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媛媛 张云帆 | 当暴力变得缓慢：《荒潮》中的生态殖民
《南方文坛》
2023年第6期
当暴力变得缓慢：《荒潮》中的
生态殖民
文 | 华媛媛 张云帆
2023年8月24日，日本罔顾国际社会和组织的质疑和反对，强行启动了核污水排海计划，正式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至太平洋。根据该计划，核污水排海时间将至少持续30年，2023年度将把约3.12万吨核污水分4次排放，每次约排放7800吨，完成首次排放需要17天左右①。日本核污水排海将严重损害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也将对人类健康造成持久的不可逆影响。毒性核污水的全球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并非突发的、激烈的，而是需要在一系列时间尺度上累积才能发挥出来。无论是核污水排放、石油废弃物泄漏，还是电子垃圾、白色污染，环境灾难往往被理解为突发性事故，事故造成的有毒废弃物“跨越”国界，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和缓慢的方式展开，将人与其他生命卷入一场迂缓的，甚或不可见的浩劫之中。罗布·尼克森（Rob Nixon）在《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里提出了“慢暴力”概念，指的是“逐渐发生并且在视线之外，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的，具有延迟破坏性的暴力行为，是通常不被视为暴力的磨损性暴力”②。核污水的跨国流动会通过水、土壤、空气、食物等媒介形成日积月累的致命危险，其影响并不是轰动一时的，也不会平均分配到每片区域。往往在种族、阶级和性别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化群体所居住的处所，更易直接或间接地遭受污染的侵袭和危害。
▲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在宋明炜看来，科幻作品的“黑暗一面在于显露现实的‘无形’维度”。专注于推想慢暴力灾难性后果的小说在当今科幻界层出不穷，如郝景芳《北京折叠》（2012）、陈楸帆《荒潮》（2013）、吴明益《复眼人》（201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疯癫亚当》三部曲（MaddAddam，2003—2013）、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路》（The Road，2006）、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水刀子》（The Water Knife，2015）等，通过夸张的想象将慢暴力放大成远远超出常人日常感知范围的壮观场面，进而唤醒读者的生态敏感和关切。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出发，聚焦陈楸帆《荒潮》中的慢暴力与相应的生态麻痹现象，揭开电子垃圾跨国转移和全球资源掠夺产生的危害，指认有毒废弃物弥散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暴力，质疑所谓的“发展主义”论调，揭示作为人类世产物的废弃物垃圾造成环境不公的根本逻辑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并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维度出发，提出有潜能的解决方案。
陈楸帆曾提及“科幻现实主义”的诗学理念，主张科幻作家应该从现实本身出发，“通过可理解的、自洽的逻辑来进行思想实验，将文本中的人物和情节推向极端的超现实境地，从而唤起惊奇和疏离之感”③。这一诗学原则在《荒潮》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硅屿，其原型为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是离作者家乡仅有60公里距离的“电子垃圾拆卸第一镇”。这个只有20万本地人口的小镇，却遍布着几千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这是一个暴富之地，但其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是极为夸张的。英国学者葛凯（Karl Gerth）写道：
全镇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露天的电子垃圾场。“垃圾场”里有5000多家“夫妻店”，雇佣了30000多名工人，这些工人——包括许多孩子在内，每天都在这些垃圾里工作，将金、铜等有价值的金属拣出来，回收了原价超过10亿元的电子废品，但代价就是这些工人的健康。那些不能被回收出售的有毒垃圾就留在这里，逐渐渗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④
在《荒潮》中，陈楸帆对硅屿镇的描写仿佛使人置身于现实的图景中：
数不清的作坊工棚如同麻将牌般毫无空隙地紧挨着，占据了所有街道的两旁，中间留出一条狭小的道路供车辆拉卸垃圾，已拆解或等待处理的金属机壳、破损显示器、电路板、塑料零件和电线如粪便般随处堆放，而外来劳工们像苍蝇一样在其中不停翻拣，再将有价值的部分扔到烤炉上或者酸浴池中进行分解，提取铜、锡和更珍贵的金、铂等稀有金属，残余部分或焚烧或随地丢弃，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采取任何防护措施。⑤
这样的描写带给我们一种现实的“钝感”。在他笔下的硅屿，空气全部染上铅色，还散发着浓烈的恶臭气味；当地人用来冲洗衣服的河水是全然乌黑的；孩子们奔跑时踏过的土壤铬含量高达EPA临界值的1338倍；居民的呼吸系统疾病、肾结石、血液疾病和癌症病例的发病率更是高得惊人：“曾经出现一村人每户都有癌症病患的极端案例，甚至从被污染的鱼塘中，捞出体内长满癌变肿瘤的怪鱼。”⑥《荒潮》呈现了陈楸帆基于现实，对慢暴力经年累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的想象。
