累一年的信心彻底击垮。

骨折后的一年时间内，家人与父亲就康复训练进行了拉锯战。最终父亲完胜：放弃。尤其是右臂，中风后遗症加之肩部关节粘连，令他再也没有勇气去尝试伸展，宁愿始终保持九十度的蜷缩。右手手掌也再没有摊平过，哪怕是借助外力。只有小指保持着伸直，其他四指紧缩握拳，整体类似一个Rock的手势。

每日唯一可称得上的运动，就是由人搀扶，拄着拐杖在房间里走两圈。这几年，走两圈的兴趣也渐渐没有了。唯一的剧烈运动，是从卧室挪步到洗手间，全程约十米。前些年，白天时间基本可以坐在藤椅上，看看电视，也会聊聊天。这两年，卧床时间越来越长。今年春节，基本上每天要躺16个小时。

他说，坐不住。

父亲年轻时看重守时。宁可等别人一小时，也不愿别人等他一分钟。

我们姐弟三人以此为美德家风，并承袭之。中风后，尽管已经极少有他需要等的人，也应该没有了等他的人，但守时却渐成极致。等或被等的对象，聚焦成一点，就是他自己。时间，成为父亲难以名状的执念。

不知道从何时起，他每天最为牵挂的就是家里的一口时钟。每天有关吃喝拉撒睡的作息时间表，都通过时刻观察时钟来严苛执行。如，上午七点，起床穿衣洗漱；中午十一点，中饭；十二点，午睡；下午三点，晚饭；晚上七点，上床睡觉。以上规则，不算夸张。再如，上午八点，上洗手间；上午十点，上洗手间；下午三点，上洗手间……

上洗手间的一半次数，是没有任何成果的。此时，他会说，那就算了，一会儿再看看。脸上写满了失望，却对下一次可能的成功充满了急切期待。

无数次跟父亲说，上洗手间不用定点，有就上，没有就不用惦记。每每讨论这个话题，他经常会变得激动，说自己明明感觉可能会有的，时间差不多的。并对我们不理解表示无奈。

为此，我们问过医生，解答是：父亲中风后，便秘和前列腺炎的老毛病会给大小便带来一点困难，但不会严重。盯着时钟安排自己大小便时间，如此严谨，一丝不苟，更多地基于精神偏执，归于强迫症。这种执念的习成，除了基于病理与精神因素，还与母亲的一再妥协退让有关。

执念的经典表现，是一度执意要起夜两三次，而且认定自己无法独立完成，必须叫醒身边伺候的人。保姆因为休息不好，一段时间之后，便生物钟大乱，心生烦躁。前年春节，我当临时保姆，陪父亲同房睡。连续几天夜里被他叫醒数次，伺候起床小便。终于，我再也耐不住性子了，“战术性发飙”了，把他狠狠地教育了一通，并厉声警示：请他夜里必须自己在床上用尿壶解决。那一夜，我没睡着，一直暗中观察。第二天早上，他指着床头边的两壶尿，对我笑了。那一刻，我有些想哭。一为战术成功开心得想哭，二为自己前夜对父亲的粗暴态度而自责。

今年春节回家，父亲主动跟我说，谢谢我当时把他教训了一顿，现在每天夜里他都可以自己解决了。我听到，还是觉得心酸。

父亲中风16年，家里保姆换过10来个。不算多，也不少。除了有一位阿姨在家待了11年，其余的待上半年都算长了。换保姆的原因大同小异，有的与保姆自身有关，也有与生活习惯和性格磨合有关。有相处和睦惜惜相别的，也有磨合不顺一拍两散的。这几年，保姆薪水一直在涨，但合适的保姆越来越难求。总之一言难尽，也可一语道尽：请一位合适的保姆比找一位合适的对象谈恋爱要难得多。

每次换保姆，家里必定鸡飞狗跳。母亲仅比父亲小一岁，体力精力经常不济。常年守候病榻上的父亲，导致多年压抑，有时情绪失控。加之心脏血压情况不佳，一有情绪波动，母亲就容易面红耳赤，将心血管疾病的信息警报写在脸上。每每此时，我们三个子女就提心吊胆。换保姆，早已成为一家人的敏感词。

