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历史中，有一个人物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曲折。按说，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曲折” 的名字里，浓缩的却是他的全部人生。

在“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上山下乡高潮中充当开路先锋的，就是以曲折为首的10名北京中学生。曲折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三年级学生。运动初期，在各个中学，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四十余天。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增加了曲折及其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1]，这确实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报《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又提出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20世纪60年代初期官方树立的上山下乡典型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2]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他们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3]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那些20世纪60年代初下乡、又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套住飞奔的骏马

1967年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这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红色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炽热、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之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4]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曲折10人的行动，代表了一代城镇青年的方向。在他们的身后，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足迹遍布农村和边疆。

1968年8月我下乡的地点也是内蒙古牧区，但比起曲折他们来，整整晚了10个月。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差，意味着你在革命的道路上已落后了一大截。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到草原后的第一次劳动，是牵着牛车一步三蹭地捡牛粪。望着漫无边际的荒草，想起一个星期前还坐着无轨电车在马路上穿行的情景，我心里就像塞了团棉花，不是滋味......说实在话，下乡之初，我就缺乏曲折那种因理想主义而迸发出的激情。

几十年过去了，似乎在转瞬之间。

90年代，因为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关系，参加知青的一些聚会，与曲折见过一二面，都没有深谈。直到2001年底，在福建作家谢春池组织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上，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的交往。通过访谈，我发现，曲折阅历之丰富，远超出我当初的想像——从“文化大革命”前的好学生到工作组黑名单上的“反革命"；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到下乡的急先锋；从知 青典型到“挖肃” 的领导；从自治区头号人物的秘书到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从地矿部的笔杆子到下海经商——在人生的几起几落中，还穿插着理想与忠诚、亲情与友爱、造谣与中伤、欢愉与希望、成功与失败…….这些旋律与音符的有机组合，把他的曲折人生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

经历曲折而不沮丧，环境变了，年龄大了，惟独积极进取的精神没有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没有变，这是曲折的一个优点，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曲折长于叙说，记忆力又好，说起那些陈年往事或者什么逸闻趣事，总是绘声绘色。他的口述，内容精彩，对于启迪人们深刻反省过去的那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

我在小学、中学一共读了12年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12年。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都是好学生，老师喜欢，同学喜欢，大家的关系都很好。

小学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小学，一年级当了班主席，这一当就是六年。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从三年级开始先当中队长，四年级就是大队主席了，一直当到小学毕业。

 小学时的曲折

升中学时让自己报志愿，我想报男四中或一零一中学。老师说：“你到那儿上学太远，不如找个近点儿的。”近点儿的有什么理想的学校呢?挑来挑去挑了二十五中。为什么挑二十五中呢?因为它当时搞教学改革，进行十年一贯制的教育。我觉得在中学可以少上一年，初中和高中五年就可以毕业了，所以考了二十五中。

进了二十五中，初中一年级我当大队长，初二时还当了大队主席。初二第一学期，第一批加入共青团。1963年初三毕业时，市教育局决定停止十年一贯制试验，四个试验班中有一半的学生未经升学考试直接升入本校高中，我是其中之一。高中一年级时，我担任少先队辅导员，高二、高三时又当了班主席。中小学整整12年，我确确实实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受过挫折。

当时受的教育，素质教育的成分相对大一些。比如说，课外活动比较多。小学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小学生合唱团，五年级时考进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分在低声部。合唱团唱的都是很好的歌，基本都是流行的少儿歌曲，《山歌向着青天唱》、《三面红旗万万岁》、《向着东方》、《学习刘文学》等等。初中二年级时，参加了航海队，在北京后海学习舰船知识、划舢板。初三暑期，学习报务。高中一年级参加跳伞训练，每周到伞塔去练习，后来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参加飞机跳伞。而后，又参加了北京市科协的中学生物小组，对于生物学，那时就很喜欢，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生物技术开发方面的业务，跟当年的兴趣、爱好都有关系。中学时我还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小提琴，有时参加节假日的演出。整个学校生活都非常幸福、充实。

今年春节期间，我夫人郭兆英的十几个同学到我家来，其中两个就是原来生物小组的，我们还一起参加过1965年的生物夏令营。夏令营设在和鹫峰毗邻的金山。鹫峰位于西郊北安河，生长在峭拔峰顶上的两株树冠巨大的古松，远远望去，犹如两只钩喙箭翎、昂首张嗔的山鹫，这大概就是鹫峰得名的由来。鹫峰孤峰峻岭，绿荫匝地，是避暑的好去处。我们的夏令营办得非常好，辅导员、老师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早晨起床时，辅导员进到各宿舍，统一测量脉搏，午休后也如此，观察每人的健康状况。上山观日出，凌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爬到峰顶，太阳还没出来呢。过一会儿，太阳喷薄欲出，半空金光，驱走黑暗。那情景，真是壮观!上午按照老师的要求捕捉昆虫，采集植物，带回去做标本。下午天气比较热，一般是专家来讲课。

不过，那毕竟是红彤彤的年代，没有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听政治报告，参加反帝反修的演讲和宣传，参加示威游行，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校里都经历过的政治实践。即便在夏令营，政治活动也没有停止过。1965年生物夏令营期间，正好赶上美国轰炸越南17度线以北，这是在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的。广播当天，夏令营的小营员们立即在老师组织下召开声讨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

我第一次提出上山下乡是1960年，还是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知识青年的榜样是邢燕子。政治课上讲的是国家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奇缺，饥荒遍地，人们吃不饱饭。老师在政治课上强调我国农业基础特别薄弱，要全党大办农业。我感到农村特别需要有志气的人。当时是农业集体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公社的规模越搞越大，就连会计出纳都难找。你想想，邢燕子作为知青典型，她下乡时才小学五年级。所以，我觉得应该承担国家的困难，到农村去，就提出了下乡申请。班主任马老师给我做工作说：现在你们还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有更重要的任务。我问：更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他说：两弹上天，粮棉过关。这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就这样，我打消了下乡的念头，继续踏踏实实地学习。

这样到了1963年，我还是非常想到农业第一线赶紧为国家做贡献。我有个同学叫王惠民，在大佛寺西街和作家赵树理住在同一个院子，经过他介绍，我有时到赵树理家去玩。有一次，我对赵树理说：“我在1960年就提出了上山下乡，学校没同意，现在初中毕业了，挺想上山下乡的。”他告诉我：“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开发"出来了，那儿需要人，如果想走，这条路倒是可以。那时，大庆油田还处于保密状态，我以前不知道，第一次从他那儿听说了大庆。这段时间很短，还没容我好好思考，就一下子转到高中了。我继续上高中，学习还有股子劲头。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我认为“两弹上天”不再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的事业还是争取“粮棉过关”，更坚定了上山下乡的决心。所以，一等到高三毕业，我就把自己的书拿给别的同学去复习了。那年毕业工作进行得早，4月份就开始准备高考了，别人都埋头准备高考，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不准备考。那些天，我每天在学校里干活，垫操场什么的，优哉游哉地成了自由人，就等着分配时卷铺盖走人。班主任李老师曾建议我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我说：“现在农村的问题始终没解决，我特别想上农村。”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翻看那些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5]火药味越来越大。班上有些喜欢文科的同学也时时发表议论，但我对这种事儿却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当时已提出上山下乡。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会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想法跟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关联。我的学习与志向是始终联系在一块儿的。

1966年5月，学生的思想已相当活跃，“文化大革命” 的政治气氛营造得差不多了。复习功课的高三毕业生也拿不定主意了：今年还会不会举行高考?心里不是很有底。多数人认为，国家这方面的政策没有变化。但是到了6月初，情况不同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狂飙引向全国。千百万人——不分年龄、阅历、职业、地位、民族乃至于性别，陷入前所未有的狂躁和冲动中。在革命大批判的号角声中，学生走出课堂，杀向社会。一代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在新的形势下，我也不在学校里干活了，我要参加运动，我是班主席呀!但在6月7日以前，我是属于“保守”的那一类。6月3日开始，学校里很多人贴大字报，我觉得有些大字报言辞过激，对党支部、对学校的说法过头，于是就在6月4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意思是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学校党支部和学校领导，应从爱护的角度去批评。这张大字报贴在我们教室西面的过道里，但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其他大字报淹没了。

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韩越，他对我们这些学生一向很不错的。他说：“曲折，你再找些人，咱们去北大看看。”这样，党支部书记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北大。一看那大字报，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贴满了，还密密麻麻挂了很多层，而且开始涉及一些上层人物。我当时是积极要求入党的，曾在1965年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是党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学校教育改革小组成员。回来后我就问书记：“我们学校怎么办?”书记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思想比较混乱，党支部应该出来领导。他说不行，党支部不能做这些工作，现在老师也好，学生也好，给党支部提了些意见，你们也应当和广大师生站在一起。

我一看党支部书记撒手不管了，就在班上和李冬民等几位班干部商议是不是以班为单位搞成一个组织，成立一个战斗队，大家都同意。“他们成立了那么多组织，我们也成立一个，就叫‘东风战斗组'吧!”“战斗组”成立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大字报，而且是大小结合。大块文章以李冬民为主来写，因为他早对教育制度改革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攻击有力，由他起草了《向修正主义开火——关于我国教育制度改革问题的看法》，一写就是上万字，很长。我负责组织小文章，基本属于表态性质的，属于一种“短剑”，他们写的属于“长剑”。这样，“东风战斗组”就在6月7日成立了。

别的组织都是你一个人、他一个人或两三人的，力量很分散。只有我们的组织是以班为单位，原来的班干部就是“东风战斗组”的领导成员，一共六七个领导成员，做好了分工，这下子，马上在学校起了主导作用。当时，大字报在校园内满天飞，乱七八糟的，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管理。到了8日，我觉得学校里不能没人管，就倡导组织大字报管理委员会，先串联了一些老师，得到他们的支持，又把在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一些人找到一起征求意见，基本确定了大字报管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6月8日晚上7点钟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我主持，先由部分候选人对当前的运动作表态性发言，接着对大字报管委会委员进行提名，我念完名单，说：“同意的请举手。”“哗”，大家都举了手。通过这种方式，成立了大字报管委会。大字报管委会有11名成员，我们班有我一个，侯子贞一个，其他都是别班的学生和老师。会上还选举了管委会主席，经我提议，由最早在学校贴大字报的高三一班的白克刚同学担任。

管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工作组进校，没想到很快就出了问题。对工作组进校，我脑子里当时想这是好事，欢迎!这样就列队把工作组欢迎进来了。工作组是由共青团和工会系统派下来的，刚刚结束在郊区的“四清”他们一进校，就搞“扎根串联”，分头谈话。我觉得工作组对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太合适，比如说学校大白天壁垒森严，把大门关上，只留一道小缝，谁进来谁登记。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就找工作组谈，提出意见和建议。工作组当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表面上不理睬我们，暗地里却开始对我们班进行分化。我和李冬民晚上经常不回家，住在学校里，有时上午回家一趟，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找个别人谈话，进行分化瓦解。

工作组做分化工作，最初不是在我们班，而是在大字报管委会。管委会的分化工作完成后，开始筹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全校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各个班统计一下。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整我们了，没想到这么一选，我和侯子贞又都当选了，这是工作组不能容忍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威信比较高，而且在运动中总的来说大家都觉得比较可信，而且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工作组认为选举结果不能接受，就利用手段把一些同学拉过去了，以后就操纵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对我们进行批斗。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搞突然袭击，限制人身自由。

6月24日晚上，他们通知我和李冬民到图书馆参加一个会，这个会由工作组策划、革委会的头头主持，这个会的惟一内容是揭发我们的“问题”，还有录音。当场我们和他们吵了起来。中途我们去找工作组，指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很明显，工作组已经把我们当敌人看待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我和侯子贞被停职反省。紧接着，他们在7月8日组织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批斗会，参加大会的，不光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别的学校也找来了，大约有5000人。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会议开始时才把我们“揪”到台前的。这次会议从早上8点开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虽然我和李冬民在会议上据理力争，驳斥诬蔑不实之词，但这次会议还是把我、李冬民和另两位同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

