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69届北京知青：高考、高考——我想读书

“陈琼，北京大学”……孙海英那带浓重东北味的声音还在空旷的小放映厅中回荡，落幕灯亮了，只好站起来，意犹未尽。

在寥寥无几的观众中看完了“高考1977”，这是一部当年观影时至少45岁以上的人才感兴趣的影片。 

影片中，为了获得离开农村的机会，小根宝硬要参加他不可能获胜的扛麻袋比赛……

扛麻袋，我在北大荒每年夏收都能见到的场景，每年也都能见到比赛的场景。不过那时的比赛目的没有那么深刻的内涵，年轻人，好胜，自恃力大无穷，在那个基本只有低水平劳动的年代，体力比智力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吸引大多数人的注意。这就像一场真正的比赛，级别越高参加的人越少。在绝大多数人都勉强是小学文化水平的条件下，你搞智力测验、脑筋急转弯不是没事找踹吗？

众目睽睽之下，一哈腰钻入麻袋下。当然，麻袋在地上是钻不进去的，要有两人将麻袋迅速抬起，在麻袋上升阶段，趁势钻入，此动作被称为钻肩。顺势挺起、站稳，尽量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微笑。一手扶住麻袋下角，一手顺势摆动（也有人一手叉腰更显潇洒）走上跳板。用小踮步配合跳板的颤动，上到粮囤顶上一个侧身微倾，小麦泻下，麻袋在手。双手一抖，袋空粮尽，顺势搭在肩上，以半跳跃的大踮步走下跳板，注意继续保持满不在乎的微笑，表演告一段落…

不过知青的表演基本还是业余段位比赛。有时，东安粮库的工人也来帮助我们粮食入库，原因不详。他们不来，我们早晚也得把粮食弄进粮囤去。他们来个一天半天，也不过提前多弄进去几吨粮食，于大事无补。感觉他们来更多是起威慑作用，威慑谁呢？让知青知道天外有天，让知青借此学习低水平劳动技巧？

不过，专业选手确实高出业余选手。哈腰、挺起、脸不变色、保持微笑、小踮步、侧身、微倾、回身、大踮步。每一样都做得更加自然、顺畅、严丝合缝、水到渠成。让业余选手感到刚才自己的表演基本还是低层次的，拙劣的，拿不出手的，于是都不愿意主动出场表演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与其让专业选手上场示范（示威），还不如让我们自我欣赏、自娱自乐效果更好。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场院上的扛麻袋比赛。一个黑壮的佳木斯小伙子，咬牙抗起两个麻袋。

当年扛麻袋上跳板入库，一个麻袋装满小麦，不封口，应当在180斤左右。如果是两个，必须封口，这样粮食自然装的多，两个摞在一起，大概是400斤。

再壮的小伙子毕竟也刚刚十六七岁，还没有长成。

他摇摇晃晃的走了几步，实在撑不住，眼看就软软的瘫了下来，连卸肩的力气都没有，两个麻袋直接压在他身上。腰完了，后来一直没有好。

关于那个年代的影视节目，我一向感觉拍的过于浪漫。

前一阶段有个很火的电视剧叫做“北风那个吹”。曾有一天，办公室里的同事谈起这个电视，问我：感觉那时那帮人日子过得挺有意思的。一大帮人在一起，讲故事、演节目、分好吃的……可见这电视对农村的贫瘠、艰难表达有问题。既然下乡那么有意思，那后来还挖门盗洞的想回城干啥？你永远扎根农村不就得了。

我回答说：那演出来的是好的，你没想还有天天扛木头的呢，再说，演节目的才有几个人，其他的还在北风下面吹呢，晚上回来还不知吃什么呢。

所说过于浪漫是指整个片子带给人的氛围、情绪、基调。

看过多遍姜文导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感觉这个片子带给人的氛围、情绪最接近我们当时的感觉。当时大多数人是无奈、不明白、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无所事事、追求刺激。印象中的那时：懒散的阳光、大街上的革命歌曲、穿着千篇一律服装的人们、挂着红胳膊箍煞有其事走来走去的革命小将。

在广阔天地，事实上是有不同人群的。有激进的，有颓废旁观的，有冲锋陷阵的、有事不关己的、有看热闹取笑的。 

影片中，在部分知青的要求下，陈琼的父亲悄悄的指导他们复习功课。当他心有余悸地站在黑板前面时，下面一声“起立！老师好”让他感慨万千，也让我胸中一股热流顶上来。 

我们家族上一代有四个知识分子，其中父系中的叔叔和姑姑上大学曾由我父亲资助，甚至还包括我的堂哥，如今堂哥也早以天津大学教授的身份退休了。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却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残缺不全的教育经历让我在很多基本知识方面不如个中学生，每每让孩子嘲笑。不由感叹这完整的中国填鸭式教育灌输的还是不错的，孩子虽然书念的不算太好，基本功还行。 