保姆都是外地人，过年都要回老家。父亲病后16年，15个春节，姐和我客串了15年的临时保姆，也让一年从头忙到尾的哥放假几天。

临时保姆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伺候父亲的吃喝拉撒睡。其中，伺候父亲洗脚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每次给他洗脚时，都会发现他的神情比常态要轻松愉快一些，有时候会主动地跟我说，很舒服。

还有，最开心的一次，是今年大年初四夜里的一次擦屁股。因为连续三天没有排大便，母亲有点急，给他服了通便的药。当天白天就排了三次，让他很有成就感，感觉把前几天欠下的都给补上了。当天夜里，他突然叫我，指着被子说有脏东西。我掀开被子一看，哦，绝对是大惊喜——大便失禁了，床单被子上都沾上了。父亲那一刻，非但没有表现出懊恼，反而非常地开心，不断地跟我说：是他自己发现的。我也开始逗他，表扬他这么厉害，因为这是一般人发现不了的。等我和母亲把他收拾干净，他还在开心，还在继续对我刚才的观点表示认同。第一次为父亲擦屁股，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没想到，这几年来父子间最开心的一次交流，缘于大便失禁。

关于孝道，自问，心中汗颜，充满无奈。

无法陪伴身边，无法亲力亲为照顾父母，是心中始终贯穿的自责。家中姐弟三人。我在北京，姐在杭州，哥在温州。哥作为长子，责任感很强，平时父母有点事都是他忙前忙后。姐每逢节假日都回老家帮忙处理家事。而我，每年几乎只有春节假期，有机会尽一点孝心。与他们相比，实在羞愧，尽管有离家最远的借口加以冠冕堂皇地掩饰。

有一段时间，开车路上会不由自主地放《父亲》这首歌，听得眼睛发酸，甚至热泪盈眶。按老家风俗，老人80，家人往往张罗做寿，但对生病的老人有忌讳。父亲病倒之后的七十、八十整寿，没有好好地庆贺。很可能，以后也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父亲病倒后最初几年，我一直想接他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当时想，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一待就是9年。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应该会适应。反复劝说，被父母反复婉拒。终于有一次答应了，但事先跟我说好条件，只待一周。主要是想来看看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一路周折到北京，好不容易安顿好。没想到，待了第一天就坚决要回老家。最后软磨硬泡，坚持到三天，还是拗不过，送回老家了。父亲说，实在太给我添麻烦，而且，他在这里很多不习惯，也感觉很陌生。那次之后，父亲再也没有来过。第二故乡，离他已经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遥远。送父亲上火车的那一刻，感觉到，他已离我远去。

没有背过父亲，可能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今年春节前几天，父亲因胃出血住院，还好不算严重，终于可以在大年三十出院。那天，本来有机会背父亲下楼。但我的肩伤后遗症关节粘连导致目前无法自如将右臂别到背部，也较难发力。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哥来背。想在父亲有生之年背一背他，在我心中，成为一个仪式感的结。

没有足够的意识和能力帮助父亲进行系统康复、心理治疗，是近年来日渐自省所获的愧意。父亲在骨折受伤之后，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在康复上取得进步。父亲决定放弃康复，以及后来出现的时钟强迫症等，主要源于心理因素，必须经过心理干预治疗才可能有成效。但16年来，除了极少数几次发心善意的粗暴矫正之外，我没有给父亲提供过其他有成效的心理建设辅助，更谈不上专业、耐心。至于色难二字，难以直视。

《论语·为政》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做到孝道，最难的就是对待父母长辈始终保持发于内心的和颜悦色。自问，极其汗颜。不是不想做到，但经常就是做不到，尤其是面对父亲的各种执念表现时，会不自觉地将心绪控制的修为和能力暴露无遗。