我的关键“罪行”是：第一，反党。具体证据是：反工作组。我们向团中央反映过工作组压制学生的做法，团中央把材料转给了工作组，这就是反工作组，而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第二，反社会主义。证据是：1965年召开三届人大时，周恩来总理讲了教育制度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个双轨制6，也就是全日制正规教育与半工半读教育并行。我当时提出一个不同意见：学校的教育应当广泛地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果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脱离的话，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办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什么全日制学校就不能搞半工半读呢?就不能跟社会实践结合呢?应该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第三，反毛泽东思想。根据是：上高三时，有一篇课文《论人的阶级性》，是选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老师讲课时赞扬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如果改变一个词，都会使整篇文章黯然失色。我当时就举手了，说：“老师，我不认为改动几个词就会是那样。”老师说：“你要是那么认为的话，你就改改试试。”下来后我把那篇文章给改了。上课时，老师问：“你改得怎么样了?”我把自己改的几段念了一下，老师问同学改得怎么样，同学们都笑了。当时我还有个进一步的意见，就即兴发表出来：“老师，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任何事物它不可能静止在这点上不往前走，它是发展的。”我还得寸进尺道：“别说这篇文章不能改，刘主席在1962年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他自己已经做了非常大的修改。不光刘主席的文章可以改，毛主席的文章也可以改。比如说他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讲的是1928年的事，在中国那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东西，如果我们在今天的环境下运用它，在很多方面都要做修改。这篇文章对现在的大部分亚非拉地区可能是适用的，但是适用的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不适合他们的情况，如果要指导今天的斗争，就必须对它进行修改。”这意见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成了反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的具体罪证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根据，是我曾主张取消团徽。我说过：团徽有个好的作用，就是能督促团员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它也有副作用，就是助长人的虚荣心。我是共青团员，所以我主张取消。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就说：这团徽是什么?你好好看看!那是一个红太阳，那是一面红旗，那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你要取消团徽就是诋毁毛泽东思想，取消毛泽东思想!所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是板上钉钉的。

有了以上几条罪名，他们就组织人不断对我们进行批判斗争。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每天派人跟踪盯梢，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批判。斗到后来，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再也揭发不出新的问题了。我当时感觉不太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一些原来特别要好的同学揭发我，过去我所热爱的老师揭发我，甚至我所崇敬的德高望重的校长也上台揭发我!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是坏人吗?我在批斗会上跟校长吵，他揭发我，说我说过工作组坏话，这话我确实说了，但当时就是不承认：“我没有说过这话，校长在这儿造谣。”校长急于洗刷自己，气得直哆嗦，大声喊：“是真的，他说啦!”

那段时间，同学们没人敢跟我们接触了，谁跟我们接触就要受审查。一天，一个同班同学突然找我，问我现在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感觉就像过去苏联搞肃反扩大化，这回又搞扩大化，搞错了。”他问：“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可能得蹲监狱吧!蹲几年以后出来接着干。”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揭发了。但是，当时我一点儿都没认为自己错了，因为我从骨子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根本不会怀疑它，更不用说反对了。

这种情况到了7月29日，毛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学生代表，我们向学校革委会提出要求，作为少数派参加会议，但得到回绝，理由很简单：“你们属于反革命!你们属于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分子!”结果没能参加。 

8月8日，“十六条” [7]出来了，红卫兵[8]也发动起来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文化大革命”形势陡然发生变化。红卫兵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我们要求参加运动的权利，要求参加红卫兵组织，但由于我们是“反革命”，没有人要。这样一来，就迫使我们开始筹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李冬民和我是筹备活动的主力，8月11日，我们在本校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刚开始有六个人，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人，后来又发展到几十人。以这个组织为依托，李冬民又串联外校与我们观点相近的学生，先后在景山中学、鼓楼农工民主党总部等地开了几次筹备会，最后于9月16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兵团成立了联络组、宣传组、纠察组等部门，李冬民是兵团负责人。联络组领导成员为兵团的核心，我没参加，但我负责宣传部，并由我起草兵团宣言。

红卫兵首都兵团基本上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压制的一些人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成立以后，很快受到北京市和“中央文革” [9]的关注。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兵团的骨干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打击的人，所以，这些人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坚定；第二，这部分人的出身、成分已不受“红五类”的局限，对鼓吹“血统论”的对联[10]是坚决反对的；第三，这个组织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到最后，从来没有受过高校学生控制。当时，高校一、二、三司[11]都有人找到我们，希望能把这个组织纳入他们的轨道，但我们根本不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从来没有跟大学搅在一起。这一点，与外地是不同的。

兵团成立不久，领导层便有了矛盾，一些人权力欲急剧膨胀，排挤李冬民和我。10月，李冬民去了哈尔滨和鹤岗。我随班集体到延庆县下乡劳动。过去，每年秋季都组织去农村劳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的人比较少。这次干的活儿是大田整理，劳动量特别大，每天干活儿吃得也多。我住的那家农民姓白，那家的老妈妈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换着花样儿做。今天问你：“喜欢吃面条吗?”“喜欢吃。”“那我压面条。”“喜欢吃疙瘩汤吗?”“喜欢吃。”“好，做疙瘩汤。”每天换着样做好吃的，跟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时知道农村也搞“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晚上开斗争大会。我们不参加，晚上干什么?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当中要保护农民的劳动果实，当时玉米收了垛成大垛，我们天黑以后就去值勤，两个人值一宿，防止坏人点火搞破坏。

等到回校以后，我开始着手组织长征串联。很快，我就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长征宣传队，事先对行军的目的、任务、组织机构、行军路线、紧急情况的处置等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10月22日一大早，我们一行人挑着行李、乐器和宣传品从北京出发，向江西井冈山进发了。有个姓满的女孩子，是由她的哥哥领来的，她哥哥对我说：“曲折，我把妹妹交给你了，你带好!”那孩子还不满15岁，是宣传队里最小的，最大的是应届高三毕业生。二十多人的队伍，我是头儿，是组织者，觉得责任特别大。

第一天我们走到大红门，走得脚起泡了，肩膀磨得生疼生疼的。我挑的是一架扬琴，还带着宣传品。放下行李，我们给当地农民演出了一场节目，有舞蹈、独唱、重唱、小合唱，还有器乐合奏，很受农民欢迎。后来，我们到了武清县。武清县有进出北京的列车，我们在列车上做演出宣传，列车长给我们提了个要求：你们别走了，就跟我们火车走，你们在这火车上做宣传啊，我们的秩序特别好，也便于管理。于是，临时开了个会，我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说：“好，我们跟着走吧!”这样，我们乘车一下子就到了浦口，然后乘渡轮过长江，来到南京。

我们是首都红卫兵宣传队，准备的节目比较充分，演唱的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样一些很流行的革命歌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舞蹈，我演出的节目是唱歌。我是组织者又是领队，总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

在南京时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到一个剧场去，里面有一些专业演员正在演出，舞姿左扭右扭的，这些演员对外国的东西吸收得多了一点儿，大家当时不能接受。于是马上写了一个宣言，一个同学站起来大声宣布：“请你们停止演出!”台上正在表演呢，第一声没有反应，第二声还是没有反应，第三声就不一样了，演出戛然而止。我们二十几人站起来，宣读了我们对这个演出的意见，接下来我们给观众演，结果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完毕，许多观众冲上台和我们握手，后来还有人写信支持我们。我们在南京做了一个星期的宣传。之后，我们到了上海。在上海，有一段整顿时间。当时，首都兵团有人在北京不起好作用，有的人对继续走下去不放心，要求回去，这支宣传队的分裂已不可避免。我也觉得宣传队继续往下走，非常艰苦，精简一下也好，所以当时开了个会，让愿意回去的都回去，但是也有些人不愿意回去，其中年纪小点儿的，我就动员他们回北京。

大部分人决定回北京后，我觉得压力减轻了，我们剩下的人从上海出发，直奔江西。我们没坐火车，完全是徒步走过去的。怎么设计路线呢?比如从上海到井冈山之间，我先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直线，考虑到可能的突发事件，如有人生病等等，虽然是逢山过山，逢河过河，但离主干线不能太远，大致上是并行的。就这样，我们在11月初出发了，12月到了江西。那时每天走60华里至90华里，路程总计不到2000华里。

说起来，一路上每天都有故事。在这里，我就讲一个：上饶之前是玉山，玉山之前是长山，长山离玉山90华里，玉山离上饶90华里。这段路程我计划用两天走完，一天走90华里。这时，有人病了。我说：“你留下看病吧，病好后你到上饶去找我们。”到上饶什么地方找呢?我想了个主意：在距上饶零公里地方最近的电线杆子上，贴个告示，告知我们的去处。定好以后，我们就启程了。

出去还不到40华里，又有一个男生病了，现在说起来叫胃痉挛，那时不懂，大家都很害怕。我决定：四个人都不走了，全部回长山。谁知两个女孩子中有个叫李军武的，特别好强，她那年才16岁，她不同意回去，把双手往腰间一叉，很严肃地说：“你别以为离开了你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我就不能革命了。”执意往前走。我磨破嘴皮子，也说服不了她，到底一个人往前走了。

这时，另一个女生问我：“曲折，到底怎么办?”我只好说：“你跟她走。”她说：“我们俩去哪儿呀?”我说：“你随她走，她走哪儿你跟到哪儿。”她说：“那以后怎么办?”我说：“你别管了，我去找你们就行了。”当时，根本不知道可能走到什么地方。

我把那个生病的男同学送回长山后，原来留下看病的那个同学问我：“曲折，她俩走了你放心吗?”我说：“不放心，可又能怎么办呢?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她们。”就这样，我把他们两个留在医院看病，又开始往玉山赶。

路上没有车，我只能徒步追赶，走过40里路以后，天已经很晚了，接着往前走，不断向农民打听：“你们看到两个女孩子没有?”“没看见。”有人提醒我：“别往前走了，前面山里有豹子。” 走着走着天全黑了，下起了小雨，整个背包全湿了，沉甸甸的。那段路是碎石铺的，夜色中看起来有点儿发白，走起来脚步声“刷刷”的。

路上只要碰到人就打听，都说没看到。我一步不停地往前赶，不找到她们我是不会停下来的。走到大约晚上9点钟左右，路过一个村子，又问了一个人，还是说没看见。我想：可能上什么地方呢?就是想像不出她俩到了什么地方。走到玉山就是90华里啊，我觉得她们还到不了那地方。

后来路过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我从那村子穿过去，大约有两里路，忽听村子里隐隐传出一阵歌声，特别亲切。在那个山村里头有人唱《在北京的金山上》，当时感觉心里热乎乎的。再一听那歌声好像有点儿熟，这不是李军武的声音吗?我连忙寻着歌声往回走。走到一户人家，门儿虚掩着，两扇门黑黑的，轻轻推开一看，挤挤挨挨坐了一地人，左边摆着一个发黑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架马灯，她们俩正在给大家演节目呢。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救星》

我一进屋，人们的目光全朝我看来，只有她们俩全然不知。我没吭声，慢慢走到桌前，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她俩一扭头才发现我，“哇”的一声都哭了。这时农民才知道，我们三个是一伙的。我说：你们接着演吧。后来，农民们说：“演得挺好的，就是太晚了，你们休息吧!” 贫协主席和党支部书记给我们安排了住宿。

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第三天到了江西上饶，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开始时住在地质队，后来又住在部队。从上饶又接着走，到了铅山、永平。到了那儿就接到通知，说井冈山正闹瘟疫，不能再往前去了。既然这样，我们就留在当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吧。

当地有个912地质队，我们就住在那里。队里分保守派、工人赤卫队、还有什么造反派，好多派组织，还驻有一支军宣队[12].我们五个人，到底怎么办?集体一商量，我说：咱们五个人，每个人到一个岗位去劳动。有的人到机修车间，有的跟车运输，我到了碎样车间。碎样车间粉尘大，容易得矽肺病，所以经常领口罩。工作就是将岩芯粉碎后，拿到化验室检验里面的成分。我们五个人五个岗位，每个人参加一个组织，在非常短的几天里，我们就对各组织的状况了如指掌了。

我们跟地质队职工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关系处得非常好，我们说话他们也听。我们除了参加政治活动以外，更多的是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一些活动，还参加了一次救火。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在山上，全是竹子搭的房子，在树林当中建的竹棚，风景非常美。夜里听见“啪、啪”的枪声，我说：“坏了，出事了，赶紧起来。”宿舍的人全起来了。西边的半边天都红了，肯定是失火了。我们跑步到总部，取上灭火器就往山上跑，一刻不停，等跑到位于山上的三号机台时，都快吐血了，山太高了。

那次参加救火给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工人们在生死关头，在严峻考验的时刻，过去的派别争斗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们也不分派了。三号井架着火以后，上面架着的木板着着火一块一块地往下落，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往上攀爬，把机台旁的柴油桶挪开，把着火的木板往下扔，最终把火扑灭了。

失火的原因是，夜间值班人员用一个脸盆盛了多半盆柴油，然后弄个大的捻儿伸出来取亮，值班人员点捻时柴油往下滴，不料，往下滴的油点带着火苗往下走，机台底下全是木板地，结果，“哗”的一下子就引着了。

我们在912地质队参加生产活动比较多，像魏京生，他就是在那儿学会的开车。我们也参加了地质队的运动，整个地质队，各个分队、车间里都分成不同观点、不同派。我们在那里主持过不同派别之间的谈判，后来又替受压的一派打抱不平，在我们的支持下，那派组织很快壮大起来。不久，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性大串联[13]。1967年3月，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全班同学又聚集到一块儿，分手时间虽不长，大家都有一种历尽沧桑之感，成熟了许多。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的人，回到学校后主动表示：“当初大家批斗我们，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出发点还是好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背什么包袱，不能说你们有什么错误，不要再做什么检查了。”我们的这种表态，使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又团结到我们的周围。

当时，学校的原工作组也在做检查，让我们去参加会。我和李冬民都表了态：对工作组不要揪住不放，工作组也是在执行上边的指示，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应该到此为止了。我们一回来，很快把遗留问题化解了。所以工作组对我们也很好。这样，我们的威信就上来了。在筹备中学红代会的工作中，许多同学主动参加了其中的工作。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召集的红代会筹备会议上，争论比较大的是“联动”[14]问题。一部分人提出，在中学红代会成立纲领和宣言中应当对“联动” 进行严厉批判。我不同意，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联动'在去年12月还有所表现，后来就没什么了，现在也不能形成多大的力量，不要在这上面下很大的功夫。”当时，我负责中学红代会成立宣言的起草，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但是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坚持认为“联动” 还没有被批判，与我的看法不同。我提出，如果这样的话，起草工作我就不参加了。你想，“联动”沉寂好几个月了，现在把问题又重新拾起来，合适吗?

