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时间飞快过去了，我在曼谷的追踪毫无进展劳而无功，就连先前很沉得住气很有把握的刘义也渐渐焦躁起来。这种情形，就像渔夫驾船出海，眼看汛期将过却没有找到鱼群踪迹。这天秦先生上门来看我，秦先生是个热心肠的朋友，急人所难，视助人为乐为已任。

他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忽然一拍脑袋叫道：我怎么忘了?我认识一位邓先生，他在我朋友的公司做事，好像也是你们的知青……你们可以跟他谈谈看。

不料电话打过去，那位被称作“邓先生”的人居然执意推托，不愿意跟我们见面，让秦先生碰了一鼻子灰。一般来说，海外华人是非常看重同胞情谊的，不会轻易拒绝拜访。“仁义礼智信”，讲究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何况我这个中国客人远道而来，何况秦先生更是个有身份的华人侨领，这样不近人情的硬邦邦拒绝显得有些过分。

刘义生气了，他一生气就口吃，嘴角凸起一道棱角来，让人想起一条发怒的热带蟒蛇。他说：让我来…-来…·骂他一顿。

我说：你凭什么骂人?难道你骂他一顿就同意了?

他瞪着眼晴回答：我在侨乡会，见过多少侨领，多少上层有名的大人物，有他这样不懂礼貌的人吗?还老知青呢!

本来别人愿不愿见你完全是个自愿问题，也许别人有什么不方便，也许心情不好，性格孤僻所致，天底下哪有强迫跟别人见面的事情?可是我又心存侥幸，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线索，所以我们就对他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制订计划。据秦先生介绍，这位邓先生大约五十多岁年纪，听说来曼谷有二十多年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至今没有获得身份(居住证)，因此他在公司里打的还是“黑工”。我很惊讶，出国这么多年的人，怎么会没有取得身份呢?我认识的华侨，如刘义、袁大头、秦先生等等，包括美斯乐的焦昆，他们都入了泰国籍，变成名副其实的泰籍华人。那么这位邓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秦先生看我一眼，他说：邓先生好像生活很艰难，取得身份的关键是要花一大笔钱，如果你没有钱，直到老死还是没有合法身份。

我不由得开始同情起邓先生来。根据秦先生介绍的情况，此人很可能应当纳入我的寻找范围。我关心的问题是，他是否在金三角游击队当过兵?从前的名字叫什么?有过哪些经历?什么原因来到泰国的?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国，留在曼谷打黑工?如此等等。秦先生仅与此人泛泛而交，对我的问题无从回答。这时候我看见刘义脸上有种洋洋得意的表情，他是个喜形于色的人，把心思写在脸上。刘义说：我有办法让他乖乖出来见你。

我不相信，我说：他并不认识你，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刘义哼了一声回答：我能替他办身份证。

我盯着刘义，感到难以置信。要知道在泰国办身份证可不是件小事，否则为什么有人一辈子都在当牛做马地打黑工呢?刘义不屑地说：你别以为我只会抄些公文信函，侨乡会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替同胞服务嘛…·包括办身份证。

我们一下子都激动起来，拼命拍刘义马屁。秦先生当即把打电话过去，不料对方似乎不大相信，让秦先生花费了很多口舌跟他解释。

刘义是个火暴脾气，他一把抓过电话就开始震耳欲聋地教训那位从末谋面的邓先生：你去打听打听，我是谁?侨乡会的刘……·刘义!曼谷的的侨领谁…谁不认识我，你有什么了……了不起?我的朋友从中国来到曼谷，想跟你见个面，你躲…躲什么?心里有什么鬼?这是看得起你，你丢我们曼谷华人的脸哪……告诉你，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热心肠，都说你是老知青，老子才懒得管…·管你这号人的闲事呢。

刘义对着话筒一通咆哮，谁也拦不住他，我只好绝望地听天由命。

刘义乃侠肝义胆之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只好自认倒霉。没想到电话那头的那人不仅没有摔掉听筒，没有怒气冲冲地从我们视线消失，反而对于刘义的训斥似乎很慑服。我惊奇地听见对方的声音小下去，几乎变成嗫嚅，说明那位邓先生已经放弃抵抗屁服了。

于是我们乘胜追击，与他约定晚上8点在沙武里大道四川火锅厅见面。

曼谷沙武里大道是一条商区干道，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我们把会面地点选在火锅厅是有预谋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认识那里老板娘，她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方便。另一个原因是我坚持认为，吃火锅中国菜就是重温同胞情谊，火锅里煮沸的是一片浓浓乡情，对方那些没来由的残备心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融化在滚烫的火锅里。

