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1年秋天，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9月13日夜，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林彪坠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无情地击碎了知青们的“文革”迷狂。历史学家指出，林彪事件发生的意义堪比“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由此导致中国历史改变走向。

对大多数知青来说，更大的失败和幻灭感来自他们内心。消息传来，许多天真的人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们此前天天都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怎么一夜之间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就变成可耻的定时炸弹、叛徒和卖国贼呢？他们想不明白，如果连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主席都在欺骗他们，他们还能相信谁呢？如果“文革”是个错误，那么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是也是错误呢？

有人告诉我，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他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精神病院。更多知青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和信仰遭受挫折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真诚，那是一种心灵遭到伤害的铭心刻骨的绝望，就像纯洁少女被骗失身。

1998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许多知青纷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文章，一个名字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得知林彪事件爆发，我放声大哭，像大难临头。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什么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痛苦。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绝望的事情呢？

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天日记里困惑地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

女知青荀晓红说：林彪死了，“走资派”解放了，我们又站在原地。

老知青洪辛说：那一刻起，我有种起死回生的感觉。我下定决心离开边疆回家，越早越好……

……

对战斗在金三角热带丛林的境外知青来说，林彪事件的影响同样深远，重创了他们解放全人类的狂热信念。许多人如梦初醒幻想破灭，开始感到悲观、绝望和思想动摇，他们第一次怀疑自己所投身的外国革命运动是否正确，是否有必要，是否也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如同瘟疫一样在游击队迅速蔓延开来。知青中开始出现以种种理由申请退伍、探家、治病的回国潮，还有许多人做了不辞而别的逃兵，这些人一旦跨过国境就再也不会回来。而继续留在队伍中的知青们战斗意志和热情也大不如前，许多人不服从命令和消极作战，致使游击队战斗力大为减退。同时破坏纪律、偷盗老百姓、抢劫路人甚至强奸犯罪的恶性事件也屡屡发生。

游击队总部对此进行严厉整肃，就像消灭害虫一样毫不手软地清洗那些“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帮助敌人作战”的思想变质分子、动摇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害群之马，设立秘密监狱，大批囚禁和处决这些“潜在的敌对分子”。我们看到，残酷的大清洗运动终于物极必反，酿成震惊一时的中国知青集体暴动的重大恶性事件。这些知青变节者和叛变分子不仅成功逃脱游击队的追捕，而且报复地引来政府军主力袭击游击队总部，直接导致中央主席牺牲和游击队总部被消灭，北方根据地全部陷落的重大损失，至此轰轰烈烈的金三角革命遭受致命打击，不可挽回地陷入低潮。

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我在金三角边境丛林中拜会一位侨居的外国老人，因为老人身份极为特殊，我姑且称呼他为“O”老吧。

O老说：林彪事件给革命敲响警钟，它说明我们队伍严重不纯。许多人思想混乱，革命意志不坚定，机会主义思潮泛滥，动摇分子和逃兵大量涌现，有的部队竟出现成班成排的逃亡……如果不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用铁的手段坚决打击一切动摇分子和破坏革命力量的坏人，革命事业将毁于一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总部决定发动一场大清洗运动。

我相信自己的嘴巴一定合不拢，像只愚蠢的鸵鸟屁股。我结结巴巴地说：大清洗……运动？不是越搞越乱吗？

O老不看我，他的眼睛盯着窗外一株山茶树。树头上的山茶花灿烂夺目，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他回答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巩固革命队伍。

我飞快记下他的话。我说：大清洗运动的宗旨是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他干巴巴地回答：纯洁革命队伍，强化专政手段，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倾向。

我问：请问你们采取何种形式？清洗了哪些对象？

老人说：革命队伍内部已经出现有组织的反党集团和阴谋集团，他们准备推翻中央总部，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此总部专门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我更惊讶了，好像我面前是个外星人。我说：红卫兵？跟中国的红卫兵一样吗？他们要造谁的反呢？造你们自己的反吗？

老人看我一眼，他坚定地回答：不，红卫兵是总部最忠诚的武装卫士，他们的任务是镇压一切钻进游击队内部的阶级敌人，坚决和毫不手软地消灭一切反动分子。

我感到一股冷气从脚底升起来。

有人对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知青战斗小组奉命执行任务，去袭击国境附近的敌人据点，完成任务后只有组长返回，他扛着三支枪，另外两名知青做了逃兵。但是组长没能逃脱军法审判，他被关进监狱，罪名是“合谋逃跑”和“投降主义分子”。

