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祖国的花朵”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至今仍为很多过来人回味不已。里面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也常唱不衰，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有生命力的歌曲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这部电影成为反映那个年代氛围的代表作。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十年代并非那么阳光明媚，成年人的感受也五味杂陈。但很多当年的孩子们，却对自己的童年保留了一份“金色”的回忆，认定那“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的情景是真实的。虽然今天可以说，这样的记忆是“洁本”式的，遮蔽了那个时代阴暗的一面，但它确实是关于五十年代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五十年代的儿童，到了六十年代就是少年了，文革中最初的红卫兵就出自这代人，因此梳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成长的轨迹，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除了王朔，似乎没有人着意写过城市幼儿园的生活。要写童年，在井畔溪边嘻玩才算美，说在幼儿园长大“看起来很美”，别人会觉得有点儿矫情。

幼儿园生活是我们童年的主要内容。机关单位开办整托幼儿园，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干部养育子女的通常模式。我们的“教育”也从此开始。今天的社会学家可以讨论此种模式的孰优孰劣，我们俩人的感受也各有差异，但幼儿园生活毕竟是我们的一段抹不掉的童真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教育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普世”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处在什么位置？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贯穿在我们后来对小学和中学生活的回忆中。

叶：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从小我妈妈就没怎么带过我和我弟弟。小时候家里有阿姨，供给制的时候请阿姨由公家出钱。到了三四岁以后我就开始上整托幼儿园，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我知道西方通常认为孩子从小不应该离开母亲，可是我没感到这样做对我的性格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比起我弟弟来，我对幼儿园生活似乎更能适应。我弟弟每次上幼儿园都要折腾一番，有一次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我一上小学他就不再去整托了，转到离家很近的一个日托幼儿园，每天可以回家。

因为从小在幼儿园长大，我觉得小孩上幼儿园是天经地义的事。到我儿子可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已经到美国来了。他奶奶家不肯送他上幼儿园，我当时觉得不可理解。我现在意识到，让孩子从小就过集体生活的做法，大概是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我看一些回忆录，注意那时候共产党干部是怎么生儿育女的。你的父母把你哥哥姐姐送给老乡或送回老家抚养，这是一种做法，邓小平、胡耀邦都这么做过。如果条件相对稳定一点，像在延安，就有保育院和“保小”，孩子们平时也不和父母在一起，撤离延安的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走，马背上架两只筐，一边放一个。父母过着“戎马生涯”，把孩子托付给了“组织”，要不然就得被孩子所拖累，这是很多共产党女干部不愿意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我父母对“集体生活”的信赖，这种信赖是我儿子奶奶家没有的。

我记忆中的幼儿园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小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总是有乐趣的，男女之间最初的朦胧感觉已经开始出现，我就有一个可以算作是“青梅竹马”的小男友。小朋友们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男女不分，午觉不想睡也得躺在那儿。王朔那部小说里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一个摆满了小床的大房间里，他的描写唤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是充满童趣的。张元改编的同名电影把那个房间拍成像在一座大庙里，阴森可怖。我想他是想表达“专制社会”对儿童的压抑吧？这和我当年的感受不符。幼儿园的生活确实很有规律，但并非整齐划一的“军事化”，还是留给了孩子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老师说不上多像妈妈，但也不凶，还是挺尽职的。

我进的幼儿园是新华社办的，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新华社幼儿园一开始在西城的劈柴胡同，后来搬到郊外的黄亭子，现在军事博物馆的对面。当年那地方很荒凉，到处都是比姆指大不了多少的小癞蛤蟆，活蹦乱跳。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老师有时带着我们出去走走。我第一次见到蛇就是在现在军博那一带的草丛里，一条蛇静静地盘着，我们没惊动它。我们也多次去过“公主坟”，是一个围起来的大圆土堆。那个坟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了地名。

我们幼儿园就是几排砖房，照现在的标准看很简陋。房子建在一座林子的旁边，周围很空旷。一天有只小刺猬闯进了我们活动室。因为在图画书上看到的刺猬身上总是驮着几粒大红枣，我们就到处找枣，想插在它身上，还没等我们找着，小刺猬就跑掉了。后来我想起幼儿园总觉得它像是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林子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木头房子，里面住着会说话的小动物，它们和人和平相处，这是一个“白雪公主”和“小红帽”会出入的世界。我想我对幼儿园美好的记忆，是和那个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的环境分不开的。