到底还是没有机会参加1977年的高考。那时我在大庆油田工作，高考消息传来，心里跃跃欲试，队里几个有想法的工人也来找我辅导功课。此时油田通知，已由院校毕业工作的人不能报名，且在油田工作的欲报名也只能投考石油院校。意思是你已经学习过了还捣什么乱啊？位置让给别人行吗？再说你也只能考石油院校，学过了再复习一遍，你有病啊？

问题那是捣乱吗？那是再学一遍的事儿吗？那是要一个货真价实文凭的事儿，那是真才实学的事儿，那是摘掉“工农兵学员”帽子的事儿，那是大事儿！

没有报上名。找过大队长，不行。不过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如果真的拼命上窜下跳、挖门盗洞估计也能报上名。问题还在于自己决心不足，别怪别人。当年大庆钻井系统确实没有同学报上名参加高考，但是其它指挥部有，不但有而且还考到非石油院校去了。

还有其它原因，那时我正和现任“领导”施老师打得火热，潜意识里还有个想法：如去上学至少一切计划均得推迟四年。

这活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报名决心不足。对年轻人来说，美色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红颜误国啊！ 

今天虽然号称知识分子，怀揣工学硕士证书，却没有在真正的大、中学校里完完整整的读过书，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至今牢牢记得两个镜头，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去山东矿业学院学计算机编程——当然是较简单的编程（那学校在泰安，乘机爬了次泰山）。置身真正的大学校园，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侃侃而谈（那老师是个右派，也不是学计算机的。话说回来，老一代有几个是学计算机的？虽然不是正规科班，讲的却极好，广证博引、深入浅出。可见对知识而言，爱好比科班更重要，这一点在计算机这个领域尤其明显）。看窗外阵阵知了声中的浓浓树阴下却给人静静感觉的校园，那印象、体会、滋味，回来后和施老师大发感慨。

另一次是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读研究生。下午阳光下，坐在厚重的苏式教学楼里，一转脸，只见窗外错落的楼群后面冉冉升起一架直升飞机，感觉有点现在美国大片的味道。“直九，直九”，懂行的同学喊出声来，大概是试飞的。哈尔滨有个造飞机的工厂，“直九”好像也是他们造的。 

1966年小学还未毕业，即被卷入文化大革命中。其间去中学复课闹革命一年多，剩余的时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上房顶架天线装矿石收音机开始。

上附近农村的稻田、河沟钓青蛙——搞得我挺爱吃青蛙，牛娃不行，太腻。连过大的青蛙都不好吃，肉粗。

去附近的军营逗狗——直接后果是如今我见到大型犬就心悸。

到游泳池当然包括各种河塘里游泳——今天游泳还行。

买一张汽车月票在城里逛来逛去，在当时的十大建筑前面留影。

当年有一阵对照相、洗相感兴趣，苦于没有自己的照相机。有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同学居然自己动手做了个照相机，而且还能照出说得过去的照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1969年下乡到北大荒，两年多后被调到机务排，操纵东风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康拜因）。于是开始对内燃机感兴趣，让家里寄来本农用机械的书。苦读多遍，很多地方还是不懂，例如点火提前角等等，其实这只需要中学的知识。

麦收的时候，康拜因忙不过来，佳木斯知青老许许旅长想了个“歪点子”，跑团部修理厂做了个皮带轮换下康拜因上相应的皮带轮。但是这个轮和那个轮不一样，尺寸不一样。改变了传动比，加快了轮子的转数，相应提高了机器的效率，让连长大为赞扬。现在想这革新真简单，可那时我也是大为感慨，文化不一样脑袋还真不一样。

我问许旅长：你改了轮子的尺寸，转数上去了，功效是高了，可发动机带得动吗？

自我吹嘘一下，感觉当时这问题还是问得不错的，康拜因设计时发动机与带动的负荷是应当有个合理匹配关系的。

许旅长狡猾的一笑：带不动顶多把发动机憋熄火，咱们都先回宿舍睡一觉。

一收笑容：不行重改个尺寸再做一个试呗，旧皮带轮有的是。

我当时以为他计算过呢，原来也是“招摇撞骗”。文化不够闹个小改小革还行，复杂点的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1973年，突然有了消息，要开始推荐上大学了，而且是自愿报名，考试录取。

这消息对我太重要了。以前连里也有过推荐上学的事，那是1972年。那次大概是多数知青第一次听说选送上学的消息，据说1971年就开始有少量推荐上学的事，这和咱这样的草民离的太远，听都没听说过。不管1971还是1972，只要不允许自己报名，那就离我太远了。而且当时连里的各个舞台大多为老三届知青把持，我大致还处于半懵懵懂懂状态。这种事情基本都是半暗箱操作，有的人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才知道。