我说：组长回来不是正好说明他的革命意志坚定吗？为什么他要承担罪责？

O老平静地说：不制止犯罪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我的心头被一团由远及近的风暴阴影所笼罩，我小心地说：请问游击队总共镇压了多少反动分子？其中判刑多少？枪毙多少？关进监牢和因此受株连迫害多少？有统计数字吗？

老人警觉地看我一眼，他的目光冷峻，没有说话，我感觉自己好像撞上一堵坚硬的石墙。我只好无奈地说：请对中国知青做个评价好吗？

他答：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少数败类。

我说：游击队为什么失败？原因何在？

老人倔强地抬起白发苍苍的头颅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两粒不肯熄灭的星星之火。他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知识分子最容易动摇，他们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最可能倒向敌人，可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可耻的叛徒啊！

小G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知青旅”战士，但是后来他在一夜之间出了名，成为金三角尽人皆知的反面典型，他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被游击队枪毙的。许多老知青告诉我，小G是游击队树立的第一个知青反面典型，他的罪名是动摇分子和逃兵，他趁夜悄悄逃离游击队营地但是碰巧被完成任务返回的部队抓住了。小G之死还有另一层政治意义，那就是预示着一场席卷红色根据地的“革命大清洗”风暴至此降临到中国知青的头上。

我相信一切逃兵都不是逃兵的最初愿望，比如那个倒霉的知青小G，如果他参加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做逃兵，他又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冒着风险越过国境来投奔革命呢？可是革命只看行动不管动机，游击队需要消除南下战役失败和“林彪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铁血手段坚决扫除阴霾，消灭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的动摇分子，于是这个被五花大绑的不幸的死刑犯就穿越三十几年的历史迷雾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我看见在一轮暗淡的历史太阳照耀下，这个即将被推上断头台的年轻逃兵从战场深处的荒野中慢慢走来，他脸色苍白，看上去相当稚嫩，我猜想他的年龄绝不会超过20岁，很可能只有18岁，可能只是个“初六八”（初一）吧。他参加游击队的理由一半出于好奇和轻率，另一半出于真诚和冲动。在那个疯狂的“文革”时代，真诚恰恰是疯狂的最好理由。我看见他那颗曾经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和骄傲无比的年轻头颅低垂着，像一面露水打湿的旗帜。

人们猜测说，决定小G命运的另一个阶级原因可能因为其显赫的家庭出身，他的曾祖父是个历史名人，辛亥革命之后曾任云南大都督和“讨袁护国军”总司令，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因此小G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上级派来的特派员给他定了性：他是一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一条“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

“知青旅”在驻地召开斗争大会，干部战士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些挥舞拳头和冲锋枪的同龄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知青，其中包括小G的同学和战友。他们对坏分子的怒火和正义同样是发自内心和纯洁无瑕的，就像亮晶晶的矿泉水不掺杂一丝私人感情和杂质，他们把对革命的感情和对敌人的仇恨通通转化为对逃兵的声讨批判。根据上级指示，会后就地枪毙犯人，以收到震慑敌人和“杀一儆百”的现场效果。

这一天，担任执法的行刑队清一色都是中国知青，他们向自己的同龄人举起枪，按照口令扣动扳机，射出一串捍卫革命的正义子弹。

小G死有余辜矣。

2000年我走进滇西北高原深处一座小城，我看见一座莽莽苍苍的横断山脉高耸入云，像天边的一座城墙。小G的亲属是个耄耋老人，耳朵有些背，但是思路基本清晰。根据他的回忆，我大抵弄明白小G小时候是个听话的男孩子，热爱学习，讲卫生，从小自己洗衣服，乐于助人，喜爱吃甜食等等。如果不是生不逢时碰巧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又不得不上山下乡当知青，他本来完全可能顺理成章地考取某所名牌大学，以后还能攻读硕士、博士，到国外留学深造。不幸的是，小G刚刚上了初中，人生的风帆尚未来得及展开，一场随之而来的运动风暴就将他席卷而去。

老人告诉我，直到许多年后他们才获悉孩子牺牲的噩耗，知道他已经英勇地战死在国境对面的金三角战场上。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不管怎么说，孩子没有给我们丢脸啊。