我们的砖房前种了很多花草，其中有指甲花，就是凤仙花。女孩子们爱美，把花捣碎了，糊在指甲上，再用叶子包上扎好，过些时候打开，指甲就变红了。我们都染红指甲。我认识的花草不多，但一看到凤仙花就能认出来。那时我有一条粉色泡泡纱裙子，前面有一长排扣子，我特别喜欢。后来很多年不见有泡泡纱了，我还很想念。50年代的人是可以打扮的，我们幼儿园有几个阿姨特爱漂亮。有时听她们聊天，说周末去跳舞会什么的。有个阿姨总爱穿一双红皮鞋，弄得直到今天我一看见穿红皮鞋的人就想起那个阿姨来。现在我脑子里还有幼儿园阿姨的模样，但是我妈妈当年长什么样儿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每天做游戏，讲故事，也上一点简单的文化课。那时候没那么重视“智力早期开发”，还是以玩儿为主。在幼儿园听到的故事我还记得一些，像“刘家五兄弟”和“神笔马良”之类的民间童话。刘家五兄弟各有一套神奇的本领，“神笔马良”讲一个叫马良的小画家不管画什么都能变成真的，他用画画帮助了很多穷人。我记得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叫《骄傲的将军》，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将军打了胜仗以后就变得骄傲了，不再练功了，他的武器慢慢生锈了，他的士兵也都变懒了，再来了敌人他们就被打败了。这样的故事讲的是一些基本的人生道理，在任何文化、任何社会制度下生活的孩子都可以接受。还有一个电影叫《蓝蓝和冬冬》，是讲两个小孩单独坐火车旅行，一路上陌生人怎么照顾他们，反映的是“新社会”人们之间友善的关系。我最早看的图画书叫《萝卜回来了》，讲的是冬天来了，食物不容易找了，一只小白兔有一个萝卜，它想别的动物会更饿，就悄悄地把萝卜放在另一个小动物的家门口。动物们互相谦让，这个萝卜转了一大圈，最后又被送回小白兔家。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除了民间故事，幼儿园老师也给我们讲外国童话故事，像《格林童话》什么的。我最喜欢的是《安徒生童话》。认字后我自己找来看了许多，最美的是“海的女儿”。一只羡慕人类生活的小人鱼，为了能像人一样站起来走路，就到女巫那里去用自己美丽的歌喉换了一双人类的腿。上了岸之后她爱上了一位王子，但是她不能说话，没法和王子交流。女巫曾经告诉小人鱼，如果她不能使王子和她结婚，她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沫，除非她用毒汁害死王子。王子后来娶了另外一个姑娘。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小人鱼徘徊在熟睡的新婚夫妇床边，却不忍伤害他们。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自己变成了泡沫，消失在大海里。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Disney(迪斯尼)把它改编成动画片，改得面目皆非。“海的女儿”是个很美的名字，直白地翻译成“美人鱼”就逊色多了。

很多“安徒生童话”都有插图。我现在还记得“豌豆上的公主”里的一幅插图，画着一天夜里下着大雨，有人在城堡外敲门，国王扛着一把很夸张的大钥匙去开门，一看是个年轻姑娘，浑身淋得透湿，她告诉国王说她是一个公主。我当时觉得最不可理解的是，怎么国王老头儿自己去开门？他的士兵都干嘛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并不能说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和优秀的世界文化隔绝了，美国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不仅苏联和东欧的、不少西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文学艺术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有一度印度的电影、音乐、舞蹈风靡中国，我有印象的是电影《章西女皇》和舞台剧《沙恭达罗》。《沙恭达罗》的剧照登在一本杂志封面上，我对女主人公身上穿的沙丽和头上脸上五花八门的饰物十分着迷。那时候我不过6、7岁吧。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已经好几年了，但还没有把革命作为主要的教育题材来向第二代灌输，意识形态色彩还不是很浓厚。当然像“神笔马良”这样的故事，已经带点儿阶级分析了，里面地主老财是坏蛋，穷人都是好人。

马：那时候也有讲革命战争的电影，像《鸡毛信》，海娃是我崇敬的小英雄。还有电影《红孩子》，讲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儿童团和白军斗争的事，里面的插曲“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儿童团，”咱们这代人都会唱。还有儿歌，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有政治儿歌，我记得有“杜鲁门他吹，他吹，他吹牛皮”。

叶：这首儿歌咱们都会。但说起儿歌，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像“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类传统儿歌。咱们的教育中有“海娃”和“红孩子”，也有“青蛙王子”和“白雪公主”，他们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我觉得咱们那时候的教育是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它们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马：和你一样，我也是从小就上整托幼儿园。我父亲在商业部工作，我上的是商业部幼儿园。你刚才说你们幼儿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小树林和小动物。我们幼儿园在城里，环境比你们的差多了。幼儿园面积不大，也就是一个小四合院儿，院里有一对儿秋千。我对幼儿园的感情比你复杂。我知道我得去幼儿园。那时候我妈妈在人民大学进修，有时周末都不回家，哪有时间管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很开心。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我从小就有舞蹈才能，常常当领舞，让我很得意。但同时我也很想家，特别盼望周末爸爸妈妈来接我。经常是我爸爸来，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有时候我爸爸带我上街时，会开玩笑说：“你看，往那边一拐就到你们幼儿园了。”我一听就哭起来了，拼命抓着我爸爸手说不能把我送幼儿园，还不到时间呢。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星期六都没法接我，他们就请幼儿园一个阿姨带我到她家去住。当时我们家也挺小挺挤的，但那个阿姨家比我们家又差了很多，又黑又小又闷。那一夜我没怎么睡，觉得特别难受，就盼着天亮，天亮了爸爸就会来接我了。