当时还剩下一个组织问题，就是中学红代会领导人的组成问题。我主动提出不参加。这样，中学红代会常委里还有我们班的两个人：李冬民、秦喜昌。其他常委是各个学校的。核心组成员有李冬民、程金香、刘龙江、陈永康等人。

首都中学红代会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3月25日。在成立大会上，我和秦喜昌担任司仪，由我宣读红代会宣言。闭会前，我们请周恩来总理带领大家唱《国际歌》。总理亲切地指指我：“你给起个头。”在他的指挥下，全场唱起了《国际歌》。

红代会成立后，我的任务是在本校参加斗批改，但还分管红代会政治部。本来红代会这个部门应由师大附中何芳芳负责，她是常委，而我不是，但她到山西闹革命去了，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在这阶段，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首都兵团战报》由我主持。这个时候，报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一种“新思潮”。这个新思潮的主要观点是，“文化革命”是一次权力再分配，这个思潮认为解放以前是地主阶级、资本家掌权，解放后整个位置颠倒了，原来的贫农、原来的穷苦人变成了统治者，现在又面临着再一次的权力分配，要把这部分人打下去。我们开会分析了这篇文章[15]，然后组织批判。执笔写批判文章的是后来写《王府怪影》的男八中学生计三猛。

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

1966年9月开始筹办报纸时，首先碰到的就是钱的问题。我和李冬民两人四处找钱，结果只找了几百块钱，就先用这些钱买了几令纸。中央文革有个接待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去要钱，说要办报纸。接待人员让我提个计划，我一张口就要三万块钱。那在当时，可是个巨大的数目。他说：你要得太多了，不好批。过了很久以后才把《兵团战报》办起来。当时办报的都是中学里的一些笔杆子，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在从事文字工作，有的当了报社的社长，有的当了总编，也有资深记者。朱唯红是当时的编辑，后到山西插队，几年前在江苏省委党校工作时因白血病去世，她生前也写了不少文章。

4月初，因为江青和戚本禹的两次讲话，北京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16]，从此攻讦不休。在学校里，我们是中学红代会(四四派)的支持者。原来，我们不是有一个“东风战斗组”吗?后来“东风战斗组”扩展成“东风兵团”，人多了，我仍然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四三”、“四四”派之间这么一闹，我觉得没劲了，认为在学校里没有出路，思路又转到上山下乡上来了。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段经历，我想说：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培养的这一代人中，我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在这代人中，我们不少人思想成熟得比较早。上小学时老师讲过杨朱的故事，杨朱曾说，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他不做。[17]老师却教育我们要有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我小学四到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王德增曾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官，解放后当过派出所所长，1957年来到我们学校，月工资99元，在那时是很高的。他对我影响很大：他爱国、敬业、能吃苦，为了辅导学生，他经常很晚才离开学校，大炼钢铁时衣服上到处都是被铁花烧的洞。他对我说过：育人者可以做样子给校长看，给参观的人看，可是他欺骗不了自己的学生，学生早晚要长大成人，可以对老师做出评判。

自从学生们卷入派仗，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那时就有一个想法，应该走出学校去。怎么走出学校呢?最初的想法是要创办一所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校，一所红卫兵大学。我把自己的想法在班上说了一下，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曲折要学武训办义学。当时我走访了不少有志搞教改的学生，包括去南方搞过调查的彭小萌。但很难取得一致的认识。我的同学刘崇威说，女八中有个叫郭兆英的，有同样想法，可以找她一块儿聊聊。郭兆英是在校入党的好学生，学习突出，班里的学生干部，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她担任主任。后来她眼看学生间斗来斗去，就当了逍遥派，带着一些人到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访问，做社会调查。4月，郭兆英就到我们学校来了，交换想法，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但谁也没想到，在共同的志向中后来会结为伴侣，共度人生。

 湖南共产主义战校纲领

当时我考虑，还是创办一所红卫兵大学。6月，我发了一个兴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有三百多人报名，校址初步选在新疆。问题是：办大学，你教什么呢?再有一个，当时看我们这些人还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还没有一个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啊。所以后来就提出：办红卫兵大学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成为工农，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这个想法提出后，原来报名的同学纷纷表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了。真正当农民，他们就不愿去了。到了8月份，这些人基本就退光了。我们继续组织，思路已经是上山下乡。郭兆英、胡志坚、我，还有本校几个同学愿意参加，以后又陆陆续续吸收了几个同学，一共十来个人，决心走了。

于是我们在一起学习，统一思想，做物质方面的准备。原来准备“十一”以前走，去新疆。我当时跟上边有些接触，认为应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就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我们要上山下乡。劳动局一听，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现在，原来上山下乡的那些人都在闹回城，把上山下乡当成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批特批呢，你们还要下去?”他们认识到这件事对他们做工作有利，就说：“能不能这样，我们也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安排，别着急。”我说：“那可以，请给我们一个答复。”

他们很快就向上头汇报了。当时负责文教口的是赵唯理，汇报给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丁国钰。不久，北京市的意见传达下来：“领导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们去的地方能不能调整一下?不要去新疆了，是否可以去内蒙古，那儿的情况好一点儿，内蒙古已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比较稳定。”我征求大家的意见，都说：上山下乡这条路子怎么都是走，和工农结合嘛!我们要求到边疆去，如果选内蒙古也可以。很快给他们回了话，北京一方立即和内蒙古联系，内蒙古方面很快就把这事儿落实了，还派过两个人来接我们，都是锡盟安置办公室的。

“十一” 那天，我去天安门观礼台，看了盛大的游行。“十一”后开始起草上山下乡的誓言。通过誓言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青年都是非常真诚的，他们真心实意准备到边疆去吃苦。

曲折起草的“誓词"

10月7日开家长会，杨振祥介绍了我们将要去的白音宝力格生产队的情况，市安办马友超讲述了市里的意见，然后是家长表态。本来计划走11人，家长会后少了一人，家长不让去，剩下10个人。临行前在市委召开座谈会，丁国钰等领导都参加了，我们表表态，他们发表些意见，主旨是：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要向当地群众学习，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在天安门前宣誓 

9日早上，我们10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下，由我领誓。送行的起码有两千人，并不是刻意组织的，有本校的同学，红代会的战友，还有几个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围观的人也比较多。宣誓以后上了车，没有一个人哭，心里充溢着一种很崇高的使命感，我们要去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业。汽车开动以后，两个来送行的同班同学说什么也不下车了，非要跟着走。车过德胜门，我才硬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了。这时眼泪就止不住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真深啊。

当天到了张家口，住在六十五军，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请苻先辉军长给我们讲长征故事。他希望我们时刻准备迎接困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背诵了红军过草地时做的一首小诗：“天做帐篷地做床，广阔的草原当楼房，倾盆大雨似淋浴，狂风呼啸我乘凉。”我到牧区后，把这首诗谱了曲，自己经常唱。苻军长还透露：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讲了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样，我们头脑就更清醒了：不管到什么地方，决不参与地方任何一派。

11日早晨从张家口出发前，听到电台广播首都红卫兵小将赴边疆插队的消息，大家备受鼓舞。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10个人的自发行动，被传播到全国各地，被赋予了更多的官方色彩，并成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一千多万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先驱。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出发前，中央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中央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后来得知，10日那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学教师代表，会上有人把这事汇报了。陈伯达等人当即表态，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陈还指示说：新闻单位应做些宣传。第二天，消息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而且是第一版。[18]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为什么紧随我们之后，首都第二批知青一下就起来了?原来的顾虑没有了，什么“斗、批、改”任务呀，大方向问题呀，中央支不支持呀，这行动对不对呀等等顾虑，都一扫而光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

从张家口出发，在坝上瞻仰了苏军烈士墓，这时正是雨雪交加。离开北京时，天气还很暖和，可到了海拔一千多米的坝上，立刻就变冷了。在这里，我们告别了送行的战友李冬民等同学，继续乘车前行。一路上，大草原莽莽苍苍，人烟稀少，偶尔见到骑马的牧民，我们都激动地挥手致意。感觉太棒了，纵然你有浑身的劲儿，在这里也使不完，边疆的条件虽然恶劣，但我们有决心建设它、改造它。

汽车队行抵锡林浩特市，住在师范学校。第二天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的群众差不多有两万人，这和传媒的宣传有直接的关系。在欢迎大会上，我代表知青讲了话，呼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扫除派性。当时我们在师范学校住下后，地方上的两派都来找我们，希望支持他们。因为《人民日报》发布了消息，他们认为我们下到锡盟有很深的背景。其实有什么背景?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劝他们消除派性，实行联合。

10月14日，我们一行人经白音乌拉镇径直来到白音宝力格公社。没想到公社那么开阔，面积远超过内地的一个县。在长满青草的公社的院子里，牧民嘎日布为我们唱了一首歌，哎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歌声，人也是那么美。晚上开欢迎会前，我临时抱佛脚，现学了几句蒙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把这几句话全部用汉字标下音来，在发言中第一次用蒙语说了这么三句话，也不知道参加会的人听懂了没有，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我们与牧民休戚与共的决心。

10月15日到了目的地白音宝力格大队。一下车，大家就忙着扫院子、挖厕所。我们住的大队部(有蒙古包也有土房)同时也是饲料基地。当时收获时节已过，大家什么活儿都抢着干，收草木栖、垛麦垛，非常积极，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

早在1965年，大队就安置过一批知青，是从林西下来的，有十来个人。队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刚来时决心可大啦，豪言壮语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可还不到一年，全走了。

大队认为前一拨知青之所以没留住，是因为在生活上没有给予很好的照顾。所以等我们到了以后，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一开始还专门有一个人给我们做饭。刚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脑子里全然没有做饭、做家务的意识。没过几天，队里的负责人德全问我：“你们谁做饭啊?”我说：“噢，对了，得做饭，该我们自己做饭了。”他问：有粮食吗?我说没有。他说：“得去买粮食啊!”我说：“去哪儿买呀?”他说：“公社那儿有粮店，到那儿买了粮食，就可以做饭了。”我就找他要了一匹马，这是我第一次骑马，骑上去感觉挺不错。马开始往公社走，可是只走了二三百米就不走了，回过头来往回走，这马总在那儿吃料，特别恋家。我们知青点离公社特别近，大约四千多米，我只好拉着马去公社。等回来时，粮食驮在马背上，我骑上马，马归心似箭， 走得飞快。

饲料地的活儿干完以后，队上领导说：“今年的活儿干完了，你们就在这儿住，队里给你们准备好了煤，赶快生火，肉也给你们弄来了。过了这个冬天，明年再开展工作。”我不同意，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活动。他们说不行，太苦啦，现在雪这么大，下去吃不了这个苦。我就去做领导班子的工作，说：牧民能做的，我们也能够做。最后，他们动心了，同意男知青去配种站，女知青留下。我又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去做。这样，连续天天去做工作，一说就说到人家睡觉，第二天再接着说，最后，领导班子终于同意了，男知青的一个蒙古包在一个点儿上，女知青的一个蒙古包在另一个点儿上。