理查德·麦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勒（Toby Miller）曾在《媒体绿化》（Greening the Media，2011）中指出：
全球北部（大洋洲、西欧、日本和美国）每年能产生2.5亿吨电子垃圾，其中大部分是废弃的手机、电脑和电视。这些电子垃圾通常以危害极大的方式倾倒在全球南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南亚、东南亚和中国）。⑦
《荒潮》中的硅屿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每年对大量的来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危险电子垃圾产品进行回收。是慢暴力向南部蔓延，并在经年累月后，形成了硅屿惊悚的反乌托邦生态场景。尼克森指出，慢暴力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可以在地理上转移，在国际上流动，传播到施暴者所“看不见”的地方。汤姆·戴维斯（Thom Davies）在研究尼克森的慢暴力理论时表示，发达国家将慢暴力外包给全球南方，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暴力，“揭示允许逐渐发生的暴行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和政治力量至关重要”⑧。
约翰·加尔东（Johan Galtung）在1969年提出了“结构性暴力”一词，意指不公平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结构造成的痛苦。加尔东认为，当特权阶层通过种族主义、阶级压迫和其他系统性做法伤害边缘群体时，就会发生这种暴力行为。慢暴力正是这样一种暴力，是全球北部对全球南部的自然和人体的侵略和殖民。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戴维斯提出了结构性暴力/慢暴力的“自然”性质。“正是由于结构的嵌入性、固定性，慢暴力呈现出‘自然’的特性，成为了沉默无声的力量”⑨。换言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体系的压迫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不十分外显的，也很难被动摇，慢暴力成为一种如同“自然”规律般潜伏在事物表象之下且无法被撼动的外部力量，变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因此，人们对这样的现状冷酷麻木、缄口沉默。可以说，慢暴力的潜在无形，也体现为不平等制度下对结构性暴力和生态恶化的漠不关心态度。与此相呼应，格伦·阿尔布雷特（Glenn Albrecht）在《地球的情感：新世界的新词汇》（Earth Emotions：New Words for a New World，2019）⑩一书中提出了“生态麻痹症”（ecoparalysis）的概念：“个人层面上，人们对现状的改变颇感无力……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是情感的死亡”，这种心理状态“甚至不再对结束、死亡或失去自然做出任何反应”，无视其他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这也将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正如环保主义作家利奥·巴拉西（Leo Barasi）曾指出的那样，“对生态恶化的冷漠是对我们星球的最大威胁”⑪。
产生这种“生态麻痹”状态是因为人们对现状的无力改变，但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也可能对社会与环境问题投以冷漠态度。在一篇分析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同一性”（selfsameness）理论的文章中，史蒂芬·沃格尔（Steven Vogel）认为，“同一性”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每一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⑫；从社会层面上讲，“同一性”意味着人们对现状的完全认同和接纳。对环境以及社会不公正的完全认同，也可以成为冷漠态度的罪魁。
在《荒潮》中，当惠睿公司的项目经理斯科特·布兰道在酒局上提出采用他们公司所谓更为环保的垃圾处理技术时，招商办林主任如此回应：
这个岛没救了，这里的空气、水土和人，已经跟垃圾浸得太久，有时候你都分不清，生活里哪些是垃圾，哪些不是。我们靠垃圾养家糊口，发家致富，赚得越多，环境越糟糕［……］（人们都）讨厌这座岛，没人关心岛的未来会怎样，他们要的只是离开这里，把这段生活彻底遗忘抛弃，就像那些垃圾一样。⑬
在林主任看来，生态恶化在硅屿是不可避免的，来自全球北部的慢暴力是当地经济红利的支柱，尽管他有能力协调各方接受“更为环保的垃圾处理技术”（先不论该技术的实际效果如何）。林主任不择手段促进GDP增长的“发展主义”态度体现了他对社会与自然现状和问题的认可与冷漠，也正是这种态度，使慢暴力潜在无形、“在视线之外”、不被承认。这种“发展主义”的冷酷麻痹，始终把“物质财富作为发展的最高目标，而很少关注人的本质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⑭，就像硅屿本地居民普遍认同的那样，生态环境的退化“是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⑮，因此，没有任何人对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和污浊恶臭的空气负责。
正如台湾生态作家吴明益的科幻小说《复眼人》里太平洋上漂浮的垃圾岛和台湾，《荒潮》中的废弃物作为一种破坏性媒介，其流动重新定义了地缘政治关系，并建立起与土地连接的新方式。
▲吴明益：《复眼人》，新星出版社，2013