尤其那次粗暴矫正父亲独立起夜之事，虽然部分基于“战术性发飙”，但一直以来仍无法心安，无法不自责。自己平时极少对人动怒。少有的几次，竟有一次是对自己的父亲。

此后，父亲取得独立完成夜尿成就的同时，也会更多地和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是你儿子，伺候你是应该的，不用那么客气，以后不用说对不起了。父亲一脸歉意，说，对不起，以后不说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时而扎着我的心。

父亲养病16年，生命质量日渐低下，身心健康如西山落日，每况愈下。如此居家养老，主要两点好处：表面上可以让父亲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同时维护了家人在小镇上的“孝道面子”。

但事实上，留下的缺憾远远多于所得：父亲并未表现出由居家安全感带来的快乐。反而，因无缘专业照护，失去了系统科学改善身心健康的机会，失去了大量与家人、邻里其乐融融的机会，也渐渐失去了晚年本来应有更多的生命尊严。再者，父亲居家养老的悲观偏执，也极大地影响了母亲的晚年生命质量，伤及她的身心健康。

为了改善父母的晚年生命质量，家人曾多次商议过，想送父亲去专业医疗养老机构，并借此解开一家人的养老困局。近年来，我们也打听走访了温州地区口碑最好的几家。在保姆断档时，也曾不畏小镇上的舆论压力，有过两次尝试，将父亲送到当地的养老机构。虽然这两家已是传说中当地医养及照护条件相对最好的机构，但“最好”只是一个名叫“相对”的传说。

事实上，总体令人相当失望。尽管有了五花八门的康复项目，乍一看上去，的确新鲜。但机构照护人员专业程度及职业道德的总体低下，及医疗养老机构本身超乎想象的逐利欲望与手段，让知情之后的我们寒心，乃至愤懑。母亲有一次拿到养老机构开出的账单，仔仔细细地辨认出其中的种种猫腻，其中竟有不少无中生有。比如，医生给父亲开了不少根本不对症的药，其中，竟然还有镇静功能的精神病药物！专门请教权威专家，得到的答复是：绝对吃错药！

保姆让小孩老人服用安眠药，这样的案例在当今社会已屡见不鲜，令人愤慨。但当这种恶意事件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自己的父亲成为这样的小白鼠，油然而生的不只是愤慨，还有痛，钻心之痛。

如此两次下来，家人不敢再尝试第三次了。

离家不远、融入社交、专业照护、科学医疗、关爱精神、服务全面、价格公道——找一个值得托付的理想化的养老机构，是我一家人多年来的夙愿。但16年过去了，夙愿仍只是夙愿。

这些年来，因为家有年迈病父，加之长期对老龄社会养老问题的关注，我自己会时常留意国内健康医疗养老照护的信息。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已超过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060万，老龄人口及失能失智人口均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数据逼人，形势逼人。

今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十次提到“养老”，并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报告中的养老“宣言”，点亮了无数陷于养老困局家庭的灯。其中一盏，是我家的灯。

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只是不知道，父亲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等到……

以上，纪念父亲八十。

转载自：中国人寿投资控股微信号（ID：chinalifeinvest）

2015年5月10日，我们第二次采访陈司寇老师的文革经历，采访过后陈老师关切地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想过今后应如何安度晚年吗？看着我一脸茫然，陈老师说她自己积累不少经验和心得，愿意介绍给我们，可保证我们晚年享有身心健康。下文是根据当时的笔录整理的。

时间真快啊，你们老三届学生都快要七十岁了。一般来说，人在七十岁以后是很难过的。第一是因为病痛，一身患有多种疾病，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第二是因为孤独，人老了活动空间小了，与社会渐渐隔绝了，越来越多地待在家这个狭小空间里。因此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忧郁症。

中老年人是弱势群体。身体弱，精神也弱。在我们院里（蓝旗营，北大清华的家属院）有很多老人都是如此，可怜兮兮地期待着他人来关怀照顾，变成了弱势婴孩。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想，难道人的晚年一定要这样过吗？

我今年94岁了，老公（赵宝煦教授）两年前去世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除了一个每周来两次的清洁工，生活基本自理。

赵宝煦教授1982年在美国讲学

赵宝煦教授是北京人，当代中国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于2012年1月22日卒于北京。

