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 路遥与雨果

《南方文坛》

2022年第3期

李建军

路遥与雨果

文 | 李建军

伟大的文学是诗意化的伦理现象和审美化的人格现象，是蕴藏着爱、希望与启示的神圣事物。它是真理的火焰，它是信仰的光芒；它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它是无望时刻的希望；它是行到水穷处的诗人可以坐看的白云，它是天寒翠袖薄的佳人可以斜倚的修竹。谁若不爱伟大的文学，谁若没有养成阅读文学经典的良好习惯，谁就很难成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谁就很难在认知、情感和人格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俄罗斯文化大师利哈乔夫说：“保持文化修养的方法是不断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因为阅读是文化修养的主要教师……可以确保‘心灵的火焰不被扑灭’！”^[1]他所说的文化读物，首先是文学书籍；而他所说的“有选择”，就是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经典。

路遥清楚地知道，只有接受那些伟大作家的影响，一个成长中的青年作家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修养，才有可能最终成熟起来。1982年10月4日，他在写给女作家刘凤梅的信中说：“我还想提醒你：你应该认真细致地阅读外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苏联和西欧几个国家的古典名著），这将大大开阔你的生活视野，同时也能提高文学文字的科学能力。总之，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2]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阅读和文化体验。如果说，《创业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革命叙事的作品，培养了路遥的文学兴趣和理想主义精神，那么，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人性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如肖洛霍夫、艾特马托夫、托马斯·曼和拉斯普京等人的作品），则在更高的意义上，改变了他的文学意识和价值观念。

路遥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受俄罗斯文学和法兰西文学影响最大。利哈乔夫说：“俄罗斯古典文学随时与我们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特具引力，它能使我们变得崇高，能使我们懂得审美和伦理，可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多地积累生活经验，能使我们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能使我们共同度过‘十次生命’，可验证几代人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融入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3]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力量。路遥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这将人向上提升的力量，也从雨果和司汤达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同样巨大的力量。路遥在《〈人生〉法文版序》中说：“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4]雨果是路遥热爱的伟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人非有光不可。任何人进入无光处都会感到心焦。眼睛见到黑暗时心灵也就失去安宁。”^[5]雨果就属于创造光明和照亮人心的作家。路遥喜欢这种充满光芒和热情的作品。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他还把这部小说推荐给在农村当干部的好友海波，要他写信谈谈自己的“看法”^[6]。路遥希望自己的朋友也能感受到雨果作品的精神之光。

▲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1978年，路遥经常写信给海波，坦率地批评他“目光短浅，心浮气躁”，“不认真研究名著，只靠看杂志上小说‘过光景’”，见面的时候，反复向他推荐了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雨果的《九三年》。海波回忆说：“当时我感到奇怪，直到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并获奖后，我才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沉重的时刻》描写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中，面对障碍时的心情；而《九三年》写的是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前者对应着他当时的心情，后者对应着他正在写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7]海波说得不错。在路遥探索写作道路的“沉重的时刻”，席勒的精神给了他勇气和力量，雨果的经验则给了他灵感和激情。如果没有《九三年》的启示，就不会有《惊心动魄的一幕》。

事实上，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人们会发现，雨果对路遥的影响，体现在具体作品的写作实践上——从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来看，雨果的经验让路遥认识到了强烈的对照修辞的价值，认识到了崇高的史诗风格的力量，并启发他以一种热情而亲切的介入性方式展开叙事；也体现在对人与生活、爱与同情、革命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上——雨果的伟大作品点燃了路遥的理想主义激情，深化了他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理解，培养了他对底层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而雨果与路遥在性格、境遇和生活上的相似或差异，也为在他们之间展开“平行比较”提供了阐释空间。也就是说，关于路遥和雨果，我们的研究将在“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两个维度展开。

有人说，伟大的作家都有个不幸的童年。这句话也许不是普遍真理，但符合许多作家的实情。杜甫、韩愈、李贺、拜伦、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托尔斯泰、杰克·伦敦、高尔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诗人和作家的童年，都很不幸。利哈乔夫在谈到生命和死亡的时候说：“假如生活中绝对没有任何悲伤和痛苦，这也不算是完整的生活。”^[8]对作家来说，人生的苦难和不幸，包括童年的悲伤和痛苦，皆可视为“完整生活”的一部分。就积极一面看，作家童年的不幸，未尝不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幸运。如果作家内心有足够多的爱和热情，那么，他所经历的苦难，就具有特殊的价值，就会被转化成深刻的叙事内容和巨大的创造力量。

▲［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焦东建等译，东方出版社，2020

在伟大的文学中，有三种东西——爱、苦难和诗——不可或缺。没有爱，文学就缺乏善的力量；没有苦难，文学就缺乏真的深度；没有诗，文学就缺乏美的韵致。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消失了，那么，文学很有可能随之消失，至少，那种充满净化力量的悲剧文学，将很难产生出来。所以，那些童年不幸的人，如果正好懂得爱，也有很高的才具，他就有条件成为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而那些童年幸福的人，若想成为作家，就得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培养对苦难的敏感——要使自己有一双看得见人间不幸的眼睛，要有一颗感受到别人痛苦的心灵。一个以作家自命的人，若对人世间的苦难无动于衷，那么，他就很难写出崇高而美好的文字，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

雨果和路遥都是体验过苦难滋味的作家，也都是懂得爱的真谛的作家。

雨果的童年，是暗淡和不幸的，而路遥的童年，则更加暗淡和不幸。但是，他们靠着爱的热情，靠着诗的力量，极大地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和不幸。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我们身上造成黑夜的，也可能留下一些星星给我们。”^[9]童年的不幸，成年以后的磨难，都不曾消损他内心的爱和仁慈。雨果心灵的天幕上，布满了灿烂的繁星。

从外在的角度看，雨果的童年，简直算得上幸福。他家境优渥，衣食无虞，从未体验过饥饿的滋味；他门第尊贵，身份体面，压根不知自卑为何物。

人们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伯爵，却不知道维克多·雨果也是伯爵。他是将军之子，但他并不以此为荣；他有伯爵的身份，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号。巴尔扎克曾经责备雨果说：“你怎么能如此从容地放弃法兰西世卿的称号，这是仅次于法国国王的最美的称号！”^[10]

然而，富有和体面，只是幸福生活的外在条件，并不能使一个人免遭苦难的蹂躏和不幸的侵袭。雨果的童年即便说不上特别悲惨，但也说不上特别幸福：“因为童年的天真从未停止受到威胁。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死亡的危险总是跟随青春的纯洁。”^[11]父母的紧张关系，姑姑的乖张性格，都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不安和苦恼。雨果关于儿童不幸的叙事之所以真实而感人，因为他自己就体验过童年的不幸。

雨果的父母性格差异大，政治立场也截然对立。父亲的性格，外向、热情而浪漫；母亲的性格，内向、严肃而克制。他们之间几乎总是格格不入，经常发生冲突。父母亲的这种性格差异和性格冲突，集中地反映在雨果自己身上：“一方面是雨果将军好色的气质，和他奇特的、常为怪诞所吸引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索菲·特雷布谢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兴趣；一方面是对荣誉的爱，另一方面是对暴政的恨；一方面是总带一点儿疯劲儿的强烈的诗情，另一方面是有产者的品德，这些品德对他的天性来说尤其可贵，是因为他受过家人给他天性所带来的痛苦。”^[12]雨果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像火一样热烈的一面，来自他的父亲；那像水一样沉静的一面，来自他的母亲。

母亲索菲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女性。她爱上了一个名叫拉奥里的男人。她对丈夫极度冷淡，甚至很少回他的信。雨果父亲也放弃了“重新赢得妻子欢心的念头”^[13]，选择跟“达尔梅夫人”一起生活；他在给妹妹的信里抱怨说：雨果母亲对金钱贪得无厌，“她只要有不顺心的事情，总是一意孤行，到处吵吵嚷嚷”^[14]。心情抑郁的母亲，长时间外出不归，也无心照顾怀抱中的婴儿。于是，雨果早早就断了奶，被托付给传令兵的妻子照顾。

▲［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程曾厚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这种不正常的家庭环境，极大地伤害了孩提时代的雨果。莫洛亚真实地还原了雨果童年的不幸，准确地揭示了他的忧郁性格的成因：“维克多依然身体羸弱，愁眉苦脸的。他的头很大，和身子不成比例，使他像个畸形的小矮人。‘人们发现他待在角落里，悄悄地在哭，不知道是为什么……’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个专带孩子散步的女人，维克多从一开始就无法忍受她。他怪她不讲法语，喊她是‘卡弟娃’——坏蛋。大家猜得到这个没有母亲、有着两个健壮哥哥的羸弱的小弟弟，心头究竟在想什么呢？他的忧郁性格就这样渐渐形成，并且，将在他具有神奇生命力的整个一生中不时地显露出来。”^[15]虽然在社会生活上，雨果显示出健全而强大的人格，但是，在私人生活上，他却显得有些病态和软弱。他的多情和放恣，他对女性的过度依赖，他在情感生活上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倾向，多多少少都与他童年的痛苦经历有些关系。

1853年3月，雨果父亲将两个儿子交给寡居的妹妹监护。性格古怪的姑母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不给他们钱，使他们“身无分文”，以至于不得不跟别人借钱；更可气的是，她竟然不允许他们到母亲家里过新年。孩子们对脾气暴躁、令人讨厌的姑母非常抵触，不加遮掩地表达了他们对她的不满和反感。雨果写诗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和赞美，对父亲的失望和怨恨：“……侮辱/由父亲加给儿子，就是童年的结束。”^[16]在整个童年时代，雨果的心灵上都“笼罩着双亲反目的乌云”^[17]。1818年8月，在题为《告别童年》的诗中，十六岁的雨果这样写道：“别了，童年美好的岁月，/转眼间已经高飞远走，/幸福啊，你把我们抛却，/幸福稀少，来不及享受。”^[18]在他的诗句里，童年的自己，实可谓楚楚可怜：“光阴啊！你要童年何用？/或者说，为何把我改变！/我寻觅自己，唉，我只见/一个乖乖呜咽的孩童。”^[19]这最后一句，情见乎词，最是酸楚，足以使人看见他童年的委屈和痛苦。

好在，雨果最终把童年的不幸转化成了爱的热情和行动的力量。他有良好的意志品质，从不颓唐和沮丧，更不会向绝望低头。他相信，人类的心灵会向上发展，社会的脚步会向前迈进。在他的作品里，坚定的信念，像磐石一样稳定，爱的情感，则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爁炎不息。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雨果精神上的光芒和力量，吴达元先生才在《法国文学史》中介绍他的时候，大加揄扬，不吝赞词：“雨果不是时代病的诗人，他的诗没有拉马丁的忧郁情调，更没有维尼的悲观思想。”这些判断，大体不差。雨果确实像骑士一样浪漫，像传教士一样乐观，像斗牛士一样自信。