这以后，就再没有队里的特殊照顾了。一住进蒙古包，首先就得想法儿找羊粪牛粪取暖，并解决吃饭的问题。男知青里除了我，其他人基本都不会做饭，我还得把做饭的事承担起来。女知青有时把冻好的饺子送给我们。在配种站，知青们直接参加生产活动，感觉挺有意思。到了11月，配种结束了。男知青分成两拨，一拨打苇子，一拨采石头。我属于采石头的。从驻地到采石点，要爬一座高高的山岗，路上的雪几乎没到膝盖，脚印很清晰，当时我发现，如果你不认准一个目标径直地往前走，这条路绝难走直。

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知青与牧民在生活、劳动上各干各的，达不到结合的目的。这样，配种工作即将结束时，首先有两个女知青住到牧民家去了。开始时，知青内部有争论，我属于支持的。不久，她俩汇报说，在牧民家感觉特别好，也很安全(本来她们担心不安全)。在会上，我们决定全体知青下到牧民家去。

1968年元旦，我们开会布置插包的事。会开到很晚，大家都睡了，只有我们三个负责人——我、郭兆英、胡志坚一直守候到天亮。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到各家。队里给挑的都是家境很不错的家庭，贫协主席呀，党支部书记呀，党员家呀。我分的那家牧民很年轻，男的叫桑布，比我小一岁，他妻子比我还小，他非要知青到什家去住不可。

剪羊毛

我不会说蒙话，他汉话一句都不会，一住进这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尊重人家，人家让你吃你就吃，让你喝你就喝，不要让人家觉得被看不起。好，这茶就喝多了，喝多了就得上厕所，一出门，他家女人就跟出来。我前面走，她后面跟着。我说：“你回去吧，我有点儿事儿。”她听不懂，我往前走，还跟着。后来我跟她说：“我上厕所，上厕所——你明白吗?你回去吧!”她微笑着看着我。前头大约500米左右地方有个小山包，我再往前走，她就不跟了，在蒙古包不远处等着。我一直走到小山包后头上了厕所回来。没想到一会儿又得去，她还是如此。这次我可受不了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第二天骑着马找民兵连长去了。他会几句汉话，可说得不太好。我把前一天的经历对他讲了，开始他听不明白，我再说一遍，后来他明白了，笑着说道：“家里脑亥(蒙语：狗)白那(有)吧，脑亥(狗)浑哈吉那(咬人)吧?她怕狗咬你，给你看狗哪!”噢，原来是

这么回事。就这样，我在那家住了几个月。他们两个那么年轻，为什么非要找一个知识青年去放羊呢?很长时间不得其解。放羊时也遇到好多事。有一次放羊，与一个牧民小青年就伴，他放一群羊，我放一群羊，他放山那边，我放山这边。我们带着狗去打猎，不想我的羊群出事了，五只羊的眼睛让鹰啄着吃了，受伤的羊趴在地上，眼眶里流着血，看上去挺恐怖的。从那以后，我放羊时不再像牧民“嗷呜”“嗷呜”吆喝着赶羊，而是学鹰叫，羊真害怕。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是一场大灾。放牧羊群是最艰苦的。大队的牛群基本放在沙柳林里，外面风天雪地，里面却风平浪静。放牛的牧民党员多一些，劳动强度没有放羊大。我想，知青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就去找牧民，学习用蒙语背毛主席语录：“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这类的语录背了好几段，然后去做大队书记的工作，意思说：你是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到羊群去。那么大的风，羊群都顺着跑。放羊的人早晨出去，很晚才回来，吃不上，烧不上，生活非常苦，希望干部们能体谅这部分人的困难。说完我就到生产第一线去了。我的蒙语就是这么学的。那些日子虽然很苦，却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么大的天灾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因为雪太深，羊吃不上草，牧民必须频繁搬家换草场。可是队里有辆大车是仁钦赶的，他当过土匪，平日还挺横，动不动就撂挑子。有一次他嫌搬家麻烦不愿意出车，民兵连长吉仁台一气之下就夺了他的鞭子。大车没人赶了，大家都很着急，我和宁华(也是知青)挑起了这副担子。大队保管董日布教我们辕马怎么套，打里马怎么吆喝，很快就学会了。

整个1968年夏秋两季，我参加的劳动有两类：一是在查干淖尔和阿尔善宝力格搭棚盖圈。二是在饲料地种燕麦、草木栖、蔬菜，十来亩地的菜，有二十多种，全都种成功了，有萝卜、胡萝卜、圆白菜、大白菜、小白菜、葱、韭菜等等。胡萝卜长得非常大，结了好几万斤。为了储存胡萝卜，我又设计菜窖，准备冬天用。

当时，队里还有三个比我们早去的知青，其中两个是锡盟多伦县的，是盟里安排她们去的，为的是让她们在生活上给我们做示范。但我们跟这两个人心理上距离有点儿远，感觉她们婆婆妈妈的，整天忙着做饭，等我们去配种站时，她们没跟我们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们离开了白音宝力格。

我要说的是另一位从四川来的蒙族知青，汉名叫黄继光，与堵枪眼的志愿军英雄同姓同名，蒙古名字叫铁木尔格日勒，1946年生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模范司机，母亲是一位贤惠厚道的女人。他是1965年告别家人一个人千里迢迢从重庆挑着担子来的，他来这儿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寻根。他虽然是蒙族但不会说蒙话，蒙话是到牧区后现学的。关于祖上的事他说不很清楚，只知道元朝时他的祖上还在北京，而且是有名的大户，但后来不知怎么就到重庆去了。他对草原、对牧民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深厚感情。

他比我们差不多早到了一年，我们一到，他就热情地给我们介绍队里的情况，公社的情况，张三、李四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等等。知青刚去都想骑马，但马还没分配给个人，他就拿自己的灰马让大家骑。他下乡后几乎没干过放羊、放牛、放马这类活儿，就当了额木沁(赤脚医生)，骑着马，到处串包，为牧民看病。

黄继光在草原上的故事挺多。我给他讲过草木栖营养价值高，草木栖不如紫花苜蓿，但紫花苜蓿我们那里比较少，主要是草木栖。我在1967年12月专门到内蒙古农牧学院找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我们队在饲料基地种了100亩左右的草木栖，头一年就长一米多高，到第二年长到两米多高。因为我说过草木栖营养价值高，黄继光特别逗，他就把草木栖割下来煮着吃，那味道是苦的，他居然吃了好几顿。

 牧马的知青

继光为人正直，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容易冲动。1968年，达青牧场来了一批知青，为了跟他们交朋友，他几乎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给了他们，自己一贫如洗。1970年郭兆英被抽到旗里工作，他知道我跟郭兆英关系挺好，就对我说：“我想送给郭兆英一个布斯(蒙语：腰带)。”我说：“你留着用吧，如果要送，你送她本人吧。” 他说：“不行，得你给她拿去。”我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到旗里去，你经常买药就过去了，你过去送给她就得了。”他的火上来了：“你送不送?”我说：“现在真没有时间。”“你真的不送?!”他“啪”的一脚就把火炉盖踢开，把布斯扔到火里给烧了，搞得我很尴尬。继光很有艺术天赋，他给我写信，或给他人写信，总要在信封上画一只口里衔着信的飞翔着的鸽子，画得美极了。大概是1974年吧，他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他画了一幅阴云密布、大雨倾泻而下的草原，表达他对总理的怀念。后来，他把这幅画送给了我们。毕业后他又回到西乌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78年1月，当时我随领导坐直升机到西乌旗视察灾情，把他叫去了，一起吃了一顿饭。久别重逢，我们高兴极了。后来知青们都离开了草原，他也回了重庆，在一所石油学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师。除了作画，他还搞插花艺术、盆景设计，得过一等奖，当上了政协委员。他给我写信说：“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还寄来他和爱人、孩子的照片。

但是几年前，他因处理爱人婚外恋问题不当，触犯了刑律，被判了刑。他现在还在服刑，处境还不错。他在看守所依然作画。

入狱后，他妹妹给我打过电话，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她说，前些年协和医院给他的初步诊断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但这个诊断书找不到了。这样，我们给写了一个证明，说明他有时有过激行为。比如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学习时，跟老师在一块儿喝酒，老师不喝，说：“你们喝吧，我不喝。”他就急了：“你不喝酒，你说喝什么吧!”老师开了句玩笑：“我喝血。”“真的吗?”说罢，他拿刀子“啪”割破了胳臂，流了一杯子血，对老师说：“你喝吧!”第二天，他到我家去，胳臂打着绷带。问他怎么了，他就把这过程跟我讲了。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以前有书信往来。入狱后，去年我给他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至今没有回音。这是难以忘却的一个朋友。其实，几十年的世事沧桑，许多知青都有过坎坷的经历。

话说回来。1968年6月，我随西乌旗安置办的同志到北京，和吴小明在北京一些中学和大学做过多场报告，介绍我们在牧区的情况。吴小明是宝日格斯台牧场插队知青，报纸上宣传过她的事迹。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来月的宣传，然后回到草原。这次宣传推动了1968年8月那批知青的下乡工作。

1968年我们在政治上参加的一个活动，就是划阶级。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的工作一直比较稳妥，没有划分过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来，“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了批判重点，牧区划阶级随之提上日程。[19]公社对这件事有周密部署，要求把牧民在解放前后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阶级的依据。这样就需要派人去调查，调查该人在1945年前后家里雇了几个人，有多少牲畜。我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

1968年8月在阿布嘎旗召开划阶级现场经验交流会，这样的会，还有先代会，我都不参加，这次会有一个女知青去了。她在会上话讲过了头，如说我们队总结了牧主剥削牧民的几十种形式。领导们一听如获至宝，就问她到底有哪几十种形式。她慌了手脚，说：“我没有掌握，是我们那儿曲折总结的。”于是，领导连夜派车找到我。通过调查，我们确实总结了牧主剥削的一些形式，如放苏鲁克、过继子女呀等等，但是哪有那么多形式呀!我把情况对来人讲了，对方不听，最后我只好到会上做了一番陈述。

草原上划阶级的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破坏性更大的“挖肃”运动[20]又一步步逼近蒙古包。知青“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看到夜晚不断有信号弹升空，于是今天怀疑这个，明天怀疑那个。一个知青说队里有敌台，亲自跑到西乌旗去报告，怀疑包日胡家有人把电台藏到棺材里去了，旗里闻讯立即派人到队上掘坟。来的人到了坟上，谁也不敢动啊，最后还是叫黄继光把坟里的骨头全拉出来了，结果也没发现电台。这事是继光事后亲口告诉我的。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件事竟然成了我的重要罪状之一。

我不同意胡乱猜疑，认为这样做非常错误，就写了一篇《还我阶级斗争的本来面目》的文章交给公社的领导，我认为，你谁都怀疑就麻烦了。可是有人特别敏感，什么都看做“阶级斗争现象”，真是不得了!

