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老知青们向我感慨说，如果当年南下战役取得胜利，革命成功将不是一句空话，一个红色政权将崛起在金三角和东南亚的广大土地上。他们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都很黯淡，透露出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凉和无奈来。

一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以惨重失败告终，游击队不仅没能占领战略重镇L城，反而遭受空前损失：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数以千计英勇无畏的游击队员阵亡牺牲，伤员不计其数。敌人随即向金三角发动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丧失三分之二。

关于南下战役失败的种种教训：“左”倾盲动、轻敌冒进、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等等，那应当是战史学家和历史学家探讨的内容。我关心的问题是，战争失败给狂热的中国知青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二杜说：我们是肩负历史重任的一代，我们上战场当然是为了消灭敌人，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上战场呢？

老知青吴庭正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纸老虎会变成真老虎。

梁晓军回忆说：我父亲是老革命，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一座红彤彤的江山来。我是革命父亲的儿子，所以当南下战役开始时，我心中激情奔涌，为自己能像父辈一样战斗而自豪。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会遭受失败。

康国华断然地说：我们当然是为胜利而战，谁会为失败而战呢？至少我们当时以为，正义和革命战争是不应该失败的，所以许多人根本没有想过打败仗，好像打败仗和走向灭亡是反动军队的专利一样。

老邬讲了一件事。他说：L城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从阵地上背下一个伤员，他眼看不行了，胸口中了两枪，鲜血咕噜咕噜往外涌。他的神情很悲痛，眼神很绝望，他喃喃地质问我：敌人为什么还不投降？他们难道不是反动派吗？

围攻L城的战役失败得很彻底，强大的敌人像赶兔子一样把游击队重新赶回大山里，激情变成泡沫，严酷现实像冰山一样毫不留情地撞碎人们的胜利梦想，革命运动由此跌入低谷，红色游击队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山区。我想，如果中国知青（红卫兵）事先知道他们将为失败而不是胜利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将面对吃人的真老虎而不是纸老虎，这些狂热而天真的年轻人还会那样成群结队，豪情万丈和欢呼雀跃地越过国境来打仗吗？他们会同意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身体乃至生命白白地抛洒在一场轻率冒进的失败战争中吗？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革命队伍是不是执行一条错误路线，就像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那样？错误路线根源在哪里？谁应为革命失败负责任？就在许多有头脑的知青重新开始冷静地思考革命前途，讨论失败教训的时候，一场比南下失败更加残酷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悄悄地降临他们头上。

我把寻觅的视线投向遥远的金三角，在莽莽苍苍的群山深处有许多座游击队的秘密监狱，那里曾经关押过成百上千的知青犯人。其中一座监狱位于贵开山区，距离中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据说那一带山谷的泥土颜色很特别，呈一种鲜艳的赭红色，像浸润过人血一样触目惊心，当地人称“蛮光”，就是血红色泥土的意思。

蛮光监狱注定将成为中国知青的受难地。

罗小明是个外表普通的境外知青，2000年我在昆明的茫茫人海中与这个叫做罗小明的老知青不期而遇，我相信这是属于我的幸运。有人告诉我，罗小明曾在那座神秘的蛮光监狱当过看守，至于他何以成为那场监狱大暴动的幸存者，外人则无从知道。

我是在昆明海埂二手汽车交易市场找到罗小明的。那天天气热得出奇，我看见罗小明额头上布满亮晶晶的汗珠，一张宽大的脸庞上膨出厚厚的油彩底色，五官蓬松，像一张刚出炉的北方烧饼。

我看出老罗生意很忙，旁边有人指点说，罗老板是这家二手车场的大人物，别人几天成交一台车，他一天却能成交几台车。我想如果套用股市行话，罗老板大概就是所谓领涨龙头股吧。我正担心这只龙头股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不料他对手下人交代一声，自己开过一辆“本田”就把我载去他家里。