接下来，也许是为了给“没有时代病”的雨果，提供精神上的“健康证明”，吴达元先生便通过近乎随意的主观推想来自圆其说：“他生活在和睦的布尔乔亚家庭，有慈祥的父母，友爱的哥哥。精神和物质上，他都没有受过挫折。这样一个家庭没有悲伤的气氛，不会产生时代病的诗人。不幸的爱情是时代病一种病菌。雨果一生没有爱情的浪漫史。他早婚，爱他的娇妻，是个好丈夫。他的爱情没有遇着阻难，没有半点波浪。他不认识爱情的苦味，更不认识热烈疯狂的爱情。爱情在他的初期作品里没有什么位置。”^[20]这样的赞辞，热情、慷慨，也许合乎人们的情感逻辑，但却与事实多相扞格。

当然，这种言过其实的情形，也不难理解。虽然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把“大人物”往好处想，甚至倾向于把他们想象得白璧无瑕、完美无缺。也许吴达元先生并无这样的脾性，但是，客观条件还是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意识。例如，20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撰写《法国文学史》的时候，莫洛亚的《雨果传》尚未出版（1954年出版），因而，也就无法通过这部传记，完整地了解雨果其人。

莫洛亚的《雨果传》公听并观，不为尊者讳，将传主精神上的明面与暗面一并写出，使人们有机会看见一个复杂而真实的雨果，一个幸福而又不幸的雨果，一个伟大而又庸常的雨果。雨果父母的家庭，雨果自己的家庭，皆极不和睦，甚至很有些“悲伤的气氛”。他没有患上“时代病”，实属侥幸，端赖他性格外向而浪漫。他总是通过充满热情的写作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和超越，通过对爱情的不断追求来克服精神上的孤独和压力。他终其一生，“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颇有“爱情的浪漫史”，常常身陷爱情的“波浪”，所以，他不仅尝过爱情的“苦味”，也认识“疯狂的爱情”。他也许不是最差的丈夫，但实在很难说“是个好丈夫”。另外，在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里，爱情主题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

总之，理解雨果的一生，用得上美国诗人威斯坦·奥登在阐释荷马的“悲剧世界”时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快乐、难过、战胜、失败，最后死去。这就是全部。”^[21]雨果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成功，也有失败。他的家庭固然有其乐融融的时刻，但也有“悲伤的气氛”，而他自己成年以后的人生，更是充满了横祸和苦难。

比较起来，路遥的童年，简直就是浸泡在苦水里的一枚苦果，实实在在是悲惨和不幸的。如果说，雨果童年时代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的，是一种惶惶然的不安全感和不自在感，那么，路遥童年时代的痛苦，就是双重的——既要承受极度贫穷的煎熬，又要承受极端自卑的折磨。雨果童年时代的不幸和痛苦，纯粹是发生在一个法国家庭内部的寻常现象，而路遥童年时代的不幸和痛苦，在困难时期的中国农村，可谓比比皆是，在在可见，是一种严重而异常的现象。

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北偏远而贫穷的农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血统农民的儿子”^[22]。在各种灾害和灾难频频侵袭的农业社会，农民常常首当其冲，最容易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从少年时代起，路遥就饱受饥寒之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父亲便将路遥过继给膝下犹虚的伯父。在他的记忆里，童年阶段的生活，没有无忧无虑的幸福和快乐，只有可怕的贫穷和饥饿；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吃过几顿好饭——吃过的好饭，他可以一顿不落地记起来。也许，因为童年的记忆太过痛苦，太过沉重，所以，在文学讲座里，在文学访谈里，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等文字里，路遥常常不惮絮烦，屡屡述及自己孩童时代的不幸。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童年生活的成人化，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他的人生从冬天开始，接下来是短暂的夏天和秋天，随后又是漫长的冬天。命运像一把无情的剪刀，将那原本应该像春天一样美好而欢乐的童年，从他的人生画幅里硬生生地剪掉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像大人一样为生活而忧愁和焦虑。他在《答〈家庭教育〉记者问》中说：“我似乎有一种感觉：我生下来就是大人。严酷的生存环境使我的童年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片黄土地……”^[23]这是一段极为沉痛的话。有什么比拿走一个孩子的童年更让人惋伤的呢？有什么比把成人的烦恼压到孩子心上更令人悲哀的呢？

饥饿和贫穷意味着对人的双重伤害和侮辱：既是对肉身的伤害和侮辱，也是对人格的伤害和侮辱。1991年6月10日，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路遥谈得最多的，就是饥饿和屈辱，“农民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吃饱肚子。……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目标，大部分人、老一些的农民都没有实现”^[24]；而他自己则是在“无比屈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25]。他用“爬下水沟”来形容自己的屈辱感受：“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那种艰难，叫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从下水沟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代的一个象征。”^[26]路遥的“下水沟”意象，很有概括力和象征意味，使人油然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巴黎下水道的描写。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会更加敏感，而他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也就更加强烈。严重的身份焦虑和自卑心理，极大地折磨着路遥的心灵。他为自己的农民身份焦虑，为别人的鄙视和白眼而深感自卑。他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说：“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和冷遇……”^[27]许多年后，即便功成名遂，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伤害记忆，依然像尖利的牙齿，时时啮噬着路遥的心灵。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历经坎坷，吃尽苦头。路遥对长时间在医院陪护他的航宇说：“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命人。”^[28]他的弟弟王天乐说，苦难是路遥“永恒的伴侣”^[29]。“苦命人”和苦难“永恒的伴侣”，都是很有概括力的表达。路遥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也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

路遥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他的真诚和勇气，具体地说，来自他在面对和叙述苦难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坦率和勇敢。面对苦难的积极态度和正常方式，并不是忽视和遗忘，而是正视和讲述。要知道，就连华盛顿那样伟大的人物，也“经常诉说自己失恋的痛苦。这种痛苦或许反而使得他的风度显得温文尔雅，以致赢得女士们的青睐”^[30]。路遥的个性力量，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他对痛苦和不幸的敏感，就来自他对苦难命运的坦率态度和真实表达。

路遥有坚强的意志，也有超越苦难和不幸的能力。他会咂摸苦难的滋味，但他心中没有化解不开的怨恨。巴尔扎克的童年遭遇，也像路遥一样不幸——他刚一出生，就被送到乡下托给别人抚养。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幻灭》中多次强调苦难会成就一个人：“痛苦能使一切变得伟大。”^[31]小说中的杰出作家大丹士对吕西安说：“一个人要伟大，不能不付出代价。天才的作品是用眼泪灌溉的。才具是有生命的东西，同一切生物一样有他多灾多难的童年。”^[32]但是，巴尔扎克自己却并不那么超然。他为自己童年所受的痛苦，而深恨其母，甚至说过很重的话：“我母亲的冷漠使我的身心遭受到多么不良的影响！难道我只是义务的产物，偶然的产物？……”^[33]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狠话：“我从来没有过母亲。”^[34]他将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母亲：“我的母亲是我一生中所有灾难的原因。”^[35]路遥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无疑更为严重，但是，他内心的怨郁，却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强烈。在他回忆童年的倾诉里，固然也有情绪性的话语，但是，他从未像巴尔扎克那样重责父母。

莫洛亚在《论司汤达的〈红与黑〉》中说：“人的气质差不多从童年时代起就已定型。一个人在八岁时，不是成为悲观主义者，就是乐观主义者。长大成人之后，这种气质也很少会变化。一个吃尽苦头的孩子，长大后必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除非他后来的生活无限幸福，也许性格会开朗些。或者后来的境遇与此相反，不过，那个童年时代遭逢不幸的人，在气质上依然会有点忧郁、胆小。”^[36]事实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乐观与悲观兼而有之的情形，似乎更为常见。路遥的性格是忧郁的，但也是乐观的。从性格倾向看，他是敏感的，但是从意志品质看，他是坚强的；从生命意识看，他是悲观的，但是从生活态度看，他是乐观的。因而，他本质上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悲观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感伤主义者。正因为乐观，他才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中提倡浪漫精神，认为“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批评“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蒂克精神太少了”^[37]；正因为悲观，他才说自己“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38]。路遥最终将悲观和忧郁的情绪，转化为一种深刻而充满力量的悲剧意识。他承认人的生命和能力的有限性，不太相信人生绝对的成功和完全的胜利。所以，他的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止步的边界。他们只在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范围内梦想和追求、生活和死亡。

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会影响作家的意识和心理，也会极大地影响他的童年叙事。

童年的痛苦使雨果对儿童的不幸特别敏感。在19世纪的伟大作家中，雨果与狄更斯对儿童的命运最为关注。但是，狄更斯的儿童叙事，充满了眼泪和叹息，但雨果的童年叙事似乎更为悲惨，更加令人震撼。

儿童是一个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他们的境遇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悲惨世界》里，珂赛特和德纳第的两个女儿，“年龄合起来都还不到二十四岁，可是她们已经代表整个人类社会了，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是鄙视”^[39]。假如没有珂赛特这个人物，《悲惨世界》也会让人感受到它巨大的史诗力量和批判力量，但是，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一个陷入困境的小女孩所承受的痛苦，而使全世界读者的同情心都变得更加温柔和敏感。

雨果喜欢让儿童出现在人类生活最具考验性的场景里。如果说，列米佐夫是在现实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情景里赞美儿童，那么，雨果就是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叙事里赞美儿童。列米佐夫短篇小说《繁星》中的热尼亚和《阿廖努什卡》中的阿廖努什卡，都是欢乐和可爱的，而他们的微笑，也像上帝的光辉的闪耀^[40]，但是，这一切不是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近乎平淡的描写表现出来的。然而，在雨果的小说里，儿童总是被置于极为特殊的考验性环境里，常常被赋予深刻而丰富的象征意义。在《九三年》的浪漫主义叙事里，一开始，他就描写了出现在索德烈森林的米舍尔·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这绝不是一个随便的情节设置，而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象征。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儿童都应该是离战场最远的人。然而，在1793年，可怕的战争却将儿童卷入其中。雨果用儿童天使般的可爱和纯真，来显示成人世界的可悲和混乱。在雨果的对照修辞里，儿童是仇恨时代的爱，是动荡时代片刻的安宁，是冰冷时代一抹温暖的光芒。在雨果的笔下，孩子所发出的声音，就是最美的诗和音乐：

小孩的咿呀，就是鸟儿的歌唱。他们唱的是同一种赞美歌。这种赞美歌是不清晰的，断断续续的，却充满了深沉的意义。孩子和鸟儿不同的地方，是孩子的面前还有人生的悲惨的命运。因此，听见孩子唱歌的人，就会感到忧郁，这种忧郁和唱歌的孩子的欢乐混在一起。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从孩子的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这种只是出自本能的把思想表达出来的模糊的低吟，包含着一种对永恒正义的不自觉的呼吁；也许这是迈进人生门槛以前的一个抗议；这个抗议是谦卑的，也是刺心的；这个无知的小生命对着宇宙微笑，使得宇宙万物要对这个软弱而赤手空拳的小生命的将来命运负责。^[41]