我不习惯与保姆同居，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尽量自己做。每周子女们都来看望我。我还要儿子不用每周都来，两周来一次就行了。他们也忙啊，而且他的家与我这儿离得太远了。

我自己平时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读书看报看电视散步做家务，保持着自己不紧不慢的节奏，最近正在研读《易经》。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走”。我没有任何遗憾。现在只求活一天就要生活得有质量，即便明天就走，今天也要活得有质量。

我认为人生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例如童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青年是学习，中年是工作养家，中老年也要有目标啊，没有目标的人生特难受！那中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要尽量使自己减少病痛，过得健康愉快。

第二，要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得快一点”，既减少自己的痛苦，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的负担。

我从55岁退休到今年94岁，已快40年了。我这些年一直身体很好。我是怎样做到的呢？

人的健康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形成，第一遗传占三分之一，第二是锻炼和养生，第三是生活习惯，例如抽烟喝酒熬夜都会损害健康。

上了年纪，都一定要注意学习吸收医学保健知识。要看许多书，对于人的人体构造与功能、体育运动、食疗、生活习惯、保健按摩、心理健康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

此外，要全面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摸索其中的规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就要身体力行，一旦认识到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要令行禁止。并且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有些人没有自己健康上的主心骨，动不动就看医生，乱吃药。其实医生不过是听你的陈述。再说各科医生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掌握你的全面情况。所以一定要靠自己，而不要盲目依靠医生。

有些人一心想依靠什么名医，或者什么灵丹妙药来保健康，经常跑医院，频繁换医生，换药物，结果总是失望，因为他不懂得靠医生不能获得健康，关键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我曾经患过皮肤瘙痒症，痒起来钻心，夜不能寐。去看医生，只能给些药膏涂抹，没有效果。后来我自己看书，明白瘙痒症是有很多种类的。我分析了自己的类型，注意改变生活方式，采取适当食疗，保持心里的平静，并学会了按摩相应的穴位，后来就慢慢地好了。

有一天早上我要起床时，突然发现腰痛得动不了，当时家里只有我自己。我就告诉自己要镇定，躺在床上自我按摩一些穴位，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起来了。若是别人早去医院看了，我就坚持自己按摩相关穴位，配合适当的腰部活动，结果腰痛一直没有再犯。

俗话说久病成郎中。我的体会是，身体是自己的，最好的保健医其实只能是自己。冷暖痛痒只有自己最清楚，运动健身只有靠自己坚持，心理健康也只有靠自己调整。任何企图依靠在其他人身上养老的梦想都要落空，无论是再好的医生、再负责任的保姆，或是再孝敬的子女，都不能去靠。

我坚持生活自理，至今自己买菜、做饭、洗碗、散步、自己洗小件内衣。

我当然也累，也不方便，完全可以让保姆为我做。但是只要一开始不做，以后就再也做不了了。我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开这个头。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目前，还是如此。

退休了太寂寞，盼望儿女回家看望。国家都有“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规定，可是我不需要。我关心时事政治，对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戏剧体育都有兴趣。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规律，每天忙忙碌碌，心里很平静充实。

北大政治系的一位教授去世了，她的老伴特别寂寞，老打电话给我，一说起来就没完。问我能不能一礼拜给她打两次电话。我答应了，转念一想想这不是个办法啊。我一次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其他时间她怎么办呢？我就去找她。

我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外力，只能靠内力。她说那怎么办呢？你就得自己有奔头。那怎么有奔头呢。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尽量把你的时间安排紧一点，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都有完不成的工作。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每天6:00–6:30起床后，就忙着按摩，做操，看电视新闻、做早饭。一定要在9点之前吃完早饭，9点以后我就开始看书看报。我一个人订了好几份报纸杂志，每天不抓紧时间都看不完。看到我欣赏的地方就摘录下来，或者剪下来，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好几大本了，经常翻看，乐在其中。