我也说不清自己对幼儿园的感受。后来我做了母亲，有了儿子，小名叫牛牛。我婆婆从浙江老家请来了一个亲戚带牛牛，我叫她秀花姐，她对牛牛好得不得了。带到两岁时我把牛牛送进机关的整托幼儿园。第一个周末去接牛牛时，秀花姐和我一起去。到了幼儿园，她躲在我身后，因为她看见牛牛眼圈就要红。牛牛看见我们，一脸惊恐的样子，胆怯地往后退，后来突然明白我们是来接他回家的，就像剑一样向我们冲了过来。因为速度太快，一下子摔倒了，向前滑行了一米多，滑进了孩子们吃饭的桌子底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赶紧把他拉出来，秀花姐已经掉眼泪了。后来牛牛大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就不大有了。我说起儿子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在幼儿园的影子，不是那么快乐。

你说到小时候爱美，我也是一样。我从小对美就特别敏感。我爸爸对我说“你啊，见到漂亮的阿姨就喜欢跟人家接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给我买了条花裙子，上面有一朵一朵的小花，还有一对泡泡纱的灯笼袖，我喜欢得不得了，睡觉前小心地把它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到现在我还有穿那件衣服的照片。

我小时候也爱听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对它们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认字后，只要能找到这类书我都看。我不但看中国的，也看外国的。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是关于爱情的，那种爱情是超阶级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天国的仙女心甘情愿地嫁给人间的放牛郎；一个王子为找回他心爱的平民姑娘不惜踏遍万水千山。没有人跟我说：这是“封资修”的，不能看。这些民间故事和传说对我的影响就是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对假恶丑的憎恨，它们铸造了我日后性格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饭桌旁的家庭 从小没有与父母朝夕相处，并没有像有些西方人士所担心的那样，使亲子关系疏离。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父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相仿，但两家的氛围却不尽相同，两位父亲的“为父之道”也迥然有别。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我们的母亲同属于共产党里的“女干部”。现在的文艺作品中关于她们那代人，似乎只有令人憎恶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样一个典型。这类人物是存在的，但不能涵盖整整一代人。那是一代在中国历史上经历颇为独特的女性，是战争导致了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服装的单调和缺乏色彩不能传达她们内心丰富深厚的底蕴。我们的母亲虽已过世，但她们的影响已深入我们的血液，继续感化着我们，教我们如何做人。

马：我对家庭生活最美好的记忆是在上小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爸爸妈妈都要带我和小哥哥到北海公园去玩。每次他们总是在山上白塔旁的一个茶座喝茶、聊天，我和小哥哥就在山坡上到处乱跑。我们几乎把每个山洞都跑遍了，每块石头都踩过了，每个曲径通幽之处都探查了。玩够了，就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地跑回爸爸妈妈那里讨吃的。那段时间里，爸爸还带我们逛庙会、看京剧，看北京人艺或青艺的话剧，还看了无数的电影，包括很多外国电影。记得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各影院就预售春节期间的票，我和哥哥的任务就是排长队买全家的电影票。等春节一到，爸爸就率领我们一场一场地看，我觉得幸福极了。有几个根据莎士比亚剧目改编的外国电影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哈姆雷特》我不但看过电影，还看过话剧。

叶：你说的是六十年代初的事？那时的社会还有轻松的一面，文化上也不那么封闭。我们家离民族宫礼堂很近，记得在那儿看过莫里哀的“悭伶人”和“一仆二主”。

马：小时候另外一件让我和哥哥开心的事是去饭馆吃饭。全家出去吃饭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像同和居、沙锅居这样的饭馆，我们去吃过很多次。每次出去吃饭我都很兴奋，不停地说：“要大吃大喝了！”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一百多元，全家吃一顿花不了十块钱。

但是我们家的生活也有另外一面。每当我想到父亲在家庭的地位，总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我想这是因为他很有些家长作风。就拿我们家吃饭来说吧，我父亲吃饭的座位永远是固定的，在多数情况下，总有一碟小菜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比如煮花生米或者炒鸡蛋。我爸爸从来不自己盛饭，给他添饭主要是我和哥哥的事。即使饭锅就在爸爸身边，我们也要绕过去给他盛。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他是父亲，是一家之长，我们都应该让着他，好好照顾他。如果爸爸在饭桌上沉着脸不说话，大家就都默默地吃饭。有时候他心情比较好，说笑几句，我们也就可以说笑了。我习惯了父亲的家长权威，以为家家都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到一个同学家去玩，看到她和她爸爸平起平坐，谈笑风生，我大为惊讶，也很受震动：原来父亲和子女的关系可以是这样的！