▼郝景芳：《北京折叠》，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
生态殖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跨国公司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能源掠夺，第二种则是环境灾难的跨国风险转嫁和毒性漂移，在此过程中释放慢暴力⑯。《荒潮》从生态殖民的角度揭露了全球化的阴暗一面，批评了正是发达国家的全球资源掠夺导致了电子垃圾跨国转移以及暴力的发生。小说主人公陈开宗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在某节课上，他的教授这样讲道：
（全球化的）趋势千百年来一直未曾停止，通过大航海，通过贸易，通过文字和宗教，通过昆虫、候鸟和风，甚至还有病菌。问题在于，我们从未达成共识，从未试图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秩序，让所有人都受益，而是永无休止地掠夺、剥削和榨取，从亚马孙，从非洲，从东南亚、中东、南极，甚至外太空。⑰
硅屿的环境退化正是这种不公平全球体系的灾难性后果。全球北方企业通过持续出售电子垃圾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还保护了本国的自然环境，但全球南方的硅屿却在夜以继日的垃圾回收处理工作中变成了反乌托邦“炼狱”。这为看似环境友好型的惠睿公司提供了利用所谓“先进、高效的回收技术”“改善和修复”硅屿生态的机会。斯科特·布兰道声称，惠睿公司的环境重塑计划“将创造上万个社会保障齐全、环境绿色的工作岗位……我们还将拨出专项资金，帮助硅屿全面整治环境，还你一个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家园”⑱。
但实际上，即便硅屿采用了惠睿公司发明的技术，在加工过程中仍会释放大量有害污染。斯科特·布兰道对此心知肚明：“根据EPA标准，改善后的环境仍然不比地狱干净多少。”⑲惠睿公司的本意在于垄断硅屿的电子垃圾加工行业。该公司“研发出由消费类电子垃圾回收稀土元素的技术，能够将废弃芯片、电池、显示器等电子元件中80%的稀土元素提取出来”，而稀土是“比黄金更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⑳。公司的“绿色经济”旗帜不过是转移生态危机的借口。布兰道明白：
（运用新技术的）加工过程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严重超出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制定标准，需要购买额外的环保基金，人工成本高昂，且根据美国法规需要为劳工购买高额保险以应对数十年后潜在疾病暴发时的赔偿金。一言蔽之，极不划算。㉑
因此，为了节省成本，公司决定在劳动力极其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应用这种高污染技术。事实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默许甚至鼓励跨国企业进行污染转移和危险垃圾的环球倾倒。苏源熙（Haun Saussy）曾指出，只有美国能够“单方面否定贸易、军事或环境方面的国际协定，只因为它们与美国的国家目的不符”。美国为本国制定了严苛的环境保护法，却支持垃圾和污染的跨国转移，以减少国内污染，平息国内环保人士日益增长的不满，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小说中的惠睿公司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 and Socialism）中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然贬抑为一种军事工具：“军事化的自然切断了人的生活环境……它阻止（人）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这是对自然的侵犯。”㉒《荒潮》呼应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抨击了美国惠睿公司和“荒潮计划”对自然的工具化使用，以维持美国对世界的持续控制。
《荒潮》中的稀土“就像童话中巫婆的魔法粉末，只需极少的用量，便能大幅度提高原有材料的战术性能，带来军事科技的惊人跃升，从而在现代战场上占据压倒性优势”㉓。然而，“全球90%的稀土资源集中在中国”，且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稀土出口，这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因此，美国政府默许惠睿公司在第三世界采用新研发出的电子垃圾回收技术提取稀土元素，巩固了资本主义美国的全球霸权，却污染了原本山清水秀的自然。惠睿公司对第三世界劳工的态度体现了利润至上的工具理性。公司不把电子垃圾工人当人，只当作实现他们功利任务的工具，命令他们“在恶劣环境中如奴隶般长时间机械劳作，换取比他们父辈更为微薄的薪酬”。
实际上，斯科特·布兰道访问硅屿最重要的个人目的，并不在于帮助惠睿公司获取稀土资源。作为“荒潮计划”的执行者，布兰道希望掠夺变异成赛博格女超人的硅屿女工小米的大脑与身体，为美国提供研究样本，以发明出更为强大的人类生化武器。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态侵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血肉和大脑都属于自然”㉔。“荒潮”计划把第三世界的穷人视为军事实验的试验品，将携带极为危险的“铃木变种”生化病毒以电子垃圾的形式运输到硅屿，感染了垃圾工人小米，把她变成了一个赛博格女超人。因此，斯科特·布兰德尔计划把小米带到美国，以充分利用她体内潜在的科学、经济和军事价值。这种人体实验是对自然的严重侵犯，因为小米的人体——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由于美国“荒潮计划”的霸权主义追求而变成了“杀人怪物”。很明显，惠睿公司和“荒潮计划”严重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和自然，被视为美国军队的工具，这是工具理性的标志。