这次标准程序是这样的，团里给每个连队几个名额，第一先要自己报名，第二要群众评选同意、领导批准，这时你才有资格去考试，第三、第四其后的评卷和录取就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了。

我是小学毕业的水平。但是，我就是想去上学。

文化水平怎么办？当年的佳木斯知青老才告诉我：大多数人的水平都不会好到哪儿去，一定要试试，只要能按分数录取还是有机会的。

老才的经典语录是：如果我们努力，我们不一定成功。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就一定不能成功。

多年辗转，我和老才两家人又在北京会合了，今天的老才——才大夫已是某医院的心血管专家、主任医师。

老才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一场文革彻底打碎了他的大学梦。但是他没死心，曾和我说：早晚大学还得招生，而且不会等得太久。

高中生和小学生看问题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等来了吗？

文化水平的问题由老才在自己复习之余给我突击补习。主要是数学，当年只考三门，政治、语文和数学。政治、语文只能靠自己，反正那时天天开会学政治，已经学了好几年了。

于是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拼命学习，虽然也不过是最基本的初中数学。

时值麦收，正是我这样的康拜因手最忙的时候。每天早晨不到五点我们就得起来保养机器，等到太阳出来把麦子上的露水晒干，机器下地收割。收工没点儿，什么时候露水出来什么时候收工，一天三顿都在地里吃。

别人是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过去了。我这是眼睛光睁不闭，一天生熬过去。

回到宿舍就差不多夜里十点了。不能睡觉，得到连里的小学校去，教室里老才正在那儿等着我补课复习呢。一直熬到两点左右才能回去，躺下眼睛还没闭上呢，五点又到了…… 

第一次看见满草稿纸陌生的数学符号，尤其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平方根号——“ ”，简直太神秘了、太深奥了、太好看了、太让人浮想联翩了。诸位可能觉得好笑，一个开方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小学水平的当年的我就是这个感觉，也许我有时更注意外在形式，你瞧这“ ”写得看上去多漂亮、多顺眼啊！ 

很快我的用功就初见成效了，眼睛肿起来了，长一个大针眼——麦粒肿，麦收收到眼睛这来了。

从此以后那儿就成了我的薄弱环节，只要一上火，眼睛那儿就鼓包。

这针眼长得真不是时候。说实话，那时想上学，本身动机就有嫌疑，什么嫌疑？不想扎根边疆的嫌疑。推荐上大学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政治条件，就是“具有牢固扎根边疆思想”的同志才应当被选送上学。简写就是“想不走的人应当让他走，想走的人不能让他走”。你说这多绕人啊？我这想走的，首先要摆出不想走的样子，摆出一副志在边疆的架势。

不能耽误麦收，该五点起五点起，该半夜回半夜回。自己的小九九得揣在心里，半夜回来再办正事。正事还得办的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明明是所谓“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上学”搞得像个地下工作者似的。

可我这眼睛一肿就原形毕露，想欲盖弥彰都不可能了。一见面人家是这么打招呼的：你小子想上学急的眼睛都肿起来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时候体会到做贼心虚的滋味了。

平头百姓有平头百姓的好处，平时不起眼，不得罪人，不威胁他人的利益，人家也不和你过不去，群众推荐时兄弟得以高票通过。 

不管能不能考上，考试前一天走在通向团部大路上的人中有我一个——我们连离团部有20多里路，必须提前一天住到团部才能赶上考试。

那是条走过多次的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走过，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走过，去团部机修厂检修康拜因走过，今天为自己的命运又走在这条号称国防公路的砂石路上。但是今天的走和往日的走心情大不一样。 

说起我的考试，既可笑又可怜。

实话说，那年的所谓考试，说是初二水平都勉强，只能说有涉及到初二的知识。咱现学现卖，感觉数学考得还凑合。考场出来一对题，心里有点沾沾自喜，挤在人堆里暗暗压着兴奋听别人对题说事儿。突然一个“…埃克斯（X）…”钻进了我的耳朵，我激灵一下，灵魂出窍，懵了。

考场上的一个疑问一下明白了。当时在考场上不知怎的，突然头脑短路，不认识“X”是什么了。也不怪我，诸位应当记得，当时的印刷体大写“X”，那叉子四端的四个小横特别长，上边的两个小横和下边的两个小横各自都快连上了。

在我的眼里就是连上的。说是连上的吧，中间似乎还有点分开，是印刷质量问题？如是质量问题也不该几乎所有的“X”都这样啊？就算是连上的，那这个字母念什么啊？想想自己认识的那几个有限的英文字母，没有长这样的啊？