罗小明解释说，他原名不叫罗小明，叫骆晓民，前面那个名字是在金三角参军时用过的化名。

但是我还是愿意叫他罗小明。

我认为车老板罗小明算得上金三角归来的众多老知青中的少数成功人士之一吧，他告诉我，自己在境外从军五年，上世纪80年代下海做生意，至今已经积累了一些财富，车行也有一定规模。我看见老罗的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简洁朴实的军人作风，不像一些突然暴富的商人那样铜臭味十足。

老罗至今仍珍藏许多游击队的内部文件、战报、简报、学习材料等等，他稀里哗啦地搬出一大堆发黄的故纸来任我翻阅，还应我的要求脱下衣服来查看伤疤。我吃惊地看见老知青前胸后背各有一个伤疤，军事术语叫做“贯通伤”，我看见这两个邪恶的伤口像两条致命的毒蛇一前一后缠绕心脏，与老罗共舞。我为老罗感到庆幸，如果子弹再靠近那么一点点，只消几根头发丝，那么享受今天改革开放大好时光的罗老板就再也用不着跟林林总总的二手汽车打交道了。但是罗小明纠正我说：这不是金三角负的伤。我没有上过前线。

看见我很意外的样子，老罗进一步解释说：这是红卫兵武斗留下的纪念。

这一天我们坐在昆明西郊一幢楼房客厅里，高原的阳光很热烈也很泛滥，天空像座炼钢炉，明晃晃的钢水从窗外倾泻而入。我们喝着云南著名的普洱茶，这种质地粗粝味道浓烈的大叶茶很像那些在深山峡谷中赶马帮的汉子，给人豪迈狂放的感觉。罗小明说，因为身体有伤，入伍后上级没有派他上前线作战，而是留在后方当了一名监狱守备队战士。

这座监狱就是神秘的蛮光监狱。

三十多年前，昆明知青罗小明怀着革命理想跨过国境，走进一座监狱开始了他的境外从军生涯。蛮光监狱地处深山，几乎与世隔绝，加上戒备森严，从未发生过犯人逃脱的事件。罗小明说，开头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大都是被游击队捕获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分子、山官、头人、土司、毒贩、土匪头子，以及死心塌地反对革命的敌人等等。但是随着游击队开展“大清洗运动”，监狱里的罪犯成分也明显发生变化，从前那些黑皮肤打赤脚的本地土著渐渐少了，反动阶级山官土司国民党特务难觅踪影，而五花大绑从前线押送回来的知青犯人却日渐增多起来。这些知青犯人个个都有很吓人的罪名，比如反革命阴谋集团、钻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定时炸弹、内奸、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有时监狱关不下，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

我问老罗：你怎么看，相信他们都是反革命吗？

他老老实实承认道：这恐怕就是我提前退伍的原因吧。我是个中国知青，感情上倾向知青是自然的，我相信所有来到金三角打仗的中国知青都是真正的热血青年，因为跨过国境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没有理由跑到国外来反对红色游击队。可是我的身份是个武装看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我没有权利怀疑上级，更不能违抗命令。

我说：有个知青犯人叫“一撮毛”蔡东，还有“趾耳朵”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

他摇头说：守备队的职责只是站岗放哨，不许跟犯人发生任何联系。

我说：你能讲讲监狱暴动的经过吗？当时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不料老罗更加抱歉地说：暴动发生前一天，我刚好奉命外出征集公粮，暴动时我并不在场。后来上级把我调到一座武器仓库当看守。我想要是当时我也在场的话，不知道今天我还能坐在你面前吗？

我听见自己心中那扇刚刚打开一条缝的希望之门又嘎嘎地合拢来。老罗不忍心看见我一脸沮丧，就安慰我说：听说这些人后来都去了泰国……你去跟小潘谈谈吧，你恐怕不知道，她也在蛮光监狱当过女看守。没准儿她能为你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呢。