在雨果的叙事中，儿童意味着纯洁的良心和永恒的正义。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既是对美好世界的赞美，也是对苦难人间的抗议；既是对和解与和平的呼唤，也是对战争与暴力的谴责。甚至，就连他们在图书室对图书的“破坏”，都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正义性：“这件工作花费了几个钟头，可是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圣巴德罗缪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剩下。”^[42]所以，这三个“无名的乡下小孩”，“比国王，王座，王权和十五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更重”。他们身上的强大而神奇的精神力量，可以为可怕的战争按下休止符，可以使可怕的复仇者瞬间变为仁慈的拯救者。他们象征着受苦受难的人类，也像天使一样，象征着爱和救赎：

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天使。地狱里的魔鬼又变成了天上的晓星。朗德纳克用一件牺牲的行为赎回了他的种种野蛮行为；他失去了自己的肉体，却救了自己的灵魂；他又变成了无罪的人了；他给自己签发了赦罪书。难道宽恕自己的权利就不存在吗？从今以后他是一个可敬的人了。^[43]

雨果的儿童叙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赢得了学者和批评家的普遍好评。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并不认同雨果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小说写法和小说作品，多有苛论和否定。但是，对《九三年》中的儿童叙事，他却评价很高：“书中唯一的真正动人之处是偶尔出现的三名儿童，他们的奇遇才是情节迭起的部分。这一部分很有魅力，闪耀着诗人最辉煌的诗意。”^[44]1885年，雨果去世两个月后，英国女作家奥丽芬特撰写文章，称赞雨果同情弱者和受压迫的人，对他的儿童叙事，亦极口称扬：“出现在炮火和燃烧，在种种冲动和力量的角斗中的三个孩子，是基调阴沉的《九三年》的魅力所在，亦是年事已高的雨果的魅力所在。据我们所知，文学中没有任何对童年生活的描写堪与‘圣巴德罗缪的屠杀’一章相提并论。其他的成年人可能是一些类型或象征，可是这些孩子活着，呼吸着。”^[45]是的，雨果的儿童叙事，是美的诗篇，也是善的布道书。假如没有“圣巴德罗缪的屠杀”等章节对三个孩子的描写，那么，《九三年》便会暗淡很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美和爱的力量。

▲［法］雨果：《九三年》，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路遥也像雨果一样爱孩子。他爱自己的女儿，也爱所有可爱的孩子。在路遥的照片里，只要有孩子出现，他的表情就是放松而喜悦的。路遥对孩子的喜爱，也表现在自己的小说写作里。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路遥都写到了儿童。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也许不像雨果小说中的珂赛特和三个无名的乡下孩子那样，包含着令人震惊的社会内容和象征内涵，但却有助于我们了解特殊时代的世态人情，了解路遥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儿童时代的痛苦经历。

在路遥小说中，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很少是圆满和幸福的——不是父亲缺席，就是母亲缺席；不是缺乏父爱，就是缺乏母爱。《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三岁就失去了母亲；爸爸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在十几年并不轻松的生活中，硬是他一手把我拉扯了这么大”^[46]。《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兵兵，因为母亲移情别恋，爱上了县里教育局的副局长，将他遗弃在当小学教师的爸爸身边，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当然，路遥这些小说的重心，并不在孩子身上，而在表现少年痛苦的饥饿体验和艰难的精神成长，或者表现成人世界的身份焦虑、性格冲突和情感矛盾。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儿童的身上，依稀看见路遥自己的童年经验和心理情结，依稀看见他那被贫穷、饥饿和屈辱摧折的童年。

在路遥的叙述中，儿童的不幸，多是因为父亲的软弱和无能造成的。路遥笔下的父亲，通常是缺乏力量的。那些善良而勤劳的父亲，如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甚至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而那些没长大的父亲，像兰花的丈夫王满银，则游手好闲，不仅不能为妻儿撑起一片天地，还需要妻子的翼护：“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得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47]这样的男人，不是称职的丈夫，也不是称职的父亲。他的孩子，注定不会有安全感很强的童年。

在《平凡的世界》里，至少有两个家庭的儿童，因为丧失或缺乏父爱，而陷入不幸的境地。郝红梅的儿子还未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事故离世。孙少平的姐姐孙兰花嫁给了“逛鬼”和“爬熊”王满银。她的两个孩子猫蛋和狗蛋，则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父亲常年不在家，而感受不到父爱。他们的父亲因为卖老鼠药而被拉到工地上强制劳动，母亲则除了回到娘家哭诉，别无办法：“这个恐惧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妈的袖口哭个不停。瘦小而单薄的她妈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两个大人怎么啦，也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嗓子嚎。”^[48]这两个孩子，除了要忍饥挨饿，还要跟着母亲一起承受父亲所造成的无助和压力。

然而，路遥对儿童终究是爱和温柔的。他从不用极端的方式写儿童的痛苦，也不写儿童的死亡。他让他们体验冬天的寒冷，但最终会给他们春天的温暖。这样，他的儿童叙事，就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在他对儿童的不幸和痛苦的真实描写中，分明可以看见作家自己童年生活的影子；另一方面，儿童的不幸，最终都被克服了，即陷入不幸的儿童，都实现了命运的逆转，得到了自己的欢乐和幸福。

善和爱是雨果和路遥的儿童叙事的共同特点。他们都写儿童的悲惨境遇，但是，他们都用爱的态度和诗的方式来面对和描写苦难，最终将自己笔下的儿童叙事，提高到了美好的境界。

作家研究人的情感和性格，也最懂得人心和人性。深刻的理解是正确地行动的必要前提。但是，知易行难，“能理解”并不意味着“能做到”。知与行的脱节，常常表现在作家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上。诗人和作家赞美爱情，但是，他们未必能将爱的原则贯彻到底，未必有能力维持爱情与婚姻、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他们的爱情生活，通常是浪漫而热烈的，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大都是乏味而沉闷的，有的甚至压根儿就是失败的。路遥和雨果的爱情和婚姻，亦未脱这“始于欢者终于悲”的模式。

雨果与妻子阿黛尔·富歇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虽然受到雨果母亲的阻挠，但是，他们不离不弃，终成眷属。事实上，即便在恋爱的季节，他们之间也时有龃龉，所以，莫洛亚说：“他们的爱情从其曙光初照时便已暮色深沉了。”^[49]他们婚后的和谐关系，仅仅维持了八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虽然仍然一起生活，但婚姻却名存实亡。

1831年夏，阿黛尔不再爱她杰出的丈夫了。她爱上了文学批评家圣勃夫。这让雨果极为痛苦。在一篇文字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爱着人又不为人所爱，这种人是多么不幸啊！啊！这真是可怕的事情。看看这个女人吧。这个活生生的人多么迷人。她温柔、白皙、单纯。她是家中欢乐与钟情的对象。可是她不爱您。她也并不恨您。她不爱您，就这么回事。”^[50]从妻子那里得不到爱，雨果便向别处寻找。从1833年2月16日开始，雨果开始与朱丽叶·德鲁埃同居；他们的关系稳定而牢固，维持了整整五十年，直到朱丽叶于1883年5月11日离世。

▲［法］雨果：《雨果情书》，张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在写给朱丽叶的一千多封信中，雨果用火一般热情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和依恋。在1863年12月31日的信里，雨果这样写道：“温柔的天使，我给你寄上我的灵魂。请你接受并把它同你的灵魂一起带向天国吧。请多保重，等我结束我的事业，或差不多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离开人间。无论今生还是来世，一分钟也不分离，这就是我向上帝要求的。……跟你在一起，我无所不能；没有你，我甚至没有存在的勇气。”^[51]许多年后，在1881年5月21日的信中，他的爱情之火，依然熊熊燃烧：“……假若没有爱情，我们便一无所有。我爱你。我现在像在差不多50年前与你初恋时那样爱你。……我爱你；这意味着它的永恒和我们的永恒。让我们相爱吧！这就是一切。让我们相爱，相爱，一直到永远。”^[52]虽然雨果与朱丽叶的爱情，是热烈而持久的，但这并没有改变雨果在情感生活上的浪漫主义倾向，也不影响他与多名女性保持亲密的关系。

1844年初，雨果与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莱奥妮·多内恋爱了。他给莱奥妮写的情书，像他写给朱丽叶的情书一样真诚和热情：“你充满了我的整个心头，我崇拜你，你是我眼中的光明，你就是我心脏跳动的源泉……我爱你，你明白吗？……我爱你，言语不足以表达，顾盼、热吻不足以传情……”1872年至1875年，他还与女演员萨拉·贝尔纳、二十二岁的朱娣特·戈蒂耶和二十二岁的洗衣女工白朗什（亦译“布朗什”）情意缠绵，暗通款曲^[53]。不仅如此，雨果还喜欢像拜伦那样炫耀自己的罗曼史，甚至喜欢记录自己的风流生活：“流亡根西岛期间，维克多·雨果在一个黑色的记事本上，用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加密，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他的风流韵事。这些内容由年轻床伴的姓名、日期、某些地点，以及作家每次与她们相处时所做的事组成。”^[54]在叙述和评价雨果的爱情生活的时候，莫洛亚的态度是理解和宽容的，但他的笔下，也含着明显的讽意：“唉！这些信与他以前写给朱丽叶的信一模一样。这是因为男人本性难移，也因为心中的情人这个角色总是同一个样式，还因为男人只限于把这个角色分配给更年轻、更适合这份工作的女演员去扮演而已。”^[55]雨果有伟大的思想，也有伟大的人格，但是他的情感生活，却有些放恣和混乱。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他缺乏理性和自制力。

在《九三年》里，在谈到西穆尔登的“独身生活”的时候，雨果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制欲的生活更危险的了。”^[56]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西穆尔登身上，最危险的并不是“制欲”，而是他关于革命的绝对化观念。事实上，纵欲的生活即便不是比制欲的生活更危险，也绝对不会比它更安全，更可取。雨果的放纵欲望的生活方式，也许没有影响他的文学事业，却像莫洛亚所批评的那样，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社会生活：

要是他的私生活不那么乱七八糟，更为检点的话，那么他在社会生活中本来会更坚强有力一些。责任、感激、爱情和欲望，使他成了旧日的私情及贪婪的女人的奴隶。三个女人——几乎就是三个妻子——阿黛尔、朱丽叶和莱奥妮，住在蒙马特尔高地他的附近，整个圈子很小。他对其中的每个人都得分出一部分时间，从这个女人跑到那个女人；当怀里抱的是朱丽叶时，总免不了给阿黛尔或莱奥妮撞上。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人已联合起来反对三人中最得宠的这一个了。^[57]