这年10月18日，公社贫协召开了审定各队阶级成分的会议，我作为知青代表、公社革委会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得比较顺利，还认识了其他队的一些牧民。会后，主持公社工作的副主任德力格尔朝格图给我看了内蒙古革委会动员“挖肃”的文件，还提出让我做专案组的组长。但我没听从他的意见，仍然回生产队了。

队里决定从10月份开始在饲料基地打三眼井，我提出保证12月26日完工，作为向毛主席生日的献礼。于是我组织了一批知识青年还有“四类分子”[21]开始了艰苦的打井劳动。说起来比较简单，每个人把自己的口粮带去，我和宁华每人再拿去一只羊，然后知青和“四类分子”分别伙食统一劳动。劳动是超强度的，白天干，吃过晚饭挑起马灯继续干，有的知青累得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时间紧迫，也没有时间去参加“挖肃”了。有知青问我：“曲折，你看，他们都参加运动去了，咱们怎么办?”我说：“让他们去抓革命吧，咱们促生产。”这三眼井，终于在毛主席生日这一天完工了，我们这天吃了开工以来的惟一的一顿饺子，以示庆贺。

我们公社是1968年3月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我作为群众代表结合进了革委会，担任常委。随着“挖肃”运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株连，到后来，连日常工作也没人管了，都被抓起来“专政”了。很快到了年底，公社的军宣队到队里找我：“公社的那些领导都有问题呀，你是常委，请你到公社去主持工作。”我给他们解释：“我是知青代表，对情况不太了解。”我不愿意去。

1968年12月26日以后，军宣队又找我好几次，眼看拖不下去了，我决定到外面走走，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和胡志坚到锡林浩特去了一趟，住在大车马店，找到锡盟革委会。有个革委会成员(我记不起名字了)说：“有个知青叫刘小布的，你们北京一块儿来的，他们那儿死了人了。自古以来中国有句话，杀人得偿命。我当时就跟他争起来了。我说：“国民党害了那么多人，谁偿命了?你们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讲这话有点儿太早。”那时候就是想了解运动情况，当时看到盟里正批斗人，什么“内人党魁”啊、“内人党婆”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结论，只好打道回府。

转年1月初，军宣队又找来了，说：“曲折，你这人太不像话了，现在常委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还不去?”又给我说了好些大道理。去吧，这样我就到了公社。公社当时领导运动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军宣队、工宣队和贫宣队，再有就是我和还没有被关押审查的其他委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情况。头一天四处看看，第二天看材料。一看，问题严重了!所有材料都是张三、 李四交代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展了谁加入“新内人党”，有党章、党纲，还有活动，看的都是这些情况。但是我自己有一条原则：在执行上边那套指令的同时，也要执行政策。当时在公社“挖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张景业为首的梅花派，他们大打出手，严刑逼供。这大约和张景业的个人野心有关系，他说过，他要通过“挖肃”弄个县长当当。他需要“政绩”。

第一天到公社就看见公社招待所里关了一些人，走进第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女的在那儿躺着。我问怎么回事，他们给我介绍说，此人是前公社主任莲花。我问：“她是什么问题?”他们说：“内人党魁。”“现在怎么了?”“绝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家有孩子没有?”“有。”“把她家孩子叫来。”叫来了一个小女孩儿。我说：“你妈好几天没吃饭了，你知道吗?"“知道。”“给你妈熬点儿奶茶去，多放点儿奶。”那孩子走了。接着，我让人找到队里的女知青郑晓东，然后从拖拉机站找了拖拉机，对供销社的吴殿科说：“你们俩把她送到西乌旗医院，不要出问题。” 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人是不能这么死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人一旦死了，将来谁还搞得清楚?自此以后，七八年没见过这个莲花。1969年5月以后，听说她率领队伍到呼市和北京上访去了。再次见到她是在70年代后期，她到呼市开会，住在小白楼，我听说她来了就去看她。她当时约我，回白音宝力格时一定要找她，然后我们一起骑马去看望那布其，可惜那时候我太忙，没抽出时间来。

那时我不住公社，经常回队里去。一次刚到公社，就听到有人大声惨叫：“哎哟，哎哟。”一开门，见几个人正在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金财，边打边问：“你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咣”，打人者上去就是一脚。我说：“你们出来一下。”他们说：“干什么?”我说：“你们怎么打人呀?!”“哎，打人怎么啦?阶级敌人打他怎么啦?!”我说：“这有政策呀，要文斗不要武斗啊，你们怎么能武斗啊?而且说了不能搞逼供信呀!”他们说：“你站在哪边儿呀?你跟阶级敌人站在一块儿，还是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我据理力争：“这不是跟谁站在一起的问题，我同意挖肃'，但是不能这么做。”结果他们弄来一帮子人，说我是“白音宝力格地区的高锦明[22]，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候，高锦明实际上也是“左”的，有人却攻他是右倾。

过两天再到公社，又遇到新问题。他们又抓了一个人，是邮电局的，叫德格都。我说：“这里的工作由我负责，你们抓人没通过我，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呀?”那些人不吭声。“谁拿着关人的钥匙呢?谁拿着呢?给我!”我把门打开：“德格都，你回家，没事儿了!”他汉话不太好，犹犹豫豫地走了。那些人对我更不满了，批判更加厉害了。有个叫吴占德的，是革委会里惟一支持我的人，他说：“曲折做得对。”结果他们贴大标语，说吴占德也是“内人党”，吴占德怕揪斗，连忙剃了光头。谁支持我，他们就抓谁。说我支持“内人党”可是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呀!确确实实他们认为我有什么背景，所以才不敢对我下手。

我再去公社时，他们又把德格都抓起来了。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什么呢?我认为：“挖肃”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至于一些具体的执行政策方面的问题，该说话时要说话，对那些随便抓人打人的事，我是绝看不惯的，但也没有完全制止。我想，这么做会不会阻碍革命的发展呢?既然说话不管事，干脆就少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是有错误、有教训的。第一，当时各个生产队都在搞“挖肃”，生产队往公社报材料，基本上都是要求对张三或李四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上面下来的文件，对怀疑有问题的人，有70%的把握就可以报批。公社革委会成员归旗里管，这些人基本是在我去公社之前由梅花派私下找旗里批的，然后由他们审查，再强加给公社。一般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由公社自己批，其中有些就是经我召开会议批准的。旗和公社两级批准审查的先后共有二十来个人，以公社干部为主，还有少数生产队的人。这些人在身心各个方面都受到极大的伤害。农业队有个叫张希朋的人，汉族，当时是队革委会的负责人，在队里有威望，因支持另一派，被梅花派打得很厉害。有一天我刚到公社，就听说张希朋喝“敌百虫” 自杀了，这“敌百虫”是我提供给他们灭虱子的，当时我心里怦怦直跳，紧张到了极点。我蹬蹬蹬跑到卫生院，一看他正在床上坐着呢。“张希朋，你怎么了?”我质问到。他说：“曲折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昨天晚上，他们打我。”我说：“张希朋，我给你说清楚，不管你问题有多大，不能走这条路，你走这条路就永远说不清楚了。”他后来就挺过来了。还有老劳动模范那布其(她当时任公社革委会主任，但未主持工作)，虽然没被隔离审查，没挨过打，但在队里受了批判，我也批判过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由于许多人在逼供下“揭发”她是“新内人党”成员，在上级征询中共“九大”代表人选意见时，我没同意她当党代表。第二，由于屡遭造反派批判，对自己坚持政策的正确做法也曾产生怀疑。我不同意搞逼供信，自己不会去打人，也不会指使别人这样干。但动摇的结果，是对违反政策的行为不敢坚决制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我坚决一些，损失还可以减少。

我所在的公社，两派斗争非常严重，后果也非常严重，但在“挖肃”期间没有因冤案而死人，这真是万幸。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我去主持工作，公社发生的情况会严重得多。全自治区范围挖“新内人党”一共死了一万多人。1973年我在政研室调查落实民族政策情况时，也调查过“挖肃”的情况，一些地方和单位搞逼供信令人发指，多人致死致残，情况真是太可怕了!

滕海清、吴涛两位首长的“三七指示”(3月7日)即“挖肃已经扩大化，不要再挖了”的指示于3月9日传达到我们公社，公社的“挖肃”即停止下来，并陆续解除对一些人的审查，但没有平反。到此时，在公社起重大作用的军宣队、贫宣队等已撤得一干二净。到了5月22日以后，中央“五二二”批示就下来了，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犯了“扩大化错误”，要求给打成“新内人党”的人平反。[23]文件下来后，6月7日，公社的平反大会由我召集主持，那布其参加了会议，支持了我。当时公社除了我，再没有人能组织这样的会。

可是，在平反的时候又遇到新问题：原来在“挖肃” 中挖得比较厉害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公社信用社、供销社的员工，当时就躲到信用社的钱柜里头，把大门锁死。围在外面的牧民、农民有二百多人，不少人拿着芟刀铁锹。我到公社就遇到这么一个紧急情况，马上要出人命了!你想啊，人们要往里攻打，里面拼死抵抗，怎么能不出人命啊!这时我先做外边的工作，说：“你们给我时间做他们的工作，你们两边儿应该谈谈。”他们说：“那些人怎么处理?”我说：“不管怎么处置，你们首先应当认识到一点，过去他们搞逼供信是错误的，你们不能再用错误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样，先让外边的人从原地后撤20米。然后，我就进了信用社。一敲门，里面问：“谁呀?”我回答：“曲折。”一个人把门开个小缝，说：“进来。”赶紧把大门关上。进去一看，拿着棍棒、梭镖的人正从钱柜里出来，能用的武器都拿在手里，有十来个人。他们说：“反正我们也活不了了，就跟他们拼了!”我说：“你们做得不对，过去做错了，现在应该认识错误。”他们说：“认识这些有什么用啊，那些人就是‘内人党'。”我说：“这样吧，如果你们能够承认错误，我觉得我能控制这局面，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行，你们是不是把门打开，一块儿出去，由我召开平反大会，你们都去参加。”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同意，但你可得保证我们的安全。”我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结果这些人一出来，就被门外的人押赴会场，推到主席台上低头弯腰。

礼堂能容二百多人，由我召开平反大会。我首先发言，先传达中央指示，后做检查承担责任，再宣布平反名单，当众销毁材料。我想，在这个时候，不应当再让两边群众互相斗争，这个责任我应当拿过来，当时就承担了全部责任，我说：“'挖肃’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做的，具体的工作都是根据公社指示进行的。我是公社负责人，因此，“挖肃'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由我负责和承担。你们有不同的意见都应当找我，不应当再互相找，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来找我，这事情我负责。特别是有一些被审查的人，都是由我们这儿批的，更应当找我，不应当再找对方。”当时就把责任全部都揽过来了。会议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涉及到一部分人对错误的认识，你想啊，他们有民愤啊，底下的人觉得这样不解气，就要冲上台去揍他们。我当然是拦着啦!于是又对我不满：“你是在庇护他们，你跟他们完全是一伙儿的!”有人还上来拉扯我。那布其就不让他们这么做。我们的知青这时就上台保护我。知青上来后，一些人又拉扯知青。这一拉不要紧，我们大队的牧民全上来了，站了一排。有牧民说：“你们敢碰我们知识青年一个指头，决不饶你们。”那些人一看害怕了。当场知青们全都感动得哭了，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我们跟牧民就是这么一种关系。经过“挖肃”以后，我们跟牧民的关系还是那么铁，那么贴心，那么让人感动。

“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自治区清查“内人党”的登记表

这个会散了以后，我接受大家的质询。有的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根据什么审查我?”“我被关了怎么办?”“我被关被押期间的工资怎么办?”也有的发泄自己的愤慨，都来找。当时他们似乎商量好了，分拨儿来找我，这里头什么人都有。结果，我就站在公社院子里，一个个地解答问题，忙得整整一天不吃不喝。接近傍晚的时候，公社有个叫毛凤武的工人，突然冲到人群里来，“曲折，你他妈的给他们解决问题，我的问题为什么不给解决?”他满身酒气，两眼通红，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抓着我的脖领子。我说：“你撒手，有什么话你说。”看热闹围观的人不是挺多吗，他又冲那些人去了：“你们看什么?我要求他给解决问题，你们看什么?!”说罢，就拉着我的脖领子，往公社宿舍区水井那边拖。拖着拖着他看围观的人跟不上了，离得挺远的，就跟我说：“曲折，你们大队牧民接你来了。”我说：“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这排房子前头。”我到那儿一看，我们大队的牧民和知青早等在那儿了，问我是骑马走还是坐车走。我那天真给他们折腾得够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说：“坐车走吧。

6月，草原已是一片绿色，早开的鲜花散发着沁人的芳香，美极了。可是我的心绪特别不好。一路上回想自己到草原一年多的经历，感觉1969年1月以来的几个月我干得很不好，《东方红》唱的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草原应当由于我们的到来而更加光明，可是这几个月却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我不但没有改变它，而且还成了这黑暗的附庸，我十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培育关怀我的党和人民。我极少流泪，但那时，我哭了。

我是公社领导全部被隔离审查以后到公社主持工作的。虽然在工作决策上军宣队、贫宣队起了重大作用，严重的派性左右着运动，但我没有推诿，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当时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争取稳定的局面。但我万万没想到，若干年以后它带给我的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苦果。拨乱反正以后，它让个别犯有错误的人把自己的责任推给我，更让心怀叵测的人加以利用。当然，了解我的牧民、公社干部不是这样，他们实事求是，说真话。我现在回到我们队、我们公社，那里的领导群众对我都非常好，甭管当初是哪派的。我觉得这很自然，我们跟牧民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参加“挖肃”就是这么个过程。