我还爱看电视剧，看到难过处就跟着放声哭，高兴处就放声笑。有时还想不通编剧为什么这么处理。自己就琢磨，要是我做编剧，我就怎么处理。我现在还在研读《易经》，心得也记下了一本。你看，我平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这么多新知识要学，哪里有时间去寂寞呢？此外我还有个办法，就是家里不要太寂静。要经常开着电视，就好像总有人与你说话，向你唱歌，你就不会感到孤独。

我有三个孩子每周都回来看我。我儿子离我挺远，我不希望他每周都来，就对我女儿说，你跟你哥哥说一下，不用每周都来，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他后来就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平时过得很充实、愉快，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老年人要热爱生活，关心时事，心胸开阔，心情舒畅。这样遇到疾病就能顶得住。

人人都希望晚年走得快一些，但死生有命，这也可以事在人为吗？

我认为，要想“走得快一点”，首先要做好“走”的思想准备，该走的时候干干脆脆、无牵无挂、了无遗憾。我来告诉你我的体会：

其实无论多大年龄都会怕死，死亡总是令人恐惧的，怕临死前的病痛，怕与亲人诀别时的撕心裂肺。谁不怕啊？可是怕又有什么用，这是自然规律，只能坦然面对呀。

从70岁时我就想，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还有许多偶然因素。黄泉路上无长幼。所以活一天就赚一天。人的生命分为数量和质量。我不在乎数量，而看重质量。只要每天的生活都有质量，什么时候“走”就顺其自然。

不怕死，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死亡，享受生期。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活得自在，活得痛快。解决不好，就终日惶惶不安。我现在就活得很痛快。好多知识学不完的。我从来也不寂寞。我不喜欢跟街坊邻里的老太太们聊家长理短的事。我觉得不如看电视，能得到很多新鲜知识。我爱看足球、网球、台球。我是丁俊晖的粉丝。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我也很关注。这样我心情很舒畅，对疾病就能顶住。

我前年尿血，在三院检查发现我左肾上有个肿瘤，可能是癌症，医生和家属都主张要做手术切除。我不同意。我说我已经92岁了。我将来走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肿瘤。即便是这个原因，动了手术后又会出现其他病。那何必呢？我就思量，癌症喜欢什么？它喜欢酸性的东西，不喜欢碱性的东西。我就不吃酸性的大鱼大肉，饿死它！而多吃蔬菜水果。还吃抗癌食品，例如蘑菇、西兰花等。两年来没有任何感觉。

现在我干脆就不去检查了，也不管它变大了还是小了，爱怎样怎样。已经两年了我一直与癌症“和平共处”。现在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精神负担，每天都生活得很充实，很有质量。任何事情只要想得开，就会战胜它。当然如果将来真是癌症发作的话，后期会很疼，我就留一笔钱打止痛针。我对女儿说，将来我昏迷了就不用打了，没有知觉了还打它干嘛，”走人”就完了嘛！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精神上只有达到一定境界，才能超越生死。超越了生死，才能放下生死，轻松享受有限的生期。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儿女说还是找个保姆陪住吧。否则万一哪天犯了病都没有人知道。我说犯了病又怎样，无非是拉到医院抢救呗。抢救过来又怎样，还不是不死不活地拖着？人的寿数到了，就要顺其自然，犯了病还抢救他干嘛？身体功能衰竭了，无疾而终，顺其自然，这是福气呀，你说是不是？

古人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来不怕死，就活得轻松，生活质量就高。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态一天一天活过来的。事实证明越是不怕死，就越是死不了。我现在已经94岁了，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哈哈，我觉得自己赚到的已经太多了！

许多人越是到了晚年，越是锱铢必较，把钱抠的紧紧的。他们真是没想明白呀。我现在每个月几千元退休金，根本花不完。所以孩子们来看我，我都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儿女过六十岁生日，我每人送上一万元。

我想，自己也就这几十万元的存款，等我死了儿女们继承，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感激我。不如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共享，弄个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哈哈！

现在很多老人想问题只从自己出发，想来想去总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或是领导对不起自己，或是同事对不住自己，或是儿女对自己照顾不周，特别是儿媳妇又如何亏欠了自己。内心总是不愉快。这又何必呢。要想得开，就一定要放下自我，换位思维。