像莫洛亚一样，法国文学史家朗松也对雨果的缺乏克制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对他的男权主义的女性意识，尖锐批评，痛下针砭：“在他为一己私利谈到爱情的时候，在他对女性虚情假意的殷勤之中，在他出色的华丽词藻里面，有少许很具体的肉欲掺和了进来。他不会头脑发昏，无法体验巨大的激情。他高高在上，作为一个会沉思的诗人，非常乐意将女性的爱情视为‘脚边的一只狗’。……还应当公正地作如下补充：雨果对人类、对卑贱者和穷苦人整体的爱，是非常真实的。”^[58]两位法国学者对雨果的批评说明什么呢？说明再伟大的作家都是人，都难免有人身上的局限和弱点。正因为有情感、性格甚至道德上的某些缺陷，他才是真实的人；正因为他能在那些重要的方面，超越人性和社会所加的限制，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他成了伟大的人。

▲程曾厚编选：《雨果评论汇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更何况，文学写作原本就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它给作家带来巨大的快乐，但也有可能使他们变得性情乖张。很多时候，一旦进入紧张的写作状态，作家的心里，便只有眼前的工作。他们遗忘了现实世界。写作之外的人和事，很少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事业与生活，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这边高的时候，那边就会低。他们的情感和注意力，仿佛沙漏计时器中的沙子一样，要么流向这边，要么流向那边。只有杜甫、托尔斯泰和梅列日可夫斯基这样的诗人和作家，才有能力在生活与写作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和谐的关系。那些缺乏平衡能力的作家，往往很难成为称职的丈夫。雨果不是称职的丈夫，路遥也不是。

沉重的文学劳动压迫着雨果的心灵。在婚姻生活上，他精神的天空，多有厚厚的乌云，少见灿烂的阳光。他失去了对家人的温情和耐心：“就像母亲的全部身心献给她的孩子一样，诗人的全部身心献给他的作品。他变得苛求、武断、盛气凌人。如同她订婚时所预见的那样，阿黛尔发现维克多成了个专横的领主。”^[59]雨果是这样的“专横领主”；有的时候，路遥似乎也是。只是由于特殊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的影响，由于个人性格和地域性格上的原因，在情感生活上，路遥的态度是内敛而克制的，不像雨果那样恣意和浪漫。雨果写了大量的情书，激情四溢，毫不遮掩；路遥肯定也写过情书，但数量恐怕不会很多，情感也不会像雨果那样浓烈和外向。

路遥的个性和才华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也为他赢得了女性的好感。在爱情上，他像雨果一样幸运，总是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与一位北京知青失败的初恋，带给他极大的伤害，甚至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同为北京知青的林达，却用温暖和体贴的爱，平复了他内心的创伤。在那个城乡差别极大的特殊时代，林达对路遥的跨越阶层鸿沟的爱，可谓勇敢而富有牺牲精神。她不仅在精神上给了路遥纯粹而美好的爱情，还在物质上给路遥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帮助他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在病榻上谈到林达的时候，路遥曾经心怀感激地说：“年轻时在延川插队，也确实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光蛋，要什么没什么，家里的光景过得一烂包，人家那时候没有嫌弃我，还用她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供我上的延安大学，从这一点上，我还得感谢她为我做出的牺牲。”^[60]事实上，林达带给路遥的，远不止这些。这个具有归国华侨背景的北京知青，这个具有良好家教和不俗才情的女性，给路遥的内心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绝不会比田晓霞带给孙少平的更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林达的爱和支持，无论路遥的人生境况，还是他的文学事业，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然而，路遥并没有用心守护自己的婚姻，或者准确地说，并没有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莫洛亚批评雨果：“他这个人兴趣极少，魅力极大，政治和美貌女子使他脱不开身。”^[61]路遥的兴趣，并不算少——他喜欢聊天，喜欢音乐，喜欢唱民歌，喜欢“边编边说”的“练嘴子”^[62]，喜欢足球，对UFO也兴趣盎然。他像雨果一样，是有魅力的；也像雨果一样，特别关心政治。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和热情，在文学一边。真正使路遥之死靡他，抛舍不下的，只有文学。

路遥把文学当作神圣的宗教，甘愿做这宗教虔诚的圣徒。1984年12月，他在《答〈延河〉编辑部问》中说：“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诚的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63]七年后，在题为《文学·人生·精神》的演讲中，他再次向听众说明他写作时的心无旁骛的工作方式：“我进入了工作间以后，就把所有的事、所有的思潮、所有外边的喧嚣全部都赶出房间。我就是一个世界。”^[64]他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把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都奉献给了文学这个特殊的宗教。为了文学，他远离舒适的都市，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写作是心灵的需要》中，要求自己做好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65]；要“能忍受寂寞，须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66]。他的“野战”和“夜战”式的写作习惯，不仅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给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极大的困扰和痛苦。

▲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路遥对文学的热爱和痴情，与他对妻子的冷漠和怠慢，形成了极为尖锐的对照。他对妻子林达的态度，就像雨果对妻子阿黛尔的态度一样，也是“盛气凌人”的，甚至缺乏起码的关心和体恤。关于路遥的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航宇这样写道：

路遥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是事实。比如说家里没吃的面了，需要换煤气了，这些本来是男人干的营生，都让林达一个人干了。你想想，一个女人，买十几斤粮可以，要她往三楼上扛煤气罐，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别说是高干家庭出身的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天长日久，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对于这些，林达一般采用妥协的办法，跟他吵闹有什么用，他不是照样我行我素，只能忍气吞声地维持这种看似平静如水，实则暗波涌流的夫妻关系。所以单位的人或多或少知道俩人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但没人相信他俩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有次，林达不知怎么把自己的脚崴了，行动十分不便，需要在东大街的一个诊所去按摩，而作协到东大街还有一段距离，她一瘸一拐无法过去，需要人帮忙才能到那个诊所。

路遥不知为什么没有送林达，而是走到我房子，有些抱怨地对我说，林达把脚崴了，连路都走不了，你去把她背下来，用自行车把她推到东大街去按摩。

我看着路遥说，我背她下楼，那你呢？

我还有事。路遥这样给我一说，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至于我送不送林达去按摩，那是我的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他已经走了。

怎是这样一个人？我心里不高兴地这样想。^[67]

路遥此处的态度和行为，实在令人大感诧愕，大惑不解。虽然陕北男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大男子主义”习气，但是，如此漫不经心者，似乎并不多见。这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冷暴力”，但也实在算不得合乎夫妻伦理的正常表现。

当然，在两性情感上，路遥是严肃的。他不会像雨果那样浪漫，也不会像他那样纵情。在情感生活上，雨果激情澎湃，精力旺盛——1885年4月5日，他去世前不久，还与二十二岁的布朗什·朗万（Blanche Lanvin）约会^[68]。路遥固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他有良好的自制力，绝不会任由爱情的藤萝，同时向几个方向攀缘，同时缠绕到多个女性的花架上。这种差异，当然与两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有关系，但也是由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孟德斯鸠说：“在北方的气候里，爱情在生理方面几乎没有力量让人感觉到它。在温暖的气候里，爱情带有成千上万的附属物；有些东西乍一看像是爱情，使人感到愉悦，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爱情本身。在更炎热的气候里，人们只为爱情本身而热爱爱情。爱情是幸福的唯一源泉；爱情就是生命。”^[69]北方的气候虽然寒冷，但似乎并不影响人们从生理方面感受爱情。当然，与气候较热的南方相比，北方人的爱情意识和爱情感受，也许确乎不同。至少，在爱情生活和爱情叙事上，生活在欧洲温暖气候环境中的雨果，显然比生活中国北方气候偏冷环境中的路遥，要更浪漫，更有激情。在路遥那里，爱情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也并不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显得克制而理性；在雨果那里，“爱情就是生命”，无论是雨果自己，还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为了追求爱情，常常表现出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头。

雨果与哥哥们的关系，既是友爱的也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雨果的哥哥欧仁精神不正常。他爱着雨果的未婚妻阿黛尔。1822年10月22日，在雨果举行婚礼的夜晚，“欧仁狂暴的精神病大肆发作。他一向性情抑郁，总觉得有人在迫害他。他爱着阿黛尔，往日难忍的嫉妒使他痛苦。见到弟弟的幸福，他再也受不住了”^[70]。欧仁的病几乎是致命的，“医生说这病无法可治；可怜的欧仁成了一个活死人，最后连两个兄弟也很少来看他了”^[71]。

路遥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大体上是亲近而和谐的。在帮助弟弟们的时候，他是不遗余力的。路遥在世的时候，家人俱皆安好，只有姐姐因病早逝。姐姐的死，使路遥极为悲痛。王天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从悬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72]对路遥来讲，姐姐的不幸早逝，是一件极大的灾难性事件。这件事无疑强化了他对人生苦难的感受和认知。所幸几个兄弟的病故，是他离世之后的事情，否则，这一连串的不幸，一定会给他造成更大的痛苦。他在病苦中与弟弟王天乐反目，固然令人惋惜，但也是人世间常见之情形，无足惊怪。

比较起来，雨果所遭遇的生离死别的大悲痛，远比路遥要多。从1823年开始，他的多位至亲相继死亡。长辈和同辈人里，先是母亲和二哥欧仁病故。1828年1月28日，父亲雨果将军突然中风去世。他一生里埋葬了自己的四个孩子。1823年10月9日，他的第一个儿子小莱奥波德·雨果夭折。1843年9月1日，他的女儿莱奥波特蒂娜和丈夫在维勒基埃的海水中溺亡：“维克多·雨果因为女儿的死而一蹶不振。到了十二月，他还没有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73]还有两个儿子早亡——夏尔死于中风，弗朗索瓦-维克多死于结核病。他的美丽的小女儿阿黛尔则命途多舛，境况凄惨。她爱上了英国男子艾伯特·平逊，一直追到加拿大，才搞清他已婚的真相；因为心理大受刺激，无法正常生活，她只得常年住在精神病院里。小阿黛尔一直活到了八十五岁。她是雨果家族最长寿的人。

雨果生活条件优越，生命力顽强，乐观而健康地活了八十三岁。

由于童年时代备受贫穷和饥饿的摧折，由于极端化的文学劳动所造成的伤害，路遥只活了四十二岁。

然而，无论年岁颇长的雨果，还是英年早逝的路遥，人生的路途都不平顺，都承受了许多的苦难和不幸。也许，正因这苦难和不幸，他们才深刻地理解人生，才懂得同情弱者和不幸者，才将人道主义当作自己创作的根本原则。他们用爱的精神之光，照亮了“悲惨的世界”和“平凡的世界”；用升华了的苦难，铸造了不朽的文学丰碑。

写作是极为艰辛的劳动，甚至是充满危险和考验的远征和历险。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征服者和探险家，也是伟大的牺牲者。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健康甚至生命，也牺牲了家人的欢乐和幸福。

他们必须远离人群，独自承受一切压力和痛苦，就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文学艺术迫使人抛下他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个家族——而孤身追求艺术。因为艺术要求人既不属于他的家庭，也不属于他的阶层、党派、圈子。他只能纯粹是他自己。”^[74]司马迁认为，戴盆无以望天，便选择把盆放在一边——“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75]，心无旁骛地仰望星空。那些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如此。只有极少数的诗人和作家，例如杜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才有能力维护笃挚的伉俪之情，才有能力处理好戴盆与望天的关系。