遗憾的是秦先生有事不能赴约，我和刘义只好自己赶往火锅厅。

我们坐在包间里，心不在焉地喝茶嗑瓜子，等待那位邓先生到来。我对这种约会并不抱有多大希望，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只能算作碰碰运气。更何况我们对那人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说不定只是个没有到过金三角的知青也未可知。天下之大，没有人敢说上帝和运气都站在你一边。

8点刚过，我看见一个人出现在餐厅门口，尽管没有人介绍，他一露面我立刻断定来人就是我们正在等待的邓先生。他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的样子，有一张很典型的华人面孔。我的心顿时一沉，看来今天注定又要失望了，金三角当过兵的老知青，杀人如麻的暴动分子，哪能这么一副斯文样子？

来人并没有看见我们]，他抬起手腕来看表，然后站在门口东张西望。我连忙迎上前去，向他伸出手说：你一定是邓字辉先生吧?很高兴认识你。

他嗫嚅地说：你就是大陆来的…邓先生?幸会幸会。

刘义一双眼睛很不客气地盯住来人，目光有些阴沉，甚至有些凶恶的样子，简直像头盯住猎物的狼。邓先生感觉到这目光的威胁，手脚越发变得不自在，目光躲闪，跟受审一样难受。刘义忽然阴阳怪气地笑起来，他拖着腔调说：邓先生，我们应该认识吧?

我和客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刘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邓先生连忙否认道：不不刘先生，我从来没有跟你见过面啊。

刘义一点儿也不发急，他像个堵在门口的警察，看着小偷无路可逃的样子，态度越发有点儿得意洋洋。他提示说：你再好好看看面前这张脸，真的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邓先生仔细看看刘义，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说：对不起刘生，你一定认错人了。

刘义顿时变了脸，他怒喝道：去你妈的刘先生!“耗子”李大龙，你跟我玩什么把戏?老子真的就那么老，让你认不出来吗?

我看见这位可怜的邓先生，也就是被刘义称作李大龙的人满脸憋得通红，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刘义张了张嘴，他那排结实的牙齿让我想起一头猛兽，我以为这头猛兽将会发怒，空气中落下一串炸雷。

没想到他喉结急速地滚动一阵，又把炸雷咽回去，眼泪却滚落下来了。

刘义说：大龙兄弟，你再仔细看看，快30年了，你我头上都添了许多白发……我不是什么刘义，我是小黑一一“阿秋筒”的难友小黑啊！

邓先生愣在原地，嘴角肌肉不停抽搐，像害牙疼病一样。他疑惑地说：我从前倒是认识一个叫小黑的人，但是怎么看也不像你啊。刘义耐心启发他说：你听着，政府军的L城军事大监狱，筒木(监狱长)、筒扁(看守长)，阿秋筒的水井，伏军越狱、南坎江引渡……·你再好好看看我是谁，是不是你的生死难友小黑?

邓先生身子定在地上，眼神发直，那种表情孤立无援，看上去像遭受重创的老人。我看见这个中年人眼眶里渐渐有了一颗很亮的东西，但是那颗东西始终没有掉下来。后来他唉了一声就坐下来，抓过一碗茶水来饮，喉咙里溅起很响的水声，像往井里扔东西。

对我来说，“耗子”李大龙的出现是个意外收获，“踏破铁鞋无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他的身份是个老知青，坐过政府军监牢，至少有过与刘义差不多的曲折经历。此时我的心里多了另外一份把握，既然是刘义的生死难友，那么他迟早会对我们敞开心扉，也许他还能把我们领进另外一个天地也未可知。

老板娘是个热心人，亲眼目睹我们这些老知青异国重逢，很为我真情所动，特意赠送一瓶四川名酒“剑南春”庆贺。我们频频干杯，不多时竟都有些醉意。刘义本来是个结巴，喝过酒舌头更大了。

他说：兄弟你你……后来去哪里了?南坎江水没没…-把你淹死？

李大龙连脖子都涨红了，他瞪着一双胀鼓鼓的金鱼眼亲热地回骂道：你龟儿子一跳下去就莫得踪影，格老子还以为你冲下印度洋喂鱼呢。

刘义说：那些难……难友呢?你知道他们中间，谁……谁还活活着？

李大龙连连摇头，他哀伤地回答：谁知道呢。如果不是今天相遇，我以为那船人只剩下我一个。

刘义仰起头来问他：兄弟，这些年来，你都干些什么啊?