我父亲特别爱干净，到了洁癖的程度。地上有张小纸片他也要捡起来。家里的东西都得摆的整整齐齐，乱一点他就生气。这样一来家里气氛有时就会紧张。谁能保证总是那么干净？

我觉得在我爸爸身上既有孔孟之道，也有共产党的影响。共产党里好多人受过传统教育，读过四书五经之类。我父亲的名字叫克仁，取的是“克己”和“仁义”的意思。他常说：“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他对这话的前半句是极力强调的，后半句他过去基本上不提，大概怕有“只专不红”的嫌疑，现在他常提了。我父亲教给我们做人的第一条是要“正直”。他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和钱打交道。当时是为八路军的财政筹款，都是现金，他走到哪儿就把现金带到哪儿。晚上把一捆一捆的钱枕在头下睡觉，他和他的战友从来没有过动一动那些现金的念头。第二条就是要有“骨气”，他老爱说“冻死迎风站”，冻死了还站得住吗？我们就和他开玩笑，因为他爱喝啤酒，我和哥哥就添上下半句：“饿死喝啤酒”。

有一件事我要感谢我父亲一辈子。我小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名字，大人都叫我妞妞。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问我：“妞妞，你想姓宋还是姓马？”(我爸爸姓宋，我妈妈姓马。)我想了想说：“姓马，马儿跑得快。”于是我就姓了我妈妈的姓。后来我爷爷到北京听说我姓马，他倒是没说我爸爸，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冬冬她不姓宋，她不姓宋啊！”想想看，哪有父亲让一个小女孩选择自己姓什么的？他的思想够解放的，这和他的家长作风反差太大了。

其实在共产党干部家庭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我丈夫的舅舅和舅妈过去是新四军，他们有两儿两女，儿子姓父亲的姓，女儿姓母亲的姓，这是他们事前就商量好的。他们大儿媳的父母也是新四军。他们也事先说好，生女儿姓母亲的姓，生儿子姓父亲的姓。

叶：毛泽东也让他的女儿们姓李，是江青本来的姓。但是这能说明多少问题呢？生儿子还是要姓父姓，毕竟儿子是传宗接代的。

不过我觉得在不少共产党干部家庭中，至少在五六十年代，传宗接代的意识确实比较淡薄。当时的说法是我们都是“国家的财产”，归根结底是属于国家的。我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人，“组织”的人，他们的责任是为国家培养好后代。把咱们从小就送进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大概和这个有关系。

马：是这样。我爸爸觉得我们不论男孩女孩，都是国家的人，学点本事，将来能为祖国做贡献就行了。因为都是国家财产，男女就都是平等的。我父母从来不用传统的思想教育我做个女孩子应该怎样，我也没觉得他对我哥哥们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在升学就业这些问题上也不帮助他们。这点上我大哥对他很有意见，所以我们也不指望他。我父亲没有偏爱过儿子，他正好相反，特别喜欢我，我有点被宠坏了。如果有一碟菜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有谁能跟他分享呢？我，别人不会去动。我最小，又是女儿，从小父亲带我的时间也最长，我能享受一点儿“特权”。再有，我是个心志高、有激情的人，可能父亲喜欢我这一点。

叶：你刚才提到你父亲的家长作风，你妈妈能接受吗？

马：我妈妈是个为丈夫、为孩子能贡献一切的人。在饭桌上留给爸爸的菜，就是爸爸让她吃，她也不吃。我虽然和妈妈很亲，但我佩服的是父亲，把他看成我的榜样。我父亲可以对我们很好，有时候也和我们玩，但是我从来不敢对他说不客气的话，对妈妈我就常说“得了得了，干嘛这么罗索”什么的。我父亲母亲工作都很忙，但是我觉得我母亲的工作不那么重要，我们家就是围着我爸爸转。以他为中心，没有人挑战他的权威。

其实我妈妈也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在一个中学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她在家里就是一个贤妻良母，我完全不能想象她在工作中是什么样子。我父亲对我妈妈最赞赏的也是她贤妻良母这一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到了泰安。因为我爷爷的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所以被抄家，劫掠一空后扫地出门。我爷爷只好带着我大哥逃到冀鲁豫解放区，把大哥交给我母亲抚养。我父亲后来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写到：“何文待寅胜过亲生，母子和谐，直至何文寿终，始终不渝。真可谓难得之革命贤妻良母。”“寅”是我大哥的小名。我大哥说过这样的话：“像妈妈这样的后母，到哪里去找！”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二叔的长子和次子先后考上了在北京的大学。他们是我们家族小辈中第一代大学生。当时上大学是国家资助，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要自理。我们家的经济也并不那么宽裕，我父亲还要给爷爷寄钱，但我母亲同意提供两个侄子读大学的大部分生活费用。当然这些钱主要来自于父亲的工资，但亲戚们都把它归功于我母亲，包括我父亲自己也这样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女主人不点头，这件事是办不成的。1999年我在上海见到了我二叔的长子、我的堂哥，他对我说：“要不是大娘（指我母亲），我和我弟弟的大学是读不出来的。”他还告诉我，受了我母亲的影响，他现在也在资助一个晚辈上大学。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显不出她的重要。她话不多，从来不对我们发号施令，我几乎不记得她对我们进行过什么说教。但当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一定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到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没有了她生活会多不一样。是母亲把这个家的所有成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家亲戚多，迎来送往是常事。这么多的成员和关系，难免会有一些矛盾。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很少感到过这些矛盾的存在，这和母亲的宽容心和亲和力是分不开的。只有她能使我父亲宽心，能使父亲从烦躁变得安静。