那以后，我很少去公社。那时，公社的原有领导都去上访了，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早就没了踪影。公社没人管，但老百姓有事还来找我。当时我们公社在民政方面还兼管达青牧场、军马场等单位。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还承担起了办理结婚登记、判决离婚案的事。在我手里判过三个离婚案子。举个例子：军马场有一对夫妇找到我要求离婚，这是我办的第一宗离婚案。女的说：“如果政府真要不判我离婚，今天就不活了，就去死!”我对《婚姻法》不懂，怎么办呢?当时就给西乌旗政府打了个电话，请示像这种离婚案到底应当怎么判。西乌旗的答复非常简单：“这个问题你就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吧。”这个原则话告诉我了，但我不知道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该怎么体现。没办法，只好把原来在公社工作过的老人找到一块儿，一个是请他们帮我找找《婚姻法》，再一个就是请他们在我判案时坐在后边听着，帮着出出主意。

看了《婚姻法》，我也明白点儿了，就把那对夫妇找来。先让女方讲，女方就说男的怎么欺骗了她，如何如何，与她感情不好，虐待她了，她还带着孩子。接着再问男方，男方说：“我有错误，但是对她还是一如既往，我不同意离婚。”一个坚决要离，不离就死；一个不同意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我考虑来考虑去，先劝他们别离，但觉得女方更占理，就说：“好了，你俩意见陈述完了，现在先退出，政府的意见过一个小时后再给你们谈。”我跟几个旁听的干部商量，他们也挺为难。后来我说：他们俩还能过好日子吗?到了这个程度了，你再让她跟那个男的过，没法过。而且男的也承认，女方说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判他们离婚。财产和孩子问题比较简单，财产没多少，就一架缝纫机，就这么一个孩子，如果他们俩商量通了，咱们就给他们判了。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同意：“这样好!”我说：“那好，把他们叫来。”他俩进来后，我郑重其是地宣读了我们的决定：“下面宣布一下政府的决定：同意你们离婚。”男的听了垂头丧气的，开始问孩子怎么处置。孩子比较小，由女方抚养，男方负担一定抚养费。当时就判了，两人拿着离婚协议书，一前一后走了。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24]以后，公社恢复了秩序，我参加了公社和生产队领导班子的重组选举工作。1970年10月我入了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公社党委成立时，我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1971年，西乌旗党委和新革委会相继成立，我作为知青代表，成为西乌旗革委会常委和旗委的候补委员，盟革委会重建时我当选为委员。那会儿进入西乌旗领导机构的有三名知青，金河公社的陈朋山进入贫协，巴拉根牧场的丁继红任旗委常委，我在旗革委会，我们只是开重要会议时才来，不参加实际工作。

等到1971年，盟里来了调令，调我到盟里工作。调令寄到公社，我没有理睬它。当时根本就没有走的想法，也不愿意走，我当时的志向是在公社做一番事业，正在兴头上。那个时候我们搞了一套规划，我考虑要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引进良种牛，安排我们队的知青高峰做兽医，重点搞品种改良。那时候，荷兰牛很便宜，在北京的奶牛场买一头小牛才几十块钱，长到四个月，个头跟内蒙古的三岁牛一样。

还有饲料基地的事，着手更早。1968年夏季，我们收获了很多草木栖籽，整个一屋子，用麻袋都摞起来，就盼着下雨。天一下雨，我和宁华赶着车，到阿山宝力格。那地方有泉水，泉水流经的地方非常湿润，我们就到那地方把草籽种下去，用齿子在地上挖沟，把籽撒上了。第二年一看，哎呀，全长出来了。

我在公社农业队也做了一个规划，在他们那儿也蹲过点儿。农业队开了4000亩地，它前面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水泡子，每年靠从克什克腾旗下来的一条河临时截一下水，然后把水灌到几千亩地里。后来我琢磨应当在那儿搞一个永久的堤坝，水泡子的中心有一个小岛，将来可以建个亭子，给老人休闲是特别好的地方。当时脑子里想法很多。为了绿化，还给农业队弄了两万多棵果树苗。

我们还想在公社西北方向种植一个林带，阻止冬天的风雪往里边走，原来也种过树，可是因为风太大，树长不起来。可是离它不远的拖拉机站，院里面的杨树却长得很粗，高高的，长得非常好，说明只要积极创造条件，还是可以植树改善环境的。我的心思全部都在这上头。

当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要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创造典型的方法来解决，你要造出一个典型来，这个典型就可以带动整个面儿，我觉得自己应该做这个工作。你说你有抱负，想给国家做出贡献，通过什么方式做呀?所以那时候我不愿意走。上级几次谈话以后就跟我摊牌了，话讲得就比较重了：“是你听党的，还是党听你的?!”我这人组织观念强，没有办法，最终还是走了。

我们是自愿来到草原的，但离开草原却不是我的本意。我是骑马走的，马也不愿意走。走到西乌旗，然后再让别人把马给牵回来。走时没带多少行李，书啊、蒙古袍啊等等，都让知青为我保管，随时准备回来呢，这样就到了锡林浩特。

在锡林浩特，我被分配到革委会写作组。在写作组，我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我给盟里写了一份万言书，内容涉及发展以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问题、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问题等等。关于锡盟建设，我提出了新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战略蓝图。还有一件事情是对李萍萍的先进事迹进行调查。李萍萍是一名品质优秀、热心助人、热爱集体的知青典型，把她的事迹送到广交会去展览。我在盟里只待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林彪事件”发生后，锡盟革委会就把干部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叫“深入敌后”，一部分叫“坚持地方”，还有一部分撤到后方。档案已经运往后方了，确确实实是准备打了。我属于“深入敌后”的部分，负责机关保卫工作。建立了一个排，我是一个班的班长，并兼任全排的政治工作。那时我们就进山了，把山洞打开，往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粮食，每天住在山洞里。枪和子弹也都发了。白天没事就打黄羊，把肉吃了，头割下来吊在树上，当靶子打。

就在这时，盟里田处长坐吉普车来找我，说：“你坐车回去吧，你的工作有调动。”我知道要调我到自治区政研室以后，提出回生产队。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想去政策研究室。”他们说：“这样吧，我们请示一下。”他们请示后答复说：“同意曲折回生产队，但是两天以后回去。”等于是让我回去探视一下。我想，总比不让回去强吧!这样，就从锡林浩特回到西乌旗。刚到西乌旗又接到电话指示：“请曲折同志在西乌旗参加文件学习。”这是10月初啊，开始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就留在当地学习。学习完毕，从队里拿了东西回到锡盟，又从盟里调到自治区，进了政策研究室。

从上山下乡一直到现在，感觉自己进步最快、收获最大或者说心情最好的时候，就是1971年10月到1973年10月在政策研究室那段时间。负责我们政研室工作的领导叫王家祥，他原是北京军区宣传部的部长，时任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他倡导在政研室必须要有民主空气，要有讲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政研室的其他领导，无论军队的还是地方的，都讲究民主决策，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严于律己，关心下属。

用几个字来概括当时的政研室就是：团结、思想活跃、办事效率高。举个例子。1973年政研室开会分析形势时，袁俊芳就明确指出：现在的形势是极“左”，制造张铁生事件是一种反动行为，不管什么人，就是政治局的人这样做我也坚持认为是反动行为，这些人是党内的毒瘤，必须清除。1974年天下大乱时，更有人明确主张追究江青、张春桥等人给国家造成破坏的刑事责任。在当时有多少个单位能够让人发表这样尖锐的意见?在当时的政研室就可以。

那时的很多领导都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到呼和浩特市不久，正赶上自治区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有一天，政研室派我去参加一个小会，做记录，写会议纪要。与会的人我基本都不认识，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主持会议，后来得知，那人就是赵紫阳。会议晚上7点来钟开始。与会的有各盟、市的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会议开到晚上11点来钟，决定了18个问题，都是关于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会议的效率这么高，主持人对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决定问题这么快，让我感受非常深刻。当时，赵紫阳是自治区分管农牧业的书记。1972年赵紫阳书记调走后，赵辛初接替了他的工作。我在1973年随他到武川县。他和农民交朋友、深入基层、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财办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姜习，要求自己很严格，从不占公家的便宜，即使参加自治区的招待活动，也一定自己掏腰包。

我在政研室期间参加了工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手工业政策还有少数民族政策的调查研究。那时候为什么提高比较快?可能跟环境以及对自己要求有关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比我年龄大，是从机关各部门抽调过来的优秀工作者，他们经验丰富，不少人都是才华出众、出口成章，和他们在一起，我必须向他们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比如，我要求自己开会发言不讲重复的话，不讲重复的思想，必须标新立异。因此，每次会议我提出的观点都很新颖，都能对别人有所启发。

1971年前后，自治区机关调来一批知青，在政治部宣传部有郭兆英、何芳芳、李惠明、黄若因、陈振山、刘宏春，在外办有杨丽华、路书奇、张权，在政研室有黑秀珩、贾素玲等等，1973年又调来张晓芳、林山、崔维德等一大批知青。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知青中的骨干。

在这些知青中，我是第一个得到提拔的，1973年10月提为革委会秘书处副处长。提拔后就遇到一件事儿：尤太忠[25]司令员的秘书回家探亲，身边没人，王家祥主任让我替他一段时间。就这样，在这年的11月我去给尤司令员当秘书了，没想到一当就是五年。从那时到1978年10月，除了1974年他安排我先后到呼市机床附件厂、巴盟五原县参加劳动和运动以外，基本都在他的身边。开始是我和潘秘书两个人，我不熟悉秘书业务，潘秘书带我，潘秘书调走后就剩我一个人了。

做秘书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解放后发生动荡转折最激烈的时刻。那时候发生的事让人难以忘怀，随便讲几件吧。

那是1973年。毛主席关注知青的事，4月份在给李庆霖的信里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1月份我去替补秘书工作，

内蒙古建设兵团送来一份材料，兵团二师反映，有一个战士叫叶彩革，探亲回来随身带的东西多了不少，有手表、钢笔、收音机，还有人在北京看见过她。兵团战士都挺穷的，哪来那么多东西?马上对她进行审查。她扛不住了，就交代：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把她叫去了，毛主席亲自问他：在兵团，连长对你怎么样?指导员对你怎么样?伙食怎么样呀?吃什么呀?最后还送给她几样东西 ——钢笔、手表、收音机。主席说：送一支笔，是让你好好学习；送收音机是让你关心国家大事；送手表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工作。事情捅出来后，这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兵团领导没有把握，把材料送到尤司令员这儿，请示怎么办。首长让我给中办打电话，请示汪东兴主任。后来回话了：“有这事情，但是不要再查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时，我正随尤司令员在和林格尔县乃只盖公社蹲点。尤司令员接电话首先知道了这个噩耗，我知道后，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特别敬爱的人去世了，感情上承受不了。我注意到，尤司令员也非常难过。稍微平静了一点儿，他来了，说：“小曲，咱们怎么办哪?”我讲了总理去世后中央出现的几种可能性，其中包括张春桥取而代之，我说：如果张春桥当总理，您一是辞职不干了，二是应该行动，和其他领导一起把他赶下去。他说我的分析有道理。我们朝夕相处，我知道他对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小平同志非常崇敬。到中央开“反击右倾翻案风”[26]的会，带回了一摞文件，包括“梁效”[27]的东西。一回呼市，我就把这些东西往文件柜里一锁，既不提醒首长传达，也不向其他人透露。首长完全清楚我的做法，也从来没要过。我们就是这样心照不宣。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尤司令员正在北京。他认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自治区对用诗歌等各种形式参加悼念活动的人，一个也没整。

同年9月毛主席一去世，江青、王洪文想把大权拿过来，通过王洪文秘书米士奇给各省的秘书打招呼。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本地情况、边境情况等直接向他们汇报，单线联系。我这个人，为什么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就在这儿，不管你是哪儿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对他讲，有一个情况跟你说明一下，关于边境一线的情况是由内蒙古军区向军委直接做汇报，不需要经过我；关于内蒙古的社情，公安局直接向公安部做汇报，也不需要通过我。接了这么个电话，我又是怎么答复的，我原原本本向自治区党委秘书长等领导做了汇报，一汇报，他们蹿了，因为我是自作主张啊，而且答复也太直露了。这件事，我在中央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时候，写了证词。

1976年10月8日上午，尤司令员把我叫去，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开心，他问我：“小曲，你猜猜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一下就猜着了：“那几个家伙完蛋了!”“对!中央前天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那天，我们喝了很多茅台酒，别提多痛快了。

这是一个变动非常大的时期，尤司令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内蒙古工作了八年。在我看来，除了保证北部边疆的安宁以外，还有三项工作，尤司令员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件，解放干部，大量少数民族干部是那时解放的。尤司令员是1971年调到内蒙古的，在他之前，“前指”首长是郑维山。尤接任后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很不容易。