既然这样，面对那些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很笨拙甚至很混乱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无妨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向他们表达敬意和感谢。

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就不会有那些崇高而伟大的精神成果，就不会有包含着真和善、理想和希望的伟大作品。

一个人的写作水平与鉴赏水平是一致的。他欣赏什么样的作品，就有可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一个迷恋《九尾龟》《何典》和《肉蒲团》的人，只可能写出格调低下的颓废而狎亵的作品；一个人喜欢《静静的顿河》和《百年孤独》，才有可能写出《白鹿原》；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时热爱《红楼梦》《创业史》《哈姆雷特》《九三年》《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白轮船》和《热尼亚·鲁勉采娃》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写出《平凡的世界》。

写作水平决定于文学鉴赏力，最终决定于文学判断力。所谓文学判断力，即文学批评能力。批评能力是作家的重要素质。没有良好的批评能力，作家的文学意识就不可能发展和成熟。批评激活思想，思想创造意义。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杰出的思想家，而第一流的作家则大都是不俗的批评家。

别尔嘉耶夫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思想的艺术家”：“在伟大的艺术世界中，就智慧的力量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创作充满了穿透一切的、尖锐的智慧的力量——这是文艺复兴的智慧。”^[76]事实上，几乎所有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的艺术家，都拥有智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智慧的力量”，他们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生活和人性，因而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

然而，个别著名的中国当代作家，却否认思想对于文学的意义。在他看来，因为“形象大于思想”，所以，思想不仅是无用的，而且还是有害的。他最终的结论是：作家只需培养自己的想象力，而不必在意所谓“思想”。这无疑是浅陋的谬见。

在艺术创造的心智活动中，思想与想象常常相伴而行，也就是说，几乎不存在完全脱离思考和判断的想象。想象与思想之间，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共存关系。一切想象都指向一个价值结构和意义世界。只有思想才能赋予想象以逻辑和意义感。缺乏思想和理性的想象，往往是混乱而无意义的。在文学写作过程中，完全排斥理性和思想的想象是不可思议的。

法国文学既是感性和激情的文学，也是思想和批判的文学；法国作家大多有良好的批评家素质，是批评家化的作家，就像美国学者克拉克在分析法国文学时所说的那样：“对文学的理性看法背后是几何精神的支撑，而这种理性看法也鼓励了法国人的所谓批判精神，鼓励了批判实践。法国文学文化能随意结合批评与文学，因为两者精神是相通的。……两个世纪后，波德莱尔仍然坚持认为诗人必须同时是批评家，而圣勃夫这位职业批评家，也特别指出法国具有真正的批评能力。法国‘天才’与批评的结合发展成了一种亲和力；对许多人来说批判精神就是法国精神。”^[77]显然，没有思想和批评能力，就没有将激情与理想融为一体的法国文学，也不会有深刻而伟大的法国文学。

雨果就是思想家型的作家，而路遥则是很有判断力的作家。雨果的文学思想和批评能力，见之于《〈克伦威尔〉序》和《威廉·莎士比亚》，路遥的思想能力和批评能力，则充分地表现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和一系列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文章中。

雨果属于那种“能随意结合文学与批评”的作家。他的父母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和非凡的创作能力。系统和完善的学校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文化修养，培养了他的鉴赏力和批评能力。1827年10月，二十五岁那年，他就以犁庭扫穴之气概，写出了《〈克伦威尔〉序》这样的文学批评杰作。他要改变法国文学死气沉沉的局面，重建新的文学秩序。他要用浪漫主义的文学之火，烧掉古典主义的藩篱和枷锁。他给法国文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他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意识，甚至改变了法国文学发展的路向。

比较起来，路遥文学意识的自觉，就来得稍晚一些。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和文化环境，路遥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学教育并不完善。在该读书的时候，他无书可读，家里几乎找不到一本有价值的文学著作；成年前的学校教育，也未能给他提供像样的读物和知识。他最初阶段的文学启蒙，是在进入社会以后，在周围的业余诗人和业余作家的影响下完成的。他的文学意识的彻底改变，他的文学自觉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通过艰苦的自我努力，他逐渐摆脱了僵硬的主宰性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并将自己的创作能力，提高到了很高的水平。

每一个作家都要挣脱那些束缚自己的绳索。他们都要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进而为自己寻求新的文学方向，为自己探索新的写作方法。雨果和路遥也都有自己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也都有自己要摆脱的严重束缚。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两个世纪以来，“三一律”给天才造成了“可怜的麻烦”：“正是这样限制我们最伟大诗人的创造。他们用三一律的剪刀剪去了这些诗人的翅膀。作为交换，从高乃依，从拉辛身上摘下雄鹰的羽毛之后，他们又给了我们什么呢？康皮斯特龙。”^[78]对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讲，所谓“三突出”也是这样的“剪刀”。它也限制了诗人的创造，剪去了他们的翅膀。

雨果面临的挑战，是突破“三一律”，探索新的写作方法，开辟新的文学道路，建构新的文学谱系。

路遥面临的挑战，是突破“三突出”，接续19世纪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重回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谱系。

雨果主要是“开来”型的作家，倾向于自己建构新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因而，他的文学立场和批评原则，就是拒绝古典主义传统的激进主义。

路遥主要是“继往”型的作家，倾向于从固有的伟大的文学经验里寻求启示和支持，因而，他的文学立场和批评原则，就是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守成主义。

雨果是天赋很高、创造力惊人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批评家。自由是他的天性，也是他在生活和艺术上信奉的绝对原则。生活上，他反对一切横暴的束缚；美学上，他反对一切僵硬的教条。这样的人生来就拒绝循规蹈矩，就厌恶那些束缚人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

路遥是端严峻整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个性鲜明而强大。不服输和不服从是他的性格中最为重要的特点。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的内心就有一股不可羁縻的气概。他要做自己心灵的主人，要做自己书斋里的拿破仑：“我就是一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这个房子的拿破仑，尽管你不是社会的主宰，但你最起码是这个房子的主宰。我能主宰了我的命运，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说你应该怎样做或你不应该怎样做，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你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创作信念，你就不可能走完以后的道路。”^[79]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如此个性卓异、浩气沛然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

像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一样，雨果也是一个具有宗教热情的作家。他的文学之树植根于宗教精神的土壤。他虽然不像俄罗斯作家那样坚卓和绝对，但却像他们一样虔诚和热情。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意识和文学批评，都是在宗教精神和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

▲[法]雨果：《雨果文集》，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在基督教的意识形态里，一切都被纳入神与魔、善与恶、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地狱与天堂等对立性结构之中。没有对立和冲突，就没有宗教。最终的救赎，不过是尖锐对立和冲突的解决。就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所说的那样：“基督教带领诗歌走向真理。现代的缪斯和基督教一样，以更高远、更宽广的目光看待事物。诗歌会感到万物间的一切不都是‘尽善尽美’的，丑和美并存，畸形和优雅相邻，滑稽在崇高的反面，恶和善并列，影和光同行。”^[80]因为，“宗教的出发点总是诗歌的出发点”^[81]，所以，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诗歌将向前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而“智性世界的面目”也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雨果根据基督教的对立性结构，确立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和文学谱系，又根据自己的复杂的、冲突的文学观念，挑战和超越了古典主义的单一而静态的文学意识和美学秩序。形象地说，古典主义是一潭静静的湖水，雨果要用宗教的力量，将这法国文学的静水，导入河流，使它成为喧嚣奔腾的活水。

根据基督教的对立原则，文学要在古典与现代、崇高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神与人、灵与肉等构成的两大原则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这种平衡，在雨果看来，就是“诞生于基督教的诗，我们现代的诗，是正剧；正剧的特点是真实；真实源自崇高与滑稽两大类型十分自然的组合，在正剧里相交，如同在生命里，在万物里一样。因为，真正的诗，完整的诗，存在于对立面的和谐之中”^[82]。对立因素相互交融所构成的复杂和真实，就是新的平衡，就是新的美学原则。这是雨果所确立的新的美学原则和文学写作方法，也是路遥试图恢复和实践的原则和方法。路遥也喜欢用对比的方法来塑造人物，也将表现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当作一个重要的叙事原则。

在雨果的新的美学原则下面，古典主义的片面的伟大和单一的崇高，就显得简单而虚假。因而，有必要将复杂性和批判性引入进来。复杂性意味着真实性，而批判性则意味着深刻性。批判的原则，即嘲笑和讽刺的原则。雨果用“滑稽”来概括这一原则：“滑稽是正剧最高的美。”这一原则与人性的真实情形是一致的；因为，“天才的人物，即使再伟大，身上总有嘲弄其智力的愚蠢的一面。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接近人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身上才有戏”^[83]。当然，诗人并不是被动描写人和自然，而是用个性化和创造性的方式表现一切。诗人不要变成庸人，而要成为巨人，要把一切都变成自己的：“把一点微光变成一束阳光，把一束阳光变成一把火焰。只有这样，正剧才算是艺术。”^[84]这样的诗人，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所以，“真正的诗人和上帝一样，是同时又处处在自己的作品之中”^[85]。显然，对于诗的创造来讲，一切都决定于诗人的意识，决定于他的个性和力量。

这样，自由，心灵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就成了新的浪漫主义文学原则。1837年6月24日，雨果在《〈心声集〉序》中说：“诗人的力量在于独立。”^[86]独立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如果你是真正的诗人，你就应该追求独立，就应该热爱自由，就要勇敢地追求思想的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敢于毫无顾忌地什么都说，敢于毫不做作地表达一切；自自然然地从喜剧到悲剧，从崇高到滑稽……”^[87]雨果称自己的批评为“新批评”，而且自信这种批评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因为，它有“宽厚、牢固、深刻的基础”，因为，它体现了“艺术中永恒不变的原则”^[88]。雨果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这新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法]雨果：《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一切伟大的批评，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标准，或者说，都有自己的文学典范和经验资源。雨果心目中的完美典范，就是威廉·莎士比亚。如果说，高乃依追求伟大，莫里哀追求真实，那么，莎士比亚就达到了“天才所能攀登的最高峰”——“同时达到伟大和真实”：“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89]。根据这样的标准，雨果虽然也在《论司各特》中，高度赞扬司各特的文学成就，但犹觉欠然，于是便对未来的小说，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在司各特的这种散文体的描绘小说之后，将来还有另一种小说有待创造，依我们设想，这种小说要更加美好，更加完整。这便是同时具有戏剧性和史诗性的小说，它真实而又伟大、生动逼真但又富于诗意、切合实际而又具有理想，它将把司各特镶嵌在荷马的身上。”^[90]显然，这是高度自觉的文学意识。在这里，人们看见了高度成熟的小说观念，看见了新的小说理想。它既是真实和生动的，又是伟大而充满诗意的；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它将吸收其他艺术的优点，包含着戏剧和史诗的魅力和力量。显然，雨果的文学自觉，其来有自；它来自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的经验资源。