小潘就是潘国英烈士的妹妹潘冬旭，我们约好在茶楼见面。

我看见小潘早早到了，她留着短发，坐得很规矩，表情很斯文，像个等待老师提问的女学生。小潘原名潘秀，参军后改名潘东旭，越境那一年只有14岁，相当于今天初中一年级学生。我惊讶地说：14岁？枪都扛不动，怎么打仗？何况是个女孩子。

小潘回答说：我第一次领到的武器是支小卡（美制卡宾枪），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对得起这件武器。一个月后新兵打靶，我成了女兵班的优秀射手。

我看见她的眼睛发亮，一片遥远的红晕浮上她的脸颊。我说：讲讲蛮光监狱的故事吧，据我所知，你是蛮光监狱唯一的女看守对吗？

她点点头，于是我知道这个14岁的女兵不仅是那座监狱唯一的女看守，她还是监狱的创建者之一。

许多年前一个旱季的傍晚，游击队女兵潘东旭和她的一队战友在暗无天日的深山老林里整整走了两天，太阳快要落山时他们终于走出宽广的森林，来到一座大山跟前。仰头望去，半山腰缭绕几丝云雾，一只通红的夕阳像气球那样漂浮在山尖上，把一座大山全都点燃了。

这个太阳和云彩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战斗岗位蛮光山。

蛮光山上有座寨子，居民都是倮黑族人，游击队员没收了寨子里封建山官的一幢两层木楼，并且花了几个月时间改造木楼，夯土为墙，四周挖出深壕，修起看守哨兵的岗楼来。当下一个旱季来临的时候，第一批犯人被押送进来，这座紧挨着蛮光山寨的红色监狱宣告落成。

我说：谈谈有关暴动分子的背景吧，比如“一撮毛”蔡东、“趾耳朵”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

小潘回答：守备队的任务是看守在押犯人，提审、审讯、甄别犯人是法庭和保卫部门的事情，所以我根本无从认识那些犯人的来龙去脉。但是有一个犯人例外，他是个北京知青，叫卫眼镜，是我专程从前线押解回来的犯人，因为他跟我哥哥曾在一个部队，监狱暴动后失踪了。

于是我意外地得知，暴动事件中还有一个被人称作“卫眼镜”的北京知青。小潘说，卫眼镜是个文弱书生，个子又高又瘦，背有些佝偻，戴一副白边框近视眼镜，但是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知青却在游击队中名气很大，他读过很多书，钻研马列理论，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张口闭口都是引经据典，所以别人都管他叫理论家。理论家的罪行肯定特别严重，因为别的犯人捆着绳子，唯独他铐着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不知怎么听说我是潘国英烈士的妹妹，一路上就悄悄同我套近乎，要我打开手铐放他们逃跑。他还说，如果换了潘国英一定会这样做，还胡说要去寻找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说：你当时怎么看？你认为卫眼镜是反革命吗？

小潘低下头来，她困难地说：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而且哥哥牺牲不久，心里对一切反动派充满仇恨。我朝天开了一枪，厉声训斥道，谁再敢乱说乱动我就枪毙他！卫眼镜这才老实下来。后来监狱暴动，听说都是这个人的主意。

小潘还向我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线索，暴动所以得逞是因为暴动分子策反了一个知青看守里应外合，准确说这个知青看守才是个关键人物。可惜小潘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宫齐，是大腿负伤后才调到蛮光监狱当看守的，因此一条腿有点儿瘸，别人都叫他“瘸子宫齐”。宫齐平时沉默寡言，其他背景情况则一律不详。

我大喜过望，瘸子宫齐，北京知青卫眼镜，还有“一撮毛”蔡东和“趾耳朵”杨宏建，我像个按图索骥的老学究，循着历史的踪迹一点点去发掘暴动真相。我盯着她说：谈谈暴动细节吧，比方有多少犯人参加暴动，打死多少人？游击队采取怎样行动，抓住多少暴动分子？有多少人漏网，他们现在何处？等等。