工具理性并不关心不平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群体见证了慢暴力经年累月作用下摧毁的家园，而发达国家的富裕居民却可以拥有“阳光，鸟鸣和清澈澄碧的潭水”㉕，作为慢暴力的电子垃圾对他们而言是完全“不可见”的。然而，斯科特·布兰道在发展中国家说服当地政府与惠睿公司合作时，是能够观察到全球南方经年遭受的慢暴力影响的。布兰道选择无视这些影响，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他的错”，他“只能做（他）所能做的事”。在布兰道看来，许多“经济杀手”都“像他一样”，“从事类似的活动”㉖，甚至对自然和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他不能干涉他们的活动，也不能改变社会现状和潜伏其中的不平等结构；因此，他拒绝承认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的毁坏负有任何责任。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痛苦，生态退化、群体苦难，对布兰道而言都是“视线之外的”，是隐形、沉默的慢暴力，即便这些图景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这表明了他的冷漠。
根据沃格尔的说法，匮乏超越维度的同一性使人冷漠。感染“铃木变种”病毒之前的小米，由于知识的匮乏，也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冷漠。
据说这些碎塑料会被回炉熔化、冷却、切粒后卖给沿海工厂，他们会将原料加工成各种价格低廉的塑料制品，大部分出口，销往全球，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用上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商品，报废或过时之后，又变成垃圾，运回中国，循环往复。
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小米觉得很奇妙。所以机器永远隆隆作响，工人永远忙碌不停。㉗
当时的小米无法意识到，是贪婪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导致了她的痛苦——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甚至最终导致她被危险的“铃木变种”病毒感染，变成一种“杀人怪物”；相反，她相信世界以一种“迷人而奇妙”的方式工作。
小米无法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危害，而发达国家的富裕居民也在经历这种认知失败。因果报应和封闭的圈子的概念经常出现在小说中，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退化和社会危机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壮观的生态破坏——慢暴力经年累月的结果——对富裕国家而言暂时是“在视线之外的”。小说中，危险的电子垃圾在包括硅屿的全球南方进行加工处理并转化为新产品，然后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富裕公民那里。这些进口商品的原材料中存在过多的有害物质，“发达”国家的富人不可能完全从“发展中”的穷人遭受的慢暴力中分离出来，尽管大多数富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贫穷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形成一个闭环，一同共享着生态威胁，这甚至可能延展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进入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愈加突出。2002年，荷兰气象科学家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的文章，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人类世”这一新地质历史时期。这一论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的认可，人类或至少部分人类“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地质因素/作用物，对于生物圈的影响较其他所有自然要素都更为剧烈”，这种剧烈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加剧。全人类都应该对目前的生态危机负责，但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裕群体应承担更重的责任。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指出，全球资本集团、金融权威和科技寡头所把持的不平等生产方式对自然造成的危害要比普罗大众带来的影响严重得多。但讽刺的是，它们却热衷于塑造一个唐·德里罗（Don Delillo）笔下的毒物四下弥散，“我”自视而不见的虚幻希望中。究其原因，可能是，当人类世生态危机到达极端，“有钱人（也）总有办法生存下去，至少可以多活几十年，甚至可以通过殖民外星继续生存”㉘。《暗合“道”妙——道家思想与人类世的理论和现实相关性》㉙中指出，人类世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逻各斯”（logos）源自希腊语“词语”一词，经过德里达、福柯的解构主义解读，扩展成为知识、学问、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一切确定的、标准性的、在某种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的统称。以逻各斯为中心，西方文明建构出一套庞大的权力话语体系。