事实上，就其本质而言，雨果所说的浪漫主义，不过浪漫主义气质的现实主义而已。正像美国学者迈克尔·费伯在《浪漫主义》中所揭示的那样，浪漫主义作家关心社会公正和进步，关心人类的福祉和命运，是一些充满道德热情和斗争激情的现实主义者：“欧洲几乎所有主要的浪漫主义作家起初都是社会改革者或是政治改革者；事实上，他们均受到法国大革命初始阶段的启发；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他们通过对政府、宗教和教育的革新寻求有效的仁善之道。他们深知情感的共鸣只不过是一个人致力于社会改革路上的一个瞬间。”^[91]美国学者克拉克也看到了法国文学的政治品格，并这样概括法国文学的“文学伦理”：“作家拥有特权，这种特权往往来自作家与政治生活的联系，来自文学的道德权威；还因为作家是公共人物，而法国文学触及了过去的政治生活。法国文学诉说着一个国家的理想和壮志。”^[92]虽然浪漫主义强调并追求个性和情感的解放，但是，他们并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或唯美主义者，就像迈克尔·费伯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人认为浪漫主义者只关心自身、自然或爱，但至少一个事实会令他们感到诧异：大多自然主义者都热情投身于政治事业。”^[93]虽然在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上，雨果没有夏多布里昂那样深刻，也不像夏多布里昂那样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共和主义者，更缺乏夏多布里昂批评拿破仑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锋芒，但是，雨果有激情，也懂得宽容，他试图教会人们包容和理解一切相互冲突的东西。然而，有的时候，雨果并没有为自己的宽容设定清晰的界限和严格的标准。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这样一点：面对可怕的罪恶和巨大的苦难，无原则的包容意味着纵容，无限制的理解则意味着助桀。

例如，关于拿破仑，雨果的态度和评价，就很成问题。童年时代，他在保皇党母亲的影响下，写了一首题为《国王万岁！法兰西万岁！》的诗，赞美“百合花”国王路易，诋斥“科西嘉人”拿破仑。然而，成年以后，他却对拿破仑一往情深。1844年，他写了一篇《拿破仑到巴黎》，试图恢复人们在历史和回忆录中删去的细节；他一句一个“皇帝”，钦仰之情，猗欤之叹，沛沛然溢于言表。1840年12月15日，他又写了一篇题为《皇帝的葬礼现场实录》的长文，表达了自己对拿破仑的近乎五体投地的崇拜，几乎要与葬礼现场的乌合之众一起唱：“我的大拿破仑万岁！我的老拿破仑万岁！”^[94]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则这样评价拿破仑：“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要更高大些。”^[95]他还从马吕斯的角度，通过他的意识，赞美这位共和国的背叛者，这位帝制的复辟者：“他是命中注定来为继罗马人而起的法兰西人在统御宇宙的事业中充当工程师的。他是重建废墟的宗师巨匠，是查理大帝、路易十一、亨利四世、黎塞留、路易十四、公安委员会的继承者，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有雄才大略的。他是承天之命来迫使其他国家臣服大国的。他还不只是这样，他是法兰西的化身，他以手中的剑征服欧洲，以他所折射的光征服世界。马吕斯觉得拿破仑是个光芒四射的鬼物，他将永远立在国境线上保卫将来。……拿破仑在他心中竟成了民意的体现者，正如耶稣是神意的体现者一样。”^[96]马吕斯对拿破仑的近乎荒谬的崇拜和赞美，稍微打点折扣，就可以归到雨果的名下。拿破仑·波拿巴是路易·波拿巴的政治先驱和精神导师，而后者则是前者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极为忠诚的精神继承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虽然能正确而坚决地反对路易·波拿巴，却错误而多情地崇拜拿破仑·波拿巴。他似乎压根不知道，拿破仑这个矮小的科西嘉炮兵上尉，这个所谓的伟大的解放者，竟然是一个冷酷的种族主义者，竟然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事业的先驱^[97]。偶像崇拜瓦解了雨果的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所以，他从未像托尔斯泰那样厌恶和否定拿破仑，从未像他那样训诲这个傲慢而好战的暴君。

然而，雨果对拿破仑低首下心的态度，对拿破仑充满歆慕的评价，都是夏多布里昂不能接受的。夏多布里昂与雨果政见不同，立场殊科。所以，夏多布里昂在拿破仑身上所看到的，主要是“毁灭”和“背叛”。他通过对照的修辞，热情地赞美了华盛顿，尖锐地批评了拿破仑：“华盛顿的共和国留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却被毁灭了。华盛顿和波拿巴都出自民主的怀抱：他们两人都生于自由，前者忠于它，后者背叛了它。华盛顿是他那个时代的需要、观念、光明和舆论的代表；他不是阻挡而是支持精神的运动；他求他之所应求，完成他被召唤去完成的事情，所以他的事业是前后一致的，永生永存的。这个人很少使人震惊，因为他掌握着正确的尺度，他把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生命融为一体：他的光荣乃文明的胜利；他的名声有如一处公共的圣地，流淌着丰沛的、永不枯竭的泉水。”^[98]夏多布里昂在“华盛顿与拿破仑异同论”中所显示出来的猛锐和深刻，在雨果笔下，是很难看到的。

雨果对拿破仑的虚誉，有时会高调到完全不顾事实的程度。1841年6月21日，在《入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演说》中，他把法国多灾多难的五十年历史，分为两个成就巨大、辉煌灿烂的前后“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间，她把自己的军队强加给了欧洲；（后）二十五年间，她对欧洲强加了自己的思想。”^[99]他似乎忘记了，这“强加”的过程，就是流血的过程，就是无数人死亡的过程——仅仅在拿破仑疯狂的侵略战争中，欧洲人就付出了四百多万人的生命代价；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法国的“思想”里，除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伟大的观念，还有可怕的暴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毒素。由于意识不到法国的局限和悲剧，雨果竟然向法国人发出这样的沙文主义呼吁：“法国建议的事情立即由全人类加以讨论；他的精神慢慢注入各国政府，使他们净化。……请原谅我的缺点，我赞赏我的国家，我热爱我的时代。”^[100]可见，浪漫主义者一旦把自己捆绑到国家主义的战车上，就会在瞬间变得幼稚和浅薄，就会成为丧失理性的鼓动者和丧失尊严的赞美者。

绕远了。回到文学话题上来。

新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则，激活了雨果的创造精神。瓦莱里称赞雨果非凡的文学才华：“他随心所欲地将一切转化为诗。他在运用诗歌形式的时候找到了将一种奇异的生活向任何事物传达的方法。对他而言，没有无生命的事物。没有什么抽象概念他不能让它说话、歌唱、抱怨或威胁，然而他笔下没有一行诗不是诗。”^[101]他忘了强调，雨果的所有这些才能和创造力，是在实现了思想和文学意识上的彻底解放之后，才被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这是新的文学之树绽放出来的美丽花朵，是更有力量的水流推动磨坊水车时唱出的欢歌。

是的，力量，巨大的艺术力量，巨大的政治力量，巨大的人道主义力量，这就是雨果的浪漫主义气质的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特点。帕乌斯托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特点。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雨果的性格特点，来评价他的浪漫主义写作风格：“雨果是一个像烈火一般狂热、激烈的人。凡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他无不加以夸张，并据此把它们写下。他的视觉就是这样构成的。对他来说，生活是由激昂地、庄严地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巨大的激情汇集而成的。……他像飓风、龙卷风，挟着滂沱大雨、树叶、乌云、花瓣、硝烟和由帽子上落下的帽徽，势不可当地闯入古典主义的枯索的世纪。……他一扫欧洲呆滞的空气，把不可遏止的幻想的气息注满了这个大陆。”^[102]他被雨果的充满感染力的文学征服了。他陶醉其中，欲罢不能。他热爱《悲惨世界》，热爱这部小说中的人物：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晕头转向地倾倒于这位狂热的作家。我一口气读了五遍《悲惨世界》。刚刚读完全书，当天又从头读起。

我弄到一张巴黎地图，把小说中提到的地方一一在地图上标示出来。我仿佛亲身经历了《悲惨世界》中的情节，直到今天，在我内心深处仍把冉阿让、珂赛特、伽弗洛什视作我童年时代的朋友。^[103]

在文学批评上，路遥没有雨果那样的改变未来文学方向的抱负和创造力。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尤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遭受鄙弃，萎靡不振，他多有不满，但是无力改变。

雨果要重建新的文学秩序和文学谱系，要解决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问题，而路遥则要回到19世纪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谱系，要解决他个人在写作实践上遇到的具体问题。

路遥感觉到了特殊时期的文学环境带给自己的压力和困扰。他要同时应对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旧的问题，即如何克服旧的模式和习惯对自己的束缚；一个是新的问题，即如何摸索出新的出路和方法。就前者说，他必须“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104]，摆脱旧的教条主义，即“三突出”旧八股对自己的桎梏；就后者说，他必须克服新潮文学造成的压力，摆脱“现代主义”新八股，建构自己的写作原则和文学谱系。旧八股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对付，然而，现代主义“新八股”却甚嚣尘上，成了主导性的文学潮流。谁若不入现代主义之彀中，谁就会被视为文学上的落伍者，谁就会受到新潮批评家的轻蔑和否定，谁就有可能陷入被时代抛弃的孤独和焦虑。

所谓现代主义“新八股”，是一种文学上的极端形态的“拜新教”意识。在它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过时了，而现代主义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新八股”的影响下，人们用一种简单而绝对的尺度，将文学分成了两个彼此对立、互不兼容的部分：一部分是卓异的反传统的，因而就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是好的；另一部分则是庸常的、守成性的，依赖于传统的，因而就是过时的，就是不好的。然而，这种时髦的现代主义，无疑是一种“文学幼稚病”，因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

这种现代主义崇拜，就像路遥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病态现象”：“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105]路遥认识到了现代主义“新八股”流行观念的狭隘和庸陋，但是，他无法像雨果那样，通过猛烈而深刻的批评，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他有敏锐的意识和良好的判断力，但是缺乏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系统的理论知识。

路遥成熟的文学意识，体现在他对现代主义冷静的质疑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坚信不疑的肯定态度上。他凭着常识和经验，强调现实主义不仅并未过时，而且依然有效。根据19世纪文学所提供的伟大经验，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要想走出困境，达到理想的境界，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他坚信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的经验可以为自己的写作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所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顶住了流行的文学风潮所带来的压力，坚持用19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样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106]所谓“完全不同的看法”，就是与流行的文学观念完全不同的文学意识和文学价值观，就是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像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路遥相信现实的生活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文学不是一种外在于人和生活的东西，而是一种从人的生活中生发出来的精神现象。所以，一旦脱离切身的个人经验，一旦脱离由时代性和民族性构成的具体背景，文学就会成为一种匮乏空洞而无足轻重的东西，就会显得虚假而无力。

