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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天津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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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景明,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著
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提到西方中国研究学术圈中流传的说法,研究苏联的学者往往因为不喜欢苏联而进入课题;相反,从事中国研究者则多因喜欢中国、中国文化。“我觉得,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和文化,那研究起来才有意思”,那是真的。他后来并爱上了一位中国女性,结为终身伴侣。他强调对历史必须有“同情的理解”。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即是“怀着温情与敬意”。用冷静的态度,写出一部有温度的家族史。
成为世家的洋女婿,并没有令他觉得坐拥独特的资源,可加利用。此时,周锡瑞专心研究太平天国。1987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九十年代初,他的岳父,农学家叶笃庄为居住在美国的外孙女写了一部自传,回忆童年的大家庭生活、求学、婚恋、事业。十八年的监禁未能夺其志。周锡瑞被深深打动,决定在妻子协助下,写写天津的这个大家族。
1995年春,他们来到叶家在安庆的“叶祠”。从远房亲戚处得到了1944年版的《叶氏族谱》。望族修谱本是传统,这部典型的“四旧”,幸而躲过“文革”劫难。族谱通常只扼要地记载本族的世系繁衍,除非有达官贵人才会书写他们的事迹。叶家正好有两位光宗耀祖的成员,晚清的官员叶坤厚、叶伯英。族谱内有两人十分详细的年谱。皇天不负有心人,周锡瑞后来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叶坤厚的二十卷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
书出版后周锡瑞接受传媒的采访,兴冲冲地谈到这些资料的发掘。我自己写长辈故事,花许多时间去辨认曾祖父、祖父、外公留下的著作、诗文、碑刻,请教熟悉古文的专家,过程令我叫苦连连。母语并非中文的周教授,从未听他抱怨。对他而言,困难就是挑战。
1994到1995年他们夫妇开始收集家族成员的资料,采访众位长辈,到他们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的学校查档案。叶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了父亲个人档案,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曾经对他们打开的个人档案柜,之后又被锁上了。口述史为本书添加了丰富内容,采访得以在他们健康、健谈的时候完成,实属幸运。从动念头到英文版2012年出版,一共花了二十年。这部书的出现,似偶然,又非偶然。
《叶》第一部分开篇第一节为“逃避长毛”,讲述了安庆这样一个“慵懒、保守、生活舒适的地方”,被太平军占据八年以后,仅留下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普通农民,工商人士都逃走了。百姓加入清军试图夺回城池,一次交战中曾有一万六千人丧生。叶家逃到山中避难两年,再也没有回去。当年我读的中学历史书上,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代表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虽败而荣。近二十年来各种研究指出这也是一场血腥的内乱,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令安徽省人口减少百分之六十,上千万人死于非命。叶家先人的经历与记述,立此存照。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读者“走到”官员朝拜的队列中,感同身受其处境。《叶》更进了不止一步。叶坤厚(1802-1889)留下的二十卷诗文中,不仅记载了他的日常,也表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细读这珍贵遗作,周锡瑞看到:“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观念。他们的治事中心是恢复和维护秩序。”看得出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小心地避免碰撞中国人的爱国心。他想回应“中国近代历史通常被描述成抵御西方侵略的历史”。对书中两位在内陆地区做官的主角,大规模的内乱才是最大威胁,对朝廷和百姓均如此。叶坤厚在河南平乱前后约十三年,平叛需要的费用得从农民那里去征集,赋税加速贫困,令一些人参加叛乱,恶性循环。
为写关于我祖父的文章,我去云南省档案局查了1932-1948年间他出任的各县档案,主要是与省政府来往的公文。我惊讶地发现,那时县里的工作就是两个重点,剿匪和禁烟。董时进写过一本非常棒的家族故事《两户人家》,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四川垫江农村。对农民而言,最大的威胁也是匪患。
研究妻子叶娃的两位先辈为官的一生,作者看到发扬儒家的仁慈是复兴时期清朝官员的长期责任,也就是施仁政,救贫疾苦,为孤儿寡母设立慈善机构,赈灾、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治民如治家,做官如做母。”达成理想的目标,谈何容易,为官者的困顿,乃至绝望,古今不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者避免落入家族资料隐恶扬善的陷阱,他计算两人的收入支出,指出他们从自己支配的政府项目款项中获利不少。那些深宅大院,古董书画哪里来?当然,他们也捐善款,建祠堂。这些善举平衡了他们的内心。
高祖叶伯英,官至清廷陕西巡抚。书中转述年谱上许多情节罕见而有趣,例如他为远道前来的目击证人成立等候讯问处,提供住宿饮食及医疗服务。还有他被慈禧、光绪接见后逐字逐句的记录。十岁的小皇帝对跪在面前的这位近六十岁的臣子说:“你到任后要破除情面,任劳任怨,督率属员尽心办理民事。”可怜的天才儿童。
叶家五兄弟
这所1904年由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学校,和大陆今天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异曲同工。学生来自上层,采用双语教学,许多老师是“海归”。南开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戏剧俱乐部,演讲比赛,学生社团,学生自办报纸。还有社会调查课,参观工厂、监狱回来写调查报告。体育是南开的强项,校篮球队“南开五虎”赢得全国冠军,暴得大名。周恩来便是南开的杰出校友之一。教育的宗旨兜兜转转一百多年,如今还在寻寻觅觅之中。
“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迅速地进入学校,最有吸引力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它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那么契合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负的现实,共产党的抗日口号令年轻人热血沸腾。“这种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学生走出课堂,到农村宣传抗日。与带着使命感参与救国的实际行动比起来,上课、考试太没意思了。”正值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时期,男女之间的倾慕,也成了推动彼此走向革命的动力,留在叶家兄弟美好的青春记忆之中。
抗战前夕,叶家五兄弟中,三人已经加入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连非常注重学业的叶笃正,也被卷入政治活动。我的姑妈当时就读昆明的名校南菁中学,和大陆许多城市的好学校一样,老师中不少共产党人。她高中毕业就到“山那边”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了。革命凯歌高唱的时代,那些呼吁学生要以学业为主,不应当卷入政治的声音,苍白无力。在高尚的目标感召之下参与革命的富家子弟,并没有因为备尝艰难困苦而退缩。叶笃义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被冤枉,被折磨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老年的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
新政权成立至1957年前,叶家五兄弟基本学以致用,各得其所。小孩一代的日子令人想起歌颂新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成年人虽受政治运动困扰,但在各自岗位上都能发挥所长。如果故事在这里打住,这个得天独厚,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多么令人羡慕。而现实中,幸福何其短暂,历史的列车驶入歧途,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甩将出去,跌得遍体鳞伤。叶家几兄弟都在其中。
讲述“反右”运动及“文革”中各人经历的两章,分别只三十多页,尽显作者功力。其中三百多字谈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后果,是对迄今相关研究最完善的总结(377页)。看1991年不再年轻的兄弟合照,一个个文质彬彬,气度不凡,苦难似乎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作者的岳父,农学家叶笃庄先生,在监禁中前后度过了十八年。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他都尽可能寻找个人的价值。他在狱中完成《物种起源》和《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的翻译。来自小家庭及大家庭的亲情,相濡以沫,心中不灭的信念支撑他们熬过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一个美国人,用这本书讲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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