你认为自己把儿女抚养大，儿女就应该回报你。儿女都有儿女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父母在世时，你又曾去陪伴了多少？照顾了多少？我从不要求儿女来陪我。我一个人生活的很有规律，说真的，他们来了我还有点嫌打乱了自己的计划。所以一个人生活是常态，儿女来看你，是惊喜。这样就不会心怀不满，常感落寂了。

不要回报，只要奉献，我养大了儿孙，是我的奉献。但我不图儿孙的回报。我一直以助人为乐，若能帮助他人，我就感到快乐。能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我就感到快乐。一位老师经济上有困难，我给了她点钱，她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你甭谢，我这样做自己高兴。

与人的感情要真挚，但不要太缠绵。我们院里有位老太太的丈夫去世了，她长期一直放不下，总是悲悲切切的。爱情深厚可以理解，但总不能整日泪水洗面，多愁善感，去当林黛玉呀。儿女也一样，我爱他们，当然舍不得分离。但是既然分离是不可避免的，我就不愿意他们将来被悲伤所累，所以现在就不去和他们太缠绵，不要他们一天到晚总往我这里跑。

至于孙子辈儿，哈哈，不用我说，人家早就想也不想了！这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嘛。总之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战胜死亡，充分享受生期。至于身后之事，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是我应该费心去想的！

陈老师一席谈，如醍醐灌顶。她那冷静与深邃的理性令我深深折服。她那彻悟后的诙谐幽默又令我忍俊不住，时不时地与陈老师一起开怀大笑。

联想到文革中，我们都亲眼见过陈老师所曾经遭遇过的非人待遇和残酷暴行，多少人因此而积怨积弱积病。而陈老师却成功地战胜了那些摧残，重建了自己的强健身心，享有了健康长寿的晚年。这样睿智坚强的老人实在不多见。

临别时我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来看您。”“不用来了，打个电话就行啦！”陈老师干脆地说，那口气像是对自己的子女那样随便。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2017年4月底，陈老师已经满了96岁。这时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先是肾癌发作，伴随而来的尿毒症、贫血性腔梗。加上中间一次跌伤和小中风，身体脏器衰竭得很快。起初生活还能坚持半自理，终于在9月份两腿发僵，浑身难受，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

子女们都竭力动员她去医院住院。可是陈老师一直坚持不去医院就诊，她没有吃药，也没有注射和打点滴，只是坚持自己按摩和做一些腿部练习，希望还能下地步行。女儿也为她问遍了家庭的医生朋友，他们都很坦诚地说：“这么大年纪了，恐怕病情是不可逆的了。”

子女为她请了保姆，24小时轮流守护她。而这正是陈老师最不想要的”没有质量的生活”。她嘱咐女儿：一不要通知学校，二不要通知亲友，三不要让人来探望。她只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更快些，尽量不要拖累别人。她请女儿”帮助”她，女儿难以答应，何况我国的法律也不允许安乐死。于是她果断地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10月17日，陈老师开始断食。当女儿把精心烹饪的饭食端到她面前时，她推说吃不下，并掩住口不准别人强行喂食。看着她坚定的眼光，女儿只好含着眼泪把食物端开。由于肾癌开始引起腰部疼痛，她睡觉时总是用双手抵住腰部，并没有打止疼针。

18日，陈老师继续断食，只饮水。

19日，女儿冲了芝麻糊端到已经饿了三天的妈妈面前。陈老师居然一口气吃完了。但是当女儿再次把食物端到她面前时，她又坚决拒绝了。

20日，陈老师已经既不吃饭，又不能饮水了。她的头脑还很清楚，口不能言，就写下自己的要求，如请人帮她翻身、解手等。

21日，陈老师继续水米不进。清早尚能在保姆的帮助下起床解手。下午5时13分，陈老师终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听到陈老师的女儿讲述她最后的日子，不禁感到震惊。以断食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啊。我立即联想起她的话“要不怕死”，“要争取走得快一点”。她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既不拖累别人，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陈老师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晚年的两个目标，终于下课了。她的最后一课不仅向我们倾尽心血，还以生命做了见证。

201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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