文学的个性、价值和力量，说到底，来源于作家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就此而言，任何积极意义上的写作，都不过是作家精神本质的外在显现。所以，作家必须用严格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应该意识到，自觉意义上的写作过程，就是作家完成精神成长的过程，就是塑造自己的人格的过程。这就要求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也要认真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也就是说，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作家。作家要按照很高的标准来自我塑造，这是路遥文学思想中特别有价值的一个观点。

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不是作家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要对读者的内心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严肃工作，所以，作家必须深刻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作家要善于理解人，要帮助读者理解人生，并以热情的态度积极地生活。

雨果与路遥，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是却走过了一条精神轨迹大体相近的文学之路。他们都凭借着思想家或批评家的自觉意识和过人勇气，破除禁锢，摆脱束缚，实现了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上的自我解放，进而以充满激情的诗性方式，通过现实主义的危困叙事，塑造出一群崇高的力量型人物。

作家神圣工作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处理人类的精神事务。他们的叙述和描写，都围绕人这个轴心展开。为此，他们要掌握这样的能力，即学会怀着爱和同情来观察人和理解人。伟大的作家都懂得尊重人，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任何一部有力量的作品，通常都内蕴着巨大的道德力量和伦理精神，总是能从整体上对读者的意识产生微妙的刺激和积极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作家就要有严肃的文学意识，就要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高尚的道德情调和优秀文化的品质。利哈乔夫说：“艺术可以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真理、善良和美丽（真善美）是统一的，人类永远赋予这三者一致的属性。除此之外，文学和绘画艺术还可直接向人们宣传道德规范。”^[107]他反复强调“……要让善良在我们周围不断增长”；“善与美应当永远相伴相随”^[108]。俄罗斯人认为，“‘爱’中藏着宇宙的信息”，而“意志”则是一种“敌对而有害的力量”^[109]。俄罗斯文学完美地阐释了真善美在艺术中的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在俄罗斯文学大师的意识里，纯粹的唯美主义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主张，因为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文学的力量和生命，固然来自美和艺术品质，但也决定于善和人道主义。木心说：“‘同情心’在中国人心中分量很重，其实就是人道主义，是仁慈、慈悲，分量很重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同情心。人要靠人爱，此外没有希望。”^[110]这是一段很深刻的话。杜甫、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用诗性的方式，表达了对人和世界的爱和慈悲。

雨果信仰善和人道主义。爱，是他生活的第一原则，也是他写作的核心主题。他呼唤人们和平相处，彼此相爱：“我们相爱！在这件缔造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帮助上帝的最好的方法。”^[111]对善的信念，对人和生活不竭的爱，赋予雨果的创作以浪漫主义的诗意，也使他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人情味和现实感。

▲［法］劳拉·埃尔·马基、纪尧姆·加利埃纳：《只闻其名：维克多·雨果》，姚丽晴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

对雨果来讲，爱使人乐观，也给人信心和力量，而那些仇恨和敌视一切的人，则必然是悲观而缺乏力量的怀疑主义者。研究雨果的法国学者说：“雨果从不怀疑人可以变得更好，他知道未来不过是一个承诺。”^[112]他们说得不错。雨果像所有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一样，相信爱的力量，相信人可以通过爱被救赎。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雨果给了孙子乔治“最后的建议”：“爱！……追求爱！爱让一个人变得更好！”^[113]爱是人道主义的灵魂，而人道主义则是雨果文学创作的绝对原则。他在《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114]事实上，绝对重要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人道主义；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革命的正当性，决定于它的目的性；它的全部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也就是说，它把人道主义当作自己的绝对原则。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在《给我的女儿》中这样写道：

我们走一步，总有上帝在指引，

指明我们的无能，上帝的威力；

尘世有万物，人间有众生，可信

同一条真理。

要遵照执行，这条真理很神圣，

请记住，可以进入每个人的心：

心里只有爱，孩子，心中没有恨，

对一切怜悯！^[115]

爱，是雨果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法则。他怜悯一切。他身体力行。他就是《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因为他也会对穷人打开自己的门。在《乞丐》一诗中，雨果记录了自己对一位流离失所的老人的善行。他给他端来一大碗牛奶，还让他在热乎乎的火炉上，烘干他那滴着雨水和泥浆的大衣。他从这粗呢大衣上，看见了“点点的灿烂星光”^[116]。他关注“悲惨世界”里最悲惨的人们，关注那些失去自由和尊严的苦役犯。在《参观苦役犯监狱有感》中，他表达了对这些“罪犯”的怜悯和同情。他认为，愚昧是罪恶的诱因和盟友，所以，要通过教育来帮助人们：“一切著作，第一个作者永远是上帝。/他在凡人皆沉醉不醒的这个世界上，/在每一页书本里放下思想的翅膀。/人人一打开书本，便能把翅膀找到，/并在自由的灵魂翱翔的空中逍遥。”^[117]显然，雨果的写作，以人为目的，以信仰为基础，以爱为动力。

像雨果和所有伟大作家一样，路遥也接受爱和人道主义的原则。

路遥的人道主义来自具体的人生经验，而不是来自外在的抽象观念。

他从日常生活里感受到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存在，也认识到了它们对人的价值和意义。

对路遥来讲，人道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文学的基本品质。1984年6月7日，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他极为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性、人道主义是存在的，这否定不了。作品必须弥漫人性、人道主义，否则作品就是抽象的不是写人的了。这是没有什么可回避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118]因为具备这样的人性观念和人道主义意识，路遥就宽容地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尊重自己作品的每一个人，倾向于同情所有人的痛苦和不幸。

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也意味着肯定和赞美；前者是伦理上的原则，后者是美学上的原则。雨果和路遥都用同情的态度理解人，也都选择向上原则和放大原则，通过肯定的方式来塑造人。他们不是按照自然主义或存在主义的向下原则和缩小原则，将人写成完全可憎和平庸的样子，而是按照理想主义的向上原则和放大原则，写出人身上的高于平均数的善与美。

所谓向上原则和放大原则，就是发现人身上真正人性化的东西，即能体现人的教养和优秀品质的东西，并用诗性和理想主义的方式，将其强调、放大和表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要作家无节制地夸大和虚饰，而是要求他留意和发现人类内心固有的善与美，至少，不要将野蛮和黑暗当作人性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对黑暗和丑恶的发现，显示着作家的冷静和深刻，那么，对与之相反的东西的发现和赞美，则显示着作家的热情和伟大。雨果就从古希腊文学发现了向上原则和放大原则，发现了这种写作方法的伟大典范：“荷马是解决了艺术中最美的问题的一位天才：通过把人写得伟大，来真实地描写人类；换句话说，寓现实于理想、童话加历史、虚拟加传统、幻想加科学，这就等于荷马。他是无底洞，他总是面带笑容。在这位天才广阔的蓝天里，古老世纪的所有含义深刻的东西都在运动，并且被映照得光华四射。”^[119]荷马的方法，就是雨果的方法；雨果的方法，启发了路遥的写作。

没有伟大的价值观，就没有伟大的文学。伟大的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真正崇高和伟大的东西。路遥的写作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当同时代许多作家都倾向于用“向下的原则”，将人塑造成可笑和可鄙的生物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发现人内心的善良、坚韧和真诚等美德，最终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塑造成值得赞赏的样子。当人们不惮以恶意揣测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时候（所谓“恶意返乡”，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当一个社会面临沦为“恶意型社会”危险的时候，路遥的充满人性光辉的“善意型心态”和“善意型叙事”，就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路遥的文学作品之所以那样吸引人，之所以显得伟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像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将人当作一种伟大的生命现象和精神现象来尊敬和表现，就在于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都是“光华四射”的“善意型叙事”，或者说，都建构了一个充满爱意、亲情和友谊的“善意型社会”。

雨果和路遥的创作经验和文学成就，集中地体现在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中，即体现在《悲惨世界》和《平凡的世界》中。就情感的强度来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像果戈理的作品一样外向和热烈，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像柯尔卓夫的诗歌一样深沉而温情。路遥简直就是中国的柯尔卓夫，因为，他的性格和心性，他所创造的世界，就像赫尔岑在评价柯尔卓夫时所说的那样，这是“另外一种世界”：“在其天真而自然的单纯上，在其温和的痛苦上，毋宁说是一种无可描摹地感动人的世界。”^[120]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法]雨果：《悲惨世界》，李丹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一般来讲，人们谈论一部小说，几乎就是谈论其中的人物，谈论人物的性格、思想以及他所象征的一切。如此说来，评价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它是否塑造出了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作者自己的人格、思想和价值观，最终都通过自己的人物体现出来。

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它们塑造了两个著名的主人公——冉阿让和孙少平。

冉阿让是一个传奇而伟大的人，孙少平是一个平凡而优秀的人。

雨果照着神的样子来塑造人。这样，冉阿让就被塑造成世界文学史上像基督一样行善的伟大形象。

中国当代文学也用神化的方式来写人，但那是一种夸张而虚假的方法，一种按照庸俗的观念来拔高人物的方法。路遥摆脱了这种把人写成神的文学八股，并按照充分人性化的理想主义方法，把人塑造成平凡而又非凡的优秀人物。

孙少平就是按照理想主义原则生活的人。他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的朴实而崇高的人物形象。他的绝对化的劳动观念和苦行僧般的生活态度，也许不应该全然认同和过度赞美，但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就外部条件来看，冉阿让与孙少平所处的环境，都不利于人的精神成长。他们都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伤害，都曾体验过屈辱和焦虑。但是，他们最终都在苦难和屈辱中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长。

冉阿让的成长，经历了一个传奇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宗教色彩和苦难救赎的精神事件。

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了一个坎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精神痛苦和理想主义激情的人生历程。

绝对性是冉阿让和孙少平在行为上的基本特点。只不过，对冉阿让来讲，这种绝对是宗教和信仰意义上的——对爱的原则的绝对信仰，对行善精神的绝对坚持；对孙少平来讲，这种绝对则是世俗意义上的——绝对性质的生活意志，绝对性质的劳动态度。

冉阿让的灵魂觉醒，主要是通过他者的影响来完成的，因而是一个近乎神奇的被动过程。所以，对冉阿让来说，要获得人类的幸福，要靠上帝和他的使者的救赎。

孙少平的人生觉悟，有来自环境的影响，但主要是通过自我教育完成的，因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所以，对孙少平来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全靠自己流血流汗，奋斗拼搏，就像《国际歌》里所唱的那样：“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实现了灵魂觉醒的冉阿让，几乎就是一个牺牲者；他为了他者而生存。

完成了人生觉悟的孙少平，首先为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而艰苦奋斗，同时也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行善，或者做一个好人，是冉阿让与孙少平共同的人生理念和道德原则。