小潘摇摇头说：实在对不起，我在暴动发生之前已经调离蛮光监狱，去了“知青旅”所属的一支女兵高炮部队。据我所知，那场暴动除了现场留下许多尸体外，活着的人全都不知去向，后来听说他们去了泰国。

我们一起陷入沉默。

茶楼很静，我看见一片沉重的乌云从远方天空涌出来，那座监狱废墟似乎矗立在若有若无的地平线上。我惆怅地说：那就给我讲个当看守的故事吧，讲讲蛮光监狱。

小潘盯着手中的茶杯说：好吧，我来讲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个故事埋在我心底已经生了根……她是个女特务。

女特务没有名字，她在女牢的编号为一号，所以都叫她女一号，跟今天称呼电影女主角一样。女一号长得很漂亮，走到哪里都会照亮男人的眼睛，可是谁也弄不懂，这个漂亮的中国女知青为什么非要当女特务不可？小潘说，更为糟糕的是，女一号怀孕了，她是个孕妇。

女犯人是带着身孕入狱的，没有人知道她的个人情况，比如，哪里人？结婚没有？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她又是怎样当上女特务的？如此等等，都跟谜团一样。连监狱的守备队长都一无所知，这一切谜团的答案都锁在上级机关的档案里。

犯人白天被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着劳动，搬石头运土盖房子，有时候还要开荒种地，女犯人也不例外。女一号身体柔弱得像根草，她搬不动石头，也挑不动泥土，于是只好跪在地上，把装满泥土的竹筐一寸寸向前挪。开荒种地，手上打起血泡，许多犯人偷懒磨蹭，但是女一号拼命干活，她的脸上有种逆来顺受的认命表情，好像她受到这种惩罚是自找的。天长日久，女战士小潘便无法不同情她，因为她们都是女人。有时小潘会主动放她的假，或者提前让她歇工回牢房休息，这时候女一号就会感激地垂下眼帘，腆着日愈显形的大肚子，也不看人，像影子一样遁入监狱的阴影中……

女一号肚子日渐突出，小潘看她实在干不动重活儿，或者说搬不动自己的肚子，就跟队长反映派她协助厨房煮饭。煮饭是件相对轻松的活儿，当上厨娘的女犯人有了用武之地，她四下忙碌着，火苗从灶口探出红彤彤的脸儿，米汤在锅盖下面咕噜噜歌唱，炒菜的锅碗盆瓢奏响一支动听的交响乐，总之厨房里弥漫着一种令人快乐的生活气氛。这时候女战士抱着枪，她的任务是坐在厨房门口监视犯人。其实她在不在场都一样，女一号从不会把饭煮糊，也不把菜根和菜叶混煮在一起，她总是尽力把饭菜做得美味可口，像个称职的家庭主妇。自从她进入厨房以来，炊事班开始变得井井有条，不像男炊事员做饭，把厨房搞得像猪圈。

单调的日子就像厨房里缭绕的水蒸气一样一天天溜走。小潘说：我猜想她这样做都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如果不是那天上面来了人，她也许能坚持到肚子里的小生命出世。

这一天总部来了两个干部跟女犯谈话，内容无从知晓，但是当夜幕降临，牢房的空气中就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来，那是女人的眼泪。女人原本就是水做的，女犯人哭了一整夜，她把牢房变成一座眼泪的湖泊……

第二天女犯人一如既往地劳动忙碌，只是临近中午，男炊事员去喂猪，正在烧火的女一号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她用头紧紧抵住肚子说：我不行了……恐怕要生了。

女兵吓得跳起来，这是她当看守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的情况，犯人要生孩子。她慌慌张张地去抱她，但是犯人身体特别沉，像座小山，弄得她们一起跌倒在地上。女一号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特别亮，像两颗星星。她说：好妹妹，你快去叫人，走远些，千万别待在屋子里。啊？