逻各斯及其统辖下的知识、学问、本质、上帝、理性等概念，以及逻各斯体现在世界和人际关系中的人类、发达国家、男性、异性恋等，占据符号圈的统治地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感受、感性、表象、自然、动物、发展中国家、女性、同性恋等则成为被贬斥的“他者”。全球化时代的气候和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人（尤其是发达国家富裕人口）与自然的关系失调，而更深的哲学根源则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迫观。在人类世的全球化时代，以人类中心主义和发达国家/白人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把人尤其是发达国家富裕白种人视为中心，贬抑自然、穷人和有色人种。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
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的破解之道在于生态整体主义。在王诺看来，生态整体主义追求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㉚。更广泛地讲，我们应该同时追求和注重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既不能从人类或者全球北方的角度压迫或轻视其他物种或全球南方，也不能反过来从其他物种或全球南方的视角敌视或压迫人类或全球北方。人类与万物，以及人类内部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和谐的，都有追求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没有谁比谁更高级的说法。
要实现这种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主张的相互平等与和谐，共情（empathy）行为至关重要。它既是将我们作为人类主体和社区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成分，又是一剂情感灵丹妙药，可以治疗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分歧和不满情绪，更可以紧密连接人与自然。当我们面对剥削、虐待和非公正问题的道德层面时，共情使“自我”感受、想象或体验“他者”的情感、认知和心理过程，这有助于增加以生物圈整体利益为重的环境利他倾向。因此，用更多共情来反对冷漠态度，是驳斥慢暴力的有力手段。在《荒潮》的高潮部分，硅屿企业与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最终引发后者的极度愤怒。在垃圾工人与企业打手对峙时，硅屿的本地富裕居民正遭受着台风和洪水的侵袭，垃圾工人领袖小米建议大家救人：
可我们救的不只是命，还有硅屿人被蒙蔽的灵魂。要是我们让自己充满仇恨，那他们就赢了。我们要让他们看清楚，我们不是制造污染的垃圾，也不是寄生在他们土地上的低等动物。我们是人，跟他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会怜悯，懂得同情，甚至可以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去救他们。㉛
垃圾工人们在小米的感召与带动下，积极救助陷入困境的所有硅屿人。这就是共情的作用。
在《荒潮》的尾声，硅屿政府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干预市场，要求企业以环保方式生产，并投入一部分的企业利润来救助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健康受损的工人。这些举措使硅屿更接近于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的目标。而现实世界中的情景也和小说尾声极为类似，2018年年初中国颁布了停止进口24类外国垃圾的法律规定，贵屿进行了产业升级，让垃圾回收工人在更能保障健康安全与劳工权益的环境中工作。这也表明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对抵抗慢暴力侵袭的重要意义。对于沃格尔来说，一种新的民主社会秩序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异化和不公。这是抵抗毒物殖民的最关键之处。
陈楸帆的《荒潮》通过对广东贵屿镇的社会现实进行夸张性推想，书写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慢暴力经年积累后的反乌托邦世界，揭露了有毒物质全球漂移的暴力本质与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表现了人类是毒物殖民的根本逻辑，从全尺度反思了世人对慢暴力与生态恶化的麻木冷漠与视而不见，并提出以共情反抗冷漠和不公的重要方案，也强调了从政治经济层面推动社会改革的意义。《荒潮》对生态退化的夸张性书写是激起读者生态敏感的重要手段，能够为读者敲响生态和社会危机的警钟，提醒我们慢暴力的“不可见”性质只是一时的。
一方面，正如《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中指明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内部，生态危机往往指的是那些让人惊心动魄的“灾难片景象”，或者那些奇观性的突发事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态暴力是一种慢暴力：发生缓慢、被排斥于主流的视线之外，弥散于时间与空间内部的暴力，其破坏性后果是经过长时间累积而生成。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体系内部，可能有生命与环境威胁的化工污染行业往往从欧美转移至第三世界，从城市中心转移至偏远地区，位居边缘地带的穷人身体成为这一慢暴力的直接承受者，成为“可弃置的生命”㉜而不被看见，这也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困境。