对冉阿让来讲，行善就是生活的第一要务。自从认识米里哀主教以后，他就凭着信仰，彻底地解决了自己所有的生存问题——既解决了精神上的生存问题，也解决了物质上的生存问题。“信仰，为人所必须。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121]于是，冉阿让断然地对自己说：“决定了，听其自然！接受慈悲上帝的安排！”^[122]因为接受了上帝，因为有了信仰，他便像从《圣经》中走出来的非凡人物，就像拿因城的耶稣一样，拥有无尽的精神力量和创造能力。他需要许多的钱，他便办了一个“烧料细工厂”，就会“从一个办法得出三种结果”：不到三年工夫，发明这方法的人成了大富翁，他周围的人也发了财^[123]；他需要地位和尊严，他就会从冉阿让变成马德兰，就会顺利地当上蒙特勒伊的市长。沙威的穷追不舍的威胁，除了映衬他的善良、正直和伟大，碍不着他什么事。于是，怀着基督般的善，爱人，爱一切，便成了他崇高而伟大的事业。

对孙少平来讲，生存是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或者说，他面对的艰巨任务，是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过别样的生活。他必须深入矿井的深处，必须流血流汗，甚至必须与死神相周旋，才能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面对严峻的生活，他不能存任何侥幸心理。他可以有自己卑微的理想，但是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浪漫。所以，他只能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的过程中，在有限的意义上行善。

雨果要通过冉阿让，彰显一种普遍而永恒性的伟大，一种被信仰升华了的人性的伟大，从而为被暴力和仇恨破坏的世界，提供情感上的安慰、价值观上的支持和思想上的启示。如果说，在浪漫派文学中，怜悯、痛苦和爱情等情感生活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那么，“雨果在行动中和作品中表现得很仁慈，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阐明了浪漫派的仁慈心”^[124]。所谓“浪漫派的仁慈心”，不是一种特别的东西，而是文明的人类内心深处朴素而又伟大的情感。

路遥则要通过孙少平，纠正人们对“伟大”的错误认知，改变人们的虚妄的观念，即对“伟大”和“超凡”的不切实际的想象和崇拜，进而重新发现“平凡”的伟大价值，最终将他们拉回到“平凡的世界”。他要培养人们对平凡的人们的尊敬，对平凡的生活的热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者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命之树常青。”^[125]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是平凡性质的伟大，是那种具有普遍性的伟大。这种质朴的伟大，是乔治·华盛顿的伟大，而不是拿破仑的伟大；是马克·奥勒留的伟大，而不是秦始皇的伟大。一切失去了平凡性的伟大，都是浅薄而虚假的伟大，都是虚张声势的闹剧式的伟大。丧失朴素感和平凡性的伟大，本质上是一种与伟大相反的东西，是一种渺小而可怜的东西。路遥要借孙少平来体现和赞美的，就是那种从“平凡的世界”成长起来的伟大，就是那种充满人性的高贵和美好的伟大。

▲［法］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伟大的作家塑造伟大的人物形象，伟大的人物形象成就伟大的作品。没有米里哀和冉阿让，《悲惨世界》将黯淡无光；没有孙少平和田晓霞，《平凡的世界》也将黯淡无光。法国学者约瑟夫·祁雅理在评价西蒙·韦伊（亦译“西蒙娜·薇依”）时说：“我们需要像西蒙·韦伊那样的人用他们的榜样、他们的耐心、他们把灾难痛苦转化为逆来顺受和永不止息之爱的能力，向我们指明使我们的世界获得和平与幸福究竟需要些什么。”^[126]西蒙·韦伊简直就是20世纪的女性冉阿让。她认为，“重要的是注意并服从上帝。谁热爱上帝并能通过上帝爱上自己，那末（么），上帝必然会到来并隐居于他的内心”^[127]。她的思想和信念，就是冉阿让的思想和信念，也是雨果的思想和信念。

像托尔斯泰一样，雨果本质上是一个依靠宗教精神写作的作家。波德莱尔说：“《悲惨世界》是一部写仁爱的书，这是向这个社会秩序发出的一声发聋振聩的呼吁：这个社会过于偏爱自己，过于把博爱的永恒法则不放在心上；这是从当代最雄辩的口号中为‘悲惨世界’（在‘贫困’中受苦，并被贫困‘败坏的人们’）喊出的辩护词。……维克多·雨果站在人的一边，然而他并不反对上帝。他对上帝有信心，不过他并不反对人。”^[128]也就是说，他用上帝的尺度来衡量人，来批判社会，同时，他又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人和同情人。他对人的态度，是同情和宽容的。

路遥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的理想主义并不狭隘和虚浮，绝无尼采式的狂妄自大，也没有马丁·伊登式的自命不凡。就《平凡的世界》所表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气质来看，路遥似乎更接近英国作家。他赞扬那种充满激情的昂扬的生活态度，但是，也从不贬低和否定普通人的平平淡淡的生活方式。在阿兰·布鲁姆看来，简·奥斯汀“笔下的世界”和司汤达的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能够呼吸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空气。它的语言理性而不感性，宣扬德性而非纯真，推崇节制而非鲁莽。……每个人都被要求遵守责任与道德的标准，而个人的义务更是她小说中的永恒的主题。在她的世界里，责任与道德并不是‘复杂的或深奥的诠释’的对象，它们是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适龄儿童都知道的原则——守法、诚实、尊敬父母、忠于伙伴、知恩图报——所导致的结果。”^[129]从理想主义一面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接近雨果的“悲惨世界”；从现实主义一面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奥斯汀和狄更斯“笔下的世界”相去亦不甚远。

▲［美］阿兰·布鲁姆：《爱欲三部曲》，华夏出版社，2017

《雨果传》的作者让-贝特朗·巴雷尔盛赞《悲惨世界》，认为它大大地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小说，因为，这部“十分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既有传奇性，又有使命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他已经有俄国小说的这种双重性——既有天真的情意，让人间充满博爱的温馨，也有让读者激动到极点的狠心（雨果在序言里清醒地提到：‘有时会怜悯得凶狠和无情。’），还有这种双重性，既有奇妙的狡黠……也有说教，正如雨果所主张的，大量的评论在这样一本书里大有用武之地”^[130]。如果将这段文字的修辞强度往下降一降，那么，大可以用它来阐释和评价《平凡的世界》。路遥的这部杰作“既有传奇性，又有使命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既有“天真的情意”，又有“让读者激动到极点的狠心”；既有耐心的叙事，也有诚心的“说教”。

更重要的是，雨果和路遥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装得下几乎所有人的博大“世界”，一个充满了不幸和痛苦、也充满了爱和仁慈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不仅听见了哭泣，看见了眼泪，甚至看见了罪恶和黑暗，但是他们却没有被这一切淹没和压垮，而是用精神之光照亮了这个世界，用仁慈的爱温暖了这个世界。

他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类和世界的爱，都寄寓在两个闪光的人物身上。

他们将因为塑造了冉阿让和孙少平这样的人物而不朽。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1][3][8][107]［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焦东建、董茉莉译，东方出版社，2020，第93、185、324、96页。

[2][4][22][23][24][25][26][37][64][65][66][79][118]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582、185、102、285、221、233、234、209、225、245、248、225、168页。

[5][39][95][121]［法］雨果：《悲惨世界》（二），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387、400、351、512页。

[6][7]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135、42页。

[9][41][42][43][56][114]［法］雨果：《九三年》，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126、305、318、408、127、397页。

[10][80][81][82][83][84][85][87][88][94][100][111]［法］雨果：《雨果文集》第十一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145、12、13、25、27、40、41、45、59、120、170-171、275页。

[11][54][68][112][113]［法］劳拉·埃尔·马基、纪尧姆·加利埃纳：《只闻其名：维克多·雨果》，姚丽晴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第97、56、59、97、145页。

[12][13][14][15][17][49][50][59][70][71]［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上），程曾厚、程干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59、31、56、22-23、57-58、289、261、253、126、134页。

[16]［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上），程曾厚、程干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57页；“阿黛尔·富歇”，亦译“阿黛儿·富歇”。

[18][19]［法］雨果：《雨果文集》第八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27、30页。

[20]吴达元：《法国文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6，第440页。

[21]［英］W.H.奥登：《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第20页。

[27][38][46][63][105][106]路遥：《路遥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90、317、103、382、255、254-255页。

[28][60]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64、329页。

[29][72]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91、191-192页。

[30]［美］华盛顿·欧文：《华盛顿》，张今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5，第8页。

[31][32]［法］巴尔扎克：《幻灭》，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50、192页。

[33][34]［法］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12、17页。

[35]［奥］斯·茨威格：《巴尔扎克传》，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0页。

[36]罗新璋选编：《莫洛亚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第404-405页。

[40]［俄］列米佐夫：《不知疲倦的铃鼓——列米佐夫中短篇小说选》，杨玉波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第376页。

[44][45][58][128]程曾厚编选：《雨果评论汇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第357、338、282-283、146页。

[47][12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70、130页。

[48]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7页。

[51][52]［法］维克多·雨果：《雨果情书》，张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149、175页。

[53][55][57][61][73]［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下），程曾厚、程干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653-656、662、407、463、656、397页。

[62]这是一种考验人的口才、想象力和反应能力的陕北民间艺术。路遥与海波都喜欢这个游戏，“两人坐在一起编，就像火燃着汽油一般，‘呼’一下就开始了。因此，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我们常玩这个游戏，一玩就玩到大半夜。直能玩到两人口干得转不动舌，嗓子哑得发不出声，累得浑身发软，笑得肚子生疼时才会罢休”。（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145页）

[67]航宇：《路遥最后的人生》，未刊稿；正式出版的时候（易名为《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这几段文字，惜未保留。

[6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30页。

[74]［英］林德尔·戈登：《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许小凡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第19页。

[7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二），中华书局，1999，第2064页。

[76]［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323页。

[77][92]［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施清婧译，译林出版社，2019，第94、34页。

[78]［法］雨果：《雨果文集》第十一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31页；“康皮斯特龙”是平庸的代名词。

[86][89][90]［法］雨果：《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16、110、6页。

[91][93]［美］迈克尔·费伯：《浪漫主义》，翟红梅译，译林出版社，2019，第35-36、108页。

[96]［法］雨果：《悲惨世界》（三），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632页。

[97]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上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第308-309页。

[98]［法］夏多布里昂：《墓中回忆录》，郭宏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85页。

[99]［法］雨果：《雨果文集》第十一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170页；括弧中的字，为引者所加。

[101]［法］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155页。

[102][103]［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284-285、285页。

[104]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107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08]［俄］瓦列里·波波夫：《从囚徒到文化大师：利哈乔夫传》，谷羽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214页。

[109]［英］萨默塞特·毛姆：《作家笔记》，陈德志、陈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75页。

[110]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1989—1994文学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684页。

[115][116][117]［法］雨果：《雨果文集》第九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415、511、890-891页。

[119]［法］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丁世忠译，团结出版社，2001，第32页。

[120]［俄］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第83页。

[122][123]［法］雨果：《悲惨世界》（一），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30、165页。

[124]［法］皮埃尔·布吕奈尔：《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88页。

[126][127]［法］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143、145页。

[129]［美］阿兰·布鲁姆：《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胡辛凯译，华夏出版社，2017，第212页。

[130]［法］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传》，程曾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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