1981年元月19日，我经历了我一生最重大的打击：那天我母亲与世长辞。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她身边，我目击了母亲停止最后一下呼吸的情景。就那样，一切忽然安静了下来，妈妈走了。

我妈妈住院期间很多亲戚、朋友、同事来看她，最远的是从新疆赶来的，其中有些人曾经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过我妈妈的帮助。来看望的人之多引起了同房病友的羡慕。我母亲在文革后期实行“三结合”时，造反派提出：只要她承认学校的韩校长是走资派，即可结合她为校领导。我母亲说：宁可不结合，也不能承认韩校长是走资派。这件事使韩深受感动。他与我母亲遗体告别时，谈及此事，热泪夺眶而出。

我妈妈患的是晚期肺癌，到最后非常痛苦。她住院后，我们全家都参加了护理。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值班，妈妈在睡觉。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我和你母亲才真的是爱情。”我当时一楞，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我父亲，一个农民的儿子、老共产党员，用“爱情”这个词。

我妈妈去世前，为了使她高兴，我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是浅咖啡色的。那天我进了她的病房，她听说我带来一件新衣服，特别高兴，马上坐了起来。可当她把衣服穿上之后，我愣住了，没想到她身体因为生病变形得这么厉害，衣服的后面被顶了起来，我左拉右扯也不行。妈妈的脸黯然了，我也非常沮丧。

我的印象中，我妈妈就没怎么穿过漂亮衣服，她穿的不是灰就是蓝。你前面说你记得幼儿园阿姨，却对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没印象了。我也一样，不太记得我妈妈那时的样子。可能因为她平时从不打扮，看起来不漂亮。我对漂亮的人格外注意，印象也深。我记得文革后期我妈妈翻箱子拿出几件衣服来，我一看就问，“这些衣服都是你的吗？”因为它们太漂亮了，我不相信是我妈妈的。有一套是米黄色纯毛西装裙配乳白色真丝衬衫，式样又大方又好看，可我从来没见她穿过。

叶：我妈妈有一件缎子面的丝棉袄，湖蓝色的，做工非常精致。她偶尔穿上，也要在外面罩上一件兰制服。我妈妈去世的前一年，有一次我带她逛一家商店，在花花绿绿的绸缎布匹柜台前她停住了脚，说，“要是年轻，我就穿。”我们一起挑了一块她喜欢的料子，但不久她就病倒了，我们也没有来得及把那块料子做成衣服。后来我一想起她说的这句话，就觉得心酸，非常遗憾她的愿望没能得到满足。我妈妈这辈子，就像你妈妈一样，平时只穿干部服、列宁装，这是那一代“女干部”的特点。这样一个刻板的形象，让人家觉得她们做人也是干巴巴的，只会讲革命大道理，不近人情。但她们实际的情况比这要丰富复杂得多。

叶：你刚才讲到你们家的情况，和我们家不太一样。你父亲在家里是家长，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家长。我爸爸是个十分开明的父亲，我们家的空气很宽松。我妈妈喜欢给我们起外号。我从小粗枝大叶，我妈妈就管我叫“猛张飞”、“马大哈”，我和弟弟之间也互相起外号。你说你们家吃饭的时候有时气氛沉闷，要看父亲的脸色，这在我们家完全没有。我爸爸从来没有专门为他准备的饭菜，大家吃的都一样。我想一家人怎么吃饭大概挺能说明这家人的关系。吃晚饭从来是我们一家人说话的时间，尽是我和弟弟抢着说。再大了一些我们可以跟父母争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包括政治上的不同看法。文革前夕林彪有个著名的“政变”讲话，举了很多国家政变的例子，耸人听闻。我们姐弟俩就跟我爸爸议论过，看法也不一致。那时候我们一个不到16岁，一个不到15岁。

我们家民主平等的气氛在别人来看是没大没小。文化革命前有一个亲戚从广西来，他在话剧团工作，他们团带了一个戏进北京，是讲中学教育革命的。他请我们全家去看戏。看完了他问我妈妈爸爸的观感，不等他们说话我就先讲了起来。我那时刚上初中，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再说那出戏讲的就是学校的事。这位亲戚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民主，口气里带着批评。我这才知道我们这种家庭关系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