我无话可说，只好选择飞快逃离。

大清洗运动摧枯拉朽，反面典型触目惊心。枪毙逃兵的硝烟尚未消散，“知青旅”又发生一起著名的“红色流氓”事件。

其实也称不上什么事件，案情经过简单得像一滴水，既没有扑朔迷离的过程，也没有迷雾重重的情节，即使放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众口一词，说明那些事实基本可信，并没有太大出入。

案犯姓蔡，昆明知青，老知青康国华向我明确指出该知青名字叫蔡××，与“文革”初期一位抢救火车献身的解放军英雄同名。他被指认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在一次行军途中公开调戏妇女。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金三角土著部落至今仍然保持以天体为美的原始习俗，男女山民几乎赤身裸体浑然天成，即使有外人注目观看也毫不在意。比方我曾经采访过一座部落山寨，男女山民个个都不穿上衣，下身稍有遮掩，他们表情坦然毫不在意我的拍照，弄得我只好暗自惭愧，觉得文明人的思想的确很不干净。当然别人不穿衣服并不等于可以任意而为，可以耍流氓，据说蔡知青耍流氓就是有人看见他摸了一把妇女的奶子。另一种说法是，蔡知青并未直接调戏妇女，他只是向妇女讨奶水来擦刺刀。我反问道，为什么不用擦枪油来擦刀，难道人奶比擦枪油更适合擦刀吗？我怀疑这是个虚伪的经不起推敲的理由。人们向我解释说，当地少数民族确有用女人奶水擦刀枪的习俗，他们认为奶水跟人血一样，能使刀刃锋利无比。

在大清洗运动中，上级动员互相揭发，于是蔡知青的问题被人揭发出来，他被抓起来关进土洞等候判决。但是蔡知青态度十分坦然，他坚信自己无罪，是个误会，真金不怕火来炼，上级会调查清楚的，所以一个人常常在土洞里大声唱歌。蔡知青当过少年宫合唱团员，从小练过嗓子，他优美的歌声像小鸟一样，扑啦啦地穿过瓶颈一样狭窄的洞口，一直飞向高远的蓝天白云。

上级的命令很快下达了，部队召开斗争大会，然后执行命令公开枪毙，蔡知青变成小G第二。据说当命令一经宣布时，这个不走运的知青犯人当场瘫倒在地，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喉咙里咕隆作响，好像那些欢乐的鸟儿都给闷死在喉咙里了。

我对上级的粗暴定性滥杀无辜震惊不已。以我粗浅的法律常识，即使摸了妇女奶子也构不成死罪呀！充其量有那么一点儿流氓意识，思想冲动，属于青春期性饥渴，性冲动，行为失控，不就等于男孩子手淫遗精吗？这样的错误我们年轻时候谁没有犯过呢？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也会原谅的”呀！

响应上级号召揭发流氓犯罪的知青本身无错，因为他们是出于某种天真的信仰同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的。但是他们并未想到，天真有时候也是刽子手的帮凶。许多年后，当我好容易找到这些揭发流氓犯的知青中的某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但是他拒绝接受采访。

一场悲剧在许多年前就注定了，这是一个属于所有知青共同的时代悲剧。执行公开枪决的时候，知青犯人跪在地上，行刑者也都是“知青旅”战士。据说当时台上的首长大声询问谁来执行这个光荣任务时，数百双手臂和钢枪一齐举起来，跟树林一样笔直。

我眼前腾起一片水雾，一串问号跌进没有尽头的黑洞里。

一阵轰隆隆的枪声穿越岁月回响在我的大脑中。蔡知青的鲜血溅起来，一直溅进我的书本里。一种说法是，犯人叫屈不止，他身中数弹仍然双眼圆睁没有断气。有人赶来抵住头补了一枪，这个补枪的人也是个知青，别人确凿地说出他的名字叫老×。

但是老×坚决予以否认。

老知青吴庭正当时也在场，他说：枪响过后天空忽然起了一阵怪风，直刮得天昏地暗，随后一片死寂，好像那么多人的斗争大会并不存在……我忽然听见人血哗哗流淌，像山泉一样叮咚歌唱。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血会发出这样响亮的声音，直到今天我常常还会在梦里听见这种像唱歌的声音。

“红色流氓事件”发生之后，一位富有创意的连队卫生员，针对游击队里大多数人都是处于生理发育期和容易性冲动的青年男性的特征，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一种草药汤。这是一种与我们今天到处都能买到的进口春药“伟哥”药效完全相反的汤药，它的主要作用不是壮阳强体而是扑欲灭火。总部首长充分肯定了卫生员的发明并在队伍中加以推广，将其命名为“反修汤”。