第二件，给所谓“内人党”冤案彻底平反。过去下达的口径非常清楚，“内人党”不是没有，只是“扩大化”了。1975年7月到1976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将来恐怕永远说不清楚。有些人精神上总有压力，被人怀疑是“内人党”，得不到信任。尤司令员认为，应当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秘书长侯永、政研室王海文专程到北京向中央报告，请求彻底解决这个冤案。这为以后中央为“乌兰夫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内人党”等重大冤案彻底平反打下了基础。

第三件，恢复内蒙古自治区版图。1969年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时，整个东半边划归沈阳军区，那时候珍宝岛已打起来了，中间一块儿划归北京军区，西半边归兰州军区。几个盟分别划归了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甘肃省。[28]尤司令员认为：应当恢复原来的版图，这样做对内蒙古的发展建设有好处。现在地方这么小，可能靠东北这块儿地方得到的支持多一点儿，西边却未必，作为一个民族自治区要考虑民族情感。我觉得，他这几年为自治区的发展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这段时间，我的工作非常勤奋，经常通宵达旦。我认为我的工作哪怕提前一分钟，也会对整个形势的好转有所帮助。经常是第二天开会，头天晚上按照领导的意图写出讲话稿，然后白天再跟着听会，听反应。

1973年以后，尤司令员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去地方上的职务，均未获准。觊觎他的领导位置的，“四人帮”被粉碎前是内蒙古的造反派，他们罗列了尤司令的多种 “罪名”，包括重用我这样的“坏人”，企图置他于死地。在中央的支持下，那些人没有得逞。“四人帮”粉碎后，个别被解放出来的人急于恢复自己的权力，他们不能容忍尤司令员等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于是向中央最高领导递材料，说尤太忠在内蒙古八年，推行的是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则是重用了一大批坏人，还罗列了一些人名，这些人从副省级、局级、处级到一般干部，我作为“残酷镇压人民的打人凶手”列入其中。二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他们所攻击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人才。但在当时，这些不实之词却使一些人蒙受不白之冤，承受了巨大压力。而我本人也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1978年10月，尤司令员离开内蒙古，大批干部群众到车站送行。早在1976年前后，他和内蒙古军区的滕政委几次让我参军，我都没同意，因为我喜欢经济工作，对军队工作不熟悉。他调走时，因为上面“舍卒保车”的需要，我不可能随他回北京了。他问我：“我走了你怎么办哪?”我说：“您放心，我心胸坦荡，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知道，一场暴风雨正等着我。但是我没想到，在自治区党委领导知情的情况下，对我的停职审查批判前后竟进行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不能复职工作，也不让上学，有时春节也不准探亲。我多次约见自治区领导，一次都没让见。

事实上，尤司令员一走，就开始对我进行有计划的审查了。一些人为了达到目的，证明我是坏人，早已杜撰了种种罪行，最严重的有五条：第一，贪污盗窃，约合人民币五万元；第二，奸污妇女，致使妇女怀孕；第三，放火，烧伤牧民；第四，非常严重地侮辱少数民族妇女，在“挖肃”的时候，给妇女身上披上羊皮，让公羊强奸；第五，有几条人命。这些“罪行”，是通过以下形式“揭发”的：有大字报，有上层领导人的报告，有自治区政协某副主席在全国政协的发言和简报，有境外报刊发的消息，也有发给省市一把手的文件。于是，一些人根据这些，强烈要求自治区对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法办。我想，其中只要有一条成立，就可以置我于死地。

回想那段时间，我的妻子郭兆英在北京为我奔走呼吁，天天为我提心吊胆，我只身在呼市同一股强大的势力周旋，我们只能以书信互相鼓励。但我是幸运的，我身边总有那么多好朋友。

尤司令员调走后，先回北京军区，后到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当司令员。他时时关心着我，有一次我因骨折回北京，他还专程到家里来看我。但我从来没跟他讲过我遇到的这些困难。我这人就是这样，认为自己能解决问题。

1979年春节快到了，秘书处组织舞会，我在旁边观看。那时第一批到牧区调查我的人已经回来了。调查组的巴根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应当特别高兴才对。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调查你，你知道吗?”“知道调查我，又能怎么样?”他说：“我跟你讲，牧民们都说你的好话，说你在那里表现好。”听了这话，我的确很感动。

有一次办公厅开会批判我，会开到很晚，面对那么多的诬蔑，我心绪难平。在漆黑的夜里，我独自步行到赛马场，想用这种办法驱散心中的烦闷。回到单身宿舍时，已是夜里，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不睡觉在等着我回来，我回来了，他们高兴极了，没有人布置，有的怕我吃不下饭专门为我熬了粥，有的怕我经不住打击专门陪我来说话，当时的情景真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到了，办公厅不准我回京探亲。肖庆宝约我大年三十到他家吃年夜饭；印钟芳约我大年初一到她家吃八珍鸡，他们两口子本来都不喝酒，为了我，他们喝了；回到机关时，已经下午四五点钟，林世忠处长坐在台阶上，他看见我就站起来说：“我等了你好久了，中午就找了你一趟，走，跟我去喝酒。”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喝了差不多两瓶泸州老窖，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我骑车走的时候已经12点了。

过了节，对我的审查又开始了。调查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有人就说：我就不信找不出问题来。到后来上边就施压，谁不按他们的意思说就开除谁党籍，压力非常大。结果下面个别人开始说一些假话，又鼓动人到呼市来“反映曲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态度一直很明确，觉得自己光明磊落，没什么可怕的。我要求跟审查我的人直接对话，我说：“既然你调查我，就说明我有问题，我究竟有哪些问题，你应当首先跟我来对质。你还没跟我对质，就提出要开除党籍、撤职法办，你都要把我法办了，还不跟我对质，这样行吗?!”

经过我的再三要求，最后他们同意谈话核实。当然，核实并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那些人像法官一样端坐在一排，让我坐在对面。开始对质了，对方就说了：“曲折，尤太忠在内蒙古做了大量坏事，你清楚，告诉你，要老实交代!”我提出只讲我的问题。于是他们就说：“先说说你带红卫兵砸公社的大庙，里边的金银珠宝、财产一共五万多块钱，你把这些东西拿哪儿去了?!”我反过来问了：“我先问一个基本事实，我是什么时候到内蒙古来的?”“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是1967年10月份来的。”我说：“再问一下，那大庙是什么时候砸的?”"1966年8月。”我说：“这就对了，大庙被砸，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那不管，群众有反映，我们相信群众。”再如人命问题，说我在1972年逼死了达布希勒图生产队吴长林的姐姐，我问他们：“1972年我在哪儿?” 回答：“你在政研室。”我又说：“那跟我有关系吗?”我跟你们讲啊，他们就是蛮不讲理，我当时非常气愤。

这期间，在秘书处是不能工作了，他们就让我到农牧大院食堂当采购，兼收大院管理费，这原来是两个人的工作，现在让我一个人来做。自治区农牧大院，共有二十来个单位，还有家属院，多少年该收的费用收不上来，包括各户的电费。我去了以后，好几年没收上来的费用，两个星期全部收完了，对他们来讲这真不可思议。

他们就开始查账，他们把几本发票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我这样做，是想证明我的能力和价值。我当采购员总能买到好肉。肉店的人不认识我，每次下雪，我都为肉店去扫雪，运肉的时候我帮助搬运，他们对我有好感，所以我买肉时总能买到好的，有时还让我挑。这让一些人羡慕不已。

80年代初，办公厅为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机关就拨了几十万块钱成立了一个商场，采购力量不足，请我去帮忙采购，福州、佳木斯......哪儿都跑，我采购的商品畅销率达到80%以上。很快，我们商场在呼和浩特市就小有名气了，叫新时代商场。那时有的人都把那个商场叫北京商场。商场要打名气、树形象，应该进哪些商品?呼和浩特人特别喜欢北京的商品。我准备从与消费者最贴近的商品做起。从北京进卫生纸、卫生巾。在北京，一卷手纸卖一毛五，呼市也卖一毛五，内蒙人买东西，一买就买一大捆。我就借着这个打影响吧!还从北京的天源酱园进了很多酱菜。卖酱菜的现场，也和现在一样，摆着一些小碟，顾客在买之前可以品尝，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很快就造出了影响。

在和其他商场竞争中，我注意降低成本。比如当时流行一种带灯的衣架，在北京东边高碑店有一个厂家，进货时我就问了：“呼和浩特有没有人进货?”“有。”“什么地方的?”“联营商场。”“什么价格进的?”一查，进价31块钱，我的进价是29块钱，整比他们少两块。

原来他们来了两个采购员，进货时，这个厂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灯架，进价就偏高了。在呼市，看他们的衣架卖36块，我就卖35块，比他低一块，他们卖到35块，我就卖34块。我想，你能赔本卖吗?后来，呼市大街上很多骑自行车的人扛着衣架，都是从我这儿买的。你别小看这一块钱，那时候就起作用。

因为商场搞得不错，那边整我的要把我开除党籍、撤职查办，这边商场却把我选为经理，还当选为支部委员。当时，自治区领导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过头做法开始有所醒悟，在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还宣读了那布其写给自治区领导的信，说明我没有打过她。上面有人说曲折不好，这样下面就得想办法整啊，争取立功啊。但我的那些“问题”总没法落实，因为这不是真的呀。处分我的意见在我所在的秘书处支部根本通不过。支部开会讨论对我的处分，却不让我本人参加。党章里有规定，应让本人参加，他们不让我参加，主要是怕我的申辩让他们下不了台。结果会一开完，支部的一位同事就跟我说：“跟你说说开会的情况，他们说你在牧区时批判过人?” 我说：“对，批判过。”“他们说批判的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我说：“是，批判过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我们当时就问了，怎么批的?他们说在蒙古包里开的批判会。我就问那个调查的人：'批判是不是动手来着?'调查的人说："没动手。’“那怎么批判他们?被批判的人是什么样?''被批判的人在那儿坐着。批判的人发言，说党支部书记搞阶级斗争熄灭论。'”“你知道我们发什么言吗?我们说，曲折这种行为不但不应该批判，而且应当表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样做的人有多少?结果，支部会开不下去，吵起来了，大家都说，你们根据这个就处分人，这是什么问题呀?我们工作当中谁没开过批判会呀?像曲折这种行为应当表扬，怎么给处分呢?”结果，在党支部通不过对我的处分。

办公厅党组就直接报给自治区党委。后来，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给办公厅党组一个批复，明确指出不同意给曲折处分。没办法了，于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我小鞋穿。办公厅党组下发了一个文：“免去曲折同志秘书处副处长职务，另行安排工作。”我找政治处和政府副秘书长，问：“为什么免去我的职务?是因为我有什么错误，还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他们回答：“我们没说你有错误，我们也认为你的工作能力很强，这样做是对青年干部的爱护培养，干部要听从党的安排，能上能下嘛。”这个权在他们把持之下，你能说什么?

我和郭兆英向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过他们的错误做法，反映过政府办公厅党组的一些问题，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已经颁布，可是一些部门竟然违反准则，将我们的信转到被告人手里，他们不仅全部否认错误事实，而且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更加变本加厉，使我的处境更加困难。

到1983年，我在办公厅拿着每月43元的工资，在商场干活儿，我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安排。我也没能讨到“一个满意的说法”。当时，我找了自治区的一位副书记，他说：“鉴于你的这种情况，在自治区机关安排适当工作有一定困难。你看能不能考虑到和林格尔县或清水河县这样的地方去当副县长、县长?”到草原来的时候，我义无反顾。但是离开内蒙古，却经过激烈反复的思想斗争。但我考虑好了，决心离开。当时我提出，我不能在内蒙古干了，但要求清理档案，给我一个客观的结论和鉴定。他同意了。临走前办公厅通知我：你的档案已经清理干净了，鉴定也写好了，你来看一下。我看过，鉴定写得非常好，写了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工作出色等等好话。

于是，我办理了调离手续，怀着重打鼓另开张的心情回到北京。万万没想到，我被骗了。回到北京后才知道，我的档案里没有这个鉴定，为了不暴露免去我职务的错误做法，他们甚至将政研室的鉴定、我的任职决定也一并拿掉了。因此我回来的时候，是一般工作人员。后来整党的时候，办公厅将本已撤出的诬陷材料几乎原封不动地转到了地质矿产部，借地矿部的手，继续加害于我。他们得逞了。

几年前，自治区人事局的一位干部见到我，跟我说了一句：“曲折，内蒙古对不起你。”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

1983年10月，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在地矿部政治部工作。一点儿不客气地说，我这段的工作很出色。第二年做地矿系统的改革调查，我和夏殿权下去一个星期，回来交了七份调查报告，都是很有分量的。孙大光部长、朱训副部长都做了批示。1985年，我重被任命为副处长，同年，主持了地矿部系统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提出很多新颖的观点。我和田潮、韩海青在九个省做调查，直接访谈三百多人，全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很多人谈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你想想，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在那里成了家，有了孩子，但爱人没有工作，孩子没有学上，你想这些人怎么办?可是地质队死死抓住他们不放。

我们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很快完成了一份一万五千多字的报告。完成后我跟调研室同事们吹：“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文章，经得起历史考验。”现在已经17年了，事实证明其中的观点是正确的。部领导很重视这篇文章，根据其中反映的问题，分别同一些地质局的领导谈过话。政研室主任方克定看了报告后在会上讲：“这个报告，是地矿部有史以来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谈知识分子问题。”

在内部管理方面我们也有创新。夏殿权到《中国地质报》做副社长以后，我是政治部调研室负责人。那个时候我们调查的任务很多，为使每个人都能掌握全面情况，又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搞调查，我们实行了一个“轮流值班负责制”，就是在我最终负领导责任的前提下，值班的人员对调研室的工作负全责，值班人员每月轮换一次。这样做效果不错，可惜没多久我就离开了。

整党开始的时候，我是秘书处的成员，参加了整党初期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领导就让我把工作交给别人，我就知道是内蒙古那边出了问题。内蒙古的朋友给我来信儿：“部里来人调查你了，办公厅的那些人把过去整你的材料都给了他们，里面净是污蔑之词，让他们带回北京了。自治区纪检委的同志对来人说：内蒙古整了曲折好几年，你们还整啊?”