但这种平等的关系不等于说我爸爸妈妈不教育我们。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教育我的。当年新华社院里有个合作社，卖糖果日用品什么的。有一阵我老在那儿转，特别想吃一种包着玻璃纸的软糖。后来就动了偷的念头，真的偷了几次，越偷胆儿越大。那时候我大概八九岁吧。一个认识我的阿姨发现了，就告诉了我父母。一天晚上我弟弟睡下后，我爸爸妈妈轻轻地到我们的房间来，坐下以后，他们很温和地对我说，“那个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审我，没有问你到底偷了多少次，就是简单地说别再做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记得，但我永远也忘不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的父母真是非常尊重孩子。

马：这事要在我们家，我爸爸肯定会大发雷霆。

叶：但是有一次我爸爸对我发了火。那次我们班让我管班费，一共有几块钱。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去逛书店，看见一本书挺好的，就用那钱先买了。回家后我跟爸爸妈妈一说，我爸爸特别生气，说你这是挪用公款。我爸爸很少对我厉害，那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让我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原想暂时用了班费回家再把钱补上，没想到这叫“挪用公款”。我才上初一，都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我爸爸可以和颜悦色地教育我，就像他平时一样。当时是1964年左右，城市农村都在紧锣密鼓搞“四清，”大概弄得他内心很紧张，才用了那么重的词。

正因为我父母温和平等的教育方式，使我长大以后能够和他们成为朋友。我一直都可以跟他们谈心。我回国探亲，有时候在他们的房间里，关着灯，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他们躺在床上，我坐在他们对面。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在我自己有了一些生活阅历，明白了家庭对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看到听到中国美国家庭关系中的种种问题，就更加深深地感激我的父母，感到我是非常幸运的人。

我们家开始只有我和我弟弟两个孩子，我弟弟跟我只差一岁。后来我妹妹又出生了，她比我们小很多。我们家绝对没有重男轻女，这点和你们家一样。小时候我弟弟常捡我的旧衣服穿，五六十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小的穿大的剩下的。很多年后他还记得穿过我的一件女式圆领衬衫，说起来仍然耿耿于怀。

像你一样，我也想多说说我母亲。我很早就意识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你妈妈在你的心目中是贤妻良母，你随着年龄的成熟，越来越意识到她善良宽厚品德的可贵。我妈妈虽然是个好母亲，我认为她也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她不是贤妻良母型的人，不能归到那一类。但她又是很“女性”的，态度温文尔雅，说话轻声慢语，加上身体不好，给人纤弱的印象。她为人“硬”的一面，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我今天回过头去想，她做为“女人”的意识也很强，甚至可以说她有朴素的“女权主义”思想。

我小时候，大概从七八岁开始，我妈妈老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做女人，要争气。”五六十年代不像今天，没有人说该怎样做女人，那是个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女人”这个词都不怎么听人说。我那时很小，不懂得我妈妈为什么老跟我说这个。但她老说，我就记住了。后来我自己对“做女人”有些感受了，想问问她当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妈妈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没有办法和她真正交流了，我只能去猜想了。我琢磨她的话其实是带着“情绪”的，有压制你、阻碍你的力量，你才要抗争、才要“争气”。

我觉得，从我妈妈身上来看共产党里的女干部，那怕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她们的实际情况和宣传的男女平等有距离。我妈妈在饭桌上，有时会说起在延安的生活，说她认识一些阿姨，有了小孩之后，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连块布也得到处去找，还得学会给孩子裁衣服做衣服。很多人是富家小姐、学生出身，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她老说她们当时有多难，有多狼狈。我妈妈那时候自己没孩子--我大姐已经死了，我们还没出生--她就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学会了剪裁简单的衣服。从我妈妈的话里，我得到的不是抽象的革命道理，而是很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书本上不讲的。我妈妈话中的延安，并没有耀眼的光环。后来我看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就想起我妈妈讲过的事。

我妈妈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除了在黄河边上的陕西神木，恐怕就是在1943年左右“整风审干”期间的延安。那时候我爸爸因为所谓“特务”问题被关在延安保安处，我妈妈因为是特务的老婆，先是在延安行政学院受审查，后来放她出来，她才搬到酿酒厂附近，用酒糟糊腿治病。我去延安的那次，也去了当年行政学院的所在地。所谓“行政学院”，其实是个专门审查干部的地方，在高高的山坡上。我真不知道我妈妈当年瘸着腿，是怎么上上下下的。小时候听爸爸讲，当时和我妈妈一起受审查的有一个阿姨叫“叶黎”，她高度近视。人们就开玩笑说，“白天不会走，夜里（叶黎）看不见”。今天想起这句话，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