李大龙也就是邓先生把眼睛移开去，望着窗外五光十色的衔道和车水马龙，我看见他的脸像条霜打的丝瓜。良久才长叹一声道，说来话长啊。都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可是我却像是做了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从城市到边疆，从蛮光监狱到政府军监狱，再从金三角到泰国…几回生死，几度磨难，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啊!

仿佛有颗火星溅进大脑一闪，一股电流传遍全身。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说的是“蛮光监狱”四个字!一道闪电顿时照亮我的大脑，我相信世界上一切偶然都是必然。李大龙的过去肯定与蛮光监狱有关!我内心涌出一股巨大潮水，激动和眩晕使得我身体徽徽战栗，好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样。

用一种陌生得几乎不属于自已的声音问邓先生：请告诉我，你的真名是什么？

邓先生惊讶地看看我，目光中立刻多了份警惕。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李大龙。小黑认识我，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这次我没有给他蒙混过关的机会，我坚定地说：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蛮光监狱，所以我相信你应该还有一个名字。说吧朋友，几十年过去了，不该再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他更加惊惶失措地看着我，然后转过头去向刘义求援。刘义拍拍他的肩膀说：大龙兄弟，我这位邓老弟说得没错，你我是在政府军监狱相遇的，告诉我们，你从前犯过什么事，真名叫什么?

我屏住呼吸，心悬一线，等待命运判决。我看见面前这个可怜的人嘴唇困难地动了动，却没有声音，好像声音都躲在舌头下面不肯出来。我紧张得汗水都出来了，恨不得揪住他的舌头，替他把那些实情通通都拘出来。后来我看见他的嘴张开一条缝，舌头不情愿地蠕动着，才把两个小石子一样的单词挤出来。

狂风掠过，水波骤起。一个惊雷在空中炸开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閑珊处。”

这个石破天惊的名字是——宫齐!

2000年，我在曼谷终于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我在国内采访时，人们告诉我，监狱暴动所以得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守宫齐叛变革命，倒向暴动分子一边。毫无疑问，宫齐是所有暴动分子中最狡猾阴险罪不可恕的一个。

三十多年后，暴动分子宫齐穿越岁月的重重迷雾走到我面前。

尽管我不远千里专程到国外寻觅这伙暴动分子，但是当这个被人们形容为“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老知青悄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极大惊讶。他像块石头，咚地一声就砸进我脑子里，让我的思想久久不能平静。

我瞪大眼睛，重新开始打量这个从前叫做宫齐如今已经被称作邓宇辉先生的神秘男人。他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戴一副镀金边框眼镜，业已秃顶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旧西装收拾得干干净净，领带是收敛的暗红色那种，看上去更像一个谦卑的公司职员。他走路的姿势明显不大对劲，身体晃动，我看出他的左腿有点瘸，像一架高低不平的圆规。他的眼睛始终不大安静，像一对惊慌的蝌蚪，好像随时准备逃走。

我由此更加肯定他就是宫齐，别人告诉我，宫齐一条腿在前线受过伤。刘义显然对于这个一同坐过牢的难友很不满意，他不高兴地质问道：我怎么不知道你就、就是宫齐？你还是不是我的生、生死难友，啊？

老邓盯着酒杯忧伤地回说：对不起，我的小黑兄弟，如果不是今天相逢，我做梦都不敢相信曼谷侨乡会的总干事刘义先生就是你小黑。从前我们都是犯下滔天大罪的逃犯，谁要是不慎走漏风声，不是招来杀身大祸么？

我对老邓也就是宫齐说：请告诉我，什么原因促使你把枪口转向自己的战友？

老邓没有回答，他呆呆地盯着面前像岩浆一样翻滚的火锅汤，好像那里面煮着他的满腹心事。刘义替他斟满酒杯，夹一筷子四川年糕，然后大声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来来，咱们为重逢干一杯。

几杯过后，老邓表情起了变化，他抬起头来，一双被酒精烧红的眼睛盯着我们说：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我的故事是个噩梦，埋藏在心里太久……告诉你们，我下乡前就杀了人。