有幸喝过的老知青刘义说，“反修汤”味道极苦，胜过黄连，服下去腹泻不止，阳具萎靡，男根不举，不思女色，男知青脸上的青春痘都不翼而飞。

我问刘义：反修汤光是男知青服，还是女知青也一同服用？

刘义便笑，回答说没有听说女人服用反修汤的。

我说这是不是证明一个道理，男人那物是犯罪的根源？你看，反修汤就是反男人汤，我的看法有没有道理？

刘义说：如果男人对女人都没有兴趣了，岂不是把人类的命都革掉了吗？

据说这个发明很有效果，防微杜渐，杜绝男青年的犯罪思想，巩固和加强思想革命化。只是因为阴阳不调元气大损，这些本该像小公鸡一样雄赳赳的男知青个个耷拉着脑袋，跟害病的瘟鸡一样。

20世纪70年代，我被抽调到知青伐木队，开进亚热带雨林砍伐树木。

那时候边疆的深山都是无人区，我们的任务是将大树伐倒，把原木肢解成木板，然后等待马帮运下山去。

我的同学大头带上山来一只小白狗，取名“白粉”，它是大头用一瓶高粱酒同山民交换的。白粉是条聪明的狗，我们派给它的任务是夜间站岗放哨，防止野兽偷袭。不料我们在山里安营扎寨第一夜，白粉就险些带来厄运。

半夜有人起夜撒尿，睡眼蒙地撒到一半，忽然发现不远处有许多绿莹莹的亮光，等他看清楚，这才魂飞魄散地跌进窝棚来，原来至少有两头以上的花斑豹子守候在外面。所有人都吓醒了，这时候有人想起白粉，很明显哨兵白粉已经严重失职，它不仅没有及时报警，而且躲在主人被子里瑟瑟发抖，已经吓出一滩尿来。

有人说，一定是白粉的气味将猛兽引来了，建议把白粉扔出去舍卒保车。大头握紧斧子威胁道，谁要是敢动一动白粉，老子就先跟他拼命。

好在猛兽没有轻举妄动，大家绷紧神经枯坐一夜，天亮后野兽离去，危险自动解除。等到白天我们出去察看脚印，这才感到一阵后怕，原来那些危险的动物数量足足有七八头之多，它们围着我们的窝棚转悠了一整夜，谁知道它们还在犹豫什么呢？

经过紧急讨论，大家决定燃起火堆来驱逐野兽，知青都懂得野兽怕火的道理，反正山里有的是树木，熊熊火堆燃起来昼夜不熄。这一招果然见效，有次夜里来了一头老黑熊，它远远围着火堆转了一圈，然后呼哧呼哧地走开了。

一天夜里白粉忽然尖锐地报起警来，它简直是由呜咽到愤怒，然后冲出窝棚狂吠不已。我们都惊醒过来，恐惧像车轮一样碾过我们心脏。

因为我们听见脚步声！

幸好外面那些人开口了，他们在外面试探地说：老乡，救救我们！

他们说的是中国话，而且是普通话。原来这是三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知青，我们赶紧把他们迎进来，往火堆里扔木头，架起铁锅造饭。据他们说，三人已经在森林中走了两天两夜，是暗夜中的火光和狗吠声把他们引领出死亡的迷宫。

这一下营地热闹非凡，火光映红我们兴奋的脸。客人早就饿坏了，他们根本等不及生米做成熟饭，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他们根本不用筷子，手指像挖掘机一样把半生不熟的米饭直接扣进嘴里，他们的喉咙好像无底洞，眨眼工夫就把一锅白米饭吞没了。

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他们并不是什么英勇无畏的游击队员，而是“知青旅”的逃兵。他们害怕游击队把他们抓回去枪毙。一个胳臂上缚着绷带的知青喃喃地说：你们知不知道那边有多可怕？杀了那么多人……

另一个人补充说：很多知青被抓起来，关进牢房里……总之游击队完了。

我不由得打个寒战，因为我想到我的同学二杜，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黎明，当那三个年轻逃兵的单薄身影被笼罩大山的夜色渐渐吞没，我仰望天空的星星，心中祈福所有人，包括我的朋友二杜一路平安。

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二杜曾经因为受牵连差一点儿被关进监狱。不过他总算有惊无险，而他的一些战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纷纷遭到逮捕或者失踪。