真不能怪我，小学没英语课，更搞不清大写小写，填鸭式突击复习数学自然都是用小写，谁知道这“X”的大写上面长出两犄角下面露出两蹄子。

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时间不等人，按最可能的想象应该是个“Z” ！怎么会和“Z”连上啊？诸位还应当记得，那时的手写体大写“Z”腰上有个向右的小捺。如果卷子上那个“X”的犄角确实是连上的，蹄子也确实是联上的，看着没连上是印刷质量问题。那腰上那个小捺也可能因为印刷质量看上去长了点，那么这“X”就应该是个“Z”。

这就是思维定势，就往自己感觉的方面琢磨，旁边放着“X”就是不往那想，非要在“Z”的一条道走到黑。

什么叫头脑短路，这就叫头脑短路。手写体大写“Z”都知道，怎么就不知道手写体大写“X”呢？这也印刷质量那也印刷质量，哪这么寸呀？毛病都跑我这集合来了？

不管怎样，反正我就这么写了，也这么答了。所有“X”都写成手写体大写的“Z”，还自作聪明地在答案中把所有手写体大写“Z”腰上的那个小捺故意写长点，以示和卷子上的一样。 

这就是土八路和正规军的区别，也能打鬼子，老百姓看着有点不放心。这就是山寨版和央视版的区别，都能让你感官愉悦，叫的价钱就不一样。这就是自学成才和院校毕业的区别，文凭一样，在别人眼里含金量就是不同。

不能怪我，土八路有土八路的苦衷。前两天看一个帖子，说当年农村的百姓不懂大学学历的等级，一律认为大专就是大学。这哪是农村百姓不懂，我也不懂。毕业到油田工作好长时间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学学历还有“大专”、“本科”之分。 

从此我陷入了永远拔不出来的猜想之中。把所有“X”都写成“Z”到底算对呢还是算错？作为一个未知数的代号把它写成什么其实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判卷老师只以标准答案为准呢？

后来到了学校，我还是想弄明白。有一次问数学老师是否知道我们当时考试的成绩，老师点点头，我说可以告诉我成绩吗？老师摇摇头。

有了这个“X、Z”疑问，等待的日子对我就更加漫长。

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势也搅进来加长了等待的困惑。突然冒出个张铁生，以一张白卷打乱了千百万人的上学梦想。看到报纸上有关张铁生的报道，文质彬彬的老才——才大夫也气得一反常态破口大骂。

真是一只老鼠搅了一锅汤。 

政治上的眼花缭乱让人晕头转向，一阵群魔乱舞之后，张铁生之辈如愿上学，我们也终于等来了通知。

我可以去念书了，但是那个数学成绩到底是多少呢？也许我那个数学也等于一张白卷？

所谓“政治”有时也有好处，由此带来团副政委恰在我们连蹲点搞什么运动，由此带来的副产品是我们连上学名额多达六个，并因此带来我这无名鼠辈也最终混入了上学队伍。 

还记得所有上学的人集中到团部训话，回来的路上大家挤在一辆卡车上，一个被北航录取的知青正在我对面，脖子上挂个“军挎”（书包），就像文革时马路上的“小混混”，不同的是小混混脖子上军挎里藏的是菜刀。面对大家羡慕的眼神，准北航工农兵学员目光坚毅、天下无我。

学校是重要的，但是，人是更加重要的。毛委员说：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正所谓：师傅请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常拿施老师的弟弟举例说事儿。遥想当年，我正和施老师打得火热时，她弟弟开始读书，读电大英语单科，那时她弟弟在江西工作。直至前些年，我家孩子读大学，她弟弟还在读书，读博士后。这几十年追求知识的路程可谓漫长，成教中专、成教大专、成教本科、在职研究生、在职博士生、博士后，最终修成正果，成为哈尔滨、杭州两高校教授。

我没有坚持那样长时间的毅力，但和施老师在旅途中对她弟弟的寒窗苦读给予了持续声援和短期陪读。他在青岛海洋大学读博士时我们全家住在博士楼游览青岛，他在武汉中科院水生所读博士后时我们住在武汉大学博士后楼逛遍武汉。我尤其对武汉大学的建筑印象深刻，太漂亮了。他举家迁往杭州，我们也赶忙去凑热闹。当时对该城市印象不太好，西湖边上人太多了。

虽然我没有那样的坚持和毅力，但是也稍有努力。读研究生时也算是悬梁刺股、夙兴夜寐，最夸张的是有一次竟然搞得在学校昏过去了…… 

虽然当年去的只是个中专——大庆石油钻采学校。若论条件，大概是当年条件最差的学校了。但是，从此我总算挤进了读书人的行列，摘掉了文盲帽子。 

王立平，北京知青，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推荐上学离开北大荒。先后工作于大庆油田、航天科技集团等单位，高级工程师。2013年于北京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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