我们彼此看看，并不感到惊讶。武斗年代，多少中学生红卫兵杀过人，他们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吗？但是我们面前这个老知青的心理防线显然已经崩溃，他捧住头，像个孩子那样身体抽搐，然后小声哭起来，眼泪顺着手指缝滚落下来。我没有说话，静静等待一个久远的故事开场，我听见自己心脏被幸运的脚步踏得咚咚直响。我起身把包间的门关严实，然后给这个不幸的人倒了一杯茶水，我听见自己轻声对他说：老邓，在朋友面前，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史称“八、一八红卫兵纪念日”。喜讯传来，万众欢腾，人人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在那个革命时代，七亿中国人向往北京，但是多数人只能从报纸广播或者电影里认识北京，因为北京很遥远，而上北京城去见毛主席就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幸运。

按照中央通知，各地红卫兵须选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于是严重问题出现了，同一座城市，同一所学校，都是红卫兵小将，谁该上北京去见毛主席，谁又不该去呢？红卫兵互不相让，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许多地方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有人提议采用一种公平的方式决出胜负，胜者到北京见毛主席，败者自动落选。

这种方式就是进行擂台赛。

老邓当着我们的面脱掉西装和衬衣，我们赫然看见他干瘦的身体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在毒品王国金三角，针孔就是尽人皆知的吸毒证据，难道老邓是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吗？可是吸毒应当是静脉注射，他怎么会搞得一身都是针孔呢？老邓淡淡地解释说：我不是吸毒者，这是红卫兵时代留给我的特殊纪念。

“文革”开始，全国流行毛主席像章，流行是一种时尚，时尚本身就是标新立异的代名词。毛主席像章林林总总，有的巨如脸盆，有的微如米粒，总之花样翻新琳琅满目。就是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别在帽子上当帽徽的，有别在裙子上做胸针的，有人别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人则把整个衣襟别得满满当当的，阳光一照，闪闪发亮跟金属铠甲一样。更有别出心裁的年轻人，为了显示勇气，他们在大热天不穿衣服，将毛主席像章直接别进肉里，挂在皮肤上，以追求忠诚和惊世骇俗的展览效果。

擂台赛的内容就是比赛把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

擂台赛竟有数百人踊跃报名，其中不乏中学女生。这些狂热的少男少女，他们个个争先恐后跃跃欲试，好像报名参加时装秀。老邓向我们讲述这个发生在“文革”年代的荒诞故事时，我们窗外是东南亚大都市曼谷的闹市区，无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水马龙都将从这里走进更加文明富裕的人类二十一世纪，但是我们却在倾听一个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过去。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都将像章庄严地举过头顶，然后把钢针刺进自己柔软透明的皮肤。宫齐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体里面蠕动着许多像小蛇一样的血管，钢针一刺下去，那些惊慌失措的小蛇就猛烈地扭动起来，接着就争先恐后地爬出皮肤来。台下欢呼，掌声响起来，男选手骄傲地挺起胸膛，像章闪闪发光。女选手也不甘示弱，有个蔺姓女生，她是一个红卫兵头头，蔺女生当场把一枚钻石般的领袖像章别在光洁的额头上，赢得满堂喝彩。蔺女生抹去脸上血迹，面不改色心不跳，冷漠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个高贵的钻石女皇。

擂台赛一轮轮进行下去。水泥地面已经被热气腾腾的鲜血染红，像泼洒一层红油漆。比赛进行到第四十轮，台上终于只剩下两个顽强的对手，他们就是男生宫齐和那个姓蔺的女生。

宫齐单薄的身体几乎全部被金属像章所覆盖，他变成一个真正的钢铁战士，或者说像个具有挑战性的行为艺术家。他骄傲地站在众人之上，鲜血和献身精神使得他的身体好像一枝火炬那样熊熊燃烧光芒四射。而他的对手蔺女生也毫不逊色，她如同一轮美伦美奂的月神嫦娥，冉冉地升起在人们狂热的头顶之上。

人们如痴如醉，欢声雷动。

擂台赛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来。

蔺女生在举起第五十枚像章时不幸昏倒在地，男生宫齐则坚持在自己头皮上刺进第五十一枚钢针，像升起最后一面胜利的旗帜，至此代表之争水落石出。当胜利者摇摇晃晃走下擂台，他看见天上闪耀着许多太阳，世界变成一座火焰山。

我问老邓：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他眼睛里笼罩着灰雾，脸上泛起若明若暗的亮光，像是未曾死灭的灰烬。他摇摇头说：比赛结束许多人都住进医院。我感染破伤风，险些送了性命。