2000年春节将至，二杜和老邬匆匆去了一趟外地，据说因为某位战友父亲去世，大家赶去帮助料理后事。我发现境外知青相当团结，他们至今仍保持着一人有事，大家相助的团队精神。后来我进一步得知，该知青由于卷入一起惊天大案，已经失踪多年，至今下落不明。

我好奇地追问是什么惊天大案？他们含含糊糊地回答说，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知青犯人在游击队监狱里密谋暴动，杀人越狱，犯人不知怎么搞到了枪，也有说是因为有知青看守做内应，总之暴动发生了，把监狱夷为平地。当时场面极为惨烈，简直称得上尸体横陈血流成河。这就是游击队历史上轰动一时的“蛮光监狱大暴动”事件，也是金三角革命归于毁灭的原因之一。

我开始关注这起罕见的暴动事件，我记住这个知青名字叫蔡东，外号“一撮毛”。

我关心的问题是，这起知青暴动事件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蕴涵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它能否向我提供一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片段，比方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命运？

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提问。因为那个遥远事件的当事人均已不知去向，他们像一滴水，一缕青烟消失在漫长的岁月河流中。历史是一座山，如果我们“深在此山中”很可能看不清自己，同样地，如果我们距离过于遥远也无法看清山中隐藏的秘密。

我的另一个知青朋友，残疾人老唐常年把修车摊摆在街头的转角处，他稳稳地坐在轮椅车上，沐浴着明亮的光线，一双粗糙灵活的大手得心应手地翻转车轮，那幅画面简直就是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劳动广告。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专心替人修自行车，老唐面色赤红，很像高温窑里烧制出来的红泥砖，他的手指裹着一层老茧，老茧开了裂，给人的感觉很坚硬，很有力度，三下五除二就把车轮内胎剥离出来。

我们坐在城市的天空下说话，我看见许多鞋像水一样流过去，又有许多鞋流过来，大街是一条鞋的河流，老唐和他的修车摊就是河里的石头。老唐同我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我盯着他的手，这双曾经紧握枪杆的手如今像蝴蝶一样围绕自行车轮胎翩翩起舞。我问老唐：你听说过蛮光监狱暴动的故事吗？还有“一撮毛”蔡东，他也是个知青，你认识吗？

残疾人停下工作，他沉重地摇摇头说：我不认识蔡东。监狱暴动倒是听说过，因为我有个当年的战友被关进监狱，后来失踪了，听说当了叛徒。

又是一个失踪者！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像猎狗一样放出光来。通过老唐断断续续的讲述，我知道这个失踪者名字叫杨宏建，曾经做过总部警卫班长，后来被关进蛮光监狱。监狱大暴动之后他逃走了，后来投降了反动军队，带领敌人偷袭游击队总部，连××主席都被杀害了。

我的心脏如同发生地震，太阳短暂地消失几秒钟，然后从另一片云层钻出来。我听见野兽在丛林中响亮地嚎叫。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军人，他有着一副慈祥和亲切的面孔，老人俯下身去同一群年轻伤员握手。伤员头上缠满绷带。我听见那头野兽踏着满地落叶一直闯进我的心中，它哀号不止，弄得我的心也在流血疼痛。修车匠说：听说叛徒杨宏建得到敌人一大笔赏钱，后来隐名埋姓去了泰国。

我说：这个人，你们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

他答：30年了，谁知道呢？

我说：假如我到泰国去，能找到这个人吗？

修车匠再次停下手中的工作，一脸惊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一样。过一会儿他又埋下头工作说：你干吗要去找他？那边可不是咱们中国……他双手沾满游击队的鲜血，死有余辜还不够吗？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我希望深入调查蛮光暴动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管这些人当年犯下什么滔天罪行，但是我采访当事人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老唐向我提供了有关叛徒杨宏建的个人信息，他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左耳廓长了一个“趾耳朵”。“趾耳朵”在医学上称作“耳息肉”，据说人类长“趾耳朵”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这将是个对我寻找有用的生理特征。随后老唐沉默下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种烟雾一样的惆怅弥漫开来。

这天我们一直坐到残疾人妻子来接丈夫回家，嫂子是福利工厂的女工，腿也不方便。妻子帮助丈夫把那些工具搬上轮椅车，然后妻子推车，丈夫摇动车把手，再后来两人渐渐合为一个影子，消失在马路尽头的夕阳中不见了。

我听见自己心脏也扑啦啦地飞出胸腔，它变成一只鸟儿，振动双翅响亮地飞向暮色苍茫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