在全球性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剩余物被有意抛掷的今天，我们很难将环境与废弃物割裂开来。一个蓝色的星球，一抹绿色的自然，都化为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决然逝去。有毒废弃物、毒物身体的书写不只是暴力承受者书写创伤的方式，也是全球生活着的人与自然必须面对和相处的共同现实。有毒废弃物不只存在于被跨国资本与政治权力所抛弃的废弃之地，它可能弥散于世界的任何角落。然而，在跨国资本与政治的操控之下，无论是此刻倾倒在太平洋里的核污水，吴明益笔下的白色污染，抑或硅屿小镇里的有毒电子垃圾，其积累并缓慢发生的危险与背后的复杂利益网络往往被遮蔽，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不再有热度的话题和一则过了时效的新闻，而我们只能在文学作品的虚构和想象中去找寻它们存在的印记。就如同生态批评学者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以“毒物健忘症”（Poison amnesia）来描述现代人对日常毒素的“习以为常与健忘，并自以为保持了安全的距离”㉝。■
（华媛媛，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比较文化研究基地；张云帆，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
【注释】
①邹秀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将对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巨大风险》，荆楚网（2023年9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642689973713190&
wfr=spider&for=pc。
②Rob Nixon，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
③陈楸帆：《后记》，载《未来病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第298页。
④葛凯：《中国消费的崛起》，曹槟译，中信出版社，2011，第168页。
⑤⑥⑬⑮⑰⑱⑲⑳㉑㉓㉕㉖㉗㉛陈楸帆：《荒潮》，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第32、26、18、20、31、27、157、217、126、157、87、157、48、225页。
⑦Richard Maxwell and Toby Miller，Greening the Media.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39.
⑧⑨Thom Davies，“Slow violence and toxic geographies：‘Out of sight’to whom？”，EPC：Politics and Space，No. 2（2022）：414.415.
⑩Abrecht，Glenn A. Earth Emotions：New Words for a New World（2019）：54.
⑪Barasi，Leo.“Climate change apathy，not denial，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our planet”，The Guardian.18 Oct，2018.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oct/05/climate-change-apathy-not-denial-threat-planet.
⑫Steven Vogel，“On Nature and Alienation”. In Critical Ecologies：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Crises，edited by Andrew Biro.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230.
⑭蒋谨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主义发展观的生态批判》，《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2期。
⑯马军红：《美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怀旧书写研究》，华夏出版社，2022，第20页。
㉒Herbert Marcuse，“Ec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3，No. 3（1992）：29-38.
㉔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 5. New York：International，1976.
㉘Davis，Mike.“Preface”. Old Gods，New Enigmas：Marx’s Lost Theory. London：Verso，2018. iv-xxiv.
㉙华媛媛：《暗合“道”妙——道家思想与人类世的理论和现实相关性》，《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期。
㉚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
㉜Rob Nixon，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17.
㉝卢浩菊：《缓慢浩劫：每一个被毒物入侵的身体，都是一部权力与资本的历史》，界面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094520872128140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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