1967年，武斗开始，全国几乎所有城市一夜之间陷入隆隆炮声和枪林弹雨之中。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枪声和血肉横飞的场面。有一天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捕获到一个重要俘虏，她就是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

时过境迁，蔺女生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往脑门上别像章的革命小将，她在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飞速成长，成为这座城市一位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人们常常看见她身着戎装，像革命电影《红岩》中那位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一样腰插双枪，柳眉倒竖英姿飒爽。当地人把红卫兵女政委传得神乎其神，比如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过她，比如她能把《毛选》四卷倒背如流，又比如她的枪法出神入化，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等等。女政委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女政委是单独驾车外出才落入对方埋伏圈的。她很坚强，毫不畏惧，一张利嘴像飞刀，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她跟他们针锋相对地辩论，引用领袖语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男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喊口号，唱《国际歌》，怒目而视，眼睛里充满篾视，简直跟《红岩》里的江姐差不多。弄得男生都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宫齐不同意。他说咱们不成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国民党反动派吗？

女俘虏一头短发，青春的脸庞被一层神圣的悲剧光辉所笼罩，简直跟电影里的圣女贞德一样。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红卫兵是钢铁铸成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们可以折磨我的肉体，但是你们休想改变我的信仰！

我相信此类“文革”故事早已泛滥成灾，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是，女俘虏与后来的境外暴动分子宫齐的个人命运有何联系。我问他：那么你杀了她？一时冲动？杀人灭口？

老邓摇摇头说：我们并不想让她死，但是我们一定要打败她。

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俘虏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孩子美丽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男孩子们的眼睛一下子全都睁不开了。他们都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来，好像他们面前是一轮太阳，他们的眼睛都被太阳射出来的光芒给刺疼了。

我小心地问：你……把她推下楼？

老邓说：不，她自己跳下去了。　　

1968年春天，红卫兵战士宫齐插队边疆当了知青。1969年初春，城里传来“一打三反”的风声，下乡知青宫齐随即神秘消失，而另一个金三角游击队员宫齐却诞生了。

1969年，下乡知青宫齐变成一个红色游击队战士，倒不是说他有多么远大的理想抱负，而是别无选择。新战士宫齐在成为伤员以前共打过两次仗：一次进攻，一次防守。进攻是打伏击，事先埋伏在丛林小路上，交火后敌人逃窜，队伍巩固战果。一个山西知青立功心切，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他单独追出两千米，被敌人消灭在片小树林里。

不久战斗再度爆发，敌人进攻，游击队坚守阵地。残酷的激战把白天打成黑夜，炮火又把黑夜变成白天。战士宫齐刚刚发现子弹打光，狡猾的敌人就摸上来了，随着枪声、喊叫声、咒骂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连空气都恐惧得发抖。他好像坐在火山口上，看着那些黑影扑来扑去互相厮杀，腿像患了软骨症，软得站不起来。等他好容易克服恐惧爬出战壕，想找个安全地方躲避时，忽然一颗炮弹落下来，随着一团耀眼的火光在眼前腾起，他就像被融化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等他睁开眼睛，四下声息全无，没有战斗呐喊，也没有枪声炮声，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他动一动胳膊，两只手都很完整，摸摸头，脑袋也还在脖子上，这就是说，他还活着，那颗炮弹并没有把自已消灭。他想撑起身体来看看自己的位置，但是左腿却意外地毫无响应，好像不属于自已。于是他开始顺着身体往下摸，摸到大腿湿漉漉的，还有半截骨头暴露在外面。

这个发现把他吓了一跳。

他明白自己负伤了。他的腿断了，变成一个伤员，这就是说，他不能走路了。他大喊几声，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但是却没有得到响应，山风把他空荡荡的声音刮跑了。他彻底惊慌起来，一阵冰冷的绝望像海潮一般袭来，看来战斗早已结束，战友已经撤退，要是他不能迅速撤离阵地的话，那么天亮之后他将必死无疑。

天一亮敌人将会出动搜山。敌人无比残暴，他们一旦抓住掉队的游击队伤员就会当场杀死，并且砍下人头来挂在树上示众。可是他动不了，他的左腿不听使唤，就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样。敌人很快就会来到，他们轻易就会找到他并把他变成一具难看的无头尸体，他的头将与身体分家，就像从前行军的时候常常看见战友的无名尸体一样。