小潘点点头，她没有想到这竟是即将做母亲的女犯人给她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她看见女一号好看的脸被扭歪了，眼睛里涌出来两串美丽的珍珠……

女战士紧急时刻依然没有忘记看守的职责，把门反锁上。她像头受惊的小鹿，撒腿就跑，唯一的念头就是去向队长报告。她刚刚跑出不太远，也就十来米吧，忽然身后响起一声炸雷，好像天塌下来一般。她感到被人狠狠推了一把，猛地跌出老远，等她重新清醒过来，看见厨房门被掀翻在地，墙壁炸开一个大洞，滚滚浓烟像大雾一样从破洞里涌出来。她感到背上又湿又重，顺手摸了一把，等她看清不禁吓呆了，原来她手上满是热乎乎的鲜血，还有碎骨和皮肉！

她连滚带爬地扑进厨房，看见女一号已经倒在血泊中。她那个原本像小山一样突起的大肚子已经深深地塌陷下去，这个美丽的女人居然还微微地睁着眼睛，没有咽气，仿佛在苦苦地等待什么。当女兵抱起犯人柔软的身体，她看见她的眼睛还有一丝游光，那点亮光在女战士脸上停驻片刻，犯人嘴唇动了动，吐出两个几乎听不见的字来：谢谢……

女犯人死了，连同她的秘密一起带到另一个世界。直到这一刻，小潘才发现身上的手榴弹少了一颗，不用说是刚才女犯人趁她摔倒时偷偷拔走了。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她本来完全可以把她一起炸死的呀？

女战士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

我问小潘：这件事是你调离监狱的理由吧？

她答：也许是吧。

那一天我陪小潘坐了很久，离开茶楼外面已经天黑，夜空的大海浮起来许多闪亮的星星。我仰望夜空，不知道哪颗星星是那个美丽的女犯人。

我意识到，解密迷雾重重的蛮光监狱暴动事件已经不是单纯的猎奇，而是找到一条抵达历史核心的曲径幽道，而重新找到那些散落在茫茫人海中下落不明的暴动知青的命运则成为关键。

所有境外知青提供的蛛丝马迹都把我的视线引向一个遥远国家——泰国。

曼谷朋友刘义听说我打算写作一本有关境外知青的书，就将电话直接打到我家来。我与刘义相识于1998年，那次我只身深入金三角，历经种种艰辛，后来写成《流浪金三角》一书，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当时在泰国北部山区，幸得结识美斯乐难民村的老知青焦昆，他向我推荐了尚在曼谷打工的老知青刘义。匆匆离开曼谷前我在机场拨通刘义电话，不料拿起话筒就放不下来，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们一直聊到广播催促登机才放下电话。我认为没能同刘义见一面是那次采访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后来我们遂成书信密友，鸿雁传书，但是至今未曾谋面。

刘义在电话那头大声说：邓贤老弟，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谈谈，曼谷也有许多境外知青啊！

我问他：你知道那场“蛮光监狱大暴动”吗？

他在那头呵呵地大笑起来，他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就在那座监狱里当过一百天犯人呢。

我听见自己心脏像火箭一样“嘭”地点燃了。我急切地问：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吗？“一撮毛”蔡东、瘸子宫齐、北京知青卫眼镜、“趾耳朵”杨宏建，你知道他们的下落吗？这些人如今都活着吗？在干什么？他们愿意接受采访吗？

我听见刘义的声音从遥远的赤道线上传过来：你过来采访他们吧。那些人，要么已经死了，如果活着肯定隐名埋姓，你在国内能找到什么答案呢？

刘义的话就像一头黑色大鸟，它从千里之外飞来一下子就牢牢地抓住了我。刘义在电话里扔下一句话：你听着，我就是一个叛逆。找到我就会找到十个，一百个同样的叛逆！

我相信正是这句话注定了我的命运。半个月后，准确说是2000年岁末的一天，我登上飞往曼谷的泰国航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