抗战胜利后我妈妈和我爸爸一起分配到新华社，她是当作“家属”去的，做的是无关紧要的工作。她在1949年进城后一度离开新华社，一个人到东北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又回到北京。她即使在生了我和弟弟后仍然不甘心，老想去学习。五十年代初我父母在沈阳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工作，当时有一个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我妈妈就坚持要求去上学，我爸爸也支持，她就一个人去北京，我爸爸带着我和我弟弟在沈阳。我最初上的整托幼儿园就是在沈阳。那次在党校的学习并没有给我妈妈日后的工作带来什么变化，她一直在我爸爸的领导下工作。我爸爸是新华社一个部门的副头儿，我妈妈是普通编辑。我知道她很不愿意和我爸爸在一起工作，在我爸爸的影子底下。说起来，你妈妈的“职业生涯”比我妈妈要顺利。做为一个中学领导，她还是有发挥自己才干的空间的。我妈妈在这方面，始终是受到挤压的。这是我在很多年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才知道的。

我妈妈在战争中身体残废了，这和日本人的大扫荡有关系，也和她是女性有关系，男人就不会有在战争中生孩子这样一个女性要面临的特殊问题。我后来看到她的一些材料，才明白她终生都没能真正从那场大病给她带来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在文革时一个批判她的会议纪要里，有人对她说，不要看你入党这么多年，你没有任何老本可吃。我理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因为生孩子，多年没有工作，你那点经历不算数。在同一份材料中，我妈妈自己说，我确实没有什么老本，我因为生孩子受伤太不值得了，我真希望我是在战场上打日本鬼子负的伤。我母亲的身体在战争中受到那么大的摧残，但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还成了文革期间有些人蔑视她的理由。当时的经历和后来的境遇成了她终生的隐痛。

我后来想，我妈妈有一种朴素的、姑且称之为“女权主义”的思想。这是她从自己的经历和她那一代的追求中得出来的，是经过现实的磨砺的。她特别清楚实际生活对女性往往是格外艰辛不易的，但她还是希望我去争，很小就把这种意识种在我心上。我做事从来不是很高调，但我有一些韧性，我想这和我妈妈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系。

我妈妈虽然是地主出身，可是对“劳动人民”非常尊重，对受苦受难的人充满同情，我想因为她自己的遭遇，使她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可以站在街上，和拣破烂的老太太一聊聊半天。她对新华社的工友们非常客气，这些人到今天都念叨她。我每次回国，一个在新华社院里发牛奶的老太太都会说，“你妈妈是个好人。”过去我们家动不动就有客人吃饭。他们大部分是来找我妈妈的，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留他们一起吃。我妈妈也不是官儿，在很多事情上不能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就是愿意找我妈妈倾诉。各种各样受了委曲的人，或是政治上的，或是个人生活上的，都来找我妈妈，一说就是半天。今天回过头来想，我妈妈给予了许多人“组织上”没有给的温暖。后来我听一个叔叔说，他成了右派以后有一段时间，整个新华社只有我妈妈一个人理睬他。还有一个叔叔，因为政治问题，被开除了党籍，老婆也离了婚，只是由于周恩来直接过问，做为宽大的典型，他才没有受到更严重的处罚。这样的人也是没人搭理的，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常来我家找我妈妈。我妈妈去世后，他特地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我妈妈灵前。

我妈妈不是不懂政治。小时候我曾经无意中看过她的日记，里面讲她对大跃进有看法，觉得彭德怀的观点有道理。我那时十二三岁，已经知道彭德怀挨批了，看到我妈妈这样写把我吓得够呛。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能够保持这么完整的人性，真是难得。我妈妈去世后，我在给亲友的通知中写了这么两句话，“妈妈是个坚强的女性”，“妈妈是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后来有不少人告诉我写得好。有意思的是，“组织上”按照惯例，也需要在我母亲去世后给她做个结论。他们都懒得去查我妈妈的档案，整段地抄我们写的妈妈的生平，但唯独没抄那两句话。

马阿姨和仇大娘叶：做为女孩子，我妈妈除了我很小就跟我讲“做女人，要争气，”还跟我说过“不用学做家务事。”所以我特别笨，针线活儿什么的都不会，做饭是结婚后才学的。

马：这点我和你一样。在家里我最小，最受宠，我两个哥哥都帮着做家务，我除了打醋买盐，别的都不干。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你是女孩子你得学做家务。我也不愿意去做，觉得一旦沾上家务活儿，就会变成婆婆妈妈的女人了。

叶：我妈妈自己也不做饭。这里面也许有她对女性传统角色的反抗，当然得有别人替你做。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我们家里始终有阿姨。说起来，那时候很多共产党干部家庭都请阿姨。咱们的母亲能够工作，和家里有帮忙的人有关系。西方研究中说的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后面临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对于很多女干部并不存在。

我阿姨姓马，她年纪比我父母轻。她从我６岁起就到我们家，我妹妹完全由她带大。文革中离开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告老还乡，和她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她一辈子有20来年在我们家做事，我们是吃她做的河北味儿的饭菜长大的，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我妈妈和阿姨的家乡离得很近，她们的口味相似。有时她俩一商量，阿姨就做一顿农家风味的吃食，像玉米面糊饼什么的，今天这也成了我的“感情食品”。