他该怎么办呢?谁来帮助他逃离战场呢?也是多么孤立无助啊。悲哀和恐惧再次笼罩了年轻的游击队员，他开始哭泣，泪流满面，心中满是伤心和痛苦。他当然不想死，他只有19岁，19岁等于人生刚刚开始，他为什么非要死不可呢？

天空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雨水和着咸津津的泪水一直流进干裂的嘴唇，让他心里稍稍舒服一点儿。他试着动了动，开始拖着一条伤腿搜集手榴弹，如果敌人发现他，他宁可抵抗到底，最后把自已炸死。

忽然附近草丛里有个声音在响起来，把他吓了一跳。他停止哭泣，紧张地扭动脑袋，却看不见人影。他几乎战战兢兢地问：你是谁?是敌人吗?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这回距离更近，几乎就在头顶上。他忽然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身体一下子瘫软下来，因为他听得清清楚楚，这是一句熟悉的中国话。

中国话问他：喂宫齐，你活着吗?

一个战友的及时出现拯救了伤员宫齐。

许多年以后宫齐对我说，那个知青战友是专门为寻找他返回阵地来的。其实战友并没有一定要赶回来救他的义务，游击队已经撤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使那个叫做宫齐伤员不幸牺牲了也是革命的代价。从个人角度讲，他们只是同班战友。谁都知道在战场上拯救伤员要冒很大风险，伤员很可能会连累他一起坠入困境，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与其牺牲两人，不如让那个倒霉的伤员自已碰运气好了。

但是战友还是毅然决然地摸回来了，赶在敌人赶到之前找到伤员，把他背进一座山洞隐蔽起来。当宫齐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已经有了安全感，战友护卫着他，山洞像一座港湾，无论外面如何风暴肆虐海浪滔天，港湾却是平静和可靠的。于是伤员宫齐的心情安静下来，不再惊惶失措胡思乱想。

天亮后敌人开始搜山，零落的枪声此起彼伏险象环生，搜山的敌人几次与山洞擦肩而过，但是都没有发现隐蔽的洞口。伤员看见战友挡在面前，他趴在地上，脸朝着洞外，因此看不清他的表情。山洞很狭窄，刚好可以容纳下两个人，伤员看见战友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他屈着一只腿，冲锋枪指向洞口，填满子弹的黑色弹夹摆在跟前，还有几枚揭开盖子的手榴弹也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相信他已经做好了最

坏打算。此刻，宫齐泪流满面，这个画面就永远地留在生命记忆中。

我相信无论信仰和制度如何不同，勇敢顽强和舍已救人都是一种高尚美德。这个知青战友的行为令我感动，我相信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舍生忘死抢救伤员的，何况这个战友已经随同部队撤退，他本来可以先保存自已，以后再来为战友报仇不迟，但是他偏偏要赶回来抢救战友，把自已的生死妄危置之度外。我问老邓：他一定是个特别优秀和勇敢的战士对吗？

老邓回答：你说对了一半，他很勇敢，不怕死，但是未必优秀。

关于这个知青，他本身是个谜，称得上众说纷纭毁誉参半，就连我也说不清他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我很惊讶，半天回不过神来。我说：可是他救了你的命啊!

老邓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是啊，他救了我的命，并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这就是命运。

我疑惑地说：他叫什么名字?

老邓低声回答：蔡东。

一道光亮从心底划过，令我大喜过望，第二个重要目标终于浮出水面。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是不是外号叫做“一撮毛”的蔡东？他疑惑地点点头，不知道我何以对蔡东那样熟悉。

“一撮毛”是荦命样板戏《智取威亮山》里的小土匪，他的反面形象在“文革”年代广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听老知青介绍说，因为蔡东嘴角有颗黑痦子，痦子上长着一擐难看的黑毛，所以得此绰号。平心而论，大名鼎鼎的蛮光监狱暴动主犯蔡东的出场亮相称得上英勇无畏光彩照人，简直有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十多年前的战场上，一场遮天蔽日的丛林大雾拯救了两个危难中的游击队员。敌人找不到伤员，只好无奈地撤退了，蔡东背着宫齐在山林里转了两天，终于回到部队。“一撮毛”蔡东的英勇行为没有受到应有嘉奖，因为他没有服从命令撤退而是擅自行动返回阵地，最终功过相抵不了了之。伤员宫齐被送进后方医院抢救治疗，他的伤腿虽然保全了，但是经过手术变短了一点，走起路来一瘸一跛。鉴于不再适合重返前线，上级将他调到后方监狱看守犯人。那座关押犯人的两座土楼就是蛮光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