很快，领导就找我谈话了：“曲折，你不能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工作啊?”我知道，那些仍然按照极“左”思维模式干事的人，已经把我定成控制使用对象了，对他们，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我更不敢奢望在领导层有敢于主持正义的人。我提出愿意为地矿部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富余人员问题做贡献。这个事情归劳动人事司管，于是我去了，成立了劳动服务中心，后改称劳力中心。

在这里，我创办了《多种经营与劳动服务》内部刊物，参与组织了多次全国地矿系统的多种经营会议和展览。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地矿系统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1987年，我撰写了《论富余劳动力的产生与转移》的论文，连续三期，每期半个版登在《中国地质报》上。那时地矿部已经出现结构性人员过剩，但是领导的指导思想还是加强地质工作，增加工作量，以解决人员的出路问题。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因为结构性的富余人员只能向其他产业转移。分管这摊工作的林君孚司长当时不同意我的意见，甚至多种经营他都不同意提，我们争论得很厉害。1990年我们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他对我说：“老曲，现在我认识到，你对了，我错了。

1988年夏天，原地矿部政治部副主任张涛准备到部属公司去工作，希望我帮他一段时间，两三年。当时民政部政研室主任许承琪请我去办《社会保障报》，我已经考虑走了，准备去民政部。张涛当时也在替人受过，我觉得他挺苦的，在他的盛情相邀下，最后我决定还是先帮他一段时间，就这样到了公司。

在公司，我当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分管非金属部和公关部。干得也是热火朝天，在三年的时间主持建了两个新型煤厂，一个无水去油乳厂，引进了两项技术，还在清华大学建了一个实验室。

1991年9月，我“下海”了。我能够迈出这勇敢的一步，一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二是有郭兆英的支持，三是有朋友的帮助，大环境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我来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社会调查研究所(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它是老同学李冬民在1985年创办的，是我国第一家开展民意测验和社会调查的民办机构。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领袖，1968年参军，70年代回京当工人，仍热心于政治活动，对“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早有认识和批判，长时间被盯梢、控制。我当时曾为此事找过谢静宜的秘书和丁国钰，提出应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没起作用。1977年初，冬民因为强烈要求小平出来工作，被当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逮捕入狱，连累了一批人。当时的解释是：如果采纳这个意见，让小平出来工作，他们就会把右派政变的帽子强加给中央，进而打倒中央，让“四人帮”重新上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释放，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下文，为李冬民平反。之后，他研修毛泽东哲学思想和社会学，并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创办了这个所。创办初期他就希望我过去，可我那个时候正在忙“国家”的事。1991年，我参加了他主办的苏联东欧市场经济研讨会，他又提出让我过去，那时我已经在公司干了两年多，自信心比较强，对“下海”已没有什么顾虑，况且又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就同意了。

郭兆英等在知青坟祭奠

从去社调所到现在，已经11年，我想总的谈一谈这段经历。相比之下，到社调所以前的24年，耽误了不少时间，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五年，真的没有多大意义。那些人吃人民的、穿人民的，但不会为人民办实事，除了弄权整人，没有别的本事。我费了五年时间跟他们周旋、让他们摆布，值吗?当然，我改变不了历史。

在社调所，我担任副所长，协助所长开展调查业务，进行内部管理。当时的调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行业调查，二是个案调查，其中的连接点是产品调查。社调所调查所依靠的，是几年来在社会调查培训班上培训出来的人员，以及国家统计局的部分调查系统。1991年11月，在社调所建立自己的调查系统之前，叶朝林巧妙地利用学生家长的评价意见取得了一组对部分商品的评价数据，社调所从这儿找到了一条大规模进行产品评价的路子。到1992年，评价的商品已经有百种以上。个案调查服务，比如对瑞士雷达表、先锋财务软件等也搞得有声有色。当时，这在国内属于“首开纪录”，新闻性比较强，报纸、电视台纷纷报道，一些部门，像轻工总会也把调查情况送到领导的案头，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社调所的影响，比以前更大了，实力也比以前更强了。有两个情况可以说明。一是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决定在全国评选驰名商标，社调所和中央电视台等几个单位并列成为其选定的评定单位。再一个，1992年，在有其他单位竞争的情况下，社调所被国家人事部门确定为 《中国人才报》的承办人。

在社调所，为了开展调查服务，我走访的企业比较多，比如红豆集团、娃哈哈集团、北京衬衫厂、天坛衬衫厂、上海协昌缝纫机厂、长春铃木、大连九星等等，拜访了不少企业家。我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看到许多我要学习的东西。

在调查方法上，也摸索了一些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完全按照书本搞抽样调查有时就不太现实，虽然从理论上讲应当这么做，但是在实践中推不开，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的网络不健全，成本太高。比如说，全国668座大、中、小城市，如按抽样框的要求进行抽样，然后再派人到那儿做抽样调查，那不太现实，特别是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就研究，适合中国的调查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一套设想，后来就这样做了。我讲得比较简单：假设有一个班四十多人，我们想了解全班对班主任老师的看法，当然最好四十多人都了解，准确率大，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写，又想了解大家对老师的看法，就要搞随机抽样，这样就涉及抽样量的大小。假如只抽三个样，这三个样都是对老师意见比较大的学生，那么对老师的看法就缺乏准确性。比较好的办法是选三个样：对老师意见较大的，对老师反映较好的，对老师看法一般的。如果找这么三个人，结果就不一样了，大体上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这样的方式就带有中国特色。

还有，对一种产品是不是名牌的鉴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基本穷尽这些因素，取得这些数据以后，然后做分析，仍然有根据经验判断的问题。我们就从这些经验当中，找到一个判断的尺度，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那是主观意志代替不了的。我对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喜欢。在这期间，还兼做《中国人才报》的副社长，负责内部管理。

1994年夏天，我和郭兆英又去了一趟草原。在锡林浩特，发现那儿的信息工作极端滞后。回来后，我离开社调所，和其他朋友创办了“北京市普瑞治信息服务中心”。中心做了一些行业信息服务工作，比如：摩托车行业、劳动防护用品行业、服装行业等等，也开展一些定向服务。我们还从企业形象策划扩展到城市形象策划，在1996年策划并组织召开了全国城市形象策划工作会议，为茅台酒厂在北京国际饭店门前设计树立了“中华爵”，还为王府井大街进行过形象策划。

重返草原(曲折、郭兆英夫妇)

1997年，应朋友之邀到“戴梦得”帮助做股票上市工作。我作为公司上市工作的主要操作者之一，从1997年4月开始策划上市方案，到1999年6月企业在上交所上市，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我在这两年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在企业重组、资本运作方面。“戴梦得”是搞珠宝首饰的，成立比较晚，公司很小，评估资产1600万，本身又是非国有企业，上市几乎不可能。但是它想上市，为了达到上市的标准，只能走“借壳上市”的路子。于是，和募集成立的浙江惠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等进行了重组。由于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资产状况存在的差异特别大，所以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做成功了，1999年6月上市，融资三亿多元。上市时，我的职务是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办公室主任。这两年我做了不少文案工作，其中我满意一点的，是《我国珠宝行业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战略取向》这篇文章，文章在内部使用，没有发表。上市以后，我认为该做的工作完成了，很快提出辞职。领导一再挽留，那儿给我的工资待遇也很高，但我不安于这种平淡的生活，决意要出来。董事会开会肯定了我的工作，批准了我的辞职报告，公司总部为我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

离开“戴梦得” 以后，我主要做两件事。

第一，成立了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开始，我们和一位科学家合作，也准备做核酸制品，进行了市场调研以后，感到市场不错。但是后来咨询了美国强生公司的有关人士，他告诉我们，美国没有这种保健品，而且DNA和RNA如何被人体吸收并去营养基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考虑到三株口服液、沈阳飞龙这些企业的教训，我们下决心不上这个项目，开始寻找其他项目。一个朋友对蔬菜的营养强化问题研究了多年，并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对提高人民的健康有好处。在他的基础上，我研究出一种“富硒全营养素食颗粒”，这种产品面对广大工薪阶层，是一种科技含量较高、极富营养的食品，有广阔的市场前途。我们正在开发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融资。

第二，开展了一些咨询工作。出来以后给中地工程集团做发展战略。1997年2月，我们第一次给它做，当时它的资产有一亿多，到2000年，集团资产就达到了十几亿。后来集团要求继续做2001年到2005年的发展战略，这样又做了一个。到2005年，中地工程集团的资产应该可以达到60个亿。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变原来的那套机制。

原则上讲，传统的国有企业，特别像这种竞争性行业里的国有企业，是没有什么独立发展战略的。比如说，你现在是企业的一把手，这个企业的理念、主导思想基本上体现了你的思想、你的理念，如果有一天，上级主管部门把张三或李四调来，把你换一下位置，公司的战略就完全变了。那你的战略为什么不稳定呢?因为你的股东只有一个，他一人说话就算数。一股独大也不行，也是一家说了算。如果有多家股东，而股东们追求的就是企业效益的最大化，那你的战略就好实施，是公司的最佳选择。

 此外，我还参与了为北京日报集团、南京创瑞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科达晨鹿电子有限公司、中矿金业公司、中国报道杂志社等单位所做的咨询活动。

这两年我也做了一些策划方案，但是基本上没有实施。

人活在这个世上应该自在一点儿，所谓自在一点儿的最高境界当然就是为所欲为，在事业上干你自己想干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个性差异特别大，人人都应当有所追求，追求自己认为高尚的事情、值得追求的事情。有了追求，一个人就会乐此不疲。我们看一个人打麻将，从晚上7点打到第二天早上5点，简直苦不堪言。但对喜欢打麻将的人来说，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因为他乐此而不疲。成就事业的过程，也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应当在事业创造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乐趣，我追求的就是这种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太大了。其中什么变化最大?我认为人的观念变化最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的追求、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等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翻天覆地，转了一百八十度。2001年12月，我在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 上有一个发言，我说：我们亲身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历史把我们送到今天这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一个信仰多元化、价值观取向多元化的世界；一个日新月异的、躁动不安的、竞争激烈的世界。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感叹这一代人做出的牺牲，经历的磨难，做出的贡献，还有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抵制十年动乱的人群里，在拨乱反正的潮流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一代人始终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今天，在国家复兴崛起的进程中，我们当中有的人事业有成，如日中天；有的人正处在事业发展的冲刺阶段；有的在为生计奔波；有的还在重新开始；有的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大环境的藩篱，决定了多数人的命运取向，人们很难改变它。但凭借二十多年来觉醒了的自由意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努力来把握机会，改变命运。无论在哪种平凡的岗位上，面对现实、奋斗、求索，始终是这代人的主题曲。我想，面对祖国，面对未来，面对父母、爱人和孩子，我们完全有资格说：我们努力过了，竭尽了自己的所能。

  2001年在锡林郭勒盟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在长期的生活中确实形成了一种共识、认知和传统的话，我认为它的精髓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奋斗不止。我喜欢《共和国之恋》这首歌，里面有两句歌词是这代人主体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