我阿姨年轻时就守寡，到我们家时才三十多岁。阿姨老家京东一带，有女人到北京天津当“老妈子”、男人当“厨子”的传统。她只有一个女儿，她出来做事的时候女儿已经十几岁了，跟着亲戚生活。阿姨小时候裹过脚，后来放了，叫“解放脚”，我常听她抱怨买不到合适的鞋子。阿姨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做什么像什么。我上小学以后，正赶上“扫盲运动”，我教阿姨认字，她学得很快，后来自己能看小人书了，但还是不会写信，要我妈妈帮她写。我小时候记得阿姨脸上有时会挂着愁容，后来慢慢知道她的公公和小叔子总管她要钱，她的工资很大部分要交给他们，不给就闹，有时到北京来要。阿姨常和我妈妈在一起说悄悄话，阿姨有时哭，妈妈就劝她。

文化革命中，我爸爸成了“黑帮”，家里不许请阿姨，阿姨被勒令离开了我们家，她就到新华社别的人家去作事。一年多后发现得了乳腺癌，妈妈立刻把阿姨接回来，送阿姨去医院住院开刀，叫我从插队的地方回来在医院陪床。出院后妈妈又坚持要阿姨吃中药，吃了很多年。我阿姨现在八十多岁了，癌症是根治好了。

阿姨和我妈妈的关系一直很好，到老了以后她们的感情更有些像老姐妹一样。我妈妈老年糊涂了，我阿姨那时候已经回了老家，但每年都到北京住上几个月，陪陪我妈妈，领着她散步。我妈妈听我阿姨的，跟着她走。阿姨把我们家当作她在北京的亲戚家，阿姨家里人也把我们当亲戚。有一年我回国去阿姨老家看望她，走的时候阿姨的女儿玉华姐姐送我去县城坐汽车。别人问，“来客（读“且”）了？”玉华姐姐说，“我妹妹。”听得我特感动。

马：我对我们家仇大娘印象也很深。她是我和哥哥上小学的时候请来照顾我们的。我和哥哥上中学以后，家里不再需要保姆，仇大娘就离开了我们家。和你阿姨一样，仇大娘也很早就守寡，她也只有一个女儿。她生活上有什么难处，总是和我爸爸妈妈商量，我父母帮她解决家里的财务纠纷，帮她女儿找工作，也在经济上给她一些补贴。

现在想想，仇大娘在我们家时也就五十来岁。她个子矮小，脸上的皮肤挺细，穿戴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因为梳了一个小纂，又是一双小脚，就显得老相。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三间屋的居室，我和仇大娘住在一间屋里。我对她那双小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是从那双小脚上知道了什么是“旧社会”的。仇大娘每天都要用热水烫她的脚，一边烫嘴里一边发出“呦呦”的声音，好象特别舒服。除了大姆趾，另外四个趾头全都压在脚板底下，脚趾骨早已折断，没知觉了。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她洗脚，她告诉我，每天踩着那四个脚趾头，晚上不洗脚就难受。

仇大娘饭做得特别香，我下学做完功课后到大院里疯玩，玩饿了就跑回家喊：“仇大娘，饭做好了吗？”她总能端出香喷喷的饭菜。仇大娘不和我们一起吃，这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吃饭的时候，她不肯上桌。因为她知道一上桌，我父母就一定要给她加菜，所以她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屋里吃。

叶：是吗？我阿姨一直和我们一起吃。

马：仇大娘特别爱干净，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所以她不许我带同学到家里玩。我的同学都怕她，趁她上街买菜或出门办事的时候才敢来我们家。一听见她回来了，她们就吓得躲到床底下，仇大娘就用扫帚把她们一个个地赶出来。我觉得她太厉害了，就向爸爸告状。但爸爸从来没有说过她，仇大娘照样那么做，我心里挺有意见。我想我爸爸不说什么，是因为那个年代的观念是人人平等，干部和保姆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仇大娘管我爸爸叫“宋同志”，叫我妈妈“马同志”，不再像以前的“佣人”，管“主家”叫“老爷”和“太太”。

叶：我阿姨也称呼我父母“同志”。但称呼上的变化，不能说明关系上就真的那么平等了。不过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对“劳动人民”似乎确实多一些尊重，在用语上也比较注意。今天人们又赤裸裸地讲上下尊卑了。说起“保姆”这个词，我阿姨最不喜欢，她多次在我们面前表示过，我想她是觉得里面透着轻视，因此我们家从来不用。新华社大院有个家属委员会，其中有几个积极分子就是阿姨或大娘，有什么检查卫生防火防盗之类的事情她们都管。谁家干净整洁，她们就给这家门外贴面小红旗。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具有了一种“公共角色”，即使这个角色仅仅是点缀，这样做也会使她们更有自尊。我认识其中一位大娘。在我眼里，她是个挺有权威的人物，人们都怕她三分。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人知道这位大娘叫什么名字，都管她叫“援朝大娘”，因为她带大的孩子叫“援朝”。就像许许多多“旧式”